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误读
中外文化在交流中误读对方的例证
中外文化在交流中误读对方的例证误读这一概念原本用于描述阅读活动中的某种现象,通常在两层意义上被使用:一种是本意,英文表述为“misread”,释为“read and interpretwrongly”,意指在阅读活动中错误的或者不正确的理解和解释。
很显然,这里的误读就是错误。
另一种理解则把误读看作是对作品本文的创造性背叛。
这种误读尽管可能是对作者原意的背离,但却是一种“创造性背离”。
但把这一概念引入到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领域,考察人们在接受和理解异质文化时的反应,或者说处理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时,我们会发现,同样存在着消极的与积极的误读现象。
由于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的精神传统及其独特的规定性特征,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主体,作为他者的文化主体并不是沉默无声、可以任由人随意解释的,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如果无视别国文化的历史传统和现实背景,就有可能出现完全错误的理解。
下面我就简单分类谈谈中外文化在交流中误读对方的例证一、对文化基本内容的误读18世纪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文化发源于古代埃及文明。
又如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的特定历史背景之下,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文革”所产生的乌托邦想象，17、18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将中国视为理想的“乌托邦”库藏,作为文明象征的典范或乌托邦,中国形象首先发挥了巨大的参照系的功能,许多启蒙思想家都拿有关中国的材料来比照批判欧洲社会。
另一方面,中国的这个典范或“乌托邦”还对启蒙思想家的社会改造方案起到示范作用,成为激发、刺激欧洲文明走向进步的一个精神动力。
,这些显然都属于对另一文化产生的背离其基本内容的误读。
二、受自己主观动机的支配而对异质文化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属于有意识的误读。
例如,欧洲的耶稣会教士来到中国,为了达到证明和传播天主教义的目的,他们在译介中国文化典籍时就会有意识地运用基督教文化观念来加以曲解和附会,比如著名的“以耶释儒”模式。
再如,众所周知,近现代中国思想和文学借鉴和吸取了很多西方成果,由于这种借鉴发生在特殊的半殖民历史背景之下,因此民族自强就成为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学的一个深层的意识原动力,在此基础之上的思想启蒙和文学实践在援引外来文化资源时都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
中西方文化误读案例
中西方文化误读案例一、礼貌与谦逊中西方文化对于礼貌和谦逊的理解有所不同，这常常导致误读和误解。
在中国文化中，谦逊是一种美德，人们常常强调自谦和低调。
然而，在西方文化中，强调个人权利和自主，人们更加注重自我表达和自我推销。
因此，当中国人以谦逊和低调的方式表达自己时，西方人可能会觉得他们缺乏自信或者不够自信，而当西方人强调自己的优点和成就时，中国人可能会觉得他们自负和不谦虚。
二、时间观念中西方对时间的理解也存在差异，这导致了一些误读。
在中国文化中，时间的观念相对灵活，人们更注重人际关系和人情味。
因此，约会或会议常常会有一定的弹性，迟到几分钟是常见的。
然而，在西方文化中，时间被视为非常宝贵的资源，准时和遵守时间表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当中国人在约会或会议上迟到时，西方人可能会觉得他们不尊重对方的时间，而当西方人过于强调时间时，中国人可能会觉得他们过于注重事务和时间，缺乏人情味。
三、身体接触中西方对身体接触的接受程度也存在差异，这常常导致误读。
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对身体接触较为保守，普遍不喜欢和陌生人有太多的身体接触。
然而，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更加开放，习惯于和朋友之间有一定的身体接触，例如握手、拥抱等。
因此，当西方人习惯性地和中国人握手或拥抱时，中国人可能会感到不适和尴尬，而当中国人拒绝身体接触时，西方人可能会觉得他们不友好或者冷漠。
四、饮食习惯中西方的饮食习惯也有所不同，这导致了误读和误解。
在中国文化中，人们通常会分享一些菜肴，大家共同品尝。
并且，人们习惯用筷子进食。
然而，在西方文化中，每个人通常会点自己的菜，享用自己的食物。
并且，使用刀叉进食是常见的。
因此，当中国人习惯性地把菜肴夹给西方人尝试时，西方人可能会觉得他们侵犯了自己的个人空间，而当西方人拒绝尝试中国菜时，中国人可能会觉得他们不够开放或者不尊重自己的文化。
五、言语间接性中西方文化对于直接与间接的言语表达也存在差异，这导致了误读和误解。
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常常使用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思，以避免冲突和尴尬。
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
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一、文化、吴文化（一）“文化”概念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性及世俗对“文化”一词的误读“文化”一词，在不同的场合其涵义是各不相同。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古国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财富的总和。
“他这个人真有文化”，是指某个人因为丰富的学识所透射出来的某种卓然不群的文化品味。
