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族融合问题研究摘要

中国古代民族融合问题研究陈玉屏四川民族出版社前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发展的实质是一个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四次民族大融合：先秦时期是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天下万国”——为数众多的族群不断聚散分合，但其趋势是一些主要的族群规模不断扩大，而族群数量减少，到了周初，以“周礼”的形成为标志，华夏民族最终形成，继而四夷各族逐步形，经春秋战国，四夷中一大批民族或族群融入华夏，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完成，秦汉时期，民族融合出现了“互动”现象，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相互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北方五胡政权的建立和南方经济的大发展，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前所未有的大交融，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后果产生了一个经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峰的盛唐王朝，辽宋金元时期第三次民族大融合。

清朝时期，经济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长，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双向流动大规模进行，我国历史上第四次民族大融合完成建立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里素质——共同文化达到相当的理性高度的文化认同，在民族融合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华夏族最终形成理论意义上的民族是在周朝初期，周礼的形成和同遵同礼，此后的发展趋势是华夏族——汉族犹如滚雪球越滚越大融合是民族从产生直至消亡的严演进过程中的永恒主题本书目的：客观的系统的研究中国历史上汉族占主体，少数民族占部分这种独特的民族融合现象，科学的分析其原因，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时实践价值1、儒家民族观与中国古代民族融合儒家的民族观具有凯敏包容的时代特点强调夷夏之分的意识源于实践——夷夏碰撞的社会现实孔子首创了自觉的、系统的民族理论——孔子以他的仁学为出发点看待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归宿，孔子的理想社会是不分民族、世界大同的社会，孔子十分推崇没有剥削，没有阶级，泯灭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界限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孔子的民族观，有事与他提倡的仁和主张的德政密切联系，孔子对人生命的重视——当时战乱连连的现实，孔子的民族观有着朴素的民族平等思想的因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既来之，则安之”的民族同化思想——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

儒家以礼仪作为标准来区分夷夏重夏轻夷的倾向，华夷存在这较大的差别和摩擦冲突，轻视落后的优越感孔子“夷不乱华”的主张中包含了在夷夏冲突中保护现金的华夏文明，不能倒退到“披发左衽”的落后状态的意愿，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民族是孔子民族观的重要内同，孔子提出一种以文化心里素质为记住、部分族类、一视同仁、兼容并包、共同发展的民族观，正确总结了华夏族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也反映了春秋时代民族关系进程的主流，这是合乎理性的明智选择，更是他的仁学思想在民族问题上的逻辑结论，孔子主张行仁德之政和修文德以来远人的民族观对后世处理民族问题上有着积极的影响战国时儒家民族观的进一步发展，孟子对四夷的看法又进了一步秦汉时期的民族观是以坚持大一统的主张为基础的大一统观念的成熟标志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董仲舒完成大一统的国家观念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接受，汉儒认为只有华夷统一的国家，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主张“爱及四夷”，强调对四夷以仁义道德的感怀和礼制，进一步发展孔子修文德来远人的思想，主张对夷狄实行狡猾怀柔为主的政策，为少数民族立传，确立少时民族为中华民族意愿的历史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统治者的民族观：以华夏正统自居，重夷夏之防，入仕少数民族证券的北方汉族世家士人，激励主张“以夏变夷”，促进汉化。

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民族观：利用儒家理论，为自己继承华夏正统制造合理的依据，少数民族统治者夷夏观念的变化隋唐时期的民族观，视夷狄与华夏为一家，爱之如一民族香花融合的实施以及华夷统一思想的积淀，以礼为区分夷夏的主要根据，大一统思想的根深蒂固，前朝短期而亡的历史教训，推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宋元时期儒家夷夏观变化国家分裂，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并立明清时期，夷夏一家思想逐渐回复清朝后期，夷不再至国内的少数民族，而是指侵略中国的西方侵略者，民族歧视意识逐渐淡化逐渐转变为抗击西方列强，社会现实是传统的夷夏观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儒家以仁学为基础的民族观，对巩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加强民族凝聚力方面起了不可低谷的作用，也正是儒家的这种开明和进步的民族观为历代通知这制定和实施开明、进步的民族政策打下了思想基础儒家思想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文成公主入藏，彝族和白族在中华统一政权的一部分上的文化认同感、亲和里以及政治上对统一的维化，在壮族、回族中传播，在蒙古族和满族中传播儒家思想在少时民族地区的传播，深刻硬性这个少数民族的社会伦理思想原因：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基本观念，以及忠孝信义等基本价值取向，为各民族普遍接受，重礼，强调等级观念，家庭以父系家长为尊，社会中以君长为尊，未进入阶级社会的各民族普遍接受，儒家思想作为强势文化具有自身的优势，丰富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内容也为广大少数民族接受，各族在经济上形成的互补共存关系为儒家思想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奠定了经济基础，儒家思想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存进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发展，儒家思想的传播，为民族证词贯彻儒家思想奠定了群众基础少数民族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接受2、传统民族政策与中国古代民族融合以武力胁迫迁徙，政令，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和亲，任用外族人为官，加官进爵传统民族政策基本原则确立儒家学说的政治化和社会化臣属原则和怀柔原则的确立宗法分封五服制设立机构进行管辖武力征战怀柔原则和羁縻政策赋税从轻义利观，重义重德3、龙文化与中国古代民族中原文化区的原龙燕辽文化区的原龙甘青文化区的原龙长江中游区的原龙江浙文化区的原龙山东文化区的原龙先秦时代的多个古代民族的先民们，早在新时期时代就创造了原龙这一象征符号，以后到了夏商周时期随着国家的形成以及不同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碰撞创新组合充足等复杂过程，而龙文化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龙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非常深厚的基础，深深的扎根于中华大地，形成了中华文化中最终要的象征符号夏代的原龙还显的零散，尚未形成高度概括、普遍信仰的象征符号，似乎表明当时华夏族群内不通过的群体之间的关系还较为松散。

