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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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理论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英国文化研究学派

然而，大众文化的生产并不是自由的，而是受到各种力量的约束。这种约束包括了市场机制、技术发展、社会需求、政策法规等。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这种约束使得大众文化的生产失去了其独立性和自主性，从而导致了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和同一化。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这种标准化和同一化的生产方式是导致文化产品缺乏创新和个性的主要原因。这种缺乏创新和个性的文化产品反过来又加强了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和同一化。因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是一种被动的、机械化的过程，缺乏真正的创造性和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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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否定维度来看，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是统治阶级通过文化工业强加给大众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尤为突出，国家通过大众文化实行意识形态的控制，对社会大众进行一种整合。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往往深受大众文化的麻醉，失去反抗意识，变得驯服。他们沉迷于短暂的快乐和满足，而不愿去思考和质疑社会的不公和压迫。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文化工业”。这一概念指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被批量生产、消费和传播。文化工业的出现使得文化不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而成为了一种经济产业。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文化工业的生产过程类似于其他工业生产过程，劳动者在生产中失去了自由和创造性，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往往具有虚假性和强制性。
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观点和主要内容包括对社会现实的否定和批判，对社会体制的反思和质疑，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和追求。这些观点和内容贯穿了整个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过程，为后续的理论拓展和实践应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传承与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理论和观点，为后来的社会批判理论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他从商品经济、阶级斗争、国家机器等多个角度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

所谓文化产业，就是生产和经营文化产品和文化服
务的企业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产业是“结合创造、生产与商品化等方式、运用本质是无形的文化内容。这些内容基本上受到著作权的保障，其形式可以是商品或服务。” “一般来说，文化产业形成的条件是，文化产品和服务在产业和商业流水线上被生产、再生产、储存或者
式和价值观的竞争日益凸显，意识形态也
受到了人们的高度的重视。
约瑟夫▪奈：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
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
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
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
约瑟夫.奈
一个国家行为改变，可能是由于：（1）外在军事压力(大棒)；
（2）财富的诱惑力（胡萝卜）；
（3）被某一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等吸
1950年，部分成员返回联邦德国重建研究所，部
分成员仍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社会政治理论研究。
1930年，霍克海默就任所长时明确地提出：社会研究所的任务是建立一种社会哲学，它不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实证分析，而是以“整个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对象揭示和阐释 “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命运”，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的哲学和社会学批判。
其中，关于文化产业社会功能的研究路径，得出了
两种不同的结论：（1）文化产业社会功能的“悲观结论”，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2）文化产业社会功能的“乐观结论”,以英国文
化研究(伯明翰学派)为代表。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产业理论
（一）法兰克福学派概述法兰克福学派：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成员构成的学术团体。20世纪最大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也是现代西方重要的哲学流派之一。以批判的社会理论著称。代表人物有M.霍克海默、T.W.阿多诺、H.马尔库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对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对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内容提要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是伴随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萌芽、发展而起步的，从一开始就存在本土理论准备先天不足的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大量移植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

这种做法，首先就会遭遇分析和批判的中西“语境错位”问题。

同时，仅仅以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资源，来审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至少也是失之偏颇的。

如果要建构更广阔的中国大众文化现象分析视野，就应当实现伯明翰学派或文化研究理论资源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资源的结合，并将之导入中国地方性语境中。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中国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移植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以作为主要分析视野和方法。

这种照搬套用的做法，首先就会遭遇分析和批判的中西方“语境错位”问题。

同时，仅仅以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资源，来审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至少也是失之偏颇的。

诚然，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具有深刻社会意义，对于分析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也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

但是，其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尤其是其在过高估计大众个。

性被文化工业摧毁程度的同时，过分地简化了大众接受和使用文化工业产品的过程。

正是在这一点上，英国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具有纠偏和补充作用。

文化研究不仅注意到了自上而下宰制性力量对大众的控制和操纵，更看到了从属者自下而上对宰制性力量的抵抗和颠覆，重新认识到了大众的文化辨识力、主动性和创造性，重估了大众文化政治的进步性潜能。

正因如此，如果把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大众文化理论接合起来，并经过从西方地方性语境到中国地方性语境的转换，会有助于更全面、辩证地理解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是伴随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萌芽、发展而起步的，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本土理论准备先天不足的现象。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之差异

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一、两个学派媒介文化观相同之处1、属于广义的批判学派众所周知，经验学派（emperical school）和批判学派（criticle school）是传播学研究中的两大学派。

