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的大历史：中华第一帝国到第三帝国时期
黄仁宇的大历史：中华第一帝国到第三帝国时期我们常听说「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皆孔子、老子中古时期思想支配下之历史也」，「皆帝王将相之家谱也」这样的说法。
深究起来，这可能与我们直至初高中阶段所受的历史通识教育有关。
不出意料，在如是武断的基本面上一定能找到很多「发人深省」的例外。
于是近年历史细节、戏说野史之类的栏目雨后春笋般的繁荣就不难理解了。
愈发复杂的历史事实需要愈发深刻的洞见才能统领。
现在我们反观以前那些一刀切史观，「帝王家谱」也好「互斫史」也好、「黑暗」也好「封建」也罢，一定程度上都或有道理；个中问题，或许更多出在「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这样的起手式上。
其隐藏着「我们的历史始终是均质雷同的」这一狂妄的态度不能不小心提防。
故作高深的人总喜欢说，人都是一样的，历史只有循环。
他们错了，错在失去了对未知的敬畏：即便是同样的人，不同的环境下社会风貌决然不同。
近年的考古研究表明，我国历史上的治世与乱世和当时的平均气温呈现极强的相关性，盛世几乎都在温度较高时，而天寒和大乱似乎也总是接踵而至。
学界的解释是：当气温下降，国内粮食减产、矛盾便集中爆发；同时北方草原不足以支持游牧民族生存，是以后者南侵之势加剧[1]。
由此看，我们关注「耕战」的社会，「如何耕、与谁战」的状况每百年就要变一变，在此之下，即便「人」还是那个人，历史还会是过去的历史么？所以平心而论，历史绝对是在「变」的。
其中，有的变化有终点，有的没有；有的能实现动态的稳定，有的不能（好比桌上咖啡会放冷、水车转不停、人从小到老日日不同）；有的变化迅速，有的缓慢（譬如蟪蛄生死朝暮，大椿不知春秋）。
历史则是这一切变化的统称。
是以与其讨论「历史」，不如讨论特定的「历史问题」。
而在讨论历史问题之前，就有必要声明自己观察、在意的时间尺度。
人类学家看来，近五千年人类都无大生理变化；偏机械唯物论的史学家以生产力发展为纲，则几百年之内一国一朝很难发生根本变化；关心社会变迁和制度演化者，则每个百年都至关重要。
孙乐涛：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黄仁宇“大历史”观述
孙乐涛：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黄仁宇“大历史”观述摘要：“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就是看一个国家能否按商业原则进行“数目字管理”。
数目字管理的体制具有外向性和竞争性。
西欧国家最先实现了这样的体制，使国家变成了一个公司性质的组织，在近现代东西方冲突中占取了上风。
传统中国农业经济已十分发达，但一直不能实现商业化的突破，在漫长的中古时代社会发展陷于停滞，并以道德伦理代替了法律、技术作为社会组织手段与行政工具。
只有近现代的数目字管理——资本主义（即商业主义）才能打开这个困局。
80年代以来黄仁宇先生以其脍炙人口的《万历十五年》等著作在中国大陆的读者中享有盛誉，近年又由北京三联书店整理出版了其主要著作，销量惊人，影响甚广。
但是黄仁宇又是一位颇富争议的历史学家，其一直难以融入美国的主流汉学界已是众所周知，如他所说，美国之研究汉学，一般风格是重分析、演绎，而不重综合、归纳，注重培养有显微镜眼光的专家，而少进行有望远镜视野的研究。
黄仁宇的历史研究恰恰与之相反，是以综合为主、归纳重于分析，他摸索出一个“技术上的角度”，以之来审察历史，跳出具体人事的道德价值评判，“采取以长时间、远距离，而尤以超过人身经验的着眼研读历史”[1]P66，以看出“历史长期的合理性”，结论是今日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要在“数目字管理”——资本主义（商业主义）这个体制上汇合。
这样搁置具体人事的道德评判，从技术的角度上看出世界历史的大趋势，就是他的“大历史”（macro-history）观。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已遭到众多质疑，其中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所谓“历史长期的合理性”是不是一种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合理性所合之“理”究竟是什么？它与神学目的论、“历史理性”以及我们所耳濡目染的“历史的选择”究竟有什么不同？这样的质疑未尝没有意义，但是已偏离了黄仁宇的主题。
黄仁宇是一位财税史的研究者，并由此涉入了社会体制的现代化问题，他以财政税收制度、货币信用制度、土地制度及国家的经济调控手段等为基本研究工具，试图从具体实在的制度架构上来探讨现代化的社会转型问题。
《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到底揭示了什么历史大规律
《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到底揭示了什么历史大规律《万历十五年》是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成名作，也是一本畅销学术书。
可以说，在散文里面，它的历史水平最高，在历史里面，它的散文水平最高。
其地位自然不言而喻，达到了“生平不读十五年，就称明粉也枉然”的地步。
如果你希望给自己的标签加一个历史爱好者，那这本书是必读书。
那么，这个本书讲的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从名字上看，黄仁宇讲的是明朝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事情，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
