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与亚文化-姜楠

文化研究与亚文化姜楠内容提要近年来“文化研究”成为显学，不仅对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范式和研究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其以“文化”为重点、以跨学科为特色的研究方式也成为当前自然学科的方法论基础。

亚文化是文化研究中非常重要和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对它的理论梳理和分析就尤其必要。

关键词文化研究关键词亚文化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自始至终伴随着一个持续分化的过程。

[1]因此，文化不是一个普遍的、内在固有的概念，而是一个随着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不断发生发展、分化演变的复杂系统。

早在原始社会，由于劳动分工尚未形成，文化处于高度统一的整合状态。

[2]自阶级社会诞生后，文化开始分化，逐渐形成因阶级阶层、宗教信仰、年龄地域、性别种族的不同而不同的社会群体及其各自独特的文化形态。

因此，单一文化的统一性是不可能维持的，任何社会和国家中都存在着主文化和多种多样的亚文化，主文化是在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辅助的、次要的、边缘的文化。

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彼此渗透、相互交叉，共同建构了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

对立竞争的格局使文化具有排他性和对抗性。

长期以来，亚文化一直处于统治阶级主导文化的高度压迫之下，理论界关注的也都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精英文化的研究，甚至将文化狭隘地定义为精英文化。

随着文明的进程和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在民主运动和现代思潮的推动下，文化逐渐摆脱政治、经济的束缚，拥有了高度的自律性，其内部本身也进一步分化瓦解，各子系统为争取合法性和话语权，尖锐地对立冲突，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

从此，知识分子逐渐把研究重心转向过去被忽略和否定的亚文化，以前所未有的科学理性和批判精神置疑既有的观念系统和文化秩序，并因此获得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解释策略，于是学术理论从僵化转向变化，从一成不变的铁律转向历史的维度。

广义上讲，一切边缘、次要的文化类型都属于亚文化的范畴，这个意义上的亚文化研究没有一个“绝对的开端”。

狭义上讲，亚文化专指青年文化，尤其是青年中的越轨群体，这个意义上的“亚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ons)在对美国中产阶级青年文化的分析中首次提出的。

[3]1934年，美国社会学协会在耶鲁举行的青年问题讨论会上，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R.Linton)提出青年人创造了一种脱离成人社会的与众不同的文化形式，进一步开启了亚文化研究学科化的视角。

[4]当时美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空前繁荣，但这并没有带来犯罪率的下降和更大程度的社会整合。

与此相反，犯罪率日趋上升，尤其是青少年团伙暴力、吸毒事件显著增加，犯罪和越轨行为被浪漫化，引起了美国各界的关注，其中以罗伯特·帕克(RobertPark)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率先突入亚文化题域的纵深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芝加哥学派致力于城市生长机制、社会后果及城市社群特性的研究，开创了“社会生态学”研究范式，[5]把犯罪问题跟亚文化联系起来，用民族志的方法对芝加哥等大都市中的各种亚文化群体进行了实地调研，使亚文化从一种对“地下”和边缘文化的猎奇转变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亚文化作为研究课题的逐步学科化从此开始起步。

[6]此后，亚文化研究，尤其是针对种族问题的亚文化研究在美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逐渐形成了文化社会学的学科传统。

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英国出现了与美国相似的社会问题，青年亚文化以其叛逆的姿态和怪异的风格挑战了社会秩序和传统道德，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英国媒体普遍认为：随着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代沟”已取代了阶级成为主要的矛盾，青年亚文化是社会病变的症状。

[7]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先后组织和赞助社会生态学、教育社会学、社会反应分类学及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等机构开始了青年亚文化的研究。

[8]其中前三种机构的研究都没能突破传统社会学的思路和方法，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跨学科的方法提出了一种与主流媒体相对的阐释方案，认为青年亚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标志战后英国时代共识的破裂和权威系统的危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早在青年亚文化研究之前，伯明翰学派的第一批学者：霍加特(RichardHoggart)、威廉斯(RaymondW illiams)和E·P·汤普森(Edward Thompson)等就开始对工人阶级文化进行积极的评价和阐释，批评了代表英国中产阶级主流文化的精英主义者贬低、排斥工人阶级文化的传统，强调认同少数群体文化的重要性，揭露了社会等级制度对文化价值的玷污，这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变：“社会理论第一次开始把自己视为反抗性的，与边缘和被压迫群体站在一起”。

[9]虽然他们还没有注意到工人阶级文化中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把它看作一个整体，但这种建立在阶级基础之上，强调压迫和斗争的文化解读方式成为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是菲尔·科恩(PhilCohen)1972年对伦敦东区工人阶级社群的考察研究。

科恩运用英国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亚文化形成的经济基础，使亚文化脱离了道德评价的领域，作为一种经济事实被人们正视。

