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分析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分析【摘要】科学哲学与科学史是两个紧密相关但又独立的学科领域。
科学哲学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可以启示人们认识科学的本质与发展规律；而科学史也为科学哲学提供了大量案例和历史背景，帮助理解科学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二者相互补充，共同探讨科学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影响。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也存在一些争议和挑战，如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理论启示是否偏离实践，科学史对科学哲学的理论建构是否过于历史化等。
未来，需要深入探讨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互动关系，促进二者的共同发展，为科学研究提供更加深刻和全面的理解。
【关键词】科学哲学、科学史、关系分析、启示、影响、相互补充、共同研究领域、争议、发展、紧密联系、未来发展方向1. 引言1.1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重要性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对科学活动的深入理解和反思。
科学哲学通过对科学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哲学分析，帮助我们揭示科学知识的本质和可靠性，探索科学活动的意义和价值。
而科学史则通过对科学发展历程的考察和解释，揭示了科学知识的演变过程和科学家们的思想动态，帮助我们了解科学知识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
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结合，有助于我们深入探讨科学与社会、科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促进科学领域的跨学科交流和合作，推动科学思维和方法的革新和进步。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研究不仅对科学界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广大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具有重要启示作用，有助于提升我们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推动科学的可持续发展和应用。
1.2 研究背景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作为两个重要的学科领域，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
研究背景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逐渐形成为独立的学科，并开始各自发展。
科学哲学主要探讨科学的本质、方法和价值，以及科学研究的逻辑和哲学基础。
而科学史则致力于研究科学的发展过程、科学家的思想和实践，以及科学革命的历史背景。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社会对科学的需求不断增加，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研究变得愈发重要。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争论及其意义 ——兼评《西方科学的起源》
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科学史- 科学史总论: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争论及其意义——兼评《西方科学的起源》作者简介: 江晓原:江晓原(1955-)，男，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系教授文章来源: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01加入时间: 2008-03-03阅读次数：1580 次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争论及其意义——兼评《西方科学的起源》江晓原一、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之论战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在20世纪初年的一些著名中国学者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当然是没有科学的。
例如，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1922年冯友兰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用英文发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直到1944年竺可桢发表《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意见都是相同的。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定义问题。
在20世纪初那些最先提出中国为什么无科学这一问题的人士心目中，“科学”的定义是相当明确而一致的：“科学”是指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机构组织、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