到了商代，从高度概括的、普遍信仰的龙文化也可看粗当时的文化已经高度整合，共同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正是有了这共同文化的基础，华夏族群内部的群体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密。

经过商代的发展，至少在西周时，华夏民族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民族共同体，以后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政治分裂，战乱不止，但并没导致民族分裂，最终还是发展成了后来的汉民族楚文化的龙文化蜀文化中的龙文化龙的兼容并包力和广泛的适应性不同文化的交融碰撞是导致龙的造型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在不同文化的交融碰撞中，增加了许多新的文化因素，这是龙的造型变化的基础和源泉，龙的造型具有极大的单行和包容性，能加诸多因素整合进龙这一象征符号中，使其随着时代的发展具有广泛的适应性龙的象征意义：从祈求巫术到水神，祥瑞的观念与帝王、皇权的象征，皇权或者说国家权利在高度集权的中国对不同族群的整合，凝聚功能是不言而喻的。

具有皇权的象征意义的龙从这一点看也具有极强的凝聚功能龙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至少具有三大特征：具有非常深喉的历史积淀，兼容并包和广泛的适应性，龙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总是不断发展变化，以适应每个时代的要求，充满了生气龙文化的主要载体华夏——汉民族，从两者的相关关系看，龙文化在从华夏民族到汉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祈祷了重要的凝聚力作用，对不同时代的一些民族或这些民族的部分人融入华夏汉民族起到了促进作用，增进华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交往过程中起到了纽带的作用4、中国古代民族融合与宗教中国古代的宗法性传统宗教中国古代宗法性传统宗教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内容：天神祭祀地奇祭祀人鬼祭祀物灵崇拜中国宗法型传统宗教的特点：兼容性较强，排他性较弱，如是性强，出世性弱，宗族观念，等级观念强烈，神权羸弱并绝对受制于王权，延续时间长、教化作用强各种信奉不同宗教的人群和民族必须在政治上服从王权，宗法原则和宗教活动必须服从国家的政治需求，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在政府和大多数人权中占绝对对的宗教通知地位，而且使得中华民族的内部凝聚力强、少数民族和各种宗教能与之协调、和平共处，这在中国民族融合独特发展趋势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集团的宗教变革及其作用由于宗法性传统宗教从周代以来一直保持这国家宗教的垄断地位，其观念和祭祀礼仪以在汉族地区深入忍心，从中分离出来的如家学说不仅在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有这独尊的地位，而且承担着对总发行传统宗教的伦理解释的特殊作用，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及其证券想要站稳脚跟，求得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人民的心里认同，获得所谓的华夏正统，就必须改奉行传统宗教，也必须崇儒尊孔原来信奉原始宗教的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以及建立政权，为了表明自己是华夏文化的继承者，以利于对中原各族特别是汉族的统治，无不改变或改造了自己本民族原来的宗教祭祀仪制，特别是无不以中原宗法性传统宗教中国加宗教的祭祀仪制为自己的国家宗教祭祀仪制，并将孔子作为人神加以尊重历代中央政府的宗教政策与民族融合中国子秦王朝建立了同意的中央几圈的国家后，历代中央王朝在处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过程中，无不围绕着统一集权这一主旨来进行对待其他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是比较宽容的隋唐时期，有利于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汉族与少数民族制碱的情感沟通、融合，客观上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合理的宗教政策有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国土的开拓和加强边疆民族的向心力宋辽时期，相对正确的宗教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消弭民族毛肚，有利于自己政权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还能在民族冲突的过程中竹简缩小不同民族之间的心里距离，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融合各王朝都或多或少采用了中原的宗法性宗教的祭祀仪制，以及全面尊崇儒学，说明中原的传统宗教在收揽人心、以示正统的过程中特别的重要性任何宗教要想在中国真正扎下根来，必须从教义以及仪轨等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协调明朝时期，继承和完善宗法性传统宗教，继续利用宗教，加强对西藏地区的控制，隔离蒙藏政策，尊重扶持伊斯兰教以招抚内地和边区的穆斯林清朝时期，继续尊崇和完善宗法性传统宗教，并保存部分满族宗教旧俗，兴黄教以安众蒙古，以政教制度管理西藏，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各民族不仅在其各自发展过程中宗教起着不同的作用，而且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宗教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讲，民族融合的过程就是宗教互相适应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法性传统宗教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对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大多实行扶持尊重