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学派
文化研究学派名词解释
文化研究学派研究目标文化研究学派是一种综合性学科，旨在深入探讨和理解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化的产生、传播、变迁以及对社会和个体的影响。
其主要目标是揭示文化现象背后的意义和价值，并通过研究来推动社会变革和人类发展。
方法文化研究学派采用多种方法来研究文化现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1.文本分析：通过对书籍、电影、艺术品等文本的深入解读和分析，揭示其中蕴含的意义和价值观。
2.社会调查：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收集数据，了解人们对特定文化现象的看法和态度，并从中推断出一般性规律。
3.历史研究：通过对历史事件和发展过程的考察，揭示文化变迁的规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点。
4.跨学科研究：结合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来全面理解和解释文化现象。
发现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发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文化的建构性：文化并非自然存在，而是由社会主体共同构建和演绎的。
文化不仅反映社会，更塑造社会和个体的行为、价值观和认同。
2.文化的多样性：不同地区、群体和个人之间存在着丰富多样的文化表达形式。
这种多样性既是文化繁荣的表现，也是相互交流和理解的挑战。
3.文化与权力关系：文化不仅具有自主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受到权力关系的制约和影响。
特定社会群体通过控制和塑造文化来维护其利益和权威。
4.文化与身份认同：个体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并通过参与特定文化实践来维系和表达这种认同。
5.文化与全球化：全球化进程加速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冲突和失衡。
如何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保护并促进本土文化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结论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结果对我们理解和处理文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深入研究文化现象，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他人，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
此外，文化研究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参考，帮助他们更好地平衡全球化和本土文化保护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
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
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一、两个学派媒介文化观相同之处1、属于广义的批判学派众所周知，经验学派（emperical school）和批判学派（criticle school）是传播学研究中的两大学派。
学者李彬认为，科学主义和实证精神正是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学术基础，人本主义和终极价值也正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思想根基。
[1] 毫无疑问，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前者注重的是“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的宏大批判”（理查德•约翰生语）[2] ，后者关注的则是媒介文本意义产生的要素及其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能动解读能力。
他们的媒介文化研究都是与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大异其趣的。
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宏观研究上的相同之处。
笔者认为，两个学派在媒介文化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焦点，那就是“媒介权力”。
“权力”一词的本意是做某事的能力，往深处想来，权力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纽带，权力的深层总是包含着某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两个学派的学者都认为媒介权力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比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揭示统治阶级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压迫、愚弄民众的真相，无情地鞭挞作为虚假意识形态帮凶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对统治阶级滥用媒介权力的批判。
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而导致了一种单向度文化的产生，这种媒介文化像巫术一样被硬塞进人们的头脑中，造成的却是民众精神的压抑。
哈贝马斯把大众传播媒介看作为一种公共领域，但是这个理应发挥公共性功能的领域却被国家主义和资本势力所盘踞，于是，大众传媒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又是文化产业，其造成的只能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公共性的瓦解。
英国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媒介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意义和快感的经济学。
霍尔指出，媒介文化并不像法兰克福学派所认为的那样是铁板一块的，也不否认它是欺骗群众的意识形态工具，他的理论兴趣点更侧重认为媒介是一个“场”，里面存在着差异和斗争，是统治阶级为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努力与被统治阶级对领导权的抵抗共同组成的。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之差异
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一、两个学派媒介文化观相同之处1、属于广义的批判学派众所周知，经验学派（emperical school）和批判学派（criticle school）是传播学研究中的两大学派。
学者李彬认为，科学主义和实证精神正是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学术基础，人本主义和终极价值也正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思想根基。
[1]毫无疑问，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前者注重的是“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的宏大批判”（理查德•约翰生语）[2] ，后者关注的则是媒介文本意义产生的要素及其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能动解读能力。
他们的媒介文化研究都是与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大异其趣的。
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宏观研究上的相同之处。
笔者认为，两个学派在媒介文化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焦点，那就是“媒介权力”。
