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观渊源
谈谈对大历史观方法理解
谈谈对大历史观方法理解
大历史观是一种跨学科、宏观的历史研究方法，它试图探讨人类文明
发展的整个进程，包括地球和宇宙的形成、人类的起源、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环境等各个方面。
大历史观的方法是通过将不同的学科、领域和时代的研究相互联系，
以及对历史事件、形态进行整体性的认识和分析，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历
史发展模型。
它提出了历史是一种自然科学，将人类历史和宇宙历史联系
在一起，强调了自然演化和人类社会的交织，展示了历史研究的整个维度。
大历史观方法的主要特征包括：
1.涉及整个历史进程的研究范围和时间跨度。
2.强调全球性和综合性的考察，采用跨领域的研究方法，关注历史事
件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
3.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认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相互依
存的，社会发展受制于自然演化。
4.强调大量数量的数据材料和长期的时间序列，采用多学科跨界的方法，对历史形态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和解释。
5.提出系统理论来规律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
这种理论力求在文化、
文明和社会结构方面发现规律和重要的模式。
总之，大历史观方法是一种全景式的历史研究方法，它的目标是全面
地认识和理解人类历史和宇宙的演化过程，拓展研究的范围和深度，强调
跨领域的协作和视角的多元化，不仅能够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也能够揭
示地球和宇宙的奥秘。
谈谈对大历史观方法理解
谈谈对大历史观方法理解大历史观是一种全景性的历史观，强调将人类历史放在更广阔的时间尺度下加以分析和理解。
这种观点认为，人类历史不仅仅是狭隘的个体事件和个人经历的集合，而是一个整体，包含了全人类的行动和进化。
大历史观方法致力于整合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创建一种交叉学科的历史学方法，以求全面理解人类历史的形成和发展。
大历史观方法的核心思想之一是时间尺度的延伸。
传统的历史观通常将人类历史放在几千年的时间尺度下进行研究，而大历史观则将时间尺度扩展到数十亿年的宇宙历史。
大历史观认为，只有将人类历史与大自然的历史相结合，才能真正了解人类的起源和演化。
例如，通过对宇宙大爆炸、恒星形成、行星形成等事件的探索，可以理解地球和生命的起源、生物进化的历程以及人类文明的兴起。
大历史观还强调多元途径。
传统的历史观往往注重政治、战争、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研究，而大历史观则鼓励借鉴各种不同的历史研究途径。
例如，可以利用考古学、人类学、地质学等多学科的方法来获取更多的历史信息。
同时，大历史观倡导对口述历史、民族记忆、艺术作品等非传统历史资料的重视，使得历史研究不再局限于书面文件和正史记录。
大历史观方法还注重宏观视角。
传统历史观往往注重微观层面的个体经历和事件，而大历史观则以宏观的视角观察人类历史。
这种宏观视角强调了整体的变化和趋势，可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规律和普遍性。
通过宏观视角，可以回答一些基本的历史问题，如人类的本质是什么？人类历史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以及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什么？综上所述，大历史观方法是一种具有全景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的历史观。
它通过拓展时间尺度、采用系统思考、借鉴多元途径等方法，试图提供一种更全面、更深入的人类历史解释方式。
通过大历史观，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起源、演化和发展，从而对未来的人类历史进行展望。
简述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核心内涵
简述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核心内涵
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核心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历史拓扑：中华民族历史观认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至中华文明的起源。
从夏朝、商朝、周朝等古代王朝的兴衰，到秦朝的统一、汉朝的繁荣、唐朝的辉煌，再到宋朝、元朝、明朝、清朝等不同时期的变迁，中华民族历史观强调对历史沿革的全面、系统的认知。
2. 精神血脉：中华民族历史观认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是在不同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形成的，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文化等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中华民族历史观强调这些思想文化传统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血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3. 伟大创造：中华民族历史观认为，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众多的灿烂文化成果和丰盛的科技发明，包括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以及中国古代文明的许多杰出成就。
中华民族历史观强调这些创造和贡献，对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4. 祖先崇拜：中华民族历史观强调对中华民族的先祖和先贤的崇敬和尊崇。
中华民族历史观认为，中华民族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历代英雄先贤的付出和奉献，包括孔子、孟子、李白、杜甫等历史人物的伟大成就。
中华民族历史观倡导民族自尊自重和传承先人的光荣传统。
总而言之，中华民族历史观强调对中华文明长期演进的全面认
