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_第三条道路_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模式比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摘要：作为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实践成果，英国“第三条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与各自国情相适应的产物。

从共同的国际环境、特殊的国内环境以及政党对执政地位的永恒追求来比较两种发展模式形成原因的区别与联系，从理论取向和客观沉淀来比较两种发展模式基本特征的普遍追求和各自特色，对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深入理解、不断完善和坚持实践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英国第三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比较基金项目：本文是2010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0GXS5D235）的阶段性成果收稿日期：2011-12-16作者及单位：卢保娣，华北水利水电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学。

（河南郑州，450045）中图分类号：D6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79（2012）01-0011-03英国“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模式比较作为当代社会主义的两大主要分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催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民主社会主义则与西方现实紧密衔接，以战后欧洲国家福利国家模式的成功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有效转型，产生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极具影响的“第三条道路”。

尽管就所孕育的制度基础来说，英国的“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本质不同，但两者与各自面临的客观现实相适应并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足以表明两者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关于两种模式的概述一般来说，模式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

”[1]在本文里，所谓“模式”则特指20世纪后半期英国工党在政策反思基础上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和中国共产党在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逐步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发展路径的选择。

新的“第三条道路”于20世纪90年代由美国民主党率先提出，但由英国工党积极倡导且付诸实践，并对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方形成辐射。

因此，英国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与实践也最为典型。

该思想始于1994年吉登斯的著作《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书中虽未明确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概念，却鲜明地提出了英国工党要走一条超越传统民主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道路。

1998年9月，费边社发表了布莱尔撰写的小册子——《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对“第三条道路”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标志着“第三条道路”在理论上的成形。

而自1997年开始，英国工党在布莱尔的领导下连续执政四届则是在实践层面对“第三条道路”的进一步检验和充实。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界定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没有统一的认识。

正如列宁曾经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

”[2]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时期。

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理，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模式，而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路，中国从此逐渐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发展模式。

而改革开放的30年，从邓小平理论、到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正是该模式在实践层面不断接受挑战和完善的历程。

二、两种模式形成原因之比较作为对20世纪后半期时代变迁所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与新挑战的回应，英国“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都有其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

一方面，中英两国由于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及历史路径依赖造成了的特定国内背景差异，而这正是两种发展模式相区别的形成原因所在；另一方面，以美苏争霸为主要特征的冷战格局、苏东巨变对社会主义的冲击以及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各种挑战等构成了中英两国共同面对的国际环境，而这正是两种模式的形成原因之比较能够成立的基础。

概言之，相同的国际环境在中英不同国内环境的塑造下，以不同的原因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

对英国而言，工党面临的国内环境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取向；二是福利国家模式的政治现实。

如果说苏东剧变的冲击造成了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谷，使得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景也遭到普遍质疑，那么，工党连续多年不能赢得大选则表明其一贯执行的国有化路线的有效性已经不能获得大多数民众的认同。

另外，经济全球化下社会保障开支不断增长而经济发展在面对新型工业化国家的激烈竞争和经济周期的作用无法持续的情况下，使得战后逐渐形成的福利国家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为了解决这些困境，工党便提出“第三条道路”以淡化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取向，同时又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以实现福利国家模式的有效转型。

对中国而言，共产党面临的国内环境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改革开放；二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党的领导。

由于从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开始了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且80年现代化进程的成就显著，使得苏东巨变并没有对公有制的合法性造成重大冲击，反而是党内左派试图阻止改革开放的进程。

另外，随着对全球化进程的不断融入，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制度、价值或多或少、或好或坏地渗透到了国内的各个领域，使得改革开放的进程大大加快，但也加大了西化外衣下被和平演变的风险。

为了解决这些困境，中国共产党便不断强化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既是对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的超越，又避免了改革开放进程中西化风险对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冲击。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英国的“第三条道路”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管共同的国际大环境如何变化，以及各自的国内背景存在怎样的差异，工党和共产党的立足点都是为了获得或巩固其执政地位的需要而作出的审时度势之举，这是由现代政党制度所决定的政治规律。

换言之，中英两国发展模式的形成动因中，不断改变的是共同面对的国际大环境及对其影响产生过滤作用的各自国内环境的综合作用，不变的则是两党对获取或巩固执政地位的永恒追求。