“权力”一词的本意是做某事的能力，往深处想来，权力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纽带，权力的深层总是包含着某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两个学派的学者都认为媒介权力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比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揭示统治阶级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压迫、愚弄民众的真相，无情地鞭挞作为虚假意识形态帮凶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对统治阶级滥用媒介权力的批判。
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而导致了一种单向度文化的产生，这种媒介文化像巫术一样被硬塞进人们的头脑中，造成的却是民众精神的压抑。
哈贝马斯把大众传播媒介看作为一种公共领域，但是这个理应发挥公共性功能的领域却被国家主义和资本势力所盘踞，于是，大众传媒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又是文化产业，其造成的只能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公共性的瓦解。
英国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媒介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意义和快感的经济学。
霍尔指出，媒介文化并不像法兰克福学派所认为的那样是铁板一块的，也不否认它是欺骗群众的意识形态工具，他的理论兴趣点更侧重认为媒介是一个“场”，里面存在着差异和斗争，是统治阶级为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努力与被统治阶级对领导权的抵抗共同组成的。
文化研究学派讲座心得体会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文化研究学派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为我们揭示了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
近日，我有幸参加了一场文化研究学派的讲座，收获颇丰，以下是我的一些心得体会。
一、文化研究学派的核心观点文化研究学派认为，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是人们生活的基础。
该学派强调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密切关系，主张从文化角度分析社会现象，揭示文化现象背后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
1. 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文化研究学派认为，文化是社会的基础，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文化不仅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方式，还影响着社会制度、政治结构和经济发展。
因此，研究文化现象必须关注其与社会的关系。
2. 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文化研究学派强调文化政治的重要性，认为文化是政治斗争的重要战场。
政治权力往往通过文化手段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而文化斗争则是政治斗争的重要表现形式。
3.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文化研究学派认为，文化经济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消费的普及，以及文化产业的国际化，都体现了文化与经济的紧密联系。
二、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方法文化研究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具有鲜明的特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文本分析：文化研究学派注重对文化文本的分析，通过对文学作品、广告、影视作品等文化文本的解读，揭示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
2. 媒介分析：文化研究学派关注媒介在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中的作用，通过对媒介文本、媒介机构、媒介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揭示媒介对文化的影响。
3. 语境分析：文化研究学派强调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文化现象，关注文化现象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
4. 主体分析：文化研究学派关注文化现象中的主体，即文化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研究他们在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互动关系。
三、讲座心得体会1. 拓宽了视野：通过讲座，我对文化研究学派的核心理念和研究方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
文化研究学派
文化研究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是一种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它以文化和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旨在深入理解和解释文化的本质、演变和影响。
该学派起源于20世纪中叶，在不同的学术领域蓬勃发展，如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等。
文化研究学派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和动态性，强调文化与社会、政治和历史的互动关系。
文化研究学派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文化的构建性。
该学派认为文化不是一个固定的、单一的实体，而是由个体和社会共同构建的。
文化研究学派关注文化的符号系统、认知结构和社会意义，并通过研究文化的表达形式（如艺术、文学、语言和媒体等）来探索文化的构建和演变过程。
此外，文化研究学派也强调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文化被视为社会实践的一部分，与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和社会价值观相互交织。
文化研究学派对于社会和历史条件对文化的塑造和演变有着深刻的关注。
例如，文化研究学派重视文化的消费和流通，探索文化产业、文化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等现象。
文化研究学派的方法论也是其重要特点。
该学派寻求复杂的研究方法，包括田野调查、文本分析、历史比较、质性研究和符号学分析等。
它试图以多样的角度探索文化的本质和功能，并避免过度简化和武断的结论。
文化研究学派注重对被研究对象的解释和理解，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性和研究过程的共同构建。
最后，文化研究学派还强调文化和身份的关系。
认为文化是个体身份和社会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研究学派关注权力关系、性别、种族、阶级和性取向等身份因素对文化的影响和塑造。
总的来说，文化研究学派通过对文化的多元性、动态性、构建性和社会性的关注，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论。
它深化了我们对文化的理解，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并为解释和解决当代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2024年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范文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篇一一、引言法兰克福学派，也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或文化研究学派，是20世纪初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兴起的一种社会批判理论。