上述诸人不约而同都使用这一定义。
这个定义实在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科学确实是西方来的。
事实上，在中国的传统语汇中，甚至就根本没有“科学”这样一个词。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却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了——因为许多学者极力主张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
于是“有”、“无”两派，各逞利辩，倒是使得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拓展。
90年代初《天学真原》出版后，逐渐被“无”派当作一把有用的兵刃，不时拿它向“有”派挥舞——因为此书用大量史料和分析，论证了中国古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这被认为在客观上从一个学科为“无”派提供了证据，并且还提供了新的论证思路。
另一方面，“有”派的论证“也有许多高招”：比如，先改变科学的定义，把科学定义成一种中国古代存在着的东西（至少是他们认为存在着的），然后断言中国古代有科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考博参考书-考博分数线-专业课真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考博参考书-考博分数线-专业课真题一、专业的设置北京大学哲学系共招生34人，系实行申请-考核制。
其中拟招收直博生15%，本校硕博连读生30%,笔试、面试各占50%。
二、招生专业及人数学科、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导师考试科目备注010108科学技术哲学1、科学哲学、科学传播学、科学思想史2、科学技术与社会、科技政策与管理刘华杰周程科学技术哲学（按方向选作导师题）三、导师介绍刘华杰：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教授，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博物学文化研究者。
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曾获霍英东奖、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台湾吴大猷科普佳作银签奖。
原来的兴趣在于非线性动力学的哲学、科学传播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近年来倡导复兴博物学周程，男，1964年2月出生，安徽枞阳人，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交叉科学系（科学技术基础论方向）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暨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校科学研究部副部长。
育明教育考博分校解析：考博如果能够提前联系导师的话，不论是在备考信息的获取，还是在复试的过程中，都会有极大的帮助，甚至是决定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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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是理论知识建立所需的载体，如何从参考书抓取核心书目，从核心书目中遴选出重点章节常考的考点，如何高效的研读参考书、建立参考书框架，如何灵活运用参考书中的知识内容来答题，是考生复习的第一阶段最需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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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科学史的一生——科恩生平及著述
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科学史- 科学史总论:献身科学史的一生——科恩生平及著述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2003年7月30日加入时间: 2003-07-30阅读次数：2868 次献身科学史的一生——科恩生平及著述刘兵2003年6月20日清晨，美国哈佛大学的科学史荣誉退休教授伯纳德·科恩（I. B. Cohen）逝世，享年89岁。
科恩在1914年出生在美国纽约，1933年进入哈佛大学求学，1937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学位。
直到1936年，美国哈佛大学才设立了科学史专业的博士学位，当时在那里执教的乔治·萨顿以当代科学史学科的奠基者而闻名，不过，萨顿一生中直接指导的科学史专业学生为数甚少，而科恩，则是仅有的两位在萨顿的直接指导下获得科学史博士学位的学生之一。
实际上，当科恩于1947年获得科学史的博士学位时，他也是美国本土培养的第一位科学史博士学位获得者。
在萨顿之后，他也曾多年负责编辑由萨顿创立的科学史权威刊物《ISIS》。
从1942年起，他就开始了在哈佛大学的任教生涯，此后，他一直在哈佛大学工作，于1977年成为维克多·托马斯教席教授，1966年，在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建立过程中，科恩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其科学史的研究中，科恩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特别是对17－18世纪物理学发展，以及美国科学的兴起有着深入的研究。
他曾出版有《新物理学的诞生》、《牛顿的自然哲学》、《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科学》、《相互作用：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某些接触》、《科学中的革命》等多种重要著作。