学者李彬认为，科学主义和实证精神正是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学术基础，人本主义和终极价值也正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思想根基。

[1]毫无疑问，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前者注重的是“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的宏大批判”（理查德•约翰生语）[2] ，后者关注的则是媒介文本意义产生的要素及其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能动解读能力。

他们的媒介文化研究都是与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大异其趣的。

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宏观研究上的相同之处。

笔者认为，两个学派在媒介文化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焦点，那就是“媒介权力”。

“权力”一词的本意是做某事的能力，往深处想来，权力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纽带，权力的深层总是包含着某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两个学派的学者都认为媒介权力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比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揭示统治阶级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压迫、愚弄民众的真相，无情地鞭挞作为虚假意识形态帮凶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对统治阶级滥用媒介权力的批判。

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而导致了一种单向度文化的产生，这种媒介文化像巫术一样被硬塞进人们的头脑中，造成的却是民众精神的压抑。

哈贝马斯把大众传播媒介看作为一种公共领域，但是这个理应发挥公共性功能的领域却被国家主义和资本势力所盘踞，于是，大众传媒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又是文化产业，其造成的只能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公共性的瓦解。

英国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媒介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意义和快感的经济学。

霍尔指出，媒介文化并不像法兰克福学派所认为的那样是铁板一块的，也不否认它是欺骗群众的意识形态工具，他的理论兴趣点更侧重认为媒介是一个“场”，里面存在着差异和斗争，是统治阶级为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努力与被统治阶级对领导权的抵抗共同组成的。

西方媒介素养教育范式的四次转变

西方媒介素养教育范式的四次转变摘要：西方媒介素养教育肇始至今，经历了免疫—甄别—批判—赋权几个范式，每一次范式的转变都与西方社会的变化、媒介技术的演进、文化研究和受众研究的转向密切相关，本文对这几种范式进行梳理，考察促成范式转变的多重、复杂因素，在借鉴的基础上给中国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提供一种理论参考。

关键词：媒介素养教育西方范式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的理念和教育实践是一个伴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具有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复杂系统。

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环境和文化情境中对媒介素养的内涵有着不同的表述，但对媒介素养的关键性认知还是比较一致的。

那就是使用和解构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

而相关的教育其实质就是要指导人们怎样正确处理与媒介的关系。

在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范式在不同时期经历了四次转向。

中国的媒介素养和其相关的教育理念引入较晚，1997年，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卜卫在《现代传播》第1期上发表的《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一文被视为中国大陆第一篇系统论述媒介素养教育的论文，这以后中国大陆对媒介素养教育开始有所关注，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媒介素养教育在中国的实践深度和广度。

目前中国大陆已开设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基本上集中在高校，且集中于对新闻专业学生的职业化培养，提升到全民教育和素质教育高度的媒介素养教育还没有形成。

理论和实践的滞后使中国尚未形成符合当前中国实际的媒介素养教范式。

近十年间，在引介西方范式的过程中，西方历时态的四个理论范式在中国几乎是共时态地涌入的，理论层面的范式重叠和“西方化”的问题严重影响到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的本土化实践。

本文拟对西方媒介素养范式进行梳理和分析，旨在给中国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提供一种理论参考。

一、免疫范式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社会，由于印刷术的进步，不仅使书籍能够被普通民众所接触，而且大众期刊与大众报纸也紧随其后，再加上城市化的推进、交通运输的发展、民众识字率的提高，出现了大众受众。

媒介素养教育的世界视野与中国模式

媒介素养教育的世界视野与中国模式一、概述在数字化时代，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它不仅是提升公众对媒介信息的理解、分析和评价能力的关键，也是培养公民社会责任感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基础。

本文旨在探讨媒介素养教育的全球视野与中国特色，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总结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现状与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通过深入研究媒介素养教育的全球趋势和中国实践，我们可以为提升我国公民媒介素养、构建健康的信息生态环境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1. 媒介素养教育的定义与重要性媒介素养教育，亦可称为媒体素养教育，是一种针对公众，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形式，其目标在于培养他们正确地理解、分析、评价、创造和传播各种媒介信息的能力。

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涵盖了广播、电视、电影、网络、出版等各种媒介形式，涉及媒介批判性思维、媒介伦理道德、媒介审美等多个方面。

在当今社会，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介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认知世界的主要渠道。

媒介信息的海量、复杂和多样性，使得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在面对媒介时，往往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