该学派在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为后世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本文旨在探讨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核心观点、研究方法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二、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核心观点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品化的文化形式，其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都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商品，其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然而，这种商品化的文化形式往往忽视了人的精神需求和价值观的多样性，导致文化的同质化和标准化。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的批判性在于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往往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和资源，他们通过控制信息的传播和解读，将特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灌输给消费者。
因此，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不仅要关注其商品化的一面，还要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三、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方法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社会批判理论。
该理论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反思，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深入分析，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在大众文化研究方面，法兰克福学派运用社会批判理论，分析了大众文化的商品化、意识形态化以及消费者的心理和行为等方面。
此外，法兰克福学派还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如历史分析法、文化分析法等，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四、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应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当代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它揭示了大众文化的商品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醒人们关注文化产品的价值观和精神内涵。
其次，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和资源的分配不均，呼吁人们关注弱势群体的文化和精神需求。
最后，它为文化研究和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方法论指导。
文化研究学派
第一节“文化研究”的概念、特点、历史与动因一、什么是“文化研究”所谓“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在西方学术界有特定的含义，不能顾名思义地简单理解为对于文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它与一般所说的（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的研究（cultural research），以及文化理论、文化批评也不同，更不等同于传统的文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文化分析”。
更重要的是，它的研究对象不仅仅限于文化。
这里所介绍的“文化研究”，是特指从20世纪60年代起由英国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生发出来，20世纪80年代开始风靡英语世界，然后逐步影响到全世界的一种学术思潮或一个知识流派，所以又称文化研究学派。
在西方，有些文章为了区别这个特定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常常把前者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即写作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是由1964年成立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发展而来的，其理论基础由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几位奠基人的研究及其成果，如理查·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识字的用途》、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爱德华·汤普森（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电视话语中的编码/解码》等著作所奠定。
“文化研究”涉足的领域非常广，几乎横跨全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但与“文化研究”联系特别紧密的，一般认为有四大学科，它们是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大众传播学。
因为“文化研究”为研究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媒及其它大众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也为世界范围的大众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因此，它被公认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一大重要流派。
《2024年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范文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篇一一、引言法兰克福学派，也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或文化研究学派，是20世纪初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批判理论。
该学派以批判大众文化为核心，对现代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批判。
本文将主要介绍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核心思想、特点及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二、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核心思想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渐丧失了其本真价值，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商品和消费工具。
这一过程中，人的精神需求和个体意识被扭曲，文化传播手段也日益商业化和娱乐化。
因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需要对大众文化进行深刻的批判和反思。
具体而言，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 文化的商品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已经沦为商品，失去了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
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了一种经济行为，文化创新和多样性被压制，人的精神需求被物质需求所替代。
2. 文化的娱乐化：大众文化的传播手段和内容越来越倾向于娱乐化，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
这种娱乐化导致了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和思考能力逐渐降低，个体意识被削弱。