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黄仁宇先生选取了最平淡的一年，去除了一切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帝国的运作面貌，从而归纳出中国是一个依靠道德而不是技术在运转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缺陷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崩溃。
黄仁宇先生以六个典型的人物、七篇文章来解释这一观点。
因为让领导先走的原因，第一篇是：万历皇帝。
开篇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
万历十五年的三月二日，本来清静的大街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一大堆官员奔赴皇宫。
原来，传出来消息，万历皇帝要开会：午朝，所以大家拼命赶，迟到了要扣工资嘛。
结果满头大汗跑到端门，发现没有任何要开会的样子，负责点名的侍卫将军也不在。
显然，这是出了乌龙，万历皇帝根本没有开会，所以大家拍拍屁股回家了。
但接下来，万历皇帝很生气，竟然扣全体官员的工资。
黄仁宇先生为什么要写这件事情？显然，他是要告诉读者，明朝万历的管理已经失去了控制，连开会这种事情都组织不好了。
对此，万历皇帝当然勃然大怒。
但是，这个庞大的机构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很多史书把问题推到了万历皇帝身上，因为万历皇帝是有名的旷工皇帝。
正是因为他开会不规律，所以才会出乌龙。
但黄仁宇先生并不这样认为。
他说：看了我的论述，你可能对万历皇帝更多的是同情。
因为万历同样是一个失去技术手段皇朝的牺牲品。
万历先生用大篇的篇幅描写了皇朝的礼仪，比如上朝时，万历戴着缀有十二串珍珠的冕，像戴了一块瓦片，极不舒服，但这是必须的，因为这象征着皇权。
黄仁宇大历史观形成原因初探
［摘要］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主张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
本文试图从黄仁宇本身的主观因素和一些列客观因素来浅析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形成原因。
对其原因的探讨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大历史观。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为传统史学研究方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他的大历史观值得学界深思、探讨。
［关键词］黄仁宇；大历史观；《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放宽历史的视界》黄仁宇（１９１８—２０００），湖南长沙人，１９３６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
在１９５０年退出军界，其后赴美攻读历史。
黄仁宇成为史学界少见的半路出家的史学家。
黄仁宇于一番辗转煎熬之中，提出了“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
他先后撰写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史学著作，如《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放宽历史的视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关系千万重》等。
他所阐述的大历史观，让许多读者感到新鲜并受到启示。
对于大历史观的定义，黄仁宇并没有作具体而集中的阐释，而是散见于他的一些列的著作之中。
大历史的英文名是“ｍａｃｒｏ－ｈｉｓｔｏｒｙ”。
此英文单词从“宏观经济学”（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发展而来，确切的说，应是模仿。
将其“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
”［１］１但是这种模仿式的创造，亦是黄仁宇所独创。
用他自己的话说“大历史”即“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
［１］１所谓“大历史观”，必须具有国际性，黄仁宇“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２］２４１，“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
”［２］２４３黄仁宇的说法“是由‘大历史’立场出发，注重社会组织体系，对于国家行政的机能目前是否具备此种条件当作次要”。
［３］１５１大历史也“是在长时间大环节的规模下看历史，必以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群众运动为主题，不全部依赖领袖人物的言行”［３］１５２。
大历史观渊源
[话说黄仁宇（3）]“大历史观”的十大渊源黄仁宇先生赖以成名的神兵利器，谓之“大历史观”（英文为macro-history）。
虽然黄先生称“这名词该下由我创用”，但考究其学术渊源，其由来却颇多枝节。
黄先生自己也说：“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创意”，从宏观微观之说“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
大历史观本身虽然风光神武，但其在方法、史料和理论等方面的细微痕迹中还是看得出有许多前辈学者的建树或个人经历的提炼。
笔公遍阅黄先生诸书，细览相关评论，结合黄先生自己的认同，试图归纳出大历史观的十大学术渊源如次。
一、宏观经济学“大历史观”之得名，因袭于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
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野，黄先生悟出其间“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于是“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
