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谥号论略

古人谥号论略

暴希明

（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安阳455000）

提要：谥号是古代帝王、诸侯、高官大臣等人死后的一种特殊名号，是封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谥号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为了避讳；二是为了区别尊卑，建立等级制度；三是为了惩恶劝善，维护封建礼教。谥号用字分美、恶、平三类，一般根据死者的是非功过来确定，是对死者的盖棺论定。谥号源于周，废于秦，复行于汉以后的各个朝代，辛亥革命爆发后，伴随着封建等级制的废除，终于油尽灯灭，寿终正寝。

关键词：谥号；美谥；恶谥；平谥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13）04－0167－03

谥号是古人死后的一种特殊名号。古代帝王、诸侯、高官大臣死后，朝廷按照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根据他们的生平行为，给予一个称号，这就是谥或谥号。由于它是名字之后新增的称呼，所以在字形上写作“谥”。历代相沿形成的有关给谥的一套规定和法则，就是谥法。

谥号产生于何时，目前在学术界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谥号产生于西周初年。《礼记·檀弓上》：“死谥，周道也”；《通志·谥略·序论一》：“古无谥，谥起于周人”；《谷梁传·桓公十八年》范宁注：“昔武王崩，周公制谥法”。

谥法是古代统治阶级极为重视的一种礼文化。朝廷之所以要在一些人死后再给他们一个特殊的名号———谥号，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为了避讳。以谥号代替死者姓名，避免直呼其名，以示敬重。二是为了区别尊卑，建立等级制度。《白虎通义·谥》：“谥者，所以别尊卑，彰有德也。”因而，历朝历代对于哪些人可以得到谥号都有严格规定，如唐代规定一般只有三品以上的高官才可以得到谥号。于是，有谥号本身就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三是为了惩恶劝善，维护封建礼教。《逸周书·谥法解》：“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五经通义》：“善行有善谥，恶行有恶谥，所以劝善戒恶也。”这种根据死者一生是非功过而给予的总结性的称谓，既是对死者的慰藉或谴责，也是对生者的一次封建礼法教育，它可以使活着的人闻美谥而钦慕，人心向善；睹恶谥而惧怕，不敢作恶。

谥号既为“行之迹”，就需要根据死者的生平事迹来确定。人的一生行事有好、有坏、有一般，故谥号用字也就区分为美、恶、平三类。按照谥法，每一类谥号用字都有特定谥字，每一个字的意义也都有特殊限定，不能任意解释。

所谓美谥，就是褒扬死者功德的谥号，这类谥号在所有谥号中占绝大多数。根据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所附的《谥法解》的记载，文、武、庄、成、穆、元、宣、桓、襄、忠、明等字皆为美谥。在这林林总总100多种美谥中，又有少数几种特别高贵的美谥，古人称之为“特谥”，一般不轻易予人，如“文正”、“忠武”等。

“文正”被人们视作极美之谥，是在宋代以后。司马光第一次提出，文正“谥之至美，无以复加”。他解释说：“所谓‘道德博闻曰文’者，非闻见杂博之谓也，盖以所学所行不离于道德也。‘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愉之谓也，盖以《诗》云‘靖共尔位，好是正直’也。”［1］经司马光这么一鼓吹，“文正”一谥，正式被人们认可为称赞人臣极美的谥号。宋人费衮《梁溪漫志·文正谥》条指出：“谥之美者，极于‘文正’，司马温公尝言之而身得之。国朝以来得此谥者惟公与王沂公（按：指沂国公王曾）、范希文（按：指范仲淹）而已。”在明朝，“文正”也是阁籍中特载不宜轻用的谥号，明朝开国150年内，无人得之。据福格《听雨丛谈·谥法》条记载，武宗正德十一年，致仕后的大学士李东阳病重卧床，其好友大学士杨一清前往探视，言谈中探知他正为身后名担忧，就向他表示：“国朝以来，文臣未有谥文正者，公如不讳，请以谥公。”垂死的李东阳闻听此言，感激莫名，竟在床上朝杨磕起头来。号为“楚地三杰”之一的李东阳得文正之谥是否名副其实，姑且不论。李东阳对杨一清曾有私恩，因而人们认为杨一清促成李东阳得到谥号“文正”，是出于个人私谊，是“以天下之公谥，报臣门之私恩”。根据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国朝》条的记载，当时有无名氏改宋人讥讽京堂诗句对杨一清加以讥讽说：“文正从来谥范王，如今文正却难当。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有明300年内，“文正”一谥除李东阳之外，仅谢迁、方孝孺、倪元璐、刘理顺诸人得之。