科恩建设性地将亚文化解释为“揭示并解决母体文化中隐藏的或未决的矛盾”，[10]认为阶级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并没有消失，青年仍然存在于原有的阶级结构中，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是对更大范围的工人阶级“母体文化”内部矛盾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解决方式，这种方式不是直接的现实的，而是间接的想象层面上的，为后来的“抵抗”理论奠定了基础。

70年代后期，随着《仪式抵抗》、《学习劳动》、《控制危机》等著作的出版，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有了关键性的进展。

以霍尔(StuartHall)为首的伯明翰中心成员继承了霍加特、汤普逊等早期学者强调阶级立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把青年亚文化与阶级结构联系起来进行意识形态本质的理论探讨。

但同时认为，工人阶级内部的种族、性别、年龄、地域及劳动分工等复杂因素构成了工人阶级文化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并不存在具有统一本质的工人阶级文化，也不存在铁板一块的工人阶级意识，存在的只是各种相互竞争的工人阶级亚文化。

[11]这些亚文化既与“母体文化”和主流文化相联系，又有一种足够特殊的形态和结构与“母体文化”及主流文化相区别，因而“亚文化是在一个或多个更大的文化网络中的子集——更小的，更地方化的、更有差异的结构”。

[12]伯明翰中心把亚文化置于深广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分析，提出了“抵抗”的观念：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景观性的表象之后隐藏着意识形态的企图，是一种对当前社会进行批判的特殊方式，表达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抵抗，虽然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但它仍然是一种“对前革命的社会、政治和组织问题的后革命的文化反应”。

[13]伯明翰中心的亚文化研究分为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思潮，分别由保罗·威利斯(PaulW illis)和迪克·赫布迪格(DickHebdige)为代表。

文化主义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生态学研究、社会反常状态研究及英国传统经验研究方式的影响，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结合起来，强调“主体性”；结构主义范式则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的符号学影响，强调“结构”，认为意义是意识形态建构的。

两个流派之间的二元对立和相互影响，促成了文化研究学科发展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葛兰西转向”。

带有人种学性质的研究风格和深奥的理论阐释是威利斯的特色，其经典著作《学习劳动—工人阶级后代是如何获得更多工人阶级的工作的》(Learning to Labour—How Working-Class Kids Get Working-Class Jobs)代表了70年代文化研究的一些重要特点。

书中揭示了工人阶级青少年在学校内外的社会文化关系，反映了青少年对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的政治抵抗。

在另一些论文中，威利斯对嬉皮士(威利斯称之为反文化)的研究使亚文化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中产阶级青年。

他用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 Strauss)的“异质同构”概念分析嬉皮士的风格，认为风格就是亚文化团体的自我意识与物品的可能性意义之间的“异质同构”。

威利斯的研究解释了为什么特定的亚文化具有特定的风格，但忽略了亚文化青年与统治阶级的对立关系。

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用斯特劳斯的另一个概念“拼贴”来解释亚文化风格的产生，他认为亚文化风格是亚文化青年借助于已有的物品体系和意义系统，通过对这些物品的挪用和对意义的篡改来实现的。

“拼贴”这个概念第一次阐明了亚文化风格与抵抗之间的关系，使亚文化也是有序的和有组织的这种观点被接受。

克拉克的分析给亚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符号学的内容，但他研究的重点仍然是阶级“经验”，没有达到有意识地去考察符号意义的目的，只是传统的经验主义的调查结果。

[14]赫布迪格以符号学的方法分析青年亚文化，标志亚文化研究方法论的转变。

他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Subculture：the Meaning of Style)是比较成熟的符号学意义上的作品，通过符号分析将语言、经验与现实之间潜在的关系揭示出来。

他认为亚文化风格是一种“有意为之”的交流，通过“拼贴”来实现，不同的物品被不合常规地放在一起，打破了日常符号系统的规则，造成了表意系统的失调；亚文化对物品的挪用建立在物品原有的意义系统中，重新语境化以传送新的意义。

霍尔的《控制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堪称该时期伯明翰中心最有影响力的作品，被称为“社会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桥梁”。

[15]霍尔运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对因青少年和黑人犯罪而引起的“道德恐慌”进行分析，把亚文化作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争夺霸权的领域和相互妥协的产物，从文化角度对社会秩序再生产加以阐释，合理解释了文化是意识形态建构的。

霸权理论克服了前期研究中的思想局限，把文化研究带出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困境，为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使文化研究从一种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学朝后结构主义的方向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随着亚文化研究的深入，种族问题也进入了伯明翰中心的研究视野。

赫布迪格认为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的历史必须放在50年代以来，不列颠黑人移民存在的不同反映的承继的前提下予以重新解释，明确地表明了英国黑人青年所感受的异族身份：“揭开英国工人阶级青年文化蕴含丰富的表层，我们可以看到战后种族关系的幻象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