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乡土文学奠基者

贵州乡土文学的奠基者摘要蹇先艾是鲁迅肯定的乡土文学作家。

本文从书写“乡愁”的角度评述蹇先艾的乡土文学创作，认为蹇先艾是贵州乡土文学的奠基者。

关键词：蹇先艾乡愁贵州乡土文学奠基者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老远的贵州”，“心曲的哀愁”，“隐现着乡愁”，是鲁迅对蹇先艾小说的评价，我们可以将之作为蹇先艾小说创作的关键词来看待。

“老远的贵州”，是蹇先艾心灵的故乡，是他描写的对象。

“老远”，既是蹇先艾侨寓北京与家乡的心灵距离，也是读者乃至鲁迅对“天高皇帝远”的遥远贵州的印象，以及他们对蹇先艾小说文本解读贵州的期待。

“老远的贵州”，既是客观的现实存在，也是主观的心灵印象。

“心曲的哀愁”，是蹇先艾小说的基调和主观视角，是典型化的“一个人的贵州”。

“老远的贵州”，“心曲的哀愁”，都统一在“隐现着乡愁”之下。

因此，“乡愁”成为蹇先艾小说的中心词，它与“老远的贵州”、“心曲的哀愁”结合起来，共同组成蹇先艾小说的艺术世界。

一乡愁之一：“美妙的海市蜃楼”现代文学的许多著名作家都以对封建大家庭的叛逆著称。

但是，所谓“封建大家庭”并不能一概而论，它产生罪恶也孕育温馨，滋生土豪劣绅也培养社会贤达，是旧思想的阵地也是新思想的前沿。

许多仁人志士都出自世纪之交的大家庭，这些大家庭所具有的经济实力，使他们具备接受新思想的物质条件；所承继的诗礼传家传统，所因袭的封建礼教思想，使他们在接受新思想熏陶的同时又因袭历史的重负，思想在新与旧之间挣扎。

蹇先艾也出自封建大家庭，他承认封建大家庭的背景，也描写大家庭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

但是在他的思想深处，大家庭留下的是美好的回忆，是不可再现的“美妙的海市蜃楼”。

深秋的午后，“我”和姊姊躲着父母，偷偷划着小船，“池上依稀几片绿藻残荷，点点浮萍随流水飘去……”母亲知道了没有责怪我们，反而用银片糕来犒劳我们。

（《秋天》）“黄昏后，灰色的天空飘着鹅毛大雪，轻风在小巷中徘徊。

”“我”倚立窗前，苦苦地等待琴妹的到来。

（《雪暮》）两篇小说写于1925年，此时作者19岁，正在念北师大附中。

由于父母相继去世，经济拮据。

于是，他回想着在家乡的美好日子，回想着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作品洋溢的青春气息，表达的美好情愫，充盈的母子之情、姐弟之情，描绘出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图画。

将旧家庭描写成“美妙的海市蜃楼”的作品，在新文学中并不多见，我们可以从以下背景中了解作者这样写的原因。

蹇先艾的家，近可俯瞰湘江，远能眺望凤凰山，周围是一片蓊郁的树林。

父亲蹇仲常是前清举人，是遵义颇有名气的文士和开明绅士，曾任四川越隽、涪陵、松潘等地的知县。

蹇仲常非常喜欢蹇先艾，指导他读古文，教他联句做诗，也让他阅读《鲁宾逊飘流记》、《黑奴吁天录》等翻译小说，《崇实报》、《欧战画报》等现代报刊。

也是蹇仲常，于1919年亲自送13岁的儿子蹇先艾到北京求学，返乡途中重病身亡。

在《老仆人的故事》中，作者进一步描写大家庭的和睦氛围和父亲仁爱的形象：在家里呆了几十年的仆人林富要回老家，“我”和姐姐、弟弟死活不让他走。

父亲挽留老林：“你尽管拿我的孩子当自己的看待”，“养你到百年，我们总可以办得到的”。

林富的原型是蹇先艾家的老仆人，父母与兄弟姐妹都没有将他当作下人看待，仆人将主人家作为自己的家，蹇先艾家中的民主空气可见一斑。

在《子澜君》中，作者笔下的父亲形象更加完整。

父亲退休后回地方做乡绅享清福，他为人豪爽正派，文章中常有愤世的感想，嘴上的嘲讽更不足为奇。

于是，与同为乡绅的伯峦有了很多芥蒂，两位老人常常怒目相对。

父亲送“我”到北平念书，返乡时病逝途中。

伯峦一解心中块垒，痛哭于父亲墓前：“从此地方上没有这豪爽正派的人了。

”以上小说都有蹇先艾童年生活的蛛丝马迹，都以作者的父亲为原型。

由这样一位仁爱慈祥、正派豪爽、长于诗文、具有民主思想的父亲为家长，其营建的家庭氛围当然就其乐融融，孤身一人奔波在北京的作者当然将儿时的日子看成是“美妙的海市蜃楼”了。