据说，就在他逝世的一周之前，还刚刚寄出了一部关于数字的手稿。
但在其著作中，他本人最为看重的，是其历时15年翻译而成的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英译本。
就科学史的组织活动来说，科恩也一直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曾担任美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协会主席、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的第一任副会长（1961－1968）和会长（1968－1971），以及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等职务。
我的研究倾向与规划
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科学史- 科学史总论:我的研究倾向与规划文章来源: 吴国盛编《科学思想史指南》（四川教育1994）加入时间: 2004-03-10阅读次数：2477 次我的研究倾向与规划柯瓦雷从我的研究伊始，我便为人类思想，尤其是最高级形式的人类思想的统一性的信念所激励。
在我看来，将哲学思想史与宗教思想史分离成为相互隔绝的部门似乎是不可能的，前者总渗透着后者，或为了借鉴，或为了对抗。
这种信念在转化成为研究的原则后，被证明对于中世纪和近代思想的理解颇富成效，即对于象斯宾诺莎的哲学这样表面上看来缺乏宗教意向的哲学也是如此。
但事情还得进一步。
我很快就相信信忽略科学思想结构的研究也同样的不可能。
科学思想以及由其决定的世界观的影响不仅出现在诸如笛卡尔或莱布尼茨这些明显依赖科学的体系中，而且也出现在那些似乎与这类考虑颇为疏远的学说，诸如神秘主义学说中。
思想，如果它成其为一个体系，总暗含着一种世界图象甚或观念，并相对于此决定自己的位置：不参照由哥白尼创立的新宇宙论，严格的说，波墨#Z0ＪａｃｏｂＢｏｅｈｍｅ（１５７５－１６２４）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其思想影响了后来的德国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译者注$#z的神秘主义就不可理解。
这种考虑把我引向，或毋宁说，引回到科学思想史的研究。
开始，我专注于天文学史，后来，我的研究集中在物理学和数学的历史上。
ｐｈｙｓｉｃａｃｏｅｌｅｓｔｉｓ（天的物理学）和ｐｈｙｓｉｃａ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ｓ（地的物理学）在近代初期建立的愈来愈密切的联系是近代科学的渊源。
科学思想的演化，至少在我所研究的那段时期中，也不自成一体，而是恰恰相反，非常紧密地与超科学的（ｔｒａｎ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ｑｕｅ）思想，哲学的、形而上学、宗教的思想相联系。
哥白尼天文学不仅带来了“轮”的一种新的、更经济的排列，而且也带来了一种新世界图景和对于存在的一种新感受：太阳被转移至世界的中心，表达了光的形而上学的复兴，地球被升至星辰的行列－－Ｔｅｒｒａｅｓｔｓｔｅｌｌａｎｏｂｉｌｉｓ（地球是高贵的星辰），库萨的尼古拉就曾这样说过。
北京大学哲学系介绍
北京大学哲学系始建于1912 年，1914 正式招生，是我国高等学校中最早成立的哲学系。
创建之初为北大文科哲学门，亦称“ 中国哲学门” ，1919 年更名为哲学系。
历史上，著名学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熊十力、唐钺、邓以蜇、汤用彤、梁漱溟、金岳霖、冯友兰、宗白华、朱光潜、冯定、陈康、贺麟、沈有鼎、洪谦、张岱年、胡世华等先后在这里执教，培养了数代中国最优秀的哲学家，使这里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的摇篮。
1937 年，由于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哲学系随校内迁，在云南昆明与清华、南开的相关科系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
抗战胜利后，1946 年北大复校，哲学系也随校北上，恢复为北大哲学系。
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部分高校哲学骨干教师汇入哲学系，进一步壮大了哲学系的阵容。
1978 年，心理学专业从哲学系分出，独立成为心理学系。
1978 年以来，哲学系在改革开放的环境里快速发展，学科门类逐步完备，教师配备渐趋合理，图书资料日益丰富，科研条件极大改善。
1981 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美学成为第一批博士学位授权点。
1988 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三个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1994 年起列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1998 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在哲学的全部8 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1999 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立哲学学科博士后流动站。
2002 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美学等四个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由于学科发展的需要，1995 年9 月宗教学由原来与哲学、逻辑学并列的专业独立成系。
按照一种新的办学模式，宗教学系与哲学系联体运作，以求协力发展。
90 年来，哲学系共培养了8000 余名毕业生，其中有张申府、冯友兰、孙本文、罗常培、顾颉刚、杨晦、潘菽、朱自清、朱谦之、牟宗三、何其芳、胡世华这样的大学者，也有邓中夏这样的革命志士，还有各行各业的大批骨干力量。
北大科学技术史专业考博真题解析复习资料考试内容参考书-育明考考博