只是相比之下，共产党由宪法赋予的唯一执政党地位和工党由选举赋予合法性的轮流执政党地位，决定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宏观上更具稳定性和连续性，而英国的第三条道路在微观上则更具敏感性和灵活性，这也是两种发展模式的各自优点和需要相互借鉴之处。

具体到中国来说，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多一些务实的态度和做法，无疑会带来更多积少成多的益处。

三、两种模式基本特征之比较两种发展模式形成原因的异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决定了英国的第三条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基本特征上的区别与联系。

一方面，这是中国共产党和英国工党为了获取或巩固各自执政地位对共同国际环境的变化所作回应在应然层面的一种理论取向；另一方面，它又是各自特定的国内环境塑造下在实然层面的一种客观沉淀。

可以说，两者共同构成了本文所理解的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

只是相比之下，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使得两国发展模式的特色更为凸显。

对英国的“第三条道路”而言，其基本特征可从理论取向和客观沉淀两个方面来概括。

在理论取向上，它是对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超越与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

这是因为前者自战后以来主张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挑战下，庞大的社会保障开支使得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以致福利国家模式难以为继；后者虽一贯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但在社会主义理念已经深入民心的背景下，片面强调竞争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使得社会矛盾增多进而影响到执政地位的获得。

在客观沉淀上，工党对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调整。

不同于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国有化主张，工党不仅淡化了所有制的问题建立起兼顾公平、突出效率的现代混合经济模式，而且在党章中明确放弃了对公有制的追求目标。

从工党连续执政所取得的经济增长不难发现，这既是在全球化时代英国对战后福利国家模式的有效转型，也是工党对苏东剧变的冲击及战后国内阶级结构变化的成功应对。

可以说，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它所提出的“新经济、新福利、新治理和新政治”造就了工党领导下新英国。

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言，其基本特征亦可从理论取向和客观沉淀两个方面来概括。

在理论取向上，它是对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升华。

前者极力推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对于新中国的建立和政权的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却也出现了诸如十年文革这样曲折的探索历程；后者认同基于西方民主制度的市场经济模式，对于改革开放以来融入经济全球化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其中西化的风险也对如何维护社会主义方向和党的领导地位带来了挑战。

可以说，将社会主义与基本国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正是一条既防左又防右的中间路线。

在客观沉淀上，中国则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它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基于公有制之上由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模式。

其中，国有经济及其控制力确保了苏东剧变冲击下社会主义方向的不动摇和党的领导地位的稳固，与世界接轨的市场经济则大大推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使得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应该说，英国的第三条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鲜明的，都是工党和共产党为了执政地位对全球化、苏东剧变等国际环境变化的理论取向在各自国内环境塑造下的客观沉淀。

只是相比之下，两种发展模式都存在重视发挥市场作用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普遍联系，而在谋求执政地位时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程度上有所区别。

这首先是由于两国政党制度差异，使得中国共产党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作为领导地位的保证及合法性的来源，而工党则需要兼顾市场和社会的平衡以确保最广泛的选民基础。

另外的原因则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的差异，使得工党对市场效率的再重视是出于为社会福利提供有力支持，而中国共产党则是在反思左倾社会平均主义的基础上对市场效率的新发现。

换言之，英国的市场经济是先于民主政府而产生的，具有较大的独立性，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则是在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推动下孕育而成，仍然是由政府主导的。

不过，重要的一点是，中英两种发展模式都是与各自的国情相适应而产生的，是最有效的。

四、结论促成中英两种发展模式的原因以及其基本特征的表现无疑是多种多样的，但从比较的视角看，政党为了获得或巩固执政地位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理论取向在各自特定的国内环境塑造下形成的客观沉淀显然是一个相当系统的概括。

对此，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不断改变的是外源性的国际环境和内源性的国内环境，恒久不变的则是英国工党和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地位的不懈追求；在后冷战时代，经济全球化下的市场动因已经并将继续作为中英两国发展模式的主要推力；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阶段差异，英国的国内环境集中体现为福利国家模式的转型，而中国则是改革开放进程的坚持；两种发展模式的理论取向和客观沉淀，从长期来说是一致的，但从中短期来看则是可能相偏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