知，对中华民族历史的精神血脉、伟大创造和先贤崇拜的重要性进行肯定，并倡导民族自尊自信、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文明成就。
五大历史史观
五大历史史观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镜子，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思考，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过去、把握现在、展望未来。
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理论，其中五大历史史观是最为重要和广泛接受的。
本文将介绍五大历史史观：进化史观、唯物史观、人文史观、传统史观和后殖民史观。
一、进化史观进化史观认为历史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人类社会在经历各种变革和发展后逐渐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这一观点最早由达尔文提出，并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广泛发展。
进化史观强调社会变革的客观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将历史看作一种逐步演化的现象。
二、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历史的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的。
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发展的物质根源，并通过对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的研究，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趋势。
三、人文史观人文史观注重个体和文化的作用，认为历史是由个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构成的。
人文史观强调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历史的多元性，将历史看作是人类自主创造的结果。
四、传统史观传统史观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和传承性，将历史看作是一系列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延续。
传统史观关注历史的宏观结构和制度变迁，认为传统的经验和智慧对于解决当代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五、后殖民史观后殖民史观是在殖民地独立后出现的一种观点，强调历史中的殖民地和被殖民地关系。
后殖民史观揭示了殖民主义的影响和剥削对于历史进程的作用，强调被殖民地主体性的重要性。
总结而言，五大历史史观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视野解读历史，揭示历史发展的不同规律和影响因素。
进化史观关注历史的演化过程，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的作用，人文史观注重个体和文化的作用，传统史观关注历史的传承性和宏观结构，后殖民史观关注殖民地和被殖民地的关系。
这五大历史史观为我们解读历史提供了不同的理论框架和思考路径，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的本质和意义。
只有深入研究和理解这些历史史观，我们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历史的脉络，以更科学的态度对待过去、现在和未来。
20世纪中西方历史观与历史人物
20世纪中西方历史观与历史人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文明、全球史观历史人物：梁启超：新史学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
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
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
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
以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
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
"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
梁启超具体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
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谓淋漓尽致，颇有不容分辩之势。
大历史观与古代史学的关系
大历史观与古代史学的关系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大历史观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大历史观指的是以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对人类文明演化过程进行全局性、综合性的思考和探讨。
相比于传统的狭义历史观，大历史观强调的是人类整体的、全球性的发展历程，旨在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形成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方法和视野。
那么在这样背景下，大历史观与古代史学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首先需要明确，大历史观和古代史学并不是互相排斥、相互矛盾的概念。
恰恰相反，它们实质上可以被视作一种递进、扩展的关系。
在大历史观的视野下，从古代到现代、从局部到全球，均可以被作为研究对象。
古代史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大历史观中非常关键的一部分。
而在古代史学的范畴中，则更加注重对古代社会和文化全貌的考察，强调对古人思想、宗教、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的研究。
其次，可以发现，大历史观和古代史学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一种相互促进和互相照应的作用。
大历史观的宏观视野，拓展了古代史学的研究范围，使其能够更好地把握古代社会的演变趋势和规律。
