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

关于《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前言：1993年夏，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争论。不久，他又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后续文章《如果不是文明，那是什么？》。1996年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又对他的理论进行了更深入、更系统的阐述。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要以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展开，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按照他的划分，目前世界上有7种或8种文明，即中华文明(起初亨廷顿称之为“儒教文明”，但在成书时，他认为称“中华文明”更准确。)、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在亨廷顿看来，中华文明(实际上指中国)和伊斯兰文明(主要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同西方的基督

教文明有很大的差异性，而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由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以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间冲突引

起的。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用一个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世界冲突的原因，即世界文明的冲突。其主题是文化和文化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

分裂和冲突模式。围绕着“文明“这一中心，亨廷顿先是介绍了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成为两极化，世界被分裂为三个部分。一个由美国领导的最富裕和民主的社会集团，同一个与苏联联合和受它领导的略微贫穷一些的集团展开了竞争，同时参加竞争的还有这两个阵营以外的由那些贫穷的、缺少政治稳定性的、新近独立的、宣称是不结盟的国家构成的集团。亨廷顿对比了历史上和现在的文明，将文明划分为7个范式，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提出并分析了“普世文明”、西方化与现代化，论证了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

接着，亨廷顿通过西方的权力、文化、政治衰落及伊斯兰教、亚洲经济、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对比了变动中的文明力量，表明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这造成了穆斯林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一般都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

随着这种文明力量的不断变化（西方的逐渐衰落，亚洲、伊斯兰教的不断强大），世界上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文明秩序：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进行着政治、经济上的合作；以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但一些国家仍在

在寻找文化认同，以融入有共同文化的集团；各国围绕着他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

伴随着秩序的形成，各个集团乃至国家，为了维护其自己的利益，亦或是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引发冲突。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区域层面的断层线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战争产生了“亲缘国家的集结”和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并因此引起核心国家努力制止这些战争。

那么，冲突的结果及世界的未来又是怎么样的呢？普世文明终将不会存在。西方的生存依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对西方的认同，以及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做独特的而不是普世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明，应对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员以维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在不同地区的意识形态下，世界仍会是一个多种文明组成的世界。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基本的逻辑是，美苏双方在意识形态（资本主义vs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形成两大国家集团，而两大国家集团之间相互对立冲突。但在历史告诉我们两大集团的冲突并非一定就是源于意识形态的不同，更多的时候也涉及到“人口”、“领土”等利益和权力问题。国家形成不同的文明集团，只不过在文明的冲突里，维

系集团的纽带是文明，而不是意识形态。而各个文明集团之间围绕着文明、宗教产生的差异而斗争，但也并不仅仅为此而斗争。与冷战时期的国家集团一样，文明集团的斗争也要围绕着利益和权力而展开。其实明显地可以看到，在《文明的冲突》中，尽管亨廷顿极力强调文明差异对国际政治关系的重要性，但在他的逻辑中，文明最重要的作用只是将国家按照文明划分为不同的集团——基本的国际政治行为体，而文明的差异则仅仅是国家集团斗争冲突的一部分理由。

文明的冲突，从狭义上讲，即文化的冲突，文化就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的反映。那么文明的冲突，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冲突。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由此来看，世界上各个地区、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引发的战争。当然，围绕着宗教、人口、资源的冲突也广泛存在着。但归根结底，源于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个地区、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会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是政治上的日益不平等，那些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为了更好的维护其既得利益，在国际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就会充当世界警察（正如当下的美国，打着人权的幌子，实际上是为了石油资源，入侵伊拉克），对其他一些国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限制，而与这些主权受到侵犯的国家在

经济上有联系的国家，此时就会站出来反对，呼吁国际对前者的制裁，但这种呼吁是否有人理睬，就完全取决于前者的经济是否强大或者是这些发出呼吁的国家经济发展到底怎

么样。举个例子，如在70年代，新中国国力还不是很强大的时候，对于中东战争，倘若中国对以色列的行为呼吁国际制裁时，联合国未必会作出反应，西方也必定不怎么理睬，亦或是只有口头上的一个敷衍。但在今天，再出现类似战争，随着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中国再呼吁国际制裁其行为时，西方国家一定会尤为重视，坐在谈判桌前谈判。虽然这只是一个假设，但这个假设的模式一定存在并且已经产生过作用。在未来的世界，各国的冲突的根本原因依然是经济原因。经济的发展状况在世界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书中，亨廷顿对宗教做了一个很深切透彻的分析和说明，尤以伊斯兰教为例。在新的世界秩序的形成中，对于一个地区和种族来说，有一个核心国家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缺少核心国家是伊斯兰内部和外部普遍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在共同的伊斯兰文化背景下，伊斯兰国家为什么没有文化认同而在内部也不断发生冲突呢？究其原因，还是在其内部没有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能够担当起领导伊斯兰教国家的任务。沙特阿拉伯，伊拉克这些国家虽然石油资源丰富，但其经济发展比较单一，而石油又是不可再生资源，因此，其经济并不能确保会

一直持续发展下去，这些国家自然也就担当不起领导伊斯兰世界的重任。伊斯兰国家与外界的冲突，确实也可以说是其文化、社会意识的不同引起的，但更是因为以领土、资源、人口为表象的的经济发展而引起的冲突。冲突在此是由于文化的不认同，而文化的不认同又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我认为伊斯兰教国家内部或者是与外部的冲突、战争，其根源仍是有经济的发展而引起的。

亨廷顿在书中的后半部分虚拟了一场“全球战争”，提出战争的导火索是中国因经济迅速发展而军力急剧增长，以至更强硬地宣布自己拥有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权，并为此而与越南发生冲突，先是进行海战，继而出动地面部队占领越南大片领土。还提出日本变中立立场为亲中立场，按照中国旨意行事，追随中国参与战争。其实，这一假设根本不成立，亨廷顿在这一点上，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他分析了文化导致冲突，但对中日文化了解并不深，他的分析仍然是从其自己本国利益及其本国的社会意识进行分析预测的。中日文化很相近，但又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中国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民族，以和为贵，一直崇尚着和谐和满足，没有太多的扩张占领欲望。但日本则不同，由于国土狭小，资源贫乏，人口众多，日本一直在寻求机会，渴望占领更多的领土，获取更

多的资源。近代历史上，日本曾对中国发动过两次大规模的非正义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中日关系亲善的可能性不大，日本的军国主义带有侵略扩张性，与中国的以和为贵有很大冲突，因此，日本不会按照中国旨意参战的，更有可能的是日本借着战争之机，大发战争财。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理性的杰作，思想开阔、想象丰富、发人深省，它将使我们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亨廷顿以其丰富的知识、理性的思考，向我们客观地分析了未来世界引发各国战争和冲突的原因——文化的冲突。但我们也应看到，亨廷顿以“文明”为范式立说，在诸文明中又特别强调文明因素，实际上它是以“文明——宗教——种族”三位一体的，其实，重点在于种族模式。但是，亨廷顿不愿意多谈也不敢多谈，因为这在当下的美国是一个很敏感又充满危险的话题。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有多名族组成的国家，随着发展，美国的种族、族群意识也越来越强烈，从肤色上就能看出。再加上源源不断地大量移民，美利坚文化到底又能存在多久？这是亨廷顿的担忧，也是美国众多学者的担忧。总而言之，亨廷顿提出“西方文明”，是为了团结西方力量，维护其国家的统一，避免以后由于其他文明国家的发展，西方逐渐衰落。这未尝不也体现了他的深深爱国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