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都市文化与现代性问题(一)

当代都市文化与现代性问题(一)对都市文化和政治的研究由来已久，有一个很长的谱系。

从我自己受教育的经历来看，它始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将都市的特殊性质作为一个政治领域进行研究，此后，在有关都市的写作里都有它穿越世纪的回声，并极大地影响着当代主要的都市和政治评论者，包括刘易斯·曼弗德，汉娜·阿伦特和理查德·塞内特。

这里，我并不打算把对都市研究的讨论延伸到那么远，而是集中在现代都市文化研究以及从事这一研究的方法上。

对我而言，就是用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二十世纪的现代都市研究。

在关于都市和都市文化的研究中，为了获得更多的创新性，我们的目的地始终是在前方的。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回望那些现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先驱者是有益的，至少，对一个经受史学训练的人来说是这样，因为是这些先驱者把我们带入了今天的都市文化研究。

我们仍然站在这些经典的都市研究者的肩上，那是巨人的肩膀。

然而，回归他们的目的部分地是为了越过他们，得出我们自己的范式。

因此，我先把本世纪以来的主要研究方向作一个简略的划分，所包括的类型有：1，都市生活的心理学，我尤其认同乔治·西美尔。

2，都市的和在都市中的表现实践，这一点我与瓦特·本雅明和罗兰·巴尔特是同党，虽然他们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

3，都市文化的物质基础，包括经济、空间和形式的生产、社会关系等。

大卫·哈维尤擅此道，可以参见他的近作《巴黎：现代性之都》。

4，文化生产的模式和都市文化产品的特殊形式，特别是当其关涉现代主义时，我认同雷蒙德·威廉斯。

5，大都会文化和国家文化的关系，有许多学者关注到这一问题，但只有简·雅各布在她的名著《城市和国家财富》中脱颖而出。

关于最后一点，我会在发言中介绍大都会和大都会主义。

出现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大都市（grosstadt）和世界都市（weldtstadt）都常常被称为大都会。

实际上，大都会和大都会主义的理念总是暗含在我对其它范畴的理论探讨中。

因为在我们讨论的例子里，大都会和大都会主义都显示出了其重要性。

我希望对大都市一词的简要历史描述能为接下来的讨论明确一些概念。

英文的大都会“metropolis”一词源于古希腊语。

它的意思是“母城”，即有殖民者去建立新城邦的那个原来的城市或者“城邦”（polis）。

古希腊的自然资源相当有限，难以支撑大都市。

而殖民则有利于限制城市的无限扩大。

理论上来说，新城市和“母城”在地位上是平等的。

有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即，每一个希腊城邦都是自治的，这就是城邦的全部含义，也是今天政治（politics）一词源于城邦（polis）生活的由来。

同样，源于希腊语的英文“白痴”（idiot）一词即指那种不参与城邦公共生活的人。

但实际上，在母城和它的殖民地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继承关系，它们分享神祀，形成军事同盟。

随着罗马帝国的出现，母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等级关系进一步明晰。

罗马处在由其附庸城市构成的网络中心。

随着罗马的衰落和基督教的上升，这种等级制度被削弱了。

中世纪欧洲的省级城市成了主教们的席位，但除了罗马天主教的教会控制之外，它们仍然还有相当程度的城邦自治权。

此时，罗马仍然是中心。

但是，当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赖斯在1864年描述作为一个中世纪大都会的罗马的特点时，大都会和它的附属地之间的复杂关系就显露了出来。