二乡愁之二：“陷落在泥淖中的老人、女人和穷人”蹇先艾的两篇代表作《水葬》和《在贵州道上》是写农村题材、关注下层人民生活的，这类作品在蹇先艾创作中分量最重、影响最大，这也是鲁迅将蹇先艾列在乡土文学作家之首来评述的原因。

二十岁以前，蹇先艾基本上沉溺于个人的小圈子，写身边的人和事，抒发思乡之愁，作品显得轻飘、感伤、幼稚。

1926年发表《水葬》之后，特别是1928年回乡居住三个月后，蹇先艾看到，“到处都遇见陷落在泥淖中的老人、女人和穷人。

他们的苦脸深刻地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了”。

于是，作者的乡愁跳出了狭小的圈子，将关注的目光聚集在“陷落在泥淖中的老人、女人和穷人”身上，塑造出轿夫、挑夫、马夫、草药客、小偷、乞丐、农妇、妓女、补衣妇等人物形象，构成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贵州底层人物的形象画卷。

《在贵州道上》、《赶驮马的老人》、《盐巴客》等小说表现贵州贫民的一种生存方式。

贵州不通公路，主要靠崎岖的山道与外界联系，由此产生轿夫、挑夫、马夫、盐巴客等职业。

他们凭借体力挣钱养家糊口，也由于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性格上不免油滑，沾染不少不良习气。

特别是贵州流行的大烟，成为他们解乏的良药。

轿夫赵长顺抬轿赚钱抽烟，借钱为了抽烟，卖老婆也为抽烟，鸦片使他失去了良知，最后被当作土匪吃了枪子（《在贵州道上》）。

原先，“我”厌恶用“打杵”支撑着背篼拦道休息的盐巴客，甚至将他们与土匪联系起来。

当在客栈看到被军阀推下山崖跌断了腿的“盐巴客”在无助地呻吟时，“我”深深地忏悔着对他们的误会（《盐巴客》）。

赶驮马的老人因为年纪大了，马有残疾，无人雇用，因此宁愿被军阀拉去驮子弹讨口饭吃（《赶驮马的老人》）。

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民众，总想获得生存的一席之地。

但是，军阀统治下的贵州，又能为他们提供怎样的生存条件呢？草药贩子朱二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患病，全家人吃饭、治病全靠朱二的草药摊子。

但是，县衙门禁止买卖草药，朱二一家生活难以为继（《踌躇》）。

抽蚕丝和补衣服是屠大娘的“生路”，但是洋丝占据市场，剿丝作坊纷纷倒闭，军晌常常拖欠，补衣服的佣金不能兑现。

屠大娘的“生路”究竟在哪里呢？安癞壳的妻子被土匪抓走，他迫于生计卖了女儿，最后沦为乞丐。

（《安癞壳》）《水葬》的主人公是小偷骆毛。

在他被押去“水葬”的途中，桐村百姓里三层外三层地跟着看热闹。

实际上，骆毛和桐村群众就是鲁迅所憎恶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形象，他们表现出贫穷落后所造成的精神的滞重麻木，突出了思想革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受鲁迅《故乡》等小说影响而形成的乡土文学作家们，受到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滋养，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和表现中国农民的现状和命运。

作为乡土文学作家的蹇先艾也概莫能外。

三乡愁之三：军阀统治下“疮痍满目的旧贵州”1918年到1935年，贵州是军阀统治时期。

兴义系军阀张春普、袁祖铭，滇军张谷成、胡若愚、徐为光、欧永昌，桐梓系军阀周西成、毛光翔、王家烈等，各领贵州三五年，像走马灯一样轮换执掌权政。

贵州军阀具有依附性和掠夺性两个突出的特点。

蹇先艾没有宏观地表现贵州军阀的依附性和掠夺性，没有正面地描写你争我夺的军阀战争。

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事件，表现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给百姓造成的深重灾难。

