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派
文化学派名词解释
文化学派名词解释文化学派是民族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主要研究人类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变迁过程。
它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价值观念、习俗、语言、艺术、宗教等。
文化学派的研究对象包括不同社会群体、历史时期、地区和民族，旨在揭示文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以及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文化学派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田野调查，研究者会亲自生活在研究对象所在的社群中，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习俗。
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交流和观察，研究者可以获取大量的信息和数据，从而对文化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解读。
文化学派的名词解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文化文化是指一个社群共同拥有的知识、信念、价值观、习俗、艺术和技术等非物质遗产。
它是社会共同行为和思维模式的集合，通过传承和学习在社群中不断演化和发展。
2. 社群社群是指由具有共同文化、共享资源和相互依存关系的个体组成的群体。
社群可以是一个家族、一个村庄、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甚至一个跨国界的民族群体。
3. 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是文化学派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研究者通过实地观察、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方式，深入了解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
田野调查可以帮助研究者获取真实、全面的数据，从而对文化进行深入分析。
4. 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是文化学派的重要理论观点之一，认为文化是相对的，不同群体和个体拥有不同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模式。
文化相对主义强调尊重和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反对将自己的文化观念强加于他人。
除了上述解释，文化学派还涉及其他概念和理论，如文化冲突、文化认同、文化传承、文化创新等。
这些概念和理论为我们深入理解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工具。
文化学派的研究对于促进跨文化交流、推动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古代文化名人与学派
中国的古代文化名人与学派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传统，孕育了许多杰出的古代文化名人和学派。
这些名人和学派以其卓越的才华和深厚的学识对中国的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们的思想和成就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社会，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介绍中国古代文化名人及其代表性学派。
一、孔子与儒家学派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
他的思想被后人整理为儒家学派，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学派之一。
孔子强调人的自我修养、道德行为和家庭伦理，提倡“仁爱”和“礼义廉耻”。
他的思想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并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价值观中。
二、老子与道家学派老子（公元前6世纪）是古代中国哲学家和文化名人，被尊称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道德经》中，强调宇宙的自然规律和人的内心修养。
老子提倡“无为”，主张顺应自然，追求自我完善和心灵宁静。
道家学派对于后世的政治、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孟子与墨家学派孟子（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是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家，被尊称为儒家学派的继承者之一。
他作为孔子的弟子，发展和完善了儒家思想。
孟子注重道德伦理和政治治理，提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强调君主的德行和仁爱。
墨家学派则重视爱国主义和公平正义，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四、韩非子与法家学派韩非子（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是中国古代一位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法学家，代表了法家学派的思想。
他注重理性和实用主义，强调政治权力的集中和治理的科学规范化。
韩非子的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墨子与墨家学派墨子（公元前470年-公元前391年）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杰出哲学家和工程师，创立了墨家学派。
墨子提倡兼爱、非攻和反对战争，主张宽容和平等，追求社会和谐。
墨子的学说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伦理和文化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翻译文化学派
翻译文化学派一，翻译文化学派的概述早期的语言学翻译研究提高了翻译研究的科学品质，摆脱了翻译研究长期以来局限于经验总结和无理论内涵的窘境，但是以奈达为代表的早期语一言学翻译研究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对它的研究基本局限在文本之内，忽视或无视文本之外的因素对翻译的制约、影响和意义。
从20世纪功至70年代起，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学科立场出发，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开始探索新的翻译研究途径。