“对于一半的基督教国家来说，罗马是一个宗教的大都会，也是一个艺术的大都会。

”对此我有五点要谈。

首先，它表明了，大都会在受制于某一特定政治权力的同时，它也可以超越这样的权力或者国家。

这意味着，它能超越自己。

这就带出了我的第二个论点。

当绝对权力统治着帝国的时候，另一个历史事实是，在一定环境下，人们自己可以和大都市发生不同程度的自由联系。

第三，对人、事物、知识甚至金钱来说，大都市都是一个十字路口。

它和其它地方密切相关，其本身是一个非匀质的环境。

第四，只有在人类经验而非其它领域内，一个城市才可能被公认为一个大都市。

纽约被称作世界的文化之都，但它应该还有更多特殊性。

这一称谓在视觉艺术和音乐方面可以站住脚，但对戏剧而言则并非如此。

最后，大都市的身份还是它自身历史的产物，它之所以存在，部分原因是文化的分层。

它是一个历史的沉淀物，揭示了历史上重要事件的演变痕迹，有时是自然的，有时不是。

因此，对于城市来说，历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文化资本的形式。

所有这些都加入了一个独特的大都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属于都市和在都市中的形式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表达的在场。

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心理学和哲学研究可以说始于西美尔1903年写于柏林的论文。

他的论文《大都会和心灵生活》捕捉到了由现代都市带来的新颖性、奇异性以及新的自由和约束。

当时的柏林不仅是日益强大的德国的大都会中心，而且作为德意志帝国的核心丰富着自身。

作为一个城市，它经历着方方面面的巨变，不仅有工业生产方面的（就此西美尔未予置评），而且还有商业文化和公共生活方面。

他所考虑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对劳资关系的考察，即生产所体现的社会关系，而是个人的内在主体和赋予都市具象的客观文化形式之间的张力关系及其精神层面的结果。

这样的都市外观在他的写作中总是以视觉的方式表现的，以至于对他而言，都市的现代性就是一种呈压倒趋势的视觉经验。

这是一个陌生人组成的匿名世界，人们相互看并被看。

他的分析成为了一个关于都市的伟大文学和鼓吹都市公共文化的起点──从都市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一直到瓦尔特·本雅明，刘易斯·曼弗德和理查德·塞内特。

西美尔对大都会生活的呼唤所隐含的是公共空间比例的大幅增加。

更长更宽的街道，更大的公共广场和开放空间成为了新兴大都会的标志。

尽管西美尔的参照物是1900年的柏林，但这样的新兴都市早在豪斯曼男爵的巴黎就出现了，早了一代，巴黎宽敞而且似乎无穷无尽的林荫大道和新的公共空间改变了这座城市的面貌。

这座中世纪都市的那些安逸（但不卫生）的角落被打开，产生了急剧增长的都市流动性，而这流动性又给人带来视觉上和身体上的刺激。

都市学者照例会批判豪斯曼男爵，但同时他们也被吸引过来，并或隐或显地赞美由他创建和印象主义画家所描绘的林荫大道所造就的那种都市风尚。

豪斯曼男爵的城市是波德莱尔的（和本雅明的）漫游者的舞台，对大多数学者而言，这是大都会和现代都市文化的理想典范。

对全新的都市生活的完全接纳使得都市学者忽视了许多人在新城市里所体验的困难。

城市居民并不全是天生的漫游者。

在豪斯曼男爵大兴土木的建设中，贫穷者失去家园的恶劣境遇当然会得到学术研究的关注。

但除此以外，即使是中产阶级也会常常觉得，这座为他们营造的新城市难以使用。

一种新的恐惧症应运而生，可以命名为：广场恐惧症，即对开放空间的恐惧。

根据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病医师的报告，出现了这样的中产阶级病人，他们在面对新的户外空间和空旷无人的大道时无法移动自己的身体，完全瘫痪了。

这种都市里的“行走能力的丧失”被一位柏林的精神病医师命名为“广场焦虑”。

对那些对中世纪城市持怀旧态度的人来说──最有名的是维也纳都市理论家卡米罗·西特，问题在于人们失去了那种小型的、熟悉的会面场所。

在西特看来（与我们的直觉正好相反，我们往往会觉得它们饶有趣味），新大都会的公共空间，无论是他的维也纳的环城大道，还是豪斯曼男爵的巴黎的林荫大道，都是“一种新型的非地”。