媒介素养教育能够帮助他们提高媒介信息的辨识能力，理解媒介信息的产生、传播和接受过程，掌握批判性思考的技能，从而做出明智的媒介选择。

同时，媒介素养教育也是提高公民素养、建设民主社会的必要途径。

媒介素养教育有助于公众形成独立的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培养他们在媒介使用中的自主性和责任感，使他们在享受媒介带来的便利和乐趣的同时，也能够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

在全球范围内，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推广。

由于各国的社会、文化、经济背景不同，媒介素养教育的模式和内容也存在差异。

在推动媒介素养教育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2. 全球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趋势媒介素养教育正在从传统的“批判范式”向“参与式”和“赋权”范式转变。

理论与经验：介入大众文化的两种路径[1]——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的比较研究(一)

理论与经验：介入大众文化的两种路径[1]——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的比较研究(一) 内容简介]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辨证方法论，英国文化研究则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法兰克福学派以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的“异化”思路批判和解析大众文化，而英国文化研究则采用历史主义的现实态度，凸显了工人阶级对英国社会“共同文化”的贡献；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所采取的是抵制和超越的态度，英国文化研究则对工人阶级文化进行不遗余力的救赎与正名；法兰克福学派对“精英文化”被褫夺表现出了极其的不情愿，大有用“应然”反对“实然”的意蕴，而英国文化研究则小心翼翼地求证工人阶级文化现实的合法性，更多地是要为“实然”争取“应然”的地位；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大众文化因为达不到他们的审美趣味而必然招致政治上的无能，而英国文化研究则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不但在政治上是合法的，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经验。

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英国文化研究，介入大众文化的路径所发生的变化，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代文化批评的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其中，以审美趣味还是现实政治作为出发点，是这一变化发生的重要契机。

关键词]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审美政治本文试图讨论的是两种欧洲背景的思想方法针对大众文化现实所作出的反应，虽然这两种思想方法是不同时代和不同语言的产物，它们所面对的具体的大众文化对象非常不同，虽然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或者传承关系，但是，两种思想方法均已成为西方大学或其他学术机构中主流的学术传统，并对当今学界的大众文化研究发生着持续的、无法绕开的影响力（当然，它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大众文化研究的范围），无论欧美，还是中国。

值得警醒的是，这两个学术传统的不断引介和吸纳过程，也是不断被工具化的过程，其原因不外乎两种：贪图学术生产的便当，或担心学术立场的偏差2]。

本文旨在体会两种思想方法的不同出发点和旨趣，反对简单化地将它们用作某种现实的批判工具。

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

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摘要】本文通过对伯明翰和法兰克福两种不同文化研究路径的分析，探讨了它们在文化特点和研究方法上的异同。

伯明翰作为英国第二大城市，具有多元文化和悠久历史，研究路径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而法兰克福作为德国金融中心，注重哲学和文学研究。

比较分析显示，两种文化路径在文化传承和跨学科研究方面存在差异，但都在推动文化多样性和全球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

最终，通过对伯明翰与法兰克福文化研究路径的异同探讨，提出了研究启示和未来展望，为文化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关键词】关键词：伯明翰、法兰克福、文化研究、异同比较、特点分析、研究路径、研究意义、启示、未来展望1. 引言1.1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是探讨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异同，通过比较分析它们的文化研究路径和特点，以揭示不同文化背景对人们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通过对伯明翰和法兰克福两个城市的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旨在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在跨文化交流和合作中增进相互理解和尊重。

本研究也旨在为文化研究领域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拓展学术研究的边界，促进学术交流和合作。

通过对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文化路径的分析，可以为文化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为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通过本研究的开展，可以深化人们对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个城市的文化研究，推动文化研究领域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1.2 研究背景伯明翰与法兰克福是两个具有独特文化背景的城市，它们分别代表了英国与德国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对于伯明翰与法兰克福的文化研究，旨在通过比较这两座城市的文化路径，探究它们在历史、艺术、社会等方面的差异和联系，进而深入了解它们的文化特点与价值。

伯明翰作为英国第二大城市，以其丰富的历史遗产和多元文化而闻名。

从工业革命时期起，伯明翰就是英国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工匠精神和制造业传统在这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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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
一、两个学派媒介文化观相同之处
1、属于广义的批判学派
众所周知，经验学派（emperical school）和批判学派（criticle school）是传播学研究中的两大学派。

