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化学派

翻译文化学派 一，翻译文化学派的概述 早期的语言学翻译研究提高了翻译研究的科学品质，摆脱了翻译研究长期以来局限于经验总结和无理论内涵的窘境，但是以奈达为代表的早期语一言学翻译研究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对它的研究基本局限在文本之内，忽视或无视文本之外的因素对翻译的制约、影响和意义。从20世纪功至70年代起，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学科立场出发，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开始探索新的翻译研究途径。这一时期的翻泽研究十分活跃，而其中最引人注目、并给翻译研究带来重大影响的是来自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一批学者，包括列维、波波维奇、霍尔姆斯，以及埃文一佐哈、图里和勒菲弗尔等人。 他们以对翻译研究独特的视角和阐释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另一个层面，即从文化层面切入进行翻译研究，其关注的重点也从此前的“怎么译”的问题转移到了“为什么这么译”、“为什么译这些国家、作家的作品而不译那些国家、作家的作品”等问题上，以研究译文的文化渊源，探讨译文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说，这批学者的研究已经从翻译作为两种语言文字转换媒介的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因素上去了。这批学者的研究标志着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开始，其中被公认为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的是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 James S. Holmes)的《翻译学的名与实》(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 90年代末，翻译界对广泛的文化问题的研究形成热点。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其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并相继出版了多种专著和论文集，其中集中反映了他们的这一观点。在翻译的文化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翻译理论家兰伯特(Lambert )、铁木志科(Tymoczko)、谢菲茨((Cheyfitz)等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在西方影响较大的翻译理论著作主要是文化学派的作品。根茨勒在评价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的“文化转向”观中指出:翻译研究已经进入“文化转向”时期，按此，文化研究应该进入“翻译转向”。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已建立起密不可分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学派”这一名称在西方译学界使用得并不多，反倒是在中国翻译界使用得更为普遍。这当然跟最近一二十年来西方译学界出现并完成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有比较直接的关系。较长时间以来，西方译学界对我们所说的“文化学派”使用的是另外一些名称，譬如“翻译研究派”(translation studies )。这个名称是由霍尔姆斯〔James Holmes)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术语后来已演变成一个学术一“翻译学”的名称，如果再用它来指称某一具体的翻译研究流派，容易产生混淆。 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名称是“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学派，或简称“描述学派”，这是因为这一学派最早以修正“规定性的翻译研究”(pr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而著称。因为这一学派非常强调译入语文化对翻译的作用，更多致力于从目标语的文化语境中审视、考察翻译现象，所以也有人把这一学派的研究称为“目标语中心翻译研究”( target-oriented translation studies ),所以在有些场合这一术语也被用来指称这一研究流派。与此同时，“描述翻译研究”有时也被称为“多元系统研究” ( polysystem approach)或“系统研究”( systemic perspective }，这是因为该学派的以色列学者埃文一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以及其他系统理论是这一学派的核心特征。根据这一学派的几个主要成员的国籍(比利时、荷兰)、任职以及几次重要会议的所在地(特拉维夫、卢汶)，也有人把这一学派称为“低地国家学派”、“特拉维夫学派”等。赫曼斯还曾提出过“操纵学派”这一名称，这是根据该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勒菲弗尔提出的核心概念“操纵”( manipulation)以及赫曼斯自己编纂的该学派论文集《文学操纵》（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而命名的。 “描述研究”、“目标语中心研究”、“多元系统研究”、“系统研究”以及“操纵学派”这一系列的名称，实际上正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该学派各学者的研究特征。正是这些共同特征，使得上述学者代表的各个流派能够统一在一个大的学派当中。文化学派的学者都把文学看作一个复杂的动态综合体，都相信理论模型和实际个案研究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相互作用，都对文学翻译进行以译入语为中心的描述性、功能性和系统的研究，都对控制翻译产生和接受的规范和约束机制、翻译和其他类型文本生成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文学当中的地位和功能以及翻译对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感兴趣。