一方面借鉴了概念，一方面参考了方法。
加之黄先生对历史的认知多从经济（食货）角度入手，可以说受益于宏观经济学良多。
黄仁宇解释说：“这大历史有如宏观经济(macro —economic)。
宏观经济不能统计失业就业的人数，不能分析物价，不能讲解物价指数。
较详细分析仍待微观的工作。
……我只希望治史者不要忘记后面一个大前提，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罢了。
”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黄先生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自由立场使得他并不排斥接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大历史观”中运动的、联系的、周期性的、符合治乱兴衰规律的、依存于经济状况的认识，也在相当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经济决定论等暗合。
其长时间宽视野阶段性的历史认知，同社会发展史的分期分步地划定历史暗合。
其从财税与经济的基点上审视历史的旨趣，则无不匹配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一些文字表述中，黄仁宇也多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
黄仁宇自己也承认受马克思影响，“刻下将历史视作冗长、互相继续而作梯度前进的观察时尤然”。
三、汤因比的大历史在黄仁宇的阅读和交往过程中，一些既定存在并适合他的分析工具对他的大历史观的形成起到了良好的架构作用。
《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曾用一个观点概括了三千年的中国史
《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曾用一个观点概括了三千年的中国史提到黄仁宇，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他那本最著名的作品——《万历十五年》。
其实，黄仁宇除了这本书之外，还出版过十几本重要的著作。
其中，有一本书我认为更加重要的著作就是《中国大历史》。
《中国大历史》这本书总共只有24万字，300多页。
可是，黄仁宇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竟然可以用24万字讲述整个三千年的中国历史。
可能有人觉得不可思议，或者觉得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是不是就如同现在流行的《中国简史》或者《西方简史》那样，只是介绍一些最基础的历史知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里面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用这个观点，可以准确的概括整个三千年中国历史不断发展的奥秘。
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潜水艇加面包”的政府结构体系，是三千年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原因。
什么是“潜水艇加面包”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三明治。
大家都吃过三明治或者汉堡包，三明治看上去，外形很像一个潜水艇，所以美国人才会称三明治是“潜水艇加面包”。
在黄仁宇看来，三明治上面的那片面包代表的是中央政府里面的官员，下面那片面包代表的是传统农村体系。
中央政府官员和农民这两部分人，因为有严格的组织方式和稳定的系统，所以一般不会出现推翻一个王朝的叛乱。
比如，中央政府里面的官员因为在皇帝身边，所以很少有人敢胡作非为，推翻皇帝。
而且，如果推翻皇帝，他们就没有办法拿到工资。
他们希望一个国家可以长治久安。
农村也是如此，农民们每天都需要种地，然后给国家交税。
他们在能够吃饱肚子的情况下，一般不会造反，推翻皇帝。
可是，那为什么中国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会不断出现农民起义或者造反的事情，会有一群人冒着生命危险，主动推翻前一个王朝呢？原因就在于三明治的中间部分，也就是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
古代中国，整个天下都是皇帝的，所以皇帝不希望这个国家出现动乱，推翻自己。
底层的农民也是，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每天可以平安的种地，多生产粮食，让自己吃饱肚子。
黄仁宇及其历史观
黄仁宇及其历史观作者：师娅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16期摘要:黄仁宇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观及其系列著作在国内学界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他在多部著作中一再强调,要“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实现金融管制与数目字管理”,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以丰厚之学识、独到之视角,在知识大众之中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史家的品牌。
关键词:黄仁宇;历史观;技术;道德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216-02黄仁宇先生应算的是20世纪中国史家中的一个异数。