古代史学的深入研究，则有助于大历史观获得更加具体、有效的史实依据，进一步厘清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
同时，由于古代历史的研究涉及到多个学科领域，如考古学、文献学、史学、人类学等，因此对多学科的交叉整合和融合，也正是大历史观需要推进的过程。
另外，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大历史观和古代史学也存在一些相通的地方。
比如，近年来盛行的全息历史学（Holistic Approach）理论，认为历史学研究应该采用综合性、系统性的方法进行分析和探讨。
类似地，大历史观也同样提倡“全局视野、系统思考”的理念，奉行“查异同、寻因果”的分析方法。
这表明，在研究古代历史中，我们也可以借鉴大历史观的分析方法，注重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去思考一些重大历史问题。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大历史观作为一个相对新的学科范畴，其研究方法和理论还存在许多不足和争议点。
比如，一些学者认为，大历史观过于追求宏观视角，忽略了微观实践和个体经验的重要性；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大历史观存在一定的文化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倾向。
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演化
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演化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演化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下面简要描述了中华民族历史观的一些演化阶段：1.传说与神话时期：在中国古代，存在着一些传说和神话，描述了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初期历史。
例如，《山海经》中的神话故事和伏羲、女娲创世神话都起到了解释中华民族历史起源的作用。
这个时期的历史观主要以神话和传说为基础。
2.古代历史观的形成：随着中国古代历史的逐渐确立，中华民族的历史观逐渐形成。
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观产生了影响。
例如，孔子强调了礼仪、道德和传统，认为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是在追求道德和社会和谐。
3.中央集权与王朝兴衰观：中国古代历史观的演化也受到中央集权和王朝兴衰的影响。
封建王朝的历史观强调天命和君权神授，认为天意决定了王朝的兴衰。
例如，唐代的“圣人之治”观念认为，帝王凭借天命来统治中华民族。
4.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形成：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西方的思想传入中国，历史唯物主义观念逐渐在中国形成。
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民族历史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强调了阶级斗争和经济基础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
这种历史观认为，中华民族历史的演变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
5.当代演化：在当代中国，中华民族历史观进一步演化。
以“中国梦”为核心，强调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和目标。
同时，中国的历史研究也越来越注重对历史事实的客观分析和研究，尊重多元观点和对历史事件的深入研究。
总的来说，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演化经历了神话传说、古代历史观、中央集权与王朝兴衰观、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形成和当代演化等阶段。
这些不同阶段的历史观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认知和思想体系。
中国民族历史观
中国民族历史观中国民族历史观是指中国人民对自己民族历史的理解和认知，是中国历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民族历史观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复杂的民族构成、多元的文化传承和政治经济的演变密切相关。
以下是中国民族历史观的相关参考内容。
1. 历史连续性观念中国民族历史观强调中国历史的连续性。
中国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五千多年前的古代文明，这种历史连续性观念成为中国民族的一部分。
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民族是在远古时期就开始形成，而不是某个具体的时刻或事件。
2. 多元共生观念中国民族历史观强调多元共生的民族关系。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56个民族，各民族长期以来在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都保持了相互影响和交流。
中国民族历史观认为，多民族的共存共生是中国历史的特点和优势。
3. 文化传承观念中国民族历史观强调中国历史的文化传承。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文明的国家，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艺术等众多传统文化元素，对中国社会和个人的价值观、道德观、生活方式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民族历史观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凝聚出来的瑰宝。
4. 社会发展观念中国民族历史观强调社会发展的历史观念。
中国历史多次经历了社会变革和制度更迭，每一次变革都为中国历史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民族历史观认为，社会发展是中国历史的动力和推动力。
5. 反侵略观念中国民族历史观强调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的历史经验。