这一时期的翻泽研究十分活跃，而其中最引人注目、并给翻译研究带来重大影响的是来自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一批学者，包括列维、波波维奇、霍尔姆斯，以及埃文一佐哈、图里和勒菲弗尔等人。
他们以对翻译研究独特的视角和阐释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另一个层面，即从文化层面切入进行翻译研究，其关注的重点也从此前的“怎么译”的问题转移到了“为什么这么译”、“为什么译这些国家、作家的作品而不译那些国家、作家的作品”等问题上，以研究译文的文化渊源，探讨译文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化背景。
也就是说，这批学者的研究已经从翻译作为两种语言文字转换媒介的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因素上去了。
这批学者的研究标志着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开始，其中被公认为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的是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 James S. Holmes)的《翻译学的名与实》(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
90年代末，翻译界对广泛的文化问题的研究形成热点。
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其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并相继出版了多种专著和论文集，其中集中反映了他们的这一观点。
在翻译的文化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翻译理论家兰伯特(Lambert )、铁木志科(Tymoczko)、谢菲茨((Cheyfitz)等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在西方影响较大的翻译理论著作主要是文化学派的作品。
文化语言学简介及三大流派
一什么是文化语言学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曾给文化下过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个人所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
”这个定义强调的精神方面的文化，是一般文化人类学家所持的观点。
当代美国人类学家艾尔弗克罗伯也认为，文化包括各种外显的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其核心是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
中国当代学者大多采纳《辞海》对文化的定义：“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文化语言学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文化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
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内涵，以及民族文化对语言的存在形式和演变怎样产生影响的一个语言学分支学科。
二文化语言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1）文化语言学与结构语言学的关系世界语言学的主流学派——结构语言学有着明显的不同。
结构语言学所依据的是符号学理论，它把语言看做是一种以声音为载体的符号系统，所关注的是语言符号系统的音义结合规律、组合与类聚规律。
它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强调语言对象的纯洁性。
它所提出的与历时相对的共时观、与言语相对的语言观，都是为了保证对象的纯洁性。
而文化语言学与结构语言学显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语言研究。
它与结构语言学的关系如何取决于它本身采取的是何种研究模式。
如果文化语言学采取的是交叉学科的定位，从事的是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渗透、映照式的研究，那么它与结构语言学就是互补的关系。
结构语言学是对语言本体的研究，文化语言学是对语言的应用性研究；结构语言学是主流研究，文化语言学是从属式的边缘性研究。
如果文化语言学采取的是语言本体研究的定位，从事的是站在文化的背景下对语言的人文性进行挖掘，并由此来观照语言状态与规律上的表现，那么它与结构语言学就是以两种不同研究范式对语言本体进行研究的学科。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
文化学派翻译理论的核心观点
强调翻译的文化语
境
文化学派认为翻译过程中必须考 虑原作所处的文化语境，以及译 作所面临的接受环境。
重视文化因素的传
递
该学派认为翻译过程中必须尽可 能地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和内涵， 将文化因素有效地传递给译作读 者。
主张译者的主体性
文化学派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具有主体性，可以发挥自己的主 观能动性，对原作进行适当的调 整和改写，以实现更好的文化交 流与融合。
奈达还关注语言的文化内涵，认为语 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在翻译 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目标文化的背景 和价值观。他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应该采用适当的策略和方法，以实现 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功能和文化对等。
03 文化学派翻译理论的应用
CHAPTER
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
文学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播。文化学派翻译 理论强调在文学翻译中保留原作的文化内涵，通过译者的创造性 翻译，让读者能够领略到原作的文化魅力。
增进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文化学派翻译理论鼓励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有助于增进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 性。
存在的局限和不足
01
过度强调文化因素
02
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
文化学派翻译理论过于强调文化因素 在翻译中的作用，可能导致忽略文本 的其他因素，如语言结构、修辞手法 等。
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尚未形成统一的理 论框架，导致研究方法和观点的多样 性，不利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文化学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更是文化传播。未来可以 深入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语言的生成、演变和互译 。