可见，“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相当不确定的。
世俗对“文化”一词的误读1、等同于学历。
如，我文化不高，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学历证书，约定俗成地称为“文凭”——文化程度高低的凭证2、等同于素质。
如，这人随地吐痰，太没文化了。
3、等同于国家相关行政部门及业务部门所涉及的业务工作。
如认为文化就是文化部门（国家文化部、各省文化厅、各市文化局及基层文化馆等）所涉及相关工作（剧目创作、剧团演出以及群众文化演出等）。
（二）中国古代对“文化”一词的理解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文化”，指的是“文治教化”，与没有教化的“野蛮”形成对照。
在“教化”的手段上，强调用诗书礼乐教化世人，而与以武力平服的“武功”相对。
西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三）中国近代学者对“文化”的阐释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
”（四）国外学者诸多的文化定义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
（五）现今通行的理解及定义文化指的是区域人群自古以来在这一区域创造出的与自然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物质的、精神的成果总和。
（六）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系，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性的东西。
文化的消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真正消亡。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刻意地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尤其是在强势文化的打压、侵蚀面前。
（七）“吴”的释义1、大言，即大声说话《说文解字》：“吴,大言也。
浅谈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
浅谈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一、文化误读的起源翻译活动中的文化转向在20世纪70年代时，就逐渐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文学翻译中，学者们的课题主要是研究文化信息是否能得到准确的传递。
在交流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发生碰撞与冲突，主要是因为存在客观的文化差异性，因此，就涉及到了文化误读的理论研究课题。
想要忠实的表达出本文的涵义和文化意义，就必须正确的理解和阅读作品中包含的文化信息。
文化误读主要来源于诗学误读。
文化误读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内翻译理论研究的热门课题，主要是因为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
同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者都对它毁誉参半，是因为在翻译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客观的现象。
有学者认为，其理论概念应采取合理、科学的手段进行分析，这样学者们在谈论误读时，才不会对其草率而论，莫衷一是。
在最初的阶段，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正式提出了“误读”的文学理论术语。
在这本书中，哈罗德•布鲁姆还提出了“诗学误读”理论及“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但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泽”。
随后，误读在西方国家逐渐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和概念。
其与文学理论上的误读有一定的区别，在翻译学科中研究的文化误读是属于狭义的误读，只限于文学翻译中对文化信息存在偏离的理解与表达。
如果误读的绝对性和合理性太过于注重，那么翻译的严肃性与科学性也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二、文化误读的误读性质当前文化文章在进行分类文化误读时，无意识误读和有意识误读是最常见的划分类型。
有的学者认为：无意识误读主要是受制于客观的原因影响，有意识误读则是和它相反的原因。
有意误读和无意误读及为自觉性误读和非自觉性误读。
通过文学翻译的实际实践，有学者认为，结合文化误读在文学翻译中的具体表现，还可以将其划分为两种文化误读类型，主要是：理解性误读和目的性误读。
理解性误读、目的性误读和有意误读、无意误读进行相比较，理解性误读和目的性误读更能把文化误读形成的机制全面的体现出来。
浅析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
DANGDAIJIAOYANLUNCONG2016年10月浅析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韩娜娜（安阳学院河南安阳４５５０００）一、文化误读产生的原因郑海凌在《文学翻译学》中给“文学翻译”归纳了一个定义，即文学翻译是艺术化的翻译，是译者对原作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审美的把握，是用另一种文学语言恰如其分地完整再现原作的艺术形象和艺术风格，使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
从“把握”到“再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译者的翻译过程，而文化误读恰恰就产生在这个过程之中。
文学翻译的过程，首先便是译者对原文本的理解，对其中的文化内涵、审美特征、艺术手法等进行准确的把握。