中国历史上多次遭受外来侵略和统治，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争、动乱和磨难，但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和民族尊严。
中国民族历史观认为，反侵略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主题。
6. 内外历史观念中国民族历史观强调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和关系。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与周边国家和其他文明的交往和互动，中国文化也曾对外传播和影响。
中国民族历史观认为，内外交往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
综上所述，中国民族历史观是中国人民对自己民族历史的理解和认知，它强调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多元共生、文化传承、社会发展、反侵略和内外历史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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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黄仁宇（3）]“大历史观”的十大渊源黄仁宇先生赖以成名的神兵利器，谓之“大历史观”（英文为macro-history）。
虽然黄先生称“这名词该下由我创用”，但考究其学术渊源，其由来却颇多枝节。
黄先生自己也说：“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创意”，从宏观微观之说“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
大历史观本身虽然风光神武，但其在方法、史料和理论等方面的细微痕迹中还是看得出有许多前辈学者的建树或个人经历的提炼。
笔公遍阅黄先生诸书，细览相关评论，结合黄先生自己的认同，试图归纳出大历史观的十大学术渊源如次。
一、宏观经济学“大历史观”之得名，因袭于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
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野，黄先生悟出其间“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于是“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
一方面借鉴了概念，一方面参考了方法。
加之黄先生对历史的认知多从经济（食货）角度入手，可以说受益于宏观经济学良多。
黄仁宇解释说：“这大历史有如宏观经济(macro —economic)。
宏观经济不能统计失业就业的人数，不能分析物价，不能讲解物价指数。
较详细分析仍待微观的工作。
……我只希望治史者不要忘记后面一个大前提，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罢了。
”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黄先生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自由立场使得他并不排斥接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大历史观”中运动的、联系的、周期性的、符合治乱兴衰规律的、依存于经济状况的认识，也在相当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经济决定论等暗合。
其长时间宽视野阶段性的历史认知，同社会发展史的分期分步地划定历史暗合。
其从财税与经济的基点上审视历史的旨趣，则无不匹配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一些文字表述中，黄仁宇也多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
黄仁宇自己也承认受马克思影响，“刻下将历史视作冗长、互相继续而作梯度前进的观察时尤然”。
三、汤因比的大历史在黄仁宇的阅读和交往过程中，一些既定存在并适合他的分析工具对他的大历史观的形成起到了良好的架构作用。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剑桥哈佛的相关理念都给了他有益的滋养。
对此，一位署名“佚名”的网友做出了如下的分析：考察历史，不外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大处居高临下地看，大刀阔斧而不纠缠于细枝末节，以试图厘清历史发展之大脉络为目的，尤以现代英国大史家汤因比（ARNOLD TONYBEE）之“大历史”（MACRO-HISTORY）观点为代表；以此出发，达至通史。
此一史观在西方，或还可追溯至十八世纪大史家吉本（EDW ARD GIBBON），甚至更早，到今天仍为一些著名史家所秉持，如在斯特夫里诺斯之近著（Leften S. Stavrianos, Lifelines from our past: a new world history）；另一种是从小处、细微处入手，以阐发清特定历史时期之特定历史事件为目的，若著者功力深厚，则或可牵藤摸瓜，连带考察出更多问题，以此出发，常为专史；尤以我国现代大史家陈寅恪为代表，如其通过考察陕西关陇集团而证出唐代政治制度特点，更是由小及大之典范。
此二种方法，各有利弊；前者有如从望远镜中看历史，视野开阔，气魄恢宏，线条粗旷，如此则难免会流于浮浅，力度不够，使人每每知历史事件之所以然，而不知其然；后者有如从显微镜中看历史，细腻明晰，有时则难免困于一隅，不能旁通，使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当然，尤其在大史家之著作中，此二者并非泾渭分明，严格划清，而是互有参杂。
因此，这种两分法只代表了史家历史考察法之倾向性，而不是非此即彼。
黄仁宇先生致学于哈佛学派和剑桥学派之间，其史观自然难免会杂有两派之特点。
两派观点虽有差异，如哈佛学派之费正清先生“重分析”、“用演绎法”，而剑桥学派之李约瑟则“以综合为主”，，然而两派都不愿拘泥于历史之片断，而试图要厘清整个历史发展之脉络，因此实质上都有汤因比之“大历史观”之特点。
黄仁宇先生亦自称信奉大历史观，试图“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这些特点，尤其在《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著作中，得到了体现。
然而治大历史必要有扎实之史学功底，穿透时空隔阂之强劲穿透力，和敏锐把握历史命脉之深刻之透视力：而要把此三者用到纯熟精炼之地步，殊为不易，即便博学宏视如汤因比，也不能说是成功。
黄仁宇更因受后天限制，治大历史自然难免要力不从心。
因此，虽然先生其志可钦，其情可叹，这后两部著作，却明显现出力度不足，我以为他的努力基本可归为失败。