心理学
翻译过程中的心理认知机制是一个值得深入 研究的领域，有助于更准确地描述和解释翻 译过程。
翻译中的文化——文化学派的翻译观
翻译中的文化——文化学派的翻译观文化学派的中文翻译观强调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到文化因素的影响。
这一观点认为，语言和文化是紧密相关的，因此翻译不能仅仅局限于词语的转换，还应考虑到文化差异。
文化学派在翻译中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背景的理解：该派别认为译者应该深入理解源语和目的语的文化背景，包括历史、社会、宗教等方面的差异。
只有了解文化背景，才能更好地传达其中的意义和信息。
2.文化转移的损失：文化学派认为，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翻译时，文化的转移会有一定程度的损失。
因此，译者应该尽量避免翻译中的文化转移错误，以确保目标语读者能够理解并接受译文。
3.文化等价性的追求：该派别认为，翻译的目标是在保持语义准确性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与目标文化保持等价。
译者应该选择合适的词语、语法和风格等，以适应目的语的文化环境。
4.文化中介的角色：文化学派认为翻译是一个文化中介的过程，译者不仅仅是语言的传递者，还需要充当文化的传递者。
译者应该具备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以便正确传达文化信息并使译文更好地适应目的文化。
总之，文化学派的中文翻译观强调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到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注重源语和目的语的文化背景的理解，追求文化等价性，并将译者视为文化中介者的角色。
翻译文化学派
翻译文化学派一，翻译文化学派的概述早期的语言学翻译研究提高了翻译研究的科学品质，摆脱了翻译研究长期以来局限于经验总结和无理论内涵的窘境，但是以奈达为代表的早期语一言学翻译研究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对它的研究基本局限在文本之内，忽视或无视文本之外的因素对翻译的制约、影响和意义。
从20世纪功至70年代起，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学科立场出发，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开始探索新的翻译研究途径。
这一时期的翻泽研究十分活跃，而其中最引人注目、并给翻译研究带来重大影响的是来自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一批学者，包括列维、波波维奇、霍尔姆斯，以及埃文一佐哈、图里和勒菲弗尔等人。
他们以对翻译研究独特的视角和阐释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另一个层面，即从文化层面切入进行翻译研究，其关注的重点也从此前的“怎么译”的问题转移到了“为什么这么译”、“为什么译这些国家、作家的作品而不译那些国家、作家的作品”等问题上，以研究译文的文化渊源，探讨译文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化背景。
也就是说，这批学者的研究已经从翻译作为两种语言文字转换媒介的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因素上去了。
这批学者的研究标志着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开始，其中被公认为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的是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 James S. Holmes)的《翻译学的名与实》(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
90年代末，翻译界对广泛的文化问题的研究形成热点。
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其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并相继出版了多种专著和论文集，其中集中反映了他们的这一观点。
在翻译的文化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翻译理论家兰伯特(Lambert )、铁木志科(Tymoczko)、谢菲茨((Cheyfitz)等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在西方影响较大的翻译理论著作主要是文化学派的作品。
中国古代的文化名人与学派
中国古代的文化名人与学派一、引言中国古代有许多杰出的文化名人和学派，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文化名人和学派，以及他们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文化名人1.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之一，也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提出了“仁、义、诚、礼、智”等核心价值观，强调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对中国文化和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2. 道家学派道家学派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主张“道法自然”，强调追求内心的自在和心灵的和谐。
他们的思想对中国哲学、艺术和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道家哲学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墨子（公元前470年-公元前391年）墨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也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提出了“兼爱”和“非攻”等理念，主张平等、和谐和反对战争。
墨子的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有积极的影响，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4. 佛教文化名人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中国古代有很多杰出的佛教文化名人，如菩提达摩、玄奘和庄显等。
他们传播佛教思想，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对中国文化和艺术也有深远影响。
5. 王阳明（1472年-1529年）王阳明是中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化名人，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认为知识和实践应当相辅相成。
