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三种范式

陶东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陶东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在中国的学术思想语境中，“大众文化”这个词常常有很大的歧义，这是因为早在193 0年代，就有“左”翼领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出现过“大众化”、“大众文艺”、“大众文化”等术语。

但是它与诞生于1980年代的“大众文化”意义完全不同。

简要地说，19 30年代左翼的“大众文化”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的一部分，它没有商业色彩，也不是由商业性的文化工业机构利用高科技媒介技术批量生产的，它受到的影响来自当时的苏联普罗文化；而1980年代出现的“大众文化”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它恰恰是对起源于1930年代，极盛于文革时期的“革命大众文化”的否定，并明显受到港台地区和西方国家大众文化（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话说是“文化工业”）的影响。

但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学术界没有对两者进行明确的区分。

在我发表于1993年的文章《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中，对于“大众文化”进行了这样的界定：大众文化是“商业化的、批量生产的、以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电子传播媒介传播的、娱乐性消费文化”。

[1] 这个界定已经比较接近西方学术界由法兰克福学派确立的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概念。

在发表于199 5年的《官方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妥协与互渗——89后中国文化的一种审视》一文中，我对“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商业性大众文化”、“革命性大众文化”等概念进行了区分。

该文指出：“民间文化”（folk culture）主要是前现代社会的非官方文化类型，主要存在于农村，是人民自己创造的文化，它还没有被纳入商业化、工业化的文化工业生产体系；而“大众文化”则仅仅是与现代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相伴随并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手段制作的具有商品消费特点的市民文化形态。

关于“商业性大众文化”（commercialized mass culture）与“革命性大众文化”（r evolutionary mass culture），文章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所谓“大众化”、“大众文艺”、“大众文化”等文化运动和文化类型，这种革命性的大众文化（群众文化）包括30、40年代的那些快板书、街头剧、顺口溜等，还包括赵树里的小说、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50年代的新民歌等通俗文学艺术。

这些作品同样具有流传广、文本简易通俗等特点，但却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的商业化、追求利润、感官刺激的色彩。

它是革命文化的一种类型。

[2]本文考察的“文化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不包括革命的大众文化，而是特指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市场规律由工业产业部门产生和传播、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消费文化形态。

也就是说，本文考察的“大众文化”的特点是：第一、它并不是在任何社会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都可能出现的通俗文化类型，而是专指工业化社会才出现的商业文化形态；其次，它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传播手段，因而其传播的范围是任何前工业化时期的民间文化或通俗文化不能比拟的；第三、它具有突出的感性愉悦性，它是世俗的而不是神圣的，目的在于满足现代大众的休闲娱乐需要。

一、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就目前检索到的资料看，中国大陆知识界对于大众文化的集中批判，大约开始于90年代初期，[3]而西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则是应用得最早、最普遍的范式。

首先使用这个范式的可能正是上面提到我本人的《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一文。

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对于大众文化的抽象的审美批评与道德批评，没有特别针对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我自己后来对此有所反省，详下）。

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大众文化提供的是一种虚假满足并使人们丧失现实感与批判性，从而有利于维护极权统治；大众文化的文本是贫困的（机械复制的、平面化的、没有深度的、缺乏独创性的）；大众文化的观众（大众）是没有积极性批判性的，他们不能对于文本进行积极的、选择性的阅读（可以概括为：虚假满足论、文本贫困论、读者白痴论）。

这种大众文化批评的基本立场、研究角度和判断标准，在后来立足“人文精神”、借用西方批判理论的大众文化研究中，基本上得到了延续。

但是把批判理论范式专门指向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在当时，主要是针对王朔的所谓“痞子文学”）的并形成很大影响的，是开始于1993年的“人文精神”讨论。

1990年代初期，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其重要标志是通俗连续剧《渴望》的播出及其惊人的流行程度），与此几乎同时，出现了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

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流行的重要语境。

“人文精神”并不是一个新词。

比如在现代新儒家的著作中，已经有中国文化主人文精神，西方文化主宗教精神之说；[4] 但是，“人文精神”的话题引发大陆文化界热烈关注则是在1990年代，更准确地说是从1993年下半年的事情。

最先是王晓明等人在《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上发表对话《旷野上的废墟》。

这个对话的矛头所向主要是文学创作中的所谓“痞子化”倾向（尤其是王朔），讨论范围基本限于文学，但也包含了“大众文化”。

到了1994年上半年《读书》的那一组“人文精神寻思录”问世，“人文精神”的论域进一步拓展到了整个文化道德与人文科学领域，其矛头所向扩大到了1990年代社会文化转型的方方面面，但核心还是文化的世俗化、市场化、商品化等，实际上也就是广义的大众文化。

