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冯梦龙编辑的《广笑府》兼及中国古代笑话的编辑

三、《广笑府》的编辑史意义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定文学思潮（审美思潮）的 “物化”。笑话之类的民间文学因其源自民间，所以更 为直接、更为广泛地体现出当时的社会思潮、文学思 潮。《广笑府》对“假、丑、恶”的嘲笑和对生命僵化 笨拙行为的调侃，也肯定了对“真善美”和生命灵动的 追求，表现出一种诙谐幽默的精神，而这些又让人感受 到明朝中后期浪漫洪流那股提倡“性灵”的清新气息、。 《广笑府》为冯梦龙所编，冯梦龙还编有《笑府》《古 今谭概》等笑话，这些也仅是明朝中后期笑话中的一部 分。明朝中后期，如李贽、徐渭、钟惺等人都撰辑过笑 话。所以单就此而言，如果说明朝中后期诸如公安派抒 “性灵”的诗文、“主情”的戏曲和拟话本是在那股浪 漫洪流中凸显出的醒目的“礁石”，那么，这些笑话应 是那些“礁石”下面的底盘和暗沙。 无疑，包括冯梦龙辑撰的笑话在内的明朝笑话也仅 是中国蔚然大观的笑话中的一部分。自中国的第一部 笑话集——三国时魏国邯郸淳编撰的《笑林》开始，中 国笑话走上独立的发展历程，它以和传诗文迥异的“另 类”姿态，以短小的篇幅体现出中国文学发展某一方面 的特点，折射出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特点。产生于 三国时魏国邯郸淳的《笑林》背后隐藏着许多必然的因 素。魏晋时代，是人解放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人从汉代经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重新将目光移向人的 自身，对人的生命情感、形体、言行、道德作重新的审 视。如果说，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是对气实在是新官贪婪、丑的 本性的自然流露。《厕吏》篇中那位“遇物必取”的官 吏则毫不含糊地表示，如果他当厕吏，总有方法使有钱 人、没钱人为上厕所而向他行贿。《直走横行》篇中的 军官则理直气壮地向新官索取财物。这些官吏都是在贪 得无厌本性驱使下口出“不羁之语”。假如说前面曾提 到的假秀才、劣教师之类怕出丑、怕羞，还多少顾及一 般的人情物理和社会规范，那么，那些贪婪的官吏已是 不知丑，不遮丑，顾不得一般人情物理了。他们口出
开某某的遮羞布，戳穿某某的西洋镜，让他出丑，给人 家笑。”可见，丑的东西要遮丑，而遮丑的伎俩被揭穿 后又露出丑的本质时，就会令人发笑。《广笑府》卷一 的《假儒》篇中，富家子弟粗陋却偏要装成秀才，被县 官揭开面纱，露出丑态，还因为假秀才挨了一顿打，弓１ 人发笑。同一卷《落山落水》篇中，不学无术的教师怕 在客人面前出丑，老是要遮丑，客人却有意让他出丑。 自然，我们也会同客人一道来笑笑那位“劣教师”。还 有卷九《右军之后》篇中的会稽假冒王羲之后代的姓王 者，《矫揉不安贫》篇中的穷人都可以说是假秀才、劣 教师的“志同道合”者。他们这类人或以不聪明为聪
化——心理或民族性格，中国入很少有真正彻底的悲观
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于此而言，那些
笑话对“假丑恶”的蔑视、嘲笑和讽刺，不也折射出中 国文化精神主张“真善美”、追求生命灵动、主张灵活 变通这一基本倾向吗？在笑话的诙谐调侃中，不也折射 出中国人乐观幽默的性格吗？这，也许就是作为文学的 “另类”——包话《广笑府》在内的笑话的意义吧！翰
笑话，是文学中的“另类”。在这类作品中，不会有 “志深而笔长，慷慨而多气”的喟叹，也不会有“安得猛 士兮守四方”之类豪情的抒发，有的只是对生活近乎原生 态的记录，对日常生活中趣事的诙谐调侃。读者读罢也不 会因之击节而歌，只是会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明代冯梦 龙编辑的笑话集《广笑府》就是这“另类”中的一种。读 《广笑府》也真的会令人“广开笑府”。 “嘻嘻”一笑，脸上挂的笑容都是相同的，可引人 发笑的事物是多样的。在生活中，有这样一句话： “揭
参考文献：