在译者的理解与原文作者达成一致之后，译者便要思索如何运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去表达原文读者的创作意图。
这种思索以及接下来的翻译行为实际上就是译者对原文本的再一次创作，这个“二次创作”过程便会携带译者本民族的文化特性。
１．译者的理解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它具有形象化、民族化、个性化、典型化等特点，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个复杂丰富的文本。
在翻译行为中，译者首先是作为读者进入到原文本中的，他对文本所进行的首要任务不是翻译，而是理解。
理解的关键在于“视界融合”，即文本视界与读者视界的融合，或文本视界与解释者视界的融合，在这个理解过程中，误读也就产生了，最终误读会随着译者的语言进入到译文中去。
因此误读首先是针对理解而言。
在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图式文本。
作者把原语文本呈现在译者面前，译者通过纯文字的转换与逻辑的推理，对照已存在的知识建立一个图式文本，然后把它转换成译语文本。
在这个推理过程中文化的参与不可或缺。
翻译的前提是文化的共性，翻译的陷阱是文化的异质性。
不同的译者，由于认知结构中的文化图式不同，对同一文本可能产生不同层次的理解甚至误解。
中国人看到“银河”的字样时，其文化图式反映出的是牛郎织女的故事，而西方人看到ＭｉｌｋｙＷａｙ时，他们的文化图式中可能会浮现赫拉的乳汁或通往宙斯宫殿的乳白色道路等景象。
试述文学翻译中误读的消极作用和积极意义
作业：试述文学翻译中误读的消极作用和积极意义翻译中的文化误读是一种不可忽视的事实存在,无论是无意误读还是有意误读,都可能产生积极和消极的作用。
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应正视文化误读与误译,了解其消极影响和积极作用。
趋利避害,促进翻译质量的提高和文化间更好的理解与沟通。
误读和误译不利于跨文化交流。
误读、“曲解”、“误解”甚至“改变”原作,导致文学传播中部分信息的扭曲和丢失,使译文读者看不到源语文化的真相。
例如本世纪30年代,中国学界有人讨论哈姆雷特的“孝”与“不孝”的问题,应该说就是翻译造成的后果。
文化交流的目的是为了互相了解,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如果翻译中出现“误读”,那么交流的质量就要大打折扣。
因此,任何一位译者都应尽量避免翻译中的误读。
但是文化间的相互认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误读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们只能在不断的误读中,揭示作品的本真。
斯坦纳说:“在翻译史上,幸运的误读,往往是新生命的源泉。
”误读在文化发展中也会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它使外国文学作品很容易在本国传播,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其中林纾的译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另外误读赋予文本新的意义,丰富原作的内容,重新发现原作的价值,甚至“创造”出文学名家,像茅盾对尼采思想的解读,以及寒山诗在美国五六十年代的风靡等等。
有时,误读是由于译者自身文化的历史需求造成的,因而,误读还能促进本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
文化误读是文学翻译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正确认识文化误读对文学翻译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误读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帮助我们认识外国文学是怎样通过本土文化的“过滤”来传播并产生影响的。
作为译者,我们应该加强自己的语言与文化能力,在翻译中尽量减少误读带来的弊端,不断提高跨文化翻译的水平。
张西平：坚定文化自信 正确看待误读
古建家园-开启建筑+互联网+文化的新纪元!张西平：坚定文化自信正确看待误读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
与此同时，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存在偏差、误读的现象也越来越引人注目。
针对文化误读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张西平、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原文化参赞尹亚利、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石嵩。
记者：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日渐频繁，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有了很大提升，但此过程中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文化误读，这些误读主要表现为哪些方面？张西平：文化误读分为负面误读与正面误读。
负面误读有两种，一是西方传统的意识形态对中国崛起的不习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中国，这种所谓的误读其实是一种文化偏见；二是民众的误读，他们站在自己国家立场上来看我们的时候，也会从负面来解读，比如个别国家对中国人不信教感到很敏感、不理解，此类误读并不属于意识形态性的，而是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来看另一个文化时所产生的。
正面误读是指对中国文化做过分夸奖的解释。
解读之人因为本国家存在一些问题，故而借他人之酒浇自己胸中之块垒，表面上看是对中国进行赞扬，实际上是要通过赞扬中国来批评自己国家的政府，这样的误读对中国文化实则是一种夸大。
尹亚利：当前国际上出现的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误读有所不同。
一种是对我们传播的中华文化内容的误读。