他的思想对中国的教育和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学派1. 儒家学派儒家学派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学派之一，强调人伦道德、礼仪和治国理政。
除了孔子，还有孟子、荀子、程颢、程颐等重要代表人物。
儒家学派的思想贯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名家学派名家学派是中国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派，代表人物有荀子、韩非子等。
名家学派关注实际和功利的思想，提出了一些独特的政治理念，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3. 法家学派法家学派强调法律和秩序，代表人物有商鞅、李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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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化学派一，翻译文化学派的概述早期的语言学翻译研究提高了翻译研究的科学品质，摆脱了翻译研究长期以来局限于经验总结和无理论内涵的窘境，但是以奈达为代表的早期语一言学翻译研究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对它的研究基本局限在文本之内，忽视或无视文本之外的因素对翻译的制约、影响和意义。
从20世纪功至70年代起，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学科立场出发，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开始探索新的翻译研究途径。
这一时期的翻泽研究十分活跃，而其中最引人注目、并给翻译研究带来重大影响的是来自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一批学者，包括列维、波波维奇、霍尔姆斯，以及埃文一佐哈、图里和勒菲弗尔等人。
他们以对翻译研究独特的视角和阐释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另一个层面，即从文化层面切入进行翻译研究，其关注的重点也从此前的“怎么译”的问题转移到了“为什么这么译”、“为什么译这些国家、作家的作品而不译那些国家、作家的作品”等问题上，以研究译文的文化渊源，探讨译文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化背景。
也就是说，这批学者的研究已经从翻译作为两种语言文字转换媒介的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因素上去了。
这批学者的研究标志着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开始，其中被公认为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的是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 James S. Holmes)的《翻译学的名与实》(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
90年代末，翻译界对广泛的文化问题的研究形成热点。
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其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并相继出版了多种专著和论文集，其中集中反映了他们的这一观点。
在翻译的文化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翻译理论家兰伯特(Lambert )、铁木志科(Tymoczko)、谢菲茨((Cheyfitz)等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在西方影响较大的翻译理论著作主要是文化学派的作品。
根茨勒在评价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的“文化转向”观中指出:翻译研究已经进入“文化转向”时期，按此，文化研究应该进入“翻译转向”。
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已建立起密不可分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学派”这一名称在西方译学界使用得并不多，反倒是在中国翻译界使用得更为普遍。
这当然跟最近一二十年来西方译学界出现并完成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有比较直接的关系。
较长时间以来，西方译学界对我们所说的“文化学派”使用的是另外一些名称，譬如“翻译研究派”(translation studies )。
这个名称是由霍尔姆斯〔James Holmes)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术语后来已演变成一个学术一“翻译学”的名称，如果再用它来指称某一具体的翻译研究流派，容易产生混淆。
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名称是“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学派，或简称“描述学派”，这是因为这一学派最早以修正“规定性的翻译研究”(pr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而著称。
因为这一学派非常强调译入语文化对翻译的作用，更多致力于从目标语的文化语境中审视、考察翻译现象，所以也有人把这一学派的研究称为“目标语中心翻译研究”( target-oriented translation studies ),所以在有些场合这一术语也被用来指称这一研究流派。
与此同时，“描述翻译研究”有时也被称为“多元系统研究”( polysystem approach)或“系统研究”( systemic perspective }，这是因为该学派的以色列学者埃文一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以及其他系统理论是这一学派的核心特征。
根据这一学派的几个主要成员的国籍(比利时、荷兰)、任职以及几次重要会议的所在地(特拉维夫、卢汶)，也有人把这一学派称为“低地国家学派”、“特拉维夫学派”等。
赫曼斯还曾提出过“操纵学派”这一名称，这是根据该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勒菲弗尔提出的核心概念“操纵”( manipulation)以及赫曼斯自己编纂的该学派论文集《文学操纵》（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而命名的。
“描述研究”、“目标语中心研究”、“多元系统研究”、“系统研究”以及“操纵学派”这一系列的名称，实际上正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该学派各学者的研究特征。
正是这些共同特征，使得上述学者代表的各个流派能够统一在一个大的学派当中。
文化学派的学者都把文学看作一个复杂的动态综合体，都相信理论模型和实际个案研究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相互作用，都对文学翻译进行以译入语为中心的描述性、功能性和系统的研究，都对控制翻译产生和接受的规范和约束机制、翻译和其他类型文本生成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文学当中的地位和功能以及翻译对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感兴趣。
