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教育思想

黄宗羲教育思想黄宗羲是中国17世纪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杰出的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他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培育了清代浙东学派，提出了具有近代色彩的民主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黄宗羲(1610一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学者尊称梨洲先生。

浙江绍兴府余姚县黄竹浦(今浙江余姚市明伟乡)人。

黄宗羲17岁便担负起了教育两个弟弟的责任。

即使在抗清武装斗争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讲学，教授历算、乐律等知识。

康熙二年(1663年)四月，他应石门吕留良之邀，设馆于吕氏祖居友芳园梅花阁，教授吕留良的子侄及其友好子弟，历时4年；康熙六年九月，他与姜希辙等重新恢复绍兴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同张应鳌等“共主教事”。

在黄宗羲的教育实践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两次：一是康熙七年(1668年)三月，在宁波创建并主讲证人书院，前后长达8年，培养学生有姓名可考者60余人，其中高足18位，奠定了清代浙东学派的基础，培育了主张经世致用和擅长史学的学术风格。

二是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应邀到海宁主持讲席，历时5年，培养学生20余人，对清初浙西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康熙二十八年，黄宗羲已80高龄，仍还兴致勃勃，“会讲于(余姚)姚江书院”。

黄宗羲讲学时间之长，成就学生之多，足以表明他是当时一位大教育家。

在坚持讲学活动的同时，黄宗羲还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并在诸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首推《明夷待访录》的撰写和《明儒学案》的编著。

前者成书于康熙二年。

在书中，他猛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集中阐发了民主启蒙思想，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著名论点，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被称为是“一部划时代的民主主义思想专著”。

后者编成于康熙十五年以后，共62卷，对明朝270多年的儒学，尤其是王学的发展演变状况，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部学术思想史专著。

黄宗羲的著作甚丰，共有112种，约有1300卷，2000万字。

现流传下来的计有55种，1077卷。

前人编有《梨洲遗著汇刊》，今人编有《黄梨洲文集》和《黄·宗羲全集》。

主要教育著作有《明夷待访录》中《学校》、《取士上》、《取士下》三篇，以及《留别海昌同学序》、《广师说》、《续师说》等。

二、“公其非是于学校”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应具有培养人才改进社会风俗的职能，而且还应该议论国家政事，“公其非是于学校”，这是他对于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独特贡献，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辉。

“公其非是于学校”思想的基本精神，在于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改变国家政事之是非标准由天子一人决断的专制局面。

这是对中国古代关于学校职能理论的创新，反映了他要求国家决策民主化的强烈愿望。

这种性质的学校，究其实已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议会相近。

可以说，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思想”，也是近代议会思想的萌芽。

这样，学校集讲学和议政于一身，既是培养人才，传递学术文化的机构，又是监督政府，议论政事利弊的场所。

黄宗羲的上述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反对封建教育起了启蒙作用。

三、“取士八法”在中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与取士制度紧密相联。

取士制度对于人才考核的具体内容、方式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了学校教育对于人才的培养。

因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紧接着《学校篇》之后，专设《取士》上、下两篇，集中论述了取士问题。

黄宗羲他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危害，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科举盛而学术衰”。

士人在富贵利禄的引诱下，以研读时文为获取名利的捷径，而摒弃经、史、古文以及兵、农、礼、乐等“切于民生日用”之学，造成了学术的衰落。

第二，“举一先生以废百”。

科举驱使士人在学习内容上局限于时文，而且在思想上也邛艮以一先生之言，非是则为离经畔道”。

士人为自己的“仕宦之途”计，当然不敢标新立异，而唯“一先生之言”是从。

结果扼杀士人独立思考，禁锢他们自由思想。

第三，“陷溺人心”，败坏学风。

科举制度使士人“富贵熏心”，读书求学，只不过是获得功名禄位的一种手段。

一旦侥幸登第，便认为目的已达，“读书之事毕矣”。

同时士人为了获取功名禄位，竟以“偷窃为工夫，浮词为堂奥”，摹仿、盲从之学风盛行。

黄宗羲对于科举制度的批判，不仅切中时弊，而且站在经世致用，要求独立思考和自由思想的高度，这就使他的批判具有时代精神，超越了他的先辈。

揭露和批判科举制度，目的是为了改革取士制度。

黄宗羲提出了8种选拔人才的方法，即所谓“取士八法”。

其主要内容是：1．科举之法科举制度经过改革，仍可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法。

可以效仿朱熹的建议，考试分为经、子、史、时务策四场，突出经学、诸子学和史学的地位，重视应试者的独立见解，强调对录取者的使用要严加考核。

总之，其基本精神是重在选拔经世济时之才。

2．荐举之法规定每年各郡荐举1人，列为待诏，先由宰相以国家疑难之事问之，根据其所答，再由廷臣反复诘难。

若能自理其说，则“量才官之；或假之职事，观其所效而后官之”。

若被荐者是“庸下之材”，则坚决淘汰，推荐者要坐罪。

若被荐者道德高尚，才能出众，则不拘常规，破格重用，推荐者亦受重赏。

希望通过地方推荐与中央考核相结合，选拔所需要的人才。

3．太学之法太学生“积岁月累试”，根据成绩分为三等：上等者同进士，由宰相直接分配至中央各部衙门任职；中等者不经乡试，直接参加礼部会试；下等者罢归乡里。

此法旨在把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相结合，学生学行优劣与他们的前途直接联系。

4．任子之法规定凡六品以上官员子弟年满15岁者，皆入州县学，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年满15岁者，皆入太学，若肄业15年而学无所成，俱退学。