3. 文化的同质化：随着大众文化的普及和传播，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逐渐消失，文化的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
这导致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被削弱，人们的文化认同感逐渐减弱。
三、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特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具有以下特点：1. 强烈的批判性：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一种深刻的批判理论，它不仅对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和娱乐化进行了批判，还对现代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进行了全面的反思。
2. 注重社会背景：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因此，它注重从社会背景的角度来分析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3. 重视人的主体性：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它也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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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文化研究”的概念、特点、历史与动因一、什么是“文化研究”所谓“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在西方学术界有特定的含义，不能顾名思义地简单理解为对于文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它与一般所说的（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的研究（cultural research），以及文化理论、文化批评也不同，更不等同于传统的文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文化分析”。
更重要的是，它的研究对象不仅仅限于文化。
这里所介绍的“文化研究”，是特指从20世纪60年代起由英国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生发出来，20世纪80年代开始风靡英语世界，然后逐步影响到全世界的一种学术思潮或一个知识流派，所以又称文化研究学派。
在西方，有些文章为了区别这个特定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常常把前者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即写作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是由1964年成立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发展而来的，其理论基础由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几位奠基人的研究及其成果，如理查·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识字的用途》、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爱德华·汤普森（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电视话语中的编码/解码》等著作所奠定。
“文化研究”涉足的领域非常广，几乎横跨全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但与“文化研究”联系特别紧密的，一般认为有四大学科，它们是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大众传播学。
因为“文化研究”为研究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媒及其它大众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也为世界范围的大众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因此，它被公认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一大重要流派。
二、“文化研究”的特点美国学者本·阿格尔（Ben Agger）在他的著作《作为批判理论的文化研究》里，从文化取向出发，认为“文化研究”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1、跨学科。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早期的代表人物来自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种研究领域，他们打破传统学科分类的界限，将大众文化作为意义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来研究，形成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
并且自此，跨学科成为“文化研究”所信奉的一贯信条。
2、主张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全部方式”。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灵魂人物威廉斯给文化下了一个重要定义，即文化是物质、知识与精神所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
这个定义为“文化研究”抛弃英国主流文学界的文化精英主义，将传统文化研究不屑一顾的一些文化现象，如电视、大众文化等，纳入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
而且“文化研究”在研究这些文化现象时，充分肯定其文化价值，将这些文化实践予以合法化。
3、拒绝将文化分为高雅和低俗两类。
将所有的文化都看成是“连续统一”（continuum）的文化表现，试图建立一个包括所有文化的共同领域。
4、主张文化既是实践的又是经验的。
“文化研究”不仅研究文化产品，如电影、小说、音乐，同时也研究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研究人们如何创造和体验文化，强调工人阶级对霸权文化的反抗。
巴基斯坦学者扎奥丁·萨德尔（Ziauddin Sardar）则从政治视角，在与人合著的《文化研究入门》一书中总结了“文化研究”的五大特点：1、“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文化实践跟权力的关系。
目的是揭露权力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影响文化实践。
2、“文化研究”不限于研究文化。
它是从文化的复杂形式来理解文化，分析文化实践本身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3、“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既是研究的对象，又是政治批评的场所；“文化研究”既是理性的学科，又是实用的学科。
4、“文化研究”既暴露又调和知识的不同领域。
寻求知者和被知者、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的共同兴趣和认同。
5、“文化研究”持激进的批判立场。
对当代社会进行道德批判，对社会结构进行政治批判，其目的是理解和改变一切支配性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
比较“文化研究”与英国传统的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学派具有以下鲜明特征：1、注重研究当代文化。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命名即反映了其研究旨趣之所在。
“文化研究” 以当代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拒绝将文化神圣化，主张将文化的意义和实践“去中心化”和“去经典化”。
2、注重研究大众文化。
尤其是注重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
3、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4、关注现实问题，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