当人们（包括一些著名作家在内）从一座扩展得漫无边际的都市里找到解放时，另一些人则为此感到恐慌。

西美尔更关注的就是大都会的痛苦；他认为这痛苦导致了尼采式的尖叫。

但对于习惯了大都市甚至享受着大都市的我们来说，已经失去了感受和理解“广场恐惧症”的可能。

如果想要理解现代都市文化的形成和意义，我们则需要重新获得这种感受。

大多数属于西美尔传统的作家都不看重都市生活的政治经济学，而更关注看与被看的经验。

阿伦特排斥马克思，曼弗德谴责资本主义却不做分析。

本雅明试图把马克思和现代巴黎的视觉特征连接起来，但只是在消费的而非生产的层面。

用本雅明自己的话来说，他那伟大但却未能如愿的抱负是，“要把真实细节高度的生动性和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实现结合起来”。

塞内特试图在他的著作《公共人的衰落》中实现本雅明的抱负，但结果自己却被都市的感官愉悦俘获了。

他的近作《眼睛的良知》也明显缺乏严肃的对视觉世界的道德审视。

（这个问题大概是心理学方法的内在难题，但除此之外，塞内特最近关于城市大众的文章仍令人感动，关于这一点我在最后还要提到。

）第二种都市文化研究的方法集中在表现都市的主题上。

从事这些研究的往往是文学和视觉文化专业的学生们，特别是电影、摄影和建筑。

本雅明在这里算得上是一个灵魂人物，但我以为罗兰·巴尔特和他的符号学影响更大。

在本雅明关注到表现的社会生产的同时，符号学已经是一个整体的文本帝国了。

我认为，这在文本内部限制了解释力和表现研究的重要性。

对文本性的集中──虽然并不必然这样，会倾向于对“都市文本”的搜罗，倾向于二十五年前文学批评家彼德·布鲁克斯的习语。

在当代重要的建筑杂志《对抗》里有一篇被广泛引用的布鲁克斯的文章，布鲁克斯在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里找到了非常好的文本，来阐释19世纪的巴黎是如何看待它自身及其现代性的。

为这充满才气的研究所影响，我数年来致力于寻找纽约的文本。

但我一直没有成功，仅仅是获得了一些碎片，或者说局部的文本。

现在我知道了，我这样的研究是步入歧途的。

因为，就外观上的一致性而言，巴黎是一个例外，正如爱默生在19世纪中期所说的，法国文学就像同一本书在反复重写。

而一个现代的、民主的、非匀质的都市不太可能只有单一的文本。

即使是惠特曼著名的都市诗歌也无法等同于一个都市文本，更何况，他无法就都市的复杂性营造出一个叙事结构。

因此，惠特曼的名诗充其量也就是一份有名的清单。

实际上，惠特曼已经预示着本雅明的拱廊街项目（现已作为文献资料出版了）只能是一个索引和档案系统，而非叙事文本。

这里出现的问题是，大都会是否在抵制叙事表现呢？在20世纪最初十年的写作中，现代诗人庞德得出的结论是，文学性的叙事只适合欧洲村镇，而大都市，他认为天生就是属于电影的。

正是基于这一点，查尔斯·希勒和保罗·斯特兰德制作了关于纽约的著名电影《曼纳哈塔》（译者注：影片以惠特曼的诗歌命名）并表达对惠特曼的致敬。

因此，摄影看起来也和现代都市有一种特别密切的关系，或许可以这么说，现代都市和摄影是一同出现并彼此塑形的。

自1850年前后开始，早期摄影师就力图表现一个完美的都市──要比它实际的样子更完美一致。

摄影师们试图向资产阶级展现一个让他们为之骄傲的都市，因为正是这些人来购买摄影师制作并出售的照片集。

到了19世纪末，艺术摄影者抛弃了这种美学，相反，他们表现的是一个充满碎片和补丁的都市，而不再是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