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发展史简述

中国陶瓷发展史简述

陶瓷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同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实践紧密相连的。

大约在70万年以前的原始时代，人们就发现，将泥巴晾干后加火一烧就变得坚硬起来，而且可以做成各种形状用来盛水，放食物等等，这便是陶器产生的初始。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做斗争的新的一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从我国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在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１１７００多年的悠久历史。1977年在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村发现的陶器经碳十四测定距今约8千年，同时在河北武安县磁山也发现同时期的文化遗址。距今７０００多年的仰韶文化彩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它是在陶器未烧以前就画在陶坯上，烧成后彩纹固定在器物表面不易脱落。有的在彩绘之前，先涂上一层白色陶衣，使彩绘花纹更为鲜明。彩陶花纹主要是花卉图案和几何形图案，也有少数动物纹。几何形图案主要有：弦纹、网纹、锯齿纹、三角纹、方格纹、垂幛纹、旋涡纹、圆圈纹、波折纹、宽带纹，并有月亮、太阳、北斗星等纹样。动物纹样，常见的有鱼纹、鸟纹、蛙纹等。兽纹较多的是猪纹、狗纹和鹿纹，有的奔驰，有的站立。这些动物形象的出现，反映出当时的渔猎在原始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人物纹样较少见，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出一件陶钵，其口沿内壁上画有三组跳舞的人群，五人一组，舞人动作整齐，姿态优美，精美异常。植物纹样，在距今68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陶器上，发现有稻麦粒、枝叶、花瓣，甚至有些已概括成为几何形体，并和几何形纹混和在一起构成纹样，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别有一番情趣。距今６０００多年的大汶口文化红陶和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的黑陶与白陶。其中黑陶的烧成温度达1000度左右，有细泥、泥质和夹砂三种，尤以细泥薄壁黑陶制作水平最高，有“黑如漆、薄如纸”的美称。这种黑陶的陶土经过淘洗，轮制，胎壁厚仅0.5-1毫米，再经打磨，烧成后漆黑光亮，有“蛋壳陶”之称，表现出惊人的技巧，饮誉中外。这时期的黑陶以素面磨光的最多，带纹饰的较少，有弦纹、划纹、镂孔等几种。白陶是指表里和胎质都呈白色的一种陶器。它是用瓷土或高岭土烧制成的，烧成温度在1000度左右。白陶基本上都是手制，以后也逐步采用泥条盘制和轮制。白陶器出现于龙山文化晚期，商代，青铜器的制作成就辉煌，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仍以灰陶为主。当时已有专门烧制泥质灰陶和专门烧制泥质夹砂灰陶的不同作坊。但到后期，白陶和印纹硬陶有很大发展，尤以白陶最为精美。纹饰采用青铜器的艺术特点，装饰华丽，弥足珍贵。灰陶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斐李岗文化遗址中已经出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都有一定数量的灰陶，特别是用于蒸煮的器皿，多为夹砂灰陶。

到夏代（二里头文化早期）灰陶和夹砂陶则占据主要位置。同时，商代还出现了用高岭土作胎施青色釉的原始瓷器。西周以后，陶器种类繁多，除生活器皿之外，还有砖瓦、陶俑及建筑明器等。这个时期是印纹硬陶发展的兴盛时期，其胎质原料根据化学组成分析，基本接近原始青瓷。因印纹硬陶所用原料含铁量较高，胎色较深，多呈紫褐、红褐、黄褐和灰褐色。印纹硬陶坚固耐用，绝大多数是贮盛器。商代印纹硬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有发现。西周至战国时期印纹硬陶主要盛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南方的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等地。

到战国、秦汉时期，用陶俑、陶兽、陶明器随葬已成习俗。因此，制陶业更加繁荣。近年在西安发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在陕西咸阳，江苏徐州发现的西汉时期兵马俑，其造型之精，阵容之宏伟，为世界所罕有。汉代，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厚葬风气在民间普遍盛行，制陶业大量烧造陶明器用以随葬。这时，战国时期出现的彩绘陶器得到

发展，釉陶也普遍应用。

汉代出现了一种在釉料中加入助熔剂——铅的釉陶，又称“铅釉陶”。铅釉陶的制作成功，是汉代制陶工艺的杰出成就。釉料中加入铅，可以降低釉的熔点，还可使釉面增加亮度，平正光滑，使铁、铜着色剂呈现美丽的绿、黄、褐等色，绿釉为最多，绿如翡翠，光彩照人。墓葬中出土的铅釉陶器表面，有时会出现一层银白色光泽，有人误称为“银釉”。根据考古工作者的科学研究发现，“银釉”形成的原因是由于釉面长期受潮，釉层表面析出多层次的沉积物，在光线的折射下，产生的银白光泽。唐代的唐三彩即属铅釉陶器，采用高岭土胎，施彩釉烧制而成。到了宋代，瓷器的生产迅猛发展，制陶业趋于没落，但是有些特殊的陶器品种仍然具有独特的魅力。如宋、辽时代的三彩器、明、清至今的紫砂壶和广东石湾的陶塑等，都别具一格且倍受人们所赞赏。然而陶器终究是文明初级阶段的低级产品，它本身存在的缺陷注定了它逐渐被历史淘汰的命运。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移，人们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再次发现，原来某种特定的泥巴经过高温烧造以后，就会变得更加坚硬、细腻、漂亮和实用，于是瓷器也就应运而生了。瓷器是我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勤劳智慧的中国先民们不断总结，不断创新，不断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和创造，写下了前所未有的光辉灿烂的篇章，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历史文献看，西汉马王堆出土的木简中，已经有了“瓷”字；而晋代的许慎在《说文》中对瓷字还做了具体解释，说瓷是“瓦之坚者也”。但对瓷的起源，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和现代科学手段之用于瓷器研究，目前商周起源论已占压倒的优势。由于瓷器的坚固耐用，洁净美观，不易腐蚀，又远比金、银、铜、玉、漆器造价低廉，且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因而发展迅速，很容易便成为了人们物质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早在３０００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原始青瓷。因此可以说，瓷器的产生是陶瓷制作工艺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如下三个条件具备时，从陶器工艺中就发展创造出瓷器来。一是有富含绢云母的瓷石为胎坯原料，二是窑炉的砌筑技术能够把窑床温度提高到1300度，也就是龙窑的发明与运用，三是草木灰釉的发展。这三个条件在距今1800年前的东汉时期，便已经基本达到成熟期，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因为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碓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大大提高。这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