根据父辈品秩，决定其子弟进不同等级的学校，黄宗羲用这种方法的基本思想，一是为了防止官员利用特权在人才选拔中的请托舞弊行为，二是为了改变“公卿之子不论其贤否而仕之”的弊病。

因此，其积极意义仍不应忽视。

5．郡县佐之法各郡县设置户、礼、兵、工、刑、吏六曹，经提学官考试，选拔郡县学生员中学行高等者，分别担任六曹职务。

凡三次考核均合格者，升贡太学肄业，其才能尤著者，直接补选为中央六部衙门官吏。

反之，若实绩平庸者，则罢免。

6．辟召之法凡宰相、六部、方镇及各省巡抚，皆可自辟属吏，“试以职事”，如其在实际工作中，确实表现出显著才能，则上报朝廷正式委任。

此法也重在考察人的实际才能。

7．绝学之法所谓绝学，是指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等为极少数人专门掌握的自然科学技术知识。

要求各郡县将上述有关专门人才上报朝廷，“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

才能平庸者，则罢归。

可见，它意在选拔各类科学技术人才。

8．上书之法上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或出现大奸，朝廷群臣都不敢言，而在野者却敢于上书直言，“则当处于谏职”。

另一种是所进览的著作确实学术水平很高，足以传业，“则与登第者一体出身”。

此法旨在选拔关心国家大事，且能刚正不阿，仗义执言的政论人才，以及有较高造诣的学术人才。

黄宗羲针对当时科举制度的弊病，总结了历史上关于人才选拔的各种成功经验，提出了8种人才选拔的方法，集中反映了他注意把人才选拔与培养紧密结合；重视人才的实际才能；强调应采用多种方法和途径来选拔人才，对人才需严加考核等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个较为深刻的人才思想成果，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四、论教育内容黄宗羲关于教育内容的思想，具有广泛、实用的特点。

具体包括经学、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四部分内容。

(一)“学必原本于经术”黄宗羲重视经学的学习，认为学问必须以经学为根底，求学者首先应当通经。

他说：“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

”又指出“受业者必先穷经”，“以经术为渊源”。

在实际教学中，他把经学列为最基本的教学内容。

如此重视经学的传授，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他认为经学能够经国济世。

这是他经世致用思想在教育内容上的反映。

其次，是为了改变当时空疏浅薄的学风。

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敝”。

士人或者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或者“袭语录之糟粕”，而“不以六经为根柢”。

他认为强调学习经学，可以改变这种学风。

(二)“不为迂儒，必兼读史”黄宗羲在强调学经学的同时，还重视向学生传授史学。

他说：“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

不为迂儒，必兼读史。

”因此，在他的学生中出现了像万斯同这样的史学大师，以甬上证人书院学生为基础而形成的清代浙东学派，也具有擅长史学的特点，这些都与他将史学列为重要教育内容密切有关。

黄宗羲重视史学的传授，认为史学具有经世致用的意义，学习历史，可以从“古今治乱”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显来世”。

他还主张学习和研究历史，必须重视史实，强调广泛搜集史料；要重视志和表的作用；提出“以诗补史之阙”等。

这些都是他长期从事史学教学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注意。

(三)教授诗文除经学、史学之外，诗文也是黄宗羲教授的重要内容。

同时，根据他长期教学经验，对于如何教授诗文，提出如下主张。

首先，必须有浓厚的兴趣。

其次，反对模仿，提倡独创。

再次，为文要情理交融。

最后，必须兼通经史百家之学。

否则，任凭怎样跟从名人“章参句炼”，也写不出好诗。

黄宗羲的上述主张，对于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四)传授天文、数学、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黄宗羲精研天文、数学、地理、乐律等，曾撰有《授时历故》、《西历假如》等天文类著作10种，《圆解》、《割圆八线解》等数学类著作6种，《今水经》、《四明山志》等地理类著作5种，以及《律吕新义》乐律著作一种。

向学生传授天文、数学、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是黄宗羲关于教育内容的一个显著特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将天文、数学、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列为重要的教育内容，既是对中国古代科技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受到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知识的影响，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对教育所提出的新要求。

他不仅开清代“浙人研冶西洋天算之风气”，而且还开清代浙人传授西洋历算之先河。

五、关于教学思想黄宗羲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认真吸取前人的优秀成果，不断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教学思想。

主要有以下三点：(一)力学致知在人的知识来源问题上，黄宗羲虽然存在着“天地万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穷理”即“穷心”的王学思想残余，但其基本的方面则是主张躬行实践以求知，力学致知。

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一生勤奋好学，并且老而弥坚，“年逾六十，尚嗜学不止，每寒夜身拥组被，以双足置土炉上，余膏荧荧，执一卷危坐。

暑月，则以麻帷蔽体，置小灯帷外，翻书隔光，每至丙夜。

”甚至行年八十，仍手不释卷。

黄宗羲自己好学如此，正是他主张力学致知最有力的证据，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二)学贵适用黄宗羲提出了“学贵适用”的思想。

明确认为求学贵在适于实用，只有学问与事功相结合，学用一致，方是真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