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史专业考博考试内容复习资料-育明考博一、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史专业考博考试内容分析（育明考博辅导中心)专业招生人数初审复试内容071200科学技术史2014年1人2015年1人申请—考核制1、笔试100分科学思想史、数学史2、面试100分个人科研经历和成果介绍、对拟从事研究领域的了解和看法、本人拟进行的研究工作设想及理由等育明考博辅导中心张老师解析：1、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史专业考博的报录比平均在8:1左右（竞争较激烈）2、本专业有2个研究方向：01.科学思想史02.数学史3、同等学力考生须加试报考专业两门硕士专业学位课程和哲学。
4、2016年北京大学实行“申请—考核制”，没有提供雅思、托福等英语成绩等级证明的同学，需要参加“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英语水平考试”。
5、复试总成绩计算方法：笔试、面试各占50%，任意一项不合格不予录取。
育明教育考博分校针对北京大学科学技术史专业考博开设的辅导课程有：考博英语课程班·专业课课程班·视频班·复试保过班·高端协议班。
每年专业课课程班的平均通过率都在80%以上。
根植育明学校从2006年开始积累的深厚高校资源，整合利用历届育明优秀学员的成功经验与高分资料，为每一位学员构建考博成功的基础保障。
（北京大学哲学系考博资料获取、课程咨询育明教育张老师叩叩：柒柒贰陆，柒捌，伍叁柒）二、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招生人数及报考统计（育明考博课程中心）年份招生方式及人数公开招考报名人数报录比复试分数线2013年公开招考（34人）306人9:1外语>=45笔试>=60 2014年公开招考（34人）272人8:12015年公开招考（34人）265人8:1育明考博辅导中心张老师解析：1、此表格不包含：国学院、儒藏、高研院、儒学院2、北大哲学系共有9个博士招生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史，各专业之间报录比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北大哲学系课程表
北大哲学系课程表哲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中国哲学史（上）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1)中国哲学史（下）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2)西方哲学史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现代西方哲学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现代中国哲学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伦理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Ethics宗教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Religious Studies美学原理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s形而上学Metaphysics知识论Epistemology科学哲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Science逻辑导论Introduction to Logic哈佛大学哲学系课程表（一）概况（1）哈佛大学哲学系现有教师21人，其中访问教授7人，教师流动性较大，每年有一定的变化。
以下为现任教师：Richard Moran（系主任）、Kit Fine（纽约大学访问教授）、Anthony S. Gillies（助理教授）、Peter Godfrey-Smith（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教授）、Warren Goldfarb （专业首席指导教师）、Richard G. Heck、Frances Kamm、Peter Koellner（助理教授）、Niko Kolodny（助理教授）、Christine M. Korsgaard、Michael G. Martin（伦敦大学访问教授）、Véronique Munoz-Dardé（伦敦大学访问教授）、Derek Parfit（牛津大学访问教授）、Charles D.Parsons、Donald P. Rutherford（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访问教授）、Thomas M. Scanlon、Amartya Sen（Lamont大学教授）、Susanna Siegel（助理教授）、Alison Simmons、Gisela Striker （研究生研究指导教师）、Raphael G. Woolf（助理教授）（2）在2002年的布莱克威尔的《哲学评价报告》（The Philosophical Gourmet Report）中，哈佛大学哲学系在美国高校中居第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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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医学人文精神缺失的反思历史上医学是最具人文精神传统的一门科学，然而，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在享受医学技术提供服务的同时，却对医学的非人性化趋势提出越来越多的批评。
文章认为在医学技术迅猛发展背景下兴起的技术至善主义是导致医学人文传统断裂的主要原因，然而，随着疾病谱的变化和医学模式的转换，医学需要人文关怀的呼声已开始被医学界重视。
但是，人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医学技术与人文关怀两者既不可或缺也不能相互替代，而需要保持一种平衡和必要的张力。
