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tology的含义及翻译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的意义及翻译作者：邹诗鹏近年来，Ontology问题复又成为学界的热点研究领域，问题仍然集中于如何理解和翻译Ontology，大多数的意见认为应当放弃“本体”及“本体论”，而选择“存在”及“存在论”，或者干脆就是“是”及“是论”。

但到底是“存在”及“存在论”，还是“是”及“是论”(“是态论”)，则形成了争论的焦点。

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反映了学界对于西方学术研习的质量要求，同时也表现了学界对于中西方文化在根源上是否能够形成沟通的困惑与思考。

一、Ontology及其复杂的汉译问题存在论(Ontology)是哲学的核心领域。

顾名思义，存在论即关于“存在”的理论，是关于存在是什么以及存在如何存在的理论。

存在论虽然是在17世纪才由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命名并由沃尔夫加以完善并从理论上系统化，但就存在论这一学问而言，则是早已由古希腊哲学确定了其基本框架及理论内容的。

事实上，存在论本身就是古希腊哲学的主题形态。

不过，Ontology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理论体系。

对于不断追求理论超越的西方哲学传统而言，后世的西方哲学显然有理由构造与古希腊哲学的“Ontology”有所突破甚或根本不同的Ontology结构。

Ontology的复杂性从词源角度说源于其核心概念toon(tobe)在西方思想演进中的复杂性，从本质上说则是源于哲学家们不同的哲学观念，这种状况必然导致人们对Ontology的不同理解。

特别是，由于Ontology在文化传播中与异文化传统及其语言习惯的冲突、融汇与涵化，从而使得在西方哲学那里本就十分复杂的Ontology的异文化翻译显得更为复杂。

Ontology的汉译就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近百年来，Ontology先后被译为“物性学”“万有学”(卫礼贤)、“实体论”(陈大年)、“本体学”(常守义)、“万有论”(陈康)、“凡有论”、“至有论”(张君劢)、“存有论”(唐君毅)、“有根论”(张岱年)，“是论”(陈康、汪子嵩、王太庆等)以及“是态论”(陈康)等等。

这些不同的译法按照toon(tobe)的不同理解大体可归为三类：一是从“存在”说确定Ontology；二是以“有”来解释Ontology；三是从“是”本身来规定Ontology。

从某种程度上说，上述三种分类基本上反映出了西方Ontology理论的三类典型。

大体说来，巴门尼德、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古希腊哲学所关注的恐怕主要还是系词意义上的“是”，因而那时的存在论主要应看成是“是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所思考的则是存在论状态，因而译为“有论”及“存有论”似更合理一些；至于海德格尔等现代哲学家们则是试图从生存论意义上揭示并敞开“存在”(sein，简称“在”)，因而他所追求的是一个较传统哲学的Ontology来说更为“原始”或“基础”的“存在论”。

尽管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哲学传统及哲学观，从而有理由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存在论这一概念，但存在论在古希腊哲学中的本来相对确定的论阈规定还是值得重视的，它至少可以使我们获得一种进入并反省存在论的基本样式。

Ontology的核心范畴即希腊语on，on则是希腊语eimi的中性分词形式，eimi乃希腊语中单数第一人称的系词，相当于英语“Iam”，意为“依靠自己的力量能运动、生活和存在”。

就本义而言，on应译为“是”，因此，从“是论”(及“是态论”)的角度理解“存在论”(Ontology)虽然不太符合中文的构词法及用语习惯，但就内涵而言，却更符合西方哲学存在论之追求判断与逻辑可靠性的理论本性。

Ontology 译为“是论”自然有足够的理由，但如此一个拗口的译法却没有呈现Ontology的汉语语境，在汉语中，“存在”或“有”显然较“是”更有根源性和底蕴。

从这个意义上，包括海外华人学界在内的汉语言学术界习惯于用“本体论”、“存在论”、“有论”、“存有论”、“万有论”、“有根论”来译Ontology自有语言上的考虑，一概否定显然不妥。

Ontology的最常见并已经形成相应语言习惯的汉译仍然是“本体论”。

不过，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不应该把Ontology 译为“本体论”。

其原因一是因为在汉语中“本体”的含义是指“本来的状态及状况”，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在成就了系统的存在论学说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研究其十范畴之首的ousiology更有理由称之为“本体论”。

用“存在论”来译Ontology大体上是一个较为公允并符合汉语言表达的译法。

不过，如下两点似应引起特别注意：第一，“存在论”中的“存在”(toon、tobe)须与所谓“存在主义哲学”中的existence区别开，习惯上把existence译为“存在”及“实存”都是不合适的，“存在”应当较existence更根源并更具超验性。

第二，除表达existence外，在汉语习惯表达中“是”的分词形式being经常也译为“存在”，不过这种用法同样大大限制了“存在”的“存在论”内涵，因而，当把toon(tobe)惯常地译为“存在”或“在”时，还须从语义及义理上将它“还原”为“是”。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存在论”来称谓Ontology，但其核心范畴还是应当确定为“是”。

二、“是”(To ON)当作何解?什么是存在?实际上追问的是“是”(toon,tobe)本身，追问的是这一“是”是如何“是起来”的。

在根源的意义上，存在论实际上先行地将一切具体存在物以及所指“悬置”起来，而先追问形成实体间关联的判断、即“是”本身是如何可能的?追问显然又是基于一个实有的“是”而不是否定这一“是”的存在性。