提到中国文化，很多外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功夫、中餐，既缺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了解，更缺少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认知。
一种则是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本身的错误解读。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加大，一些关于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观点有所抬头，认为有可能出现文化上的“修昔底德陷阱”。
记者：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张西平：不同的文化相遇之后，人们常常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社会传统对另一个文化做出解释，这是造成文化误读的主要原因。
翻译中文化误读产生原因
翻译中文化误读产生原因的研究摘要：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现象的产生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
因此，对其原因的探究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影响译者的多种因素入手,探究误读现象产生和出现的原因。
文化误读映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译者对不同伦理模式的遵从,从中揭示出译者主观伦理观念的动态变化和译者自觉意识的增强对于误读的产生影响巨大。
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 （2012）07-0000-02科学技术以及文化的发展，使得当今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因此各种文化和语言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
可以说，世界正处于跨文化交流的潮流中。
跨文化交流是指不同文化之间碰撞冲突与融合吸收的过程。
而语言却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
“语言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了社会的文化”。
因此，西方翻译理论家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的转换。
所以在这个转换与融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文化误读。
,往往很难摆脱自身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总是根据自己熟知的一切进行选择、切割和解读。
这种现象就是文化误读。
翻译作为涉及多种文化因素的语言活动,难以避免文化误读的产生,可以说,文化误读的产生具有必然性。
这种必然性体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因为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不可避免地忽视或无视文本的时空和视角去解读、传释文本,因而译文会产生多层面的误读。
由此可见,文化误读已经成为翻译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因此对于文化误读的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
那么深入地了解和分析误读产生的原因以及影响文化误读的因素同样也显得十分重要。
本文从三个不同的方面对于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1．政治倾向所引起的误读。
翻译总会受到特定语境下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由于译者将他自身的政治倾向带入文本解读中,文本阅读便难以超脱政治,从而使得文学文本具有阶级性和政治性,甚至将翻译文学作为政治革命和政治斗争强有力的武器。
这样的“政治阅读”在晚清的小说翻译中尤显突出。
例如:(1)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最早是1903年由苏曼殊翻译题为《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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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姓名：学号：专业：汉语言文学文化误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摘要］：由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接受者在理解异质文化时，因“文化过滤”而导致的“文化误读”成为了，跨文化文学交流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不同文化“模子”之间的文学交流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接受者的语言差异、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还要在“期待视野”中寻找理据。
以此来研究无意识误读和有意识误读，并看到它们都可能产生的积极误读和消极误读。
［关键词］：文化误读；意向；文化模子；期待视野；关于误读的探讨已有很多，文学研究者早已超越了误读是错误的解读这一粗浅认识，把误读和创新连在一起。
美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布鲁姆(Harold Bloom)的“影响即误读”的观点，认为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法国学者罗伯特·埃斯卡皮（RobertEscarpit ）在他的《文学社会学》（1987）一书中说：误读是“创造性的背叛”；保罗·德曼在《盲点与洞见》（1971）中也竭力推崇误读。