同时以人道主义的眼光，审视这一严峻现实，在一系列文学形象中寄予缕缕乡愁。

酒家女招弟即将嫁给巴团长当姨太太，在小镇传为美谈。

而苦苦恋着招弟的青年褚梦陶，为了阻止这一荒唐婚事，在军阀的枪口下死于非命（《酒家》）。

吕芳的表嫂为了讨好当军阀参谋的丈夫，竟然助纣为虐，帮助丈夫娶吕芳为姨太太（《一幕悲剧》）。

盐商臧老板娶了怀着身孕的吕团长的姘头桂花，还当宝贝一样地宠着，并依仗桂花和吕团长的关系，抬高盐价，制造盐荒，排除异己（《盐灾》）。

马克思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在当时军阀主政的贵州，军阀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民众惟有服从军阀的权威。

蹇先艾从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的角度，揭示出军阀势力所形成的荒唐社会现象，以及军阀统治给人们造成的心理伤害。

蹇先艾描写了“陷落在泥淖中的老人、女人和穷人”，也刻画了军阀统治下无助的乡绅、僧人和士兵。

乡绅黎正宣期望烟土生意赚来大钱，却因军阀与土匪的勾结使他的生意血本无归。

（《乡绅》）赫赫有名的绅士凌鼎章在与军阀厉队长的斗法中占不了丁点上风，凭他的声望却保护不了自己的干女儿海棠和她的戏班。

（《山城的风波》）军阀战争中，佛门圣地也惨遭践踏，法明和尚出于尊严也迫于贫困上吊自杀。

（《两个不幸的人》）军阀队伍中的士兵也处于被欺压的境地。

新入伍的汪贵领不到军晌，因偷窃被洋人打得鼻青脸肿。

（《胜仗》）军阀统治是近代贵州的痼疾和毒瘤，军阀统治的灾难无孔不入，使本来就贫穷落后的贵州雪上加霜。

在表现下层人民苦难生活的基础上，蹇先艾将笔触伸向社会各个阶层，从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角度全方位地展示军阀带来的深重灾难，寄予他对故乡人民的深切同情。

四贵州乡土文学的奠基人贵州新文学主要表现为乡土文学，蹇先艾是贵州乡土文学的奠基人。

在鲁迅、茅盾等人的影响下，蹇先艾乡土题材小说的创作由幼稚走向成熟，乡土文学观由朦胧而逐渐清晰。

有了明确的乡土文学观念，乡土文学创作逐渐走向成熟，写下了《水葬》、《在贵州道上》等优秀作品。

他在《我所理解的“乡土文学”》等文章中，概括了解放前乡土文学的特征：揭露旧社会的怪现状，抨击、嘲讽反动统治者，同情劳动人民；表现习俗风光，人物语言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他认为，乡土文学是发展变化的，是遍及全国的。

蹇先艾在创作中实现了他的主张。

不管是表现乡愁，还是再现军阀黑暗统治，无论是描写自然景物，还是刻画贫穷百姓形象，他都将黔北乡土作为小说的生活场景，都努力通过人物命运、人物语言、乡风民俗表现地域文化特征。

乡土色彩见于作品的山川景物、社会环境，也见于风俗民情、人物语言。

《贵州道上》对险峻的贵州山道的描写，《谜》中对黔北旷野月夜的刻画，《蒙渡》表现的山区的蒙蒙细雨，《水葬》渲染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社会环境，《酒家》、《盐灾》表现军阀战乱带给民众的灾难，给我们展示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黔北的自然形态和社会风貌。

小说中有许多具有黔北风味的描写，如三丁拐的轿子、滑杆、竹节叶子烟竿、夹笋壳子斗笠、布鞋上套草鞋的大脚农妇……对山区民众的气质、心态更是刻画得细致入微。

蹇先艾善于运用方言俗语，“归一”、“戏毛”、“虚飘飘的”、“车来车去”、“尔妈”等俗语，强化了作品的乡土特性。

贵州新文学，特别是贵州乡土文学，与蹇先艾的名字密切相关。

蹇先艾关于乡土文学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深刻地影响了贵州作家的创作，对贵州乡土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当之无愧地成为贵州乡土文学的奠基人。

参考文献：[1] 蹇先艾：《蹇先艾文集》（第一卷），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