这就是说，“是”本身无疑乃“世界”的基本事实，而哲学的起点恰恰就在于惊异于这一基本事实从而必须给这一事实确立一个自立自洽的法度，于是对“是”的追问便自然指向于对“是”的范畴性的确证与规定。

这样一来，“是”也就获得了一种共相性并且自身就成为共相，“是”本身就是一个最普遍的外延最大的抽象的概念，是既无质的差异又无量的区分的绝对的“一”，而那些被悬置起来的具体存在物以及所指则成为殊相，是通过具体的质与量所规定的“多”。

存在论不仅要确定“是”，还要通过“是”规定作为“是者”的“存在”(Being)。

在此，判断即是规定和肯定，Being是“是”的谓词和逻辑生成者，是“是”作为共相所具体展开的林林总总且层次迥异的殊相，既指作为终极理念的真、善、美、自由、正义、平等，也指一切具体可感的现象事物；既指过去了的存在(本质)，也指尚待生成的存在(生存)，既指人们熟悉的世界，也包含人们尚未认识甚至不可能认识的世界。

存在是指世界中能够存在的一切，但它本身作为是的谓词与殊相是以实体的样式存在的。

但是，“是者”或者“存在”作为实体存在本身必须满足如下两个条件。

第一条看起来属于技术性条件：“是者”或“存在”必须能够表达。

这一条件又包含着一种“是者”或“存在”与语言的内在关联：“是者”或“存在”必须是通过语言表述出来因而能够被理解，语言的规定性呈现出“是”的逻辑本性，同时也显示出存在论在本质上的可知特性。

存在论所确立的是一个纯有的世界而不是无的世界，必须划清“是”与“不是”的界限并把“不是”摒弃于意义及语言之外。

在此，巴门尼德所谓“说出存在”的思想直接意味着存在着作为“是”之谓词的“是者”或“存在”，而“是者”或“存在”的存在本身也验证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是”之“真”。

第二个条件也许更根本：能够存在的存在必须是“善”的。

存在论奠定的是关于存在必然存在的信念，因此，作为“是”的谓词或殊相的“是者”与“存在”必须体现出“是”的价值属性，这一价值属性是通过“是”本身的逻辑规定性确定的，因而贯通于知识图式的“是”同时也是美德的“是”。

反过来说，不符合上述规定性的所谓“是者”及“存在”其实也有理由被看成是“不是者”与“非存在”。

这里的“是”不仅意味着“真”，同时也意味着“是非”的明确界限。

这样一来，我们或许会明白：巴门尼德坚决要求肯定“是”而排斥“不是”绝不只是出于某种关于客观世界构成的纯粹认识论上的假设，而是反映了一种内在的人性及价值论设定。

存在论所奠定的是关于存在必然存在并引导着人的生存活动的价值信念。

三、存在论的论阈存在论的论阈可以通过三个问题展开：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存在?这一问并非问的“什么”，而是“是”本身，问题直接引出了对“是”的追问与确证，由此达到两个结果：一是确立起“是”作为系词的共相普遍性及逻辑整全性，通过“是”，不同实体之间得以形成主谓关系；二是树立起了“是”的信念，使我们确信对于世界的追问活动是有意义的。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存在着?这一问直接针对在第一个问题中被悬置起来的那个“什么”，什么存在着?实际上是问：存在着什么?不过这里的“什么”并非一个未知的“什么”，它本身就是一个“实体”，即作为“是”之殊相及谓词样式的是者及存在(Being)。

尽管上述两个问题是套在一起的：“是”规定着“是者”或“存在”的内涵与边界，而“是者”或“存在”本身就是“是”成为“是”的映证。

但是，从根源上说，第一个问题优先于第二个问题，“是”规定着“是者”或“存在”。

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仅仅确定系词“是”，也不在于仅仅把“是”概念化，而在于通过“是”的确定从而展开一个“是的状态”，上述“是者”或“存在”恰恰是通过这一“是的状态”从而“存在着”的。

“是的状态”所关注的核心是“是”所“是起来”或“存在”之“在起来”的方式。

这一方式简练地说就是先验(辩证法)。

“是的状态”是一种纯粹的和先验的概念状态。

存在论的纯粹概念式的先验推演方式特别适合于说明某种超验者的存在，在一切概念化的实体中，只有“是”不需要通过经验材料而仅凭纯粹概念就可推出其存在的绝对实体，这是最完善的存在。

通过诉诸于神学、特别是基督神学，存在论关于终极理念的价值论指向获得了某种深刻的文化确证，反过来说，存在论所包含的这种超验性的价值论指向也显示了哲学存在论在面对经验世界及超验世界方面的原创智慧。

这恐怕是我们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哲学时仍然需要深入思考的。

然而，话又说回来，Ontology已经形成了多种汉语及其理解传统本身就敞开了用汉文化阐释和沟通Ontology的丰富可能性，在这一意义上，如果不是基于对Ontology的基本无知，面对汉语言及汉文化本身并深入挖掘其存在论内涵，较仅仅停留于Ontology的西语含义并坚执于其中一种汉译，显然是更有出息的工作。

重要的并不在于必须将Ontology译成什么，而在于在Ontology的根基受到动摇之时，正在完成创造性转换的汉语言及其文化传统能够贡献什么并且突破什么。

对于不断追求理论超越的西方哲学传统而言，后世的西方哲学显然有理由构造与古希腊哲学的“Ontology”有所突破甚或根本不同的Ontology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