关键词：医学；人文精神20世纪医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医疗保健事业。
现代医学已成为囊括探索生命奥秘、防治疾病、增进健康、缓解病痛的一个庞大的综合体系。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人类在享受现代医学技术提供日益增多的保健服务的同时，人们却对医学的非人性化趋势产生疑惑并提出越来越多的批评，呼唤重新审视医学的目的和价值，期盼医学人文关怀传统的复兴。
一、医学人文精神：传统的断裂由于医学的目的是救治在病痛中挣扎、饱受躯体疾患和精神痛楚折磨的病人，因此，医生除了应具备有用而必要的知识之外，"还应当具有优秀哲学家的一切品质：利他主义，热心、谦虚、冷静的判断、沉着、果断、不迷信。
" 自古以来，医学就一直被认为是最具人文传统的一门学科，医生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
在中国古代，医学被称为"仁术"，医生被誉为"仁爱之士"，行医治病、施药济人被认为是施仁爱于他人的理想途径之一。
在西方，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认为"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
强调人体的整体性、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古代东西方医学思想的共同特征，古代医生在治病过程中并不囿于有病部位的治疗，而是主张机体的整体性康复。
他们相信"人体是由其本身的各个部分的一致而又交流着的知觉环构成的，当其中任何一部分受到侵袭时，整个身体都可能受到影响。
......因此即使人的很小部分受伤，全身就感到疼痛，因为各部分是相互联系的。
" 所以，医生不仅应当注意有病部位的治疗，而且也应当关爱病人。
病人躯体上的不适往往也导致精神上的痛楚，更何况疾病有时被视为上苍对人类不良行为的惩戒，病人从而遭受到躯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所以医生舒缓病人的精神压力也有益于躯体疾病的康复。
古代医生强调对医疗技术的热爱与对病人的热爱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相信医术的目的就是解除病人的痛苦，或者至少减轻病人的痛苦。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们缺乏有效的治疗和缓解病痛的手段，于是他们在竭力为病人寻求治疗和缓解病痛的措施的同时，更注重对待病人的态度和行为方式，通过对病人的同情、关心、安慰等，给予病人情感的关照。
医学人文精神传统不仅在医生的治疗活动中延续，也凝结成稳固地体现慈善、博爱精神的医学建制--医院。
在医学史上，无论中外，医院的兴起无不与仁爱、照顾和关怀相关。
古罗马时期的一位慈善家，为护理贫病交加的患者，变卖了自己的财产，创办了第一家医院。
我国北宋时期文学家苏轼，在疫病流行期间，为照顾无家可归的病人，创办了"安乐病坊"。
还有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医院"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兴办的"普通医院"，都以照顾和医治贫困病人为己任，充溢着人道主义的关爱之情。
20世纪以前的医学，在疾病诊治方面的能力十分有限，即便是在医院，也只不过是一种规范化的照顾程序。
在20世纪，医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代化医院里装备了各种诊断仪器和设备：从X射线、心电图、电镜、内窥镜、示踪仪、超声诊断仪，到自动生化分析仪、CT扫描、正电子摄影（PET）、核磁共振成象（MRI）。
医生们凭借这些仪器设备能准确、动态、自动地诊断、分析疾病原因和机体的功能变化。
肾透析机、心肺机、起搏器、人工脏器等在临床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化学药物、器官移植、生殖技术、介入性治疗等提供了多种有效治疗手段。
不断涌现的现代化诊断、治疗技术将医生的注意力从关注病人吸引到寻找致病原因、分析偏离正常值的数据、发现细胞或分子的结构和功能变化上。
为了更准确、有效地诊治疾病，按疾病的不同位置或类型分类的临床专科和亚专科纷纷建立，在此病人被简化为因机体的某一部位损伤或功能失常需要修理和更换零件的生命机器。
为了便于现代化医院的管理，病人的姓名也被半军事化的番号所取代，病人的个性化被疾病分类的统一化所溶解。
医学专业化的发展导致了医疗保健程序的分解，在现代医学的词汇中病人一词被分解为病因、病原、症状、体征等单个的词素，病人的痛苦被转化为检验单上的数值和各类影像图片。
于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病人就这样逐渐地在现代医学诊疗过程中被逐渐消解了。
尽管对病人的关照依然被提及，但那已是现代医学技术范畴之外的事情了。
医学中的人文精神在现代科学技术洪流的冲刷下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二、技术至善主义：医学的异化20世纪以前，医学技术的进展是相当缓慢的，医生们凭借有限的药物和实践中摸索的经验，为病人解决力所能及的问题。
在20世纪，这种局面发生了更本性的变化，医学不仅获得了消灭、控制疾病的武器，而且还掌握了操纵生命的密码。
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形成的"技术至善论"将人们锁定在医学"能做，必须做"的雄心勃勃的幻想中：人类可以消除一切病痛、人的所有器官都象机器的零件一样损坏后可以更换。
新技术对医生的行为和医患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不断更新的诊疗技术导致了医生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实验室，而不是在病人床边聆听病人的陈述和与病人交谈。
医生更加关注的躯体问题而忽视病人的情感，因为躯体问题能被测量，情感问题则不能，而且医生们相信如果躯体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简而言之，现代医学试图以技术去消解医学的非技术维度。
现代化医院的环境也似乎很难有助于重视精神的价值。