［１］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Ｈ］．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作者单位：广东警官学院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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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冯梦龙编辑的《广笑府》兼及中国古代笑话的编辑
二、
《广笑府》的思想内容
至于封建社会的官史，压迫和剥削人民是他们永久 不变的天性，他们总是人民的“衣食父母官”，《广 笑府》中的笑话也不忘给他们留下一席之地。如官箴类
笑话引人发笑，但是如果没有包含深刻的社会内 容，它只会使人们的笑流向庸俗和浅薄。同样，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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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笑府》中的笑话只是让我们笑，没有包括深刻的社 会内容，那么它对我们的意义也甚为寥寥。很明显， 《广笑府》中的笑话并非如此。《广笑府》的序言清楚 地说，要笑巢父、伯夷、许由等圣人；要笑孔子的道学 文章，老子的道家和张道陵的道教，释迦牟尼、达摩的 佛教。它在编排的体制上分为儒箴、方外、口腹、风 怀、贪吞等几大类。在儒箴中笑儒生的浅薄（《玉堆 宫》）、假斯文（《秀才抢胙》）；在官箴中笑官吏的 贪得无厌（《坏了一州》《厕吏》）和搅民扰民（《官 府下乡》）。方外一类主要是笑道士的贪财（《道士包 醮》）和道术的骗人（《不请客》）以及佛禅的玄虚； 而在风怀、贪吞等类则笑那些有病态怪僻的人如吝啬鬼 （《死后不赊》）、吹牛者（《且只说嘴巴》）。在这 里，如果承认《广笑府》中笑话的编排不是出于随意， 并且不因为笑话短小的篇幅而对它有任何偏见的话，那 么，套用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旬质朴的话语，可以 看到这些笑话的时代和社会的烙印。 《广笑府》编辑于明代，明代采用八股取士，大批 皓首穷经的儒生和大批不学无术、附庸风雅的儒士就是 这一政策的直接产物。这些儒者迂腐，不务世事，不学 无术，附庸风雅，总在日常生活中丑态百出，为世人所 笑。《广笑府》儒箴一类对儒士们的嘲笑正是对此类社 会现象的反映。 明代中后期，上层统治者学信道教，当时有许多重大 事件都与道教有一定的联系。如严嵩父子因善写道教的青 词而备受皇帝的信赖，明光宗时的红丸案也与道教有关， 所以，明朝中后期社会有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特点，中国土 生土长的道教终于有了一次“扬眉吐气”的机会。《广笑 府》方外类的笑话嘲笑了道士、方士骗人的鬼把戏，也反 映出当时道士、方士到处招摇撞骗风气的盛行。 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因素萌芽，商品经济意 识渐浓，人与人的关系也趋向功利化，金钱在社会生 活中显示出无比的威力。《广笑府》卷七《有钱者生》 篇就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在封建社会的没落时 期，Ｆｔ趋浓厚的商品意识和封建私有制的结合又极为容 易产生出社会的一种怪胎——嗜财如命如《死后不赊》 《一钱莫求》篇中的吝啬鬼，或者是浅薄的暴发户如卷 八《暴富》中的暴富者。那种嗜财如命的吝啬鬼在文学 中不断地“积累”和发展，到清朝中期，《儒林外史》 中的严监生在文学史中便有了标志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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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冯梦龙 《广笑府》 笑话乐感文化精神