如果说“文正”是称赞文臣的极美之谥，“忠武”则是褒扬武将的极美之谥。《史记正义·谥法解》：“危身奉上曰忠。”《经世大典·臣谥》：“赴敌无避曰武。”臣子既忠且武，就能为皇帝打江山、保社稷而舍生忘死，一往无前，即使蒙冤含屈，还要山呼皇上“万岁”。因此历代非常看重给予臣子的忠武之谥。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是历史上第一个得到“忠武”谥号的大臣。据清人朱彭寿《旧典备征·以忠武为谥》条统计，除诸葛亮之外，历史上还有晋代的温峤，唐代的郭子仪，宋代的岳飞（先谥武穆，孝宗淳熙时改谥忠武）、韩世忠，元代的伯颜，明代的常遇春，清代的杨遇春等50余人以“忠武”为谥，这些人多是叱咤风云、匡扶社稷的著名人物，“其为无上美谥可知”。

所谓恶谥，就是贬斥死者劣迹恶行的谥号。根据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所附的《谥法解》的记载，灵、厉、戾、丑、幽、

761

历史

炀、缪等字皆为恶谥。历史上最早被谥以恶谥的是周厉王，根据《国语》等书的记载，周厉王是一个贪婪暴虐的君主，他垄断山林川泽的收益，禁止平民采樵渔猎，从而引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为了阻止国人批评他的苛政，他任用卫巫严密监视国人，一旦发现有批评者即予以残酷杀害，以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终于激起国人暴动，狼狈出奔于彘，死后被谥为“厉”。按照谥法，“杀戮无辜曰厉”，一个“厉”字，正是对他一生行事的准确概括。历史上第二个被谥以恶谥的著名人物，是周厉王的孙子周幽王。周幽王即位以后，沉湎酒色，不理国事，千金买笑，“烽火戏诸侯”，最终导致西周灭亡，自己也被犬戎所杀。按照谥法，“动静乱常曰幽”，他死后被谥为“幽”。故孟子说：“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2］

所谓平谥，既非表彰，也非贬斥，只是客观的叙述境遇，或对其不幸遭遇表示同情、怜悯。根据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所附的《谥法解》的记载，殇、悼、哀、愍（闵）、怀等字皆为平谥。如鲁庄公的儿子启方即位时不足8岁（此从杨伯峻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6个月以后，被他的叔父，成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中的庆父杀死，按照谥法，“在国遭难曰闵”，谥为闵公。东汉刘隆在位一年，寿2岁而崩，按照谥法，“短折不成曰殇”，谥为“殇帝”。

一些被权臣挟制，出来做“禅让”表演的末代君主，当他们举行完“禅让”仪式之后，一般很快就被悄悄地杀害了。新王朝议谥的礼官们，往往给他们奉上恭、顺、和、思等谥号。这些谥号虽然也可归之于美谥，但其实还是平谥。如东晋司马德文禅位于南朝宋刘裕，遇害后被刘宋谥为恭帝；刘宋的刘准禅位于齐萧道成，遇害后被齐谥为顺帝。这些谥号无一不同被谥者的禅让“美德”相应，无一不展示新王朝得天下的应天顺人。如恭这个谥号，按照谥法，“尊贤让善曰恭”，“敬顺事上曰恭”，这一谥号对于大臣来讲是美谥，但对于至高无上的皇帝来讲，尊贤让善，敬顺事上，就是肯定其对受禅让者的恭让，肯定受禅让者非贤即善，对其本人岂不是含有极大的讥讽或怜悯吗！

从以上的谥号用字可以看出，谥号关系到对死者一生的评价，是对死者的盖棺论定，一字之差，褒贬悬殊，所谓“一字之褒宠，逾绂冕之锡，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刑”［3］。所以古人对此非常重视，谥号的确定都由专门部门负责，有一套严密的程序。