这样的语境中出现的“人文精神”讨论，不仅与新儒家的“人文精神”论不同，而且也与西方文艺复兴以降的“人文主义”迥异。

在把“人文精神”的讨论语境化（contextua lization）的时候，1993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

众所周知，1993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经一段时间的停滞以后，重新起步并以变化了的方式发展的一年（其直接动力是1992年底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相应地，中国社会的世俗化、商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这一世俗化潮流在文化界的表现，就是被称为痞子文人的王朔等所谓“后知识分子”的大红大紫、各种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的兴盛，以及文人下海、演员走穴等文化领域的商业化、文人的商人化倾向。

所以，世俗化与大众文化是引发“人文精神”讨论的最直接原因。

这样，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世俗化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相比，中国知识分子90年代提出的“人文精神”则是针对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的，其核心是以终极关怀、宗教精神拒斥世俗诉求，用道德理想主义与审美主义拒斥大众文化与文艺的市场化、实用化与商品化。

这个精英主义、道德理想主义与审美主义的批判取向一直是中国大陆大众文化批判的主流，而它的西方理论资源则是法兰克福学派与存在主义、现代主义等。

[5]除了直接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那些人以外，借用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与道德批判的文章还很多，这里仅举尹鸿的《大众文化时代的批判意识》和《为人文精神守望：当代大众文化批评导论》为例。

[6] 这两篇文章都花费相当多的篇幅引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是运用法兰克福理论批评中国大众文化的代表性文本。

文章认为：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根本变化，民众经久不衰的政治热情开始退潮，而消费主义观念开始渗透到文化中。

于是中国主流文化开始出现了一个巨大转折，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或是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文化，都被挤出了文化舞台的中心。

那些五彩缤纷但却昙花一现的文化“快餐”几乎垄断了中国的文化市场，以宣泄和释放为目的的消费文化铺天盖地，“这一切，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

”它“标志了中国文化从政治、启蒙文化向娱乐文化的转变。

”[7]文章总结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特征——在功能上是游戏性的娱乐文化；在生产方式上是文化工业集中生产；在文本上是一种无深度的平面文化——无疑是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支配性影响，并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大众文化出现的特殊语境以及它的特殊的政治和文化功能。

文章重点批判的大众文化的三大弊端——提供的是虚假满足，把主体滞留在一种表演性的快感中，而遗忘了意义和生存本身；大众文化的“非现实性”的本质往往会误导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从而解除人们对现实的判断和实践能力；大众文化的复制性生产方式消解了审美理想——几乎是在复制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

很明显，这种对于大众文化的尺度是“人文精神”倡导者的大众文化观的延续与体系化。

直至今天，“人文精神”的这个批评范式在延续。

[8]这样的道德批判与审美批评体现了中国人文学者的使命感与忧患意识，特别是这些文章发表在世纪之交，中国的大众文化已经显出众多的弊端且形成了对于精英文化的巨大挤压，其政治与文化功能已经不同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前期。

但是它所存在的问题是：1、机械套用西方的批判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而没有充分顾及中国本身的社会历史环境并从中提出问题、理解问题，缺乏历史的眼光。

比如：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众文化与90年代以后的大众文化有什么区别？中国大众文化的“负面效果”是否有更加特殊的原因（比如官方的干预，中国市民社会的不成熟），这些问题基本没有得到认真的考虑；2、从精英文化的标准来衡量大众文化，结果是难深入到大众文化的文本特征内部去，常常只是重复精英文化的标准或者为大众文化增加“不堪承受之重”。

[9]我们无论如何评价大众文化，都不能希望它表现所谓“终极关怀”或体现先锋艺术的那种独创性；3、抽象的道德批判与审美批判常常不能切入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没有能够结合具体的中国语境分析中国大众文化的特殊政治功能。

其中的批判主体是一个弘扬抽象的“人文精神”的、抽象大写的“人”（人类），而不是特定的阶级、时代、民族脉络里的人（小写）。

在许多援引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来批判大众文化的文章中，经常可以见到“人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的终极关怀”是什么等非常抽象的追问，见到“人”、“人生”、“文化”、“理想”等宏大而又飘忽的词语。

这点与“新左派”大众文化批判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如果说“新左派”的突出的是阶级分析与政治学分析的优先性（详下），那么，中国版的批判理论则明显流于抽象的文化主义、道德主义与审美主义。

其实，尽管国内的一些学者批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已经从“真枪实弹”的社会革命退化到“在文化的脂肪上挠痒痒”[10]，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不承认：相比于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批判，前者的分析还是扎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的，而不是文化主义、审美主义的。

也即是说，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是把文化工业的一系列特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产体系的必然结果来分析的。

在《启蒙辩证法》中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作者首先批评了单纯从技术角度解释大众文化的雷同与机械复制的方法，指出：“技术用来获得支持社会的基础，正是那些支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