一、
《广笑府》笑话的喜剧性
明，或以不富有为富有，在遮遮掩掩过程中，终露出丑 态。当他们虚伪的本性被识破，露出丑的“真面目” 时，人们就会会心一笑。 那些要遮丑偏又出丑的人引人发笑，人们需要绕过 弯来才觉得他们好笑。即人们要揭开他们的遮羞布，花 工夫识别他们的虚伪本性后，才觉得他们好笑。在《广 笑府》中，还有另一种人引人发笑。这种人的可笑不是 因为他们怕出丑、遮丑。恰恰相反，他们无意掩饰自己 的丑。他们极丑的本性决定他们言行举止惊世骇俗的荒 唐背理，丑态百出，与正常人的常态和一般的人情物理 严重矛盾，引人发笑。卷二《新官赴任问例》篇中的新 官得知最起码要三年才能大贪时，竟叹日： “教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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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羁”之语，使自己的言行举止与一般人情事理、社 会规范极度的矛盾，为人所笑。可以同这类“不羁”的 贪官相媲美的还有卷四《道士包醮》篇中要包揽斋事、 土工等活和做一条龙全程服务的道士，卷七《死后不 赊》篇中死后卖身都不肯赊账的吝啬鬼等人。总之，这 些人丑得坦白和直率，人们一看到他们就径直地笑，不 像对假秀才、劣教师之类，要揭开他们的遮羞布，还需 要费一些工夫。 《广笑府》中还有一种人引人发笑。他们引人笑并 不是因为他们丑的本质，而是因为他们笨拙的言行和天 真的思想。如卷八《性刚》篇中轮流换班与路人对峙的 父子，《易怒》篇中见戴毡帽者不服而病者，他们的可 笑就在于他们笨拙的行为。而《较岁》篇中的夫妻俩， 卷六《坠轿底》篇中的新娘，卷二《下公文》篇中的与 马赛跑者则是因为他们的天真的思想。他们对事物间的 联系仅做一加一简单的机械式的推断，从而引人发笑。 柏格森《笑论》说： “一切可笑都起于灵活的事物变成
呆板，生动的举止化成机械式。”用这句话来概括《性 刚》《易怒》《较岁》等篇中的人物的可笑性是最好不 过的了。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着生气的贯注，生气 的贯注又体现为特有的生命活动和灵活变通的思想。当 人某时的言行、思想与生命活动不一致时，即出现呆板 的行为和僵化的观点，就为别人所笑，显然，此类人的 可笑不同于前面所说到的假秀才、贪官之类的可笑。假 秀才、贪官之类的可笑是因为他们的丑与人情事理相矛 盾，而笨拙行为的可笑是因为人的行为与自己生命活动 的不协调。 笑话引人发笑，不仅因为可笑事物的本身，还在于 它运用了许多艺术方法，增了笑的强度。《广笑府》 的笑话也是如此。卷五《藕如船》《井中鱼》《且只说 嘴巴》等篇中就运用了夸张的方法，极端地突出了藕、 鱼、人的某一特点，使这些事物悖于常态，凸显出笑话 可笑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卷四《不语禅》篇、卷五《热 茶》篇运用错位的方法、主客相互问答但答非所问，在 错位中揭示了禅宗玄虚的可笑和调侃了乡下人的紧张。 而卷五《秋蝉》《酸酒》、卷十一《六干兵散》等篇中 则运用了递进的方法，将吝啬的主人、蛮横的店主和自 私的勋臣等人丑的本性层层剥现出来，使人们的笑声也 递进式地增加。
笑话中增加了明末清初在刀口下的金圣叹高呼“不亦快 哉”的逸事型笑话，还增加了为迎合市民低级趣味而沦 为黄色书刊附庸的笑话。 另外，稍微注意笑话的编撰者，我们就会发现 笑话的编辑者或是文学史上名不见经传的，或是隐姓 埋名的，或是文学史上的异端，如苏轼（著《艾子杂 说》）、李贽（著《山中一夕话》）、冯梦龙、徐渭 （著《谐史》）、唐寅、袁枚（著《子不语》）等人。 正是他们，在诗文占正统地位的条件下，以极大的勇 气，以于不同于正统诗文的“另类”形式记录下了中国 人长期被“诗者，持也”“文以载道”“温柔敦厚”等 术语掩盖着的另一种文化精神和民族心理。李泽厚先 生曾在《浅谈中国的智慧》一文中表达过这么一个意 思： “乐感文化精神是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成为一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