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国家的统一，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5、清代各民族“多元一体化”要素清朝集成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国家观，中国传统民族观的主流思潮是儒家的华夷观分裂就是灾难，它对上层和百姓都同样意味着内战和不安宁，统一则意味着和平和安定，有利于增强综合国立，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同时，统一有利于民族的接近和交往，有利于培育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提供了社会保障清政府因地因族实施的行政管理制度及影响，表现出灵活性灵活多样的民族政策调整重塑了清朝的民族关系移民与不同民族文化的双向扩展及其作用，移民，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不同民族文化的双向扩展促进了民族融合西方国家势力的深入及催化作用影响：共同的政治命运使整个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要求民族文化上的碰撞在民族交往与合作中得到磨合与升华，民族融合的是指就是民族文化的融合与更新，民族关系上存在的文化碰撞，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磨合增强了民族之间的亲和力长期的国家统一又进一步为各民族政治上的一致，经济上的交流、文化上的相互吸引吸收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促使各民族的共同性不断的增加，尤其是在遭遇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条件下，各民族倾心内向，同仇敌忾，培育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激发了各民族的爱国热情6、其他少数民族内迁，与汉族杂剧，相互进行密切的经济交往和日常生活交往，少数民族逐步向封建农业经济转轨，农业社会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技能提升民族融合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主流，这正是有异于其他地区国家民族发展历史的显著特点氏族（部落）——部族（部落联盟）——民族民族的四大特征：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斯大林：民族从萌芽状态到形成的重要标志，即有了民族市场、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中国具备什么样的水准、发挥什么样的功能的都市才堪称民族的经济、文化中心斯大林的民族论不符合中国实际E.B.泰勒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先秦时期我国民族情况，夏、夷、蛮、狄、戎黄帝、颛顼、喾、尧、舜五帝与有虞氏、夏后氏、殷人、周人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反映出部落或部落集团间的联合和融合也反映出华夏族的集成、延续与融合部落之间的战争成为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夏，以地域为国名，反映了地缘关系的日趋重要，同时也反映了血缘关系的没落汉族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各个朝代都将自己视为华夏族的继承者华夏族在创立文化的同时也受到了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夏时期，受到了东夷文化的影响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商多次的迁徙，对民族的最终次年工程多起的阻滞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周人对农业的重视，周人定居农耕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理与文化的积累发展和文化内容的理性升华周人在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特色是，也在吸纳商人的文化，并没有封闭发展周人的表现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里素质这一最具有本质意义的民族他特征已经基本形成封邦建国，形成周礼先秦时期的民族特点：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四方民族以初步建立，各民族见有饮食据的动荡不断的相互融合秦汉以来民族融合的特点：秦汉以来的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华大地上的民族融合，主要体现在其他各民族不断的融入汉民族的形式，原因，中华大地具有相对封闭的特殊地域环境，汉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仅高于其他各族，也高于周边境外各国，北方周边个民族由于长城的阻隔和生产方式与汉族存在较大差异，一般只能借助特定的历史条件和非常方式能够实现与汉民族的杂居，南方各少数与汉族之间不存在长城那样的那难以逾越的障碍，同样实行这农耕生产方式，因而可以较为自然的与汉族民众实现杂居，北方各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较为彻底，而南方则不然儒家思想成为统治者制定统治政策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的融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7.启示科学的认识南北方民族融合方式与进程上的差异，对于实事求是的、正确的认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影响民族融合的因素，对于我们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分析和研究宗教在中国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作用，总结和吸收古代各朝中央政府在民族宗教政策上的经验教训，对当今和今后民族宗教问题的认识有很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