学者李彬认为，科学主义和实证精神正是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学术基础，人本主义和终极价值也正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思想根基。

[1] 毫无疑问，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前者注重的是“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的宏大批判”（理查德•约翰生语）[2] ，后者关注的则是媒介文本意义产生的要素及其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能动解读能力。

他们的媒介文化研究都是与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大异其趣的。

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宏观研究上的相同之处。

笔者认为，两个学派在媒介文化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焦点，那就是“媒介权力”。

“权力”一词的本意是做某事的能力，往深处想来，权力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纽带，权力的深层总是包含着某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英国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媒介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意义和快感的经济学。

霍尔的三种解读媒介文本的方式就是一个鲜明的理论证明。

其后的费斯克更是把大众对媒介权力的抵制行为揭示得淋漓尽致，甚至提出了民众进行微观政治实践的潜能。

在费斯克看来，社会权力和符号权力是相对独立存在的，民众虽然对社会权力束手无策，但是民众可以充分利用符号权力，通过对抗性的解码实践颠覆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进而达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这种曲折达到目标的方式无论如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总体而言，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具体的批评方法上差别很大，甚至大相径庭，但是他们都是围绕着媒介权力展开批判的。

2、作为一种参与政治的方式
文化研究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它的政治参与方式，他们都通过一种学术研究的方式，为社会发展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或者解读某种文化现象的方法。

他们都以一种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并且都有着强烈的直接干预公共政策的理论冲动。

法兰克福学派把媒介文化和文化工业放在政治语境当中，“将其作为把工人阶级整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手段来研究”，同时，他们还揭露大众传播媒介是如何作为帮凶为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的本质的。

于是在其理论中，他们努力寻求政治改革的新策略（如阿多诺的回归批判性）、政治改革的新机构（如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阶段公共领域的回乡渴望）、政治改革的新模式（即他们所努力鼓吹一种新的文化革命的可能性等）。

就媒介文化的视角来看，他
们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传媒所有制问题（即大众传播媒介应该归谁所有）、媒介制度（即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公共性）、媒介权力问题（即谁在掌握着又是如何操作着媒介权力）等。

这些问题都是一个社会政治改革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因为一个社会信息的公开与否，一个社会开明、进步以及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是与媒介制度息息相关的。

法兰克福学派以激进的批评话语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以“人性解放”的名义批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他们把哲学推向社会生活，由此造成的对抗文化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这是因为，对抗文化是一种俗文化，被它利用的哲学著作影响越是广泛，越易成为通俗读物，越易沦为商业文化。

比如，法兰克福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弗罗姆等的“爱欲”被通俗化为性解放的理论等。

对抗文化的一个后果是维护它表面上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制度。

[3] 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更具有先天的参与政治的冲动，这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学术立场是分不开的。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大多是无产阶级出身，他们认为媒介文化是普罗大众在利用传播媒体的过程中自发产生的，文化是工人阶级自身创造的，媒介文化就是大众在利用媒介的时候自己解释出来的文化，而不是权力意识形态和资本意识形态强加给大众的先入为主的文化。

所以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媒介文化观点更加鼓吹一种“抗争”功能，费斯克甚至提出了一种“符号民主”的观点。

虽然后来学者对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观点颇有微辞，说他不可救药地陷入了“文化民粹主义”（或曰“文化平民主义”）。

如果说法兰克福的政治理想是自上而下的“改良”的话，那么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政治理想则是自下而上的“革命”。

3、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他们都动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有的自成一格，形成了媒介文化研究方法的鲜明特色。

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是由哲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等构成的，他们都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然后运用到自己的课题研究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例如哈贝马斯是德国的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也是个历史学家，他对公共领域的历史考察无疑具有很深的历史学特色；同时又把公共领域看成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使得其研究视野无所不在。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一样，坚持将文化放入其产生与被消费的社会关系与体制中去研究，因而文化研究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在其抽象的理论观点上也是相似的，这一观点要求在批判社会理论的框架中将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和大众接受研究结合起来。

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文化研究的一大特色，它摆脱了传统学科观念的束缚，动员了多种理论用来研究文化现象，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特色。

特别是以莫利开始的民族志方法论实践，把社会学中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方法引入到媒介文化研究中来，使得媒介文化研究有了充分而又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后来的费斯克的文本解读实践更是把触角延伸到日常生活的政治实践之中去，比如他对购物广场、海滩、电子游戏、摇滚乐等等的解读，拓展了文化研究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