一言以蔽之，该学派的共同特征就是：从文化层面进行翻译研究，将翻译文学作为译语文学系统的一部分，并采用描述性的研究范式。
翻译文化学派注重翻译与源语及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起到与原文在源语文化中同样的功能，翻译研究的目标不再止于探究两种文本在语言形式上的对等问题，而需要同时研究与翻译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
翻译文化学派研究的特点是重视史料的搜集、描述和分析，其研究方法属于实证性描述性研究。
我国翻译中的文化研究始于国际文化翻译的同时，重点在于对一般文化差异以及文化词语处理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翻译研究力图借用语言学、语用学、社会学、符号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为基础，对翻译原则、翻译过程、翻译策略进行研究。
从而，翻译的文化特点和跨文化桥梁作用在我国翻译研究中开始得以重视。
所谓“文化翻译”，它包含二重涵义:一指翻译过程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二指从宽宏的文化层面来审视和阐释翻译。
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思想涵盖了以上两个层面的研究。
前者主要体现在其文化功能对等论上，后者主要体现在“操纵”论、“文化构建”以及与“操纵”论和“文化构建”论一脉相承的后殖民翻译观上。
诗歌翻译和戏剧翻译的讨论是巴斯奈特“文化翻译”思想的“实践”篇。
二、翻译研究学派发展的四个阶段：文化学派的核心研究范式是：“描写/系统/操纵范式”，其发展过程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1.初级阶段：第一阶段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荷兰一美国学者霍尔姆斯，捷克学者列维、波波维奇(Anton Popavic)以及米科(Frantisek Miko)由于对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共同兴趣而产生学术联系。
列维和波波维奇的早逝使捷克学派退出。
然而，70年代以后又有特拉维夫大学的两位以色列学者埃文一佐哈和图里以及低地国家的三位学者朗贝尔(Jose Lambert }、凡·登·布罗克(van den Broeck )、勒菲弗尔与霍尔姆斯有了学术接触。
霍尔姆斯于1972年在《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中划分了翻译研究的范畴，其中纯理论范畴下的描述研究和理论研究分支成为该学派研究遵循的方向。
2.形式主义阶段：借助形式主义的概念发展自己的研究路径，埃文一佐哈有多元系统理论，图里有实证研究，朗贝尔则有大型翻译史研究计划，勒菲弗尔有对哲学科学的关注，而霍尔姆斯的综合探讨则跨越翻译理论和实践两方面。
这一阶段有三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1976卢汶会议、1978特拉维夫会议和安特卫普会议3.鼎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巴斯奈特的《翻译研究》和赫斯曼的《文学操纵》的出版为标志。
4.文化转向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勒菲弗尔与巴斯奈特合编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合著论文集《文化建构—文学翻译论集》，指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发展趋势，并认为翻译研究已从形式主义阶段走出，从而应该考虑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翻译像其他各种“改写”一样，创造出他者文本的新形象。
文化转向逐渐摆脱并超越了多元系统理论的框架，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但与此同时带来的研究范式的根本变化恐怕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传统意义上文化学派的消解。
代表人物：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lmes),伊塔玛·埃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西奥.赫斯曼(Theo Hermans)詹姆斯·霍尔姆斯(1924-1986)是美籍荷兰学者,英-荷诗歌的杰出翻译家,长期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工作。
他的主要论文都收在他去世后人们为他整理的集子《文学翻译和翻译学论文集》(1988)里。
1972年，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霍尔姆斯宣读了其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在该文中，霍尔姆斯着解决了重大的翻译理论问题，首先是给学科命名，该文明确提出用translation studies一词作为翻译学这门学科的正式名称。
其次是下文确定其是指某一个研究领域还是指某一个学科。
其次是它对未来翻译学学科内容以图示的形式所作的详细的描述与展望。
在文中他首次把翻译学分为纯翻译研究(Pure Translation Studies )和应用翻译研究(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 )。
在纯翻译研究下面他又进一步细分为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和翻译理论研究(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在应用翻译研究下面则细分出译者培训(Translator Training)、翻译辅助手段( Translation Aids)和翻译批评( Translation criticism)三大块研究领域，确立了“描述”性研究在翻译研究中的中心地位。
被认为是翻译研究派的成立宣言，是翻译研究派的奠基之作。
是翻译研究学派成立的标志。
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是以色列当代著名文学及翻译理论家，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文化研究学院教授。
他的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起到了理论莫基的作用。
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当今世著名的翻译理论学家，他发展了特拉维夫学派著名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
建立在多元系统理论之上的描述性研究有几种，最有影响的是图里的描述性研究。
图里的主要著作有《翻译理论探索》(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和《描述翻译学及其外延》(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