一言以蔽之，该学派的共同特征就是：从文化层面进行翻译研究，将翻译文学作为译语文学系统的一部分，并采用描述性的研究范式。 翻译文化学派注重翻译与源语及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起到与原文在源语文化中同样的功能，翻译研究的目标不再止于探究两种文本在语言形式上的对等问题，而需要同时研究与翻译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翻译文化学派研究的特点是重视史料的搜集、描述和分析，其研究方法属于实证性描述性研究。 我国翻译中的文化研究始于国际文化翻译的同时，重点在于对一般文化差异以及文化词语处理的研究。近年来，我国翻译研究力图借用语言学、语用学、社会学、符号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为基础，对翻译原则、翻译过程、翻译策略进行研究。从而，翻译的文化特点和跨文化桥梁作用在我国翻译研究中开始得以重视。 所谓“文化翻译”，它包含二重涵义:一指翻译过程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二指从宽宏的文化层面来审视和阐释翻译。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思想涵盖了以上两个层面的研究。前者主要体现在其文化功能对等论上，后者主要体现在“操纵”论、“文化构建”以及与“操纵”论和“文化构建”论一脉相承的后殖民翻译观上。诗歌翻译和戏剧翻译的讨论是巴斯奈特“文化翻译”思想的“实践”篇。 二、翻译研究学派发展的四个阶段： 文化学派的核心研究范式是：“描写/系统/操纵范式”，其发展过程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 1.初级阶段： 第一阶段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荷兰一美国学者霍尔姆斯，捷克学者列维、波波维奇(Anton Popavic)以及米科(Frantisek Miko)由于对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共同兴趣而产生学术联系。列维和波波维奇的早逝使捷克学派退出。然而，70年代以后又有特拉维夫大学的两位以色列学者埃文一佐哈和图里以及低地国家的三位学者朗贝尔(Jose Lambert }、凡·登·布罗克(van den Broeck )、勒菲弗尔与霍尔姆斯有了学术接触。霍尔姆斯于1972年在《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中划分了翻译研究的范畴，其中纯理论范畴下的描述研究和理论研究分支成为该学派研究遵循的方向。 2.形式主义阶段：借助形式主义的概念发展自己的研究路径，埃文一佐哈有多元系统理论，图里有实证研究，朗贝尔则有大型翻译史研究计划，勒菲弗尔有对哲学科学的关注，而霍尔姆斯的综合探讨则跨越翻译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这一阶段有三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1976卢汶会议、1978特拉维夫会议和安特卫普会议 3.鼎盛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巴斯奈特的《翻译研究》和赫斯曼的《文学操纵》的出版为标志。 4.文化转向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勒菲弗尔与巴斯奈特合编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合著论文集《文化建构—文学翻译论集》，指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发展趋势，并认为翻译研究已从形式主义阶段走出，从而应该考虑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翻译像其他各种“改写”一样，创造出他者文本的新形象。文化转向逐渐摆脱并超越了多元系统理论的框架，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但与此同时带来的研究范式的根本变化恐怕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传统意义上文化学派的消解。 代表人物：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lmes), 伊塔玛·埃文-佐哈 (Itamar Even-Zohar)， 吉迪恩.图里 (Gideon Toury)， 安德烈.勒菲弗尔 (Andre Lefevere)， 苏珊.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t)， 西奥.赫斯曼 (Theo Hermans) 詹姆斯·霍尔姆斯(1924-1986)是美籍荷兰学者,英-荷诗歌的杰出翻译家,长期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工作。他的主要论文都收在他去世后人们为他整理的集子《文学翻译和翻译学论文集》(1988)里。1972年，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霍尔姆斯宣读了其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在该文中，霍尔姆斯着解决了重大的翻译理论问题，首先是给学科命名，该文明确提出用translation studies一词作为翻译学这门学科的正式名称。其次是下文确定其是指某一个研究领域还是指某一个学科。其次是它对未来翻译学学科内容以图示的形式所作的详细的描述与展望。在文中他首次把翻译学分为纯翻译研究(Pure Translation Studies )和应用翻译研究(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 )。在纯翻译研究下面他又进一步细分为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和翻译理论研究(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在应用翻译研究下面则细分出译者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