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种问题都有可能被纳入“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围，但“文化研究”尤其关注文化中蕴含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如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
5、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
“文化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把整个世界都看作是一个文本，并透过符号，在文本背后发现意识形态和权力争霸。
三、“文化研究”发展史1871年，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阐述道：“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
” 但这不是当前学术界作为热门话题谈论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起源是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联系起来的。
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学宣告创立。
第一任主任是霍加特，灵魂人物是威廉斯。
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都是工人阶级出身，对社会中下层阶级的熟悉程度，非一般知识分子所能比。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秉承英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致力于沟通英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把研究工人阶级的生活作为其首要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威廉斯提出文化是日常生活的全部方式，生产与消费由此成为研究中心理解文化的两个主要方面。
其结果是文化生产最终被看作生产方式之一，这样就把文化从上层建筑拉回到经济基础中来，与社会经济生产和结构相联系。
而注重消费研究，则将英国的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一并作为研究对象。
自此在霍加特的领导之下，威廉斯和汤普森、霍尔等左翼批评家开展了一场迥异于传统的文化批判运动，并使“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体制内部逐步站稳了脚跟。
1969年，霍尔继霍加特任中心主任。
在他的主持下，研究中心以开放性的政治和文化视野吸收了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人种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创造了蔚为壮观的学术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举世瞩目的新理论中心。
70年代中期以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影响逐渐在英国国内扩散开来，许多学校开始设立“文化研究”的课程，授予“文化研究”学位。
从80年代初期开始，影响从英国扩展到北美、澳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
世界各地的学者纷纷打破学科界限，集合在“文化研究”的大旗下，研究当代文化现象，从而使之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知识思潮，也使“文化研究”成为世界性的“合法的”学术研究领域。
这种知识思潮或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取向和成果，人们称为“文化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传播到其他英语国家，至今已扩散到全世界，但大多数国家的“文化研究”不似英国那样具有浓厚的政治气氛。
美国的“文化研究”：在20世纪40、50年代，美国社会学界曾掀起过一阵文化研究的热潮，出现过一批有影响的学者，但在60、70年代进入了低潮。
80年代后，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下，美国学界对文化研究的兴趣开始复苏。
其中，最早向美国介绍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是伊利诺伊大学传媒学教授劳伦斯·格罗斯伯格。
他本人曾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学习过，是霍尔的弟子。
他的《文化研究的构成：一个美国人在伯明翰》一文，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取向进行了精辟的概括。
但美国缺乏英国式的左派知识分子，故“文化研究”大多与政治和文化运动无关。
阶级、政治和权力等在英国学派看来是最重要的基本问题，在美国则失去了它们的意义。
美国“文化研究”更关心文化的美学分析和文本分析，关心社会认同和文化形式的表现，关心传媒文本和大众文化的效果以及强调民族志的观众研究，研究术语也大多来自符号和文学理论。
美国对“文化研究”的兴趣大多集聚在传媒系和英文系。
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具有与英国相似的左派传统。
由于两国间学术交往密切，澳大利亚大学的传媒系和英文系的许多文化研究学者本身来自英国，比较著名的有约翰·费斯克、约翰·哈特里等，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带有很强的英国特点，被认为是最得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真谛”。
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偏重于传媒以及传媒政策，强调研究澳大利亚电影的民族特点，关注当地的文本、体制和特点，以及有澳大利亚特色的大众文化现象。
澳大利亚大学的“文化研究”开始较早。
20世纪80年代已有大学开设文化研究专业，90年代达到高潮，成立了全国性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协会，并定期出版专业刊物《连续统一：澳大利亚传媒与文化》（Continuum: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e）。
加拿大的“文化研究”：加拿大的“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主要是在大学里的传媒系，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什么是加拿大的民族性？什么代表加拿大的文化特点？如何定义加拿大？面对来自美国的电影、电视、音乐和其他大众文化消费品，加拿大如何保持自己的特点？等等。
这此实际上是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所有民族国家都面临的文化问题。
法国的文化研究：法国的“文化研究”可分为两方面：法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以及法国本土的“文化研究”。
法国有一大批理论家，如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福柯、德里达等，对世界文化以及世界各地的“文化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法国本土的“文化研究”主要围绕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展开。
其中二战后，美国大众文化和经济对法国的影响，一直是法国“文化研究”的主要课题。
亚的“文化研究”：印度的“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并不比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晚。
尽管也拥有英文的优势，但由于印度不是西方国家，因此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课题。
南亚“文化研究”的派别很多，有研究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也有研究文化和科学关系的。
其中最著名的是德里大学的“次要研究派”。
“次要”（subaltern）一词源出于葛兰西的文章《论历史边缘：次要社会群体历史》，“次要群体”意指各种缺乏阶级意识的被支配和被剥削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