他半路出家,发愤苦读研究,以花甲之龄方发表首部著作,此后25年笔耕不辍,终成一家之言,登上个人学术事业的顶峰;更以其宏大的视野,充满魅力的笔调写出华人世界中极具代表性的普及版本的历史书籍,倾倒了无数读者。
他对学术的执著精神,让人敬佩。
黄仁宇(1918-2000),湖南长沙人,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抗战爆发后从军,进入《抗战日报》后又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后即以少尉军官的身份,参加抗战。
抗战结束,他阴差阳错的考取了美国陆军参谋大学,1948年毕业,即被派往国防部。
其具体的工作是接待国外来访的五官,向他们介绍内战的各种情况。
他对这种状况很不满意,“少年投笔从戎,为了报效祖国”。
按黄先生的话说,是“学习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
他于是毅然在1950年退出军界,漂洋过海,到美国读书。
这一年,黄先生已经32岁,他从本科开始读,到1954年,获得学士学位,到1957年获得硕士学位;但获得博士学位,则是在七年后的1964年。
他相信治史从断代开始最稳当,于是读博士他选择了明代的财政问题。
读过相关资料后,他发现《明实录》是一部相当完善的文献,他以每天50页的速度,用五年多的时间,全部将其读完。
对于自己所选择的这项职业,黄仁宇曾作了这样的描述: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把他们的生命小说化,以求故事精彩动人;也无法采取艺术的美学角度;也不可能展现新闻人员的当场识见,观察到历史成形的过程。
黄仁宇：大历史观,放宽历史的视域
文学的四个方向（发言稿）东君亚洪兄刚才有个妙喻：把我们六个人喻为六个演奏家，我是最后一个演奏，所以有必要呼应一下第一位演奏者。
王手老师刚才谈及自己的小说时用了“野路子”这个词。
这不是什么贬义词，王手的意思在座诸位应该是明白的。
从小说路子来看，我好像走的是“文路子”。
文与野，也要有个度的把握：“文”过头了，容易显露雕琢痕迹；“野”过头了，又容易流于粗率。
但我相信：只要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走下去，两条路子其实都是殊途同归的。
王手老师说我小说的路子是十分清晰的。
也就是说，我能知道自己要写什么、怎么写。
的确是这样。
写小说之初，我就自问：小说是什么？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这个基本上属于常识范畴的问题。
最初的小说具有一种娱乐功能。
《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这里顺便解释一下，所谓稗官，就是古代专给帝王搜集趣闻逸事的小官，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小说家。
可别小瞧这类小官，他们可是正儿八经的国家公务员，像王手、马叙在座两位若是生活在那个时候大约也是可以称为稗官的。
孔子那个时代，就有人提出小说无用论。
孔子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孔子把小说定义为一门小技艺，但他也认为其中有可取之处。
孔子接着就说，对有志于远大事业的人来说它恐怕就行不通了，所以，君子是不兴玩这些小技艺的。
还有一种游戏论也很有意思。
明代胡应麟说：小说者流，或骚人墨客游戏笔端……总之有补于世，无害于时。
”这说明，小说还是有用的，但它带有游戏的成份。
什么是游戏？过手玩玩罢了。
胡应麟那个时代小说的空前发展很大程度上与印刷术发达有关。
那时候的话本小说与宋代话本小说相比，已少了一些民间的野趣，里面多了一些说教文字。
由明至清，都是这样。
及至鲁迅这里，小说突然发生了大变化，一种真正的现代小说出现了。
不过谈论这话题之前我要顺便把鲁迅在《小说史略》中提到到的胡应麟的小说观解释一下：明代的胡应麟曾将小说分六类：一志怪，如《搜神》；二是传奇，如《霍小玉传》之类；三是杂录，如《世说新语》之类；四是丛谈，如《容斋随笔》之类；五是辨订，如《辨疑》之类；最后是箴规，如《朱子家训》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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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历史的主角》之收获
倪端著，新世界出版社：北京，2012
这本书是倪端先生将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中的大历史观之精华浓缩给读者的一份厚礼，也体现了作者对黄仁宇先生历史观的感悟！
本书包含了《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十六世纪中国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的精华，是历史专业与对历史感兴趣的学生在短时间了解黄仁宇先生历史观的好书，于我而言，收获颇多！
我就将读后的收获简略归纳如下：
一、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的决定作用。
关于为何中国政治早熟，为何中国统一是常态的问题给出了耳目一新的解释。
首先是治水问题，其次是气候问题。
黄河频繁泛滥，需要上下游齐心协力治理，在治水的过程中也孕育着统一的命题。
我以前也读过类似的观点，比如大禹治水，因为治水成功被推举为领袖，可见治水的重要性。
由于我国的气候属于东亚季风气候，旱涝灾害频繁发生，救灾、防灾需要统一的中央政府之外，还需要广大的地盘以防灾，所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
”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历史人物难以左右时局的命运。
在这一点上，倒让我对历史人物充满同情。
黄仁宇先生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先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去分析他存在的合理性，再分析其褒贬。