四、环境决定论强调环境对社会和历史进程的影响，是黄仁宇大历史观的一个鲜明特征。
反映这一思想的表达比比皆是。
比如：在其《中国大历史》中指出：“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
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
”又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
”也因此造成了“中国的农民和塞外的牧民连亘了两千多年的斗争记录”。
我们在说他们是安定生活的迫害者时也应当看到他们同时是自然环境的受害者。
这些都是在“大历史”视野下研究长期历史因果关系的典范。
可以说，在信奉经济决定论的同时，黄先生对环境决定论也深信不疑。
五、梁启超的新史学梁启超先生的新史学思想曾经影响了它产生以来的近百年和包括历史的诸多学科，可谓之一种动态史学和整体史学。
诸如比较历史学以及经济—社会史等分支学科都与此精神相通。
黄仁宇的大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新史学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中国的中国史、中国的世界史、世界的中国史。
黄先生在以资本主义观点观察中国历史时，不时地介入这样的宇宙观。
其把中国古代的三大统一版块命名为第一、第二、第三帝国，并从宏观上把握其治乱兴衰、内敛扩张的分析法，也借鉴了世界史中的某些成型思维。
其大量引用傅衣凌、梁方仲的思想和资料，也是对经济—社会学大而言之是新史学的“拿来主义”。
六、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法国新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布罗代尔，在其《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一书中确立了他的历史观：长时段理论。
他认为只有在长时段中才可能把握和解释历史现象，而短时段并不能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历史。
长时段的历史可以说是一种“几乎不变的历史”，是各种“结构”起作用的历史。
做为黄仁宇的那个时代的学术强音，他既可以了解到布罗代尔的资本义理论并受到其影响，也会自然而然地从他那里借鉴到“长时段”。
而黄先生的“大历史”，也确实在理念上与此相通并灵活地运用到了对中国历史的“描述”中。
黄仁宇曾在《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一文中述及“写历史的人也像游山水的一样，要是溯江而下，看清了河流入海的过程，回顾上游的山脉形势，则对其组织结构，更多了解。
”这显然需要长时段才可以达成。
七、韦伯的可计算性黄仁宇不掩饰他对韦伯的欣赏，而在他的文字中，韦伯的影响也清晰地存在着。
借用李福钟的描述：先生藉由这几组环环相扣的大观念，大体上照顾到了「大历史」理论在形式上首尾一致的完整性（internal consistency）。
然而深究「数目字的管理」与「长期的合理性」两个关键概念，其实并非先生首创。
早在一九八○年，Randall Collins 氏已撰文阐明，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理解，除了广为人知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强调的源自于宗教信仰所产生的内在紧张性外，韦伯晚年遗着《经济通史》（General Economic History,1923），其实才真正是韦伯有关资本主义研究的成熟作品。
Collins 指出，韦伯在这部书中，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内涵「理性」（rationality），以「可计算性」（calculabity）这个概念来界定。
八、费正清的汉学在美国研究或讲授中国历史，实质上是在从事“汉学”事业。
而美国汉学的鼻祖，则是黄仁宇曾经有幸合作过的费正清先生。
大师的魅力是无法阻挡的。
虽然在后来二人因为研究思路或观念上的矛盾而分手，但“费公”对黄仁宇的影响却长期植入黄先生的学术生命中。
黄仁宇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也不能否认，我自己的史观是建立在费正清打造的大架构上。
有时我扪心自问：如果剔除费正清发展出来的概念，我不确定我的文章中还剩下多少内容。
他的划时代的《美国与中国》让我大开眼界，尤其是1948年的初版。
透过费正清的作品，我才学到将中国国家和社会视为和西方完全不同的体系。
……如果没有哈佛许多学子敬称的费公，我无法想象自己如何发展出一套连贯的中国历史主题，不论是传统或现代史。
”九、偷工减料的速成学术如果有人质疑黄先生的学术功底不够扎实深厚，他的FANS们可能会大为不快，并举出黄先生曾经下大功夫通读《明实录》的例子作为反证。
但在事实上，尤其是在面对中国通史这样大的研究对象时，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和参考书，连黄先生自己都承认，他运用了一种偷工减料的速成法门。
“大历史”中的“大”，实际上有着“笼统”的意思。
以速成学术支撑下的通史研究，不可能不陷入大而化之甚至大而无当、过分宏观而失之精微的俗套。
好在黄先生用他的史识和妙笔，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毛病。
相对于陈寅恪、傅斯年们对史料的密切关注以及日本史学家们“穷尽史料”的执着，总感来日无多却又需要大量的文字以换来活命之资的黄先生则显得缺乏基本的耐心。
他在回忆录中介绍自己的经验时说：“我没有从头到尾读毕二十四史，也不建议现代学者如此做。
……对我们来说，这些材料只适合参考，不能研读。
……运用这一大堆资料时，还有一个捷径。
我常用的方式是将现代中西方学者的论文和摘要当成参考指南。
……他们的引文常常是很好的索引，带我进入二十四史的原文。
此外，二十四史中还有十二篇所谓的《食货志》，指点出影响民众生计的政府财政。
……我们可以把这些作品放在一起，仿佛在茂密的森林中开出一条小径，只要把现有的地点和路径相连即可。
”看吧，这哪里象是一个大师的研究姿态！简直可以等同于一个浮燥的网友写一篇不必太过庄重的“帖子”。
从某种更夸张的意义上讲，这样的作法——比如借鉴前人引文——甚至可以算做是剽窃或者抄袭！可我们又必须理解，半路出家且年长治史的黄先生，已经没有办法如大师们一样皓首穷经。
他需要以速成的法术写快手的文章。
当然，这样的文字就不免要“大”起来，因为没有丝毫的可能性写“小”。
无奈的是，在那些以写“小”为荣、小中见大的科班史家们眼里，黄先生的这种作法实在是有失学人体面。
十、个人经验黄仁宇经常说“以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寻求历史的技术辩证”，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旧专业的影子。
出身理工专业的黄仁宇后来从事了军事、新闻和历史，却从来不可能磨蚀去他曾经对理工术语的职业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