日常工作由机械性的拨号、按钮和计算机统治着，所有操作都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
诊断治疗的机械化、自动化、计算机化使医生远离病人的非技术接触，导致了医疗程序的非人格化、装配线化、超市化。
死亡被看作是分子的瓦解，疾病被看作是细胞或分子结构和功能的异常。
医院的操作程序很少关注病人的感觉，这或许应归结为尚未发明出对恐惧、苦恼和不悦检验的有效仪器。
由于时间就是金钱，那么，在提高效率的名义下，给予病人个人的时间被压缩到最少。
在强大时间压力下，面对候诊室外排满病人而感到精疲力竭的医务人员不可能是同情的来源。
此外，还有医学发展本身未料到的后果：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由于药物或诊断治疗过程而导致的疾病的增加。
重视药物治疗，轻视其它控制疾病环节的管理，导致人们把全部信赖寄托在依靠药物和手术治疗上，以致于造成以药物保障健康的现代迷信。
美国有人报道，有30～40％的手术是不该做的。
在成千上万种药物中，确切有效的仅占10％，可有可无的占30％，根本无效的占60％。
英国的类似研究表明确实有效的药物只占15％。
盲目地依靠诊断仪器数据而不全面询问、检查病人也导致了临床误诊率的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张扬技术至善主义背后的潜在动力是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
毫无疑问，高技术将带来高利润，在此医学界与药厂和生物技术公司分享共同的喜悦。
自从十年前开始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以来，基因治疗的功效被广泛鼓吹，但在数百个基因治疗试验中，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例毫不含糊地证明具有临床疗效。
尽管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探索并非坦途，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甚至失败的代价，然而也应当警惕高技术的负面影响，警惕一些不切实际的承诺会对所有关注这一领域的人们产生的消极作用，并导致做出有悖于科学、患者和社会最好利益的决策。
令人不安的是，这种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客观性缺乏，不仅牵涉到个人，也牵涉到学术机构。
例如在2000年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基因治疗者们，先治治自己》的社论。
社论的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医学教授、前任美国人类基因学会(ASHG)主席Leon E．Rosenberg。
他对于最近广为报道的几起基因治疗试验中患者死亡的事故极为关注，并且对于基因治疗中的急功近利，以及诱导公众对基因治疗产生过高期望的倾向提出警告。
虽然我们不能由此全盘否定基因治疗这一临床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但它提醒我们应当以更严格的科学态度来审视它。
我们还应当看到，目前某些倍受推崇的"高技术"其实既不高明也不高效，或许只是费用高额而已。
美国著名医学家刘易斯称之为"半吊子技术"(halfway technology)，如冠状动脉搭桥术后常出现再狭窄，病人的生活质量也不高，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PICA)也是如此，此外还有重症监护病房（ICU）中那躺在病床上戴着人工呼吸器、身上插满各种管道的濒死病人。
美国学者报告，他们的卫生经费有一半用于挽救仅存活半年的病人身上，而目前尚有4000万人，特别是其中一半以上是儿童，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
由此可见，医疗费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与生命存活时间成正比，但并不一定能有效地改善生命质量和健康状况。
临床医学强调广泛而昂贵的治疗虽然挽救了某些危重病人的生命，延缓了死亡的进程，但并不能根本解决健康问题。
随着时间的进展，人们开始认识到，单纯无条件地依靠医疗技术来保护和延长生命是有欠缺的，这种脱离了病人去治疗疾病，将病人视为"肉体物质"或"生命机器"的倾向，可能导致医疗保健的畸形发展，给病人和社会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
医学的异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专科化消解了整体性的人，技术化忽略了人的心理，市场化漠视人的情感。
如何解决发展高新技术与适宜技术之间的矛盾；协调关心病人与治疗疾病之间的矛盾成为现代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医学人文关怀：急切的呼唤尽管医学在20世纪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当下人们对医学技术进步的回应却是"做的越好感受越坏"。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不再盲目乐观地为医学技术的成功而摇旗呐喊。
人们开始关注人工肾、心脏移植等高技术应用带来的稀有卫生资源分配的公正问题，开始担忧试管婴儿、脑死亡标准产生的负面效应，开始对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发展的不良后果出现恐惧，对医疗保健非人格化倾向的表示不满，对不堪重负的医疗费用和卫生资源分配不公提出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通过发展医学技术来提高和改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的承诺感到失望，对于现代医疗保健制度的效益和公正性提出怀疑。
有学者指出："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
" 也有学者感到，"正如我们不相信军火工业的目的是保卫国家安全一样，我们也难以相信医药保健产业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