帝王给谥一般有百官议谥、南郊请谥、奉谥册于灵柩等几道程序。以宋代为例，皇帝死后，先由太常寺依据谥法提出初步建议交尚书省，再召集台谏省官、监察御史等朝廷高级官员研究评议，议定后写出谥议，报继位皇帝批准。接下来是到南郊向上天请谥。之所以要向上天请谥，是因为按照封建礼制，谥号应该是由尊者赐给卑者，而帝王在人间的地位至高无上，没有人有资格为其赐谥。但是帝王又号称天子，是天的儿子，于是只能借那个虚无缥缈的天的名义给其谥号。向上天请谥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按照谥法，谥号是“行之迹”，应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公正无私。但臣子又要“为尊者讳”，给帝王掩恶扬善。这是为人臣者无法解决的一对矛盾，只有交给上天处理。所以班固在《白虎通义·谥》中说：“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谥之者何？以为人臣之义，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恶扬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在上天面前，要实事求是，不能再“为尊者讳”了。因而古代帝王也有不少得恶谥的。祭天之坛又称圜丘。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圜者，圆也，坛呈圆形，以象天体。为什么要在南郊祭天？因为依照阴阳五行学说，天为乾，地为坤，南方为阳，北方为阴，天在阳位，故圜丘必筑于京都南郊。在向上天请谥时，文武百官要齐集京都南郊，肃立圜丘之下。太尉登坛向昊天上帝神位献奠祭，太祝诵祝文，太尉奉谥议于神位之前，百官再拜，就算已向上天请得谥号。最后一道程序是奉谥册于灵柩。谥文写于谥册之上，置于灵前，待安葬时与灵柩一同移入陵墓之中。

百官给谥的程序各朝大同小异，多分为请谥、议谥、定谥、赐谥几个步骤。请谥是由死者的家人、部属或生前友好向朝廷正式提出要求，同时呈上死者的“行状”，即有关其生平事迹的报告。由于行状多出于死者的亲朋之手，为了使死者能得到美谥，行状很难实事求是地叙述其是非功过，多有溢美之词。为防止溢美不实，朝廷要责成专人查核。一般是在吏部之内设有考功司，考功司根据其以往考课的记录，勘查核实行状所言是非功过是否属实，然后转送太常寺议谥。议谥是由礼官根据死者的生平功过，依照谥法，提出给谥的初步意见，并写出谥议，说明给谥的理由。定谥，即礼官或内阁将所议定的谥号报请皇帝，由皇帝最后定夺。赐谥是最后的礼仪程序，皇帝以诏书形式确定给死者某一谥号，并派专使在吊唁丧葬仪式上宣布。

按照谥法，谥号应该和谥主的一生行事名实相符，所谓“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实际上往往并不尽然。首先，在给国君议谥时，“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恶扬善”，要为尊者讳，这种情况在先秦时期还不太严重。秦始皇一登上皇帝的宝座，为了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防止自己身后得到恶谥，就迫不及待地下诏书取消了谥法。汉代以后这种为尊者讳的现象就非常明显。根据汪受宽《谥法研究》一书的统计，先秦时期有谥号的234位君王中，有30人得到恶谥，且这些人多非亡国之君，只是因为自身失德而为其臣子所谥。从汉代开始，帝王谥号多为美谥，恶谥比例极小。从汉到清末的324位帝王中，只有9个得到恶谥，其中被废之君4人，亡国之君3人，恶谥都是其政敌所加，只有后凉灵帝吕纂、东汉灵帝刘宏的恶谥“灵”字，是其臣僚所加。根据《晋书·惠帝纪》的记载，晋惠帝是个白痴，什么都不懂，听见蛤蟆叫，问身边的人说，蛤蟆是属于公家还是属于私人？看见饿死的百姓，竟然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就是这样一个蠢物，竟然得到代表“柔质慈民”和“爱民好与”的“惠”字作谥号，其他的就可想而知。当然，也有“婉而多讽”的。根据《晋书·安帝纪》的记载，晋安帝司马德宗，“自少至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变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这样一个植物人，死后谥为“安”。按照谥法，“好和不争曰安”，“恭德不劳曰安”，也真亏了礼臣们会咬文嚼字，想出了这个“安”字！口不能言，不辨寒暑，行动需人，地地道道地是“好和不争”，“恭德不劳”。

相对而言，给大臣赐谥，还能比较多地反映出一些受谥者的行迹。因为评定谥号的时候，主持者无避忌，朝臣敢直言，阿曲较少。但也是时代越往后，标准越宽，渐渐的就成了官样文章式的赞誉，而并非严格的、名副其实的总结与评价。赵翼在《廿二史札记·谥兼美恶》中指出：“唐制，三品以上皆得请谥，而其人之贤否不同，则必核其生平以定之，盖犹存古道也……然其时已多请嘱失实之弊……后世惟赐谥者始得谥，既邀恩赐，自必其人履行无亏，故谥皆有美而无恶也。”清人王鏊在《震

861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