这就站在了很高的点上，减少了个人感情偏向与政治倾向，减少了历史人物的道德品质评价，而重点评价其对历史的作用，果然有大历史观的评论风格。
三、黄氏中国历史分期法。
黄仁宇先生将中国历史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先秦时期，是制度与文化的奠基时期；第二阶段是第一帝国时期，确定了中国历史的主调；第三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的重新整合；第四阶段是第二帝国时期（隋唐宋），尝试货币改革的失败；第五阶段是第三帝国时期（明清），表现为收敛与退缩；第六阶段是鸦片战争后，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革命。
历史分期是后人对过去历史的看法，是针对历史时期的特点划分的，因此着眼点不同，分期法就会有别。
在黄仁宇先生的历史分期里，给读者的第一感觉就是新鲜，再就是钦佩黄先生独特的大历史视角。
黄先生主要是沿着道德统治与法律统治的线索进行历史叙述的，其在著作中重点强调中国古代的统治是道德统治，而没有法律。
并分析了道德统治带来的危害。
不过黄仁宇先生提出的“间架性结构”这一概念不容易理解。
他认为中国社会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中间阶层，没有过度阶层，无法在数字上对全国进行控制，因而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
他还在对科举制度的评价中说，”科举制度的创立，官员的科考也开始由中央政府进行，这样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国家的中层组织更为空洞，因为上下之间没有权利与义务互为制约，由皇帝直接统御全民的趋势也更为明显。
”显然黄仁宇先生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深厚，即使到战乱时期，中央政府缺失了底层百姓的管理数据，中央政府同样可以通过中层的大地主抑或世家大族进行管理，即使到了清朝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中央政府又谈何容易直接驾驭全民？中国古代的国情也许特殊，即使中间阶层的官僚不多，它也会通过其他中间阶层的精英间接管理。
因此对于中国缺乏中间阶层这一说法我本人不甚赞同，但很赞同其所说的没有进行数字管理。
这不能强求，面对庞大的帝国，在现代化的会计和图书管理没有诞生之前，很难完成如此庞大繁复且在变化的数据。
正如其所说，古代的统治者发现了这个难题，就避重就轻的选择的人治而不是法治。
在分析汉亡之后北伐不能成功的原因上又独出新意。
他将东晋或南朝甚至以后朝代的北伐之失败统统总结了一个看不见的原因——天意。
天意是我说的，就是黄先生说的客观自然因素——人口迁移。
“汉亡之后的三百年中，中国无法统一。
当日人口总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移动，汉人这个主体民族，不能与这自然所主持的力量相抗衡。
北方的少数民族虽擅长骑兵战术，却无法越渡淮水及汉水等处的水泽地区，而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能作为统一中国的表率。
秦汉型的大帝国以官僚机构统治大量小自耕农，但分裂期间汉人的巨家大室和夷狄的酋领都自立炉灶，妨碍政府向全民征兵抽税，加上各民族语言不同，更造成了统一的障碍。
”其中就解释了东晋祖逖、桓温尝试统一失败的原因。
也解释了383年前秦苻坚由北向南统一的行动缘何失败的部分原因。
“历史证明，中国的重新统一，必要等到人口相对稳定，胡汉种族的界线逐渐淡漠，巨家大室的力量也被压制，才能成为事实。
打破这一僵局的就是北魏拓跋氏。
”黄仁宇先生的分析很合理，读者读起来也认为太妙了。
可是没有疑惑
吗？黄仁宇先生怎么看的如此清楚，真的是位事后诸葛亮吗？我认为并非如此。
其他方面不说单说这关于北伐失败的原因归之于人口迁移，看似见解独到，发常人之未发，可是人的主观性真的如此剧烈的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吗，以至于只有明朝北伐成功之外毫无它例！假如东晋的贤人发现了人口迁移的大趋势阻碍了北伐的进展这一客观因素，是不是他们就要暂缓北伐，而采取韬光养晦的政策，等待敌人自我毁灭之后抓住时机统一中国呢？倒是北伐的行为消弱自身实力，便利了北方南下的统一，不然双方都休养生息，不思统一，中国的前景是多么暗淡。
因此，这客观原因是不是要借鉴，需要考虑。
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是黄仁宇先生有着一个时势造英雄的历史观。
其虽承认历史人物自身的努力，可是仍重点强调历史人物摆脱不了客观条件的制约，不管是秦始皇、隋炀帝、李世民还是蒋介石，都是如此，他们都是历史画面的浓重一笔，各自承担着自己的角色，却点到为止。
我想，黄仁宇先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历史观呢，思考之后得出一个答案令我惊异：时势造英雄正是大历史观指导之下的必然产物。
因为大历史观要求有大视野，要求历史前后的连贯，而这就会突出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与历史人物的无可奈何。
最后，要谈到黄仁宇先生重点谈论的一个问题：以道德代替法律，是朝代更替的重要原因。
他通过分析中国历史得出这一结论有重要意义，对于今天建设法制国家有强有力的警示性。
“人类性情复杂，道德名义后面的真相不可捉摸。
……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白的承认人性本恶，反能造成政治体系的…制约与平衡‟。
”通过儒家文化建立的道德体系，造就了“民怕官”的思想习惯，伪君子大行其道，恶人难惩，法律却在旁睡大觉的局面。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的确打开了我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