那么文化误读是怎样产生的呢？曹顺庆教授在《比较文学论》中详细的对此进行了研究，概括而言就是：文化交流活动中由于文化过滤的作用，而导致发送信息的减损和接受者文化的渗入，从而造成影响误差，即文化误读。
文化误读像文化过滤一样是复杂的，是接受客体主体性、能动性、积极性的表现。
它分为有意识误读和无意识误读，从其后果来看，可分为积极误读和消极误读。
1无意识误读无意误读往往是由于译者对源语文化缺乏足够了解或受本民族文化背景的制约而产生的。
例如，庞德在译《神州集》时，并不懂中文，对中国的文化也缺乏了解，他的翻译完全建立在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Fenellosa留下的有关汉诗、汉字的注释和解说的笔记之上。
所以在翻译时，误读了一些具有典型文化内涵的词语。
在译唐朝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时，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句译成：But you,Sir,had better take wine ere your departure,For you will have no friends about youWhen you come to the gates of Go.我们知道，这是一首著名的送别友人去西北边疆的诗，其中“阳关”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
它位于河西走廊，北与玉门关相对。
自汉代以来，一直都是内地通往西域的门户，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许多王朝都把这里作为军事重地派兵把守。
在文学作品中，“阳关”被文人骚客反复吟颂，具有了丰富的文化意义。
在中国读者心中“，西出阳关”唤起的是遥远、大漠、悲壮等联想。
庞德把“阳关”误译成“gates of Go”，使该词背后蕴藏的文化意味荡然无存，中西方这种语言上的差异，使英美读者也难以从词汇表面体会到中国读者心中的那份感受。
以上可以说是无意识误读造成的文化丢失，但在实际情况中这种误读恰恰促进本了本民族文化的发展。
庞德在《神州集》中翻译的一系列中国古诗，作为反英美诗歌传统的一面旗帜，推动了印象诗派的成长与发展。
在这场跨文化孕育诗歌新芽的运动中，最有趣的地方是它是源于误读的成果。
中国古典诗歌格律严谨，但庞德不懂中文，他无法理解中国古诗在声韵和形式结构方面受到的约束；他唯一能看到的，就是诗歌中的意象，因此对英美意象诗人来说，中国古典诗歌是纯粹以意象为基础的。
有了这种理解，他就引中国古诗为范本，提出英美诗歌要想摆脱传统的种种束缚，必须效法中国古诗；但他绝对没有想到，中国诗歌在中国的文学与文化传统中，事实上受到种种规条的约束和限制。
正因为庞德对中国诗歌传统没有认识，他才能按照自己文化的需求误读误译中国古诗，用以支持和发展他们提出的新诗歌理论。
这正如斯坦纳所说：“在翻译史上，幸运的误读，往往是新生命的源泉。
”误读在文化发展中也会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它使外国文学作品很容易在本国传播，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其中林纾的译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另外误读赋予文本新的意义，丰富原作的内容，重新发现原作的价值，甚至“创造”出文学名家，像茅盾对尼采思想的解读，以及寒山诗在美国五六十年代的风靡等等。
有时，误读是由于译者自身文化的历史需求造成的，因而，误读还能促进本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
价值观念的不同，也会造成文化误读现象的产生。
在中国,龙被赋予了“吉祥”、“高贵”、“皇权”等涵义,但在西方“dragon”的意象则与“龙”大相径庭。
英语词典对“dragon”的释义是“一种想象的有翼、能喷火、蜥蜴状的巨大怪物”。
在《圣经》和英语文学作品中“dragon”是魔鬼和罪恶的象征,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是一种恶兽，最终总是被英雄杀死。
迪斯尼电影《Mulan I》中“中国龙”被换成了“蜥蜴”的形象,这显然违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龙的文化意向。
这也正说明了中国龙在西方世界还是一个未曾读懂的信仰。
人们在接触异质文化时，往往很难摆脱自身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影响，总是根据自己熟识的一切进行选择、切割和解读。
误读被视为文化交流中的壁垒，但跨文化交流往往是伴随文化误读进行的。
这正如“misunderstanding”由前缀“mis”（错误）加上“understanding”（理解）构成的。
2 有意识误读在文学翻译中，有些误读是主体文化和译者有意选择的结果。
译入语文化由于本身的发展需要，对源语文化的某些层面加以强调，另一些层面加以弱化或忽视。
第一,消除原语意象与译入语意象之间的文化冲突。
同一个词在不同文化中可能会有不同的含义,当原语意象与译入语意象发生冲突或是不太契合的时候,译者就要进行比较与选择,甚至改变原文意象,其结果往往就是我们看到的创造性叛逆。
“红色”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阳光、幸福、热烈、繁荣、运气等,在现代则更具有革命的意义,而在英语中则缺少这些象征的意义,更多是与暴力和流血相联系。
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就意识到这种文化冲突,在很多情况下他都采取了有意误读的做法,进行了创造性叛逆。
如贾宝玉的“怡红院”就成了“Green Delights”,“怡红公子”就成了“Green Boy”。
再如，,“狗”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所指意义并无实质上的差异,但在内涵意义方面有时却相差甚远。
英语中的“You are a lucky dog”译为中文是“你是一个幸运儿”，“too old a dog”译为“上了年纪”。
这样,虽然所表达的语义相当,但英语中所内含的幽默感在通顺达意的译文中已经消失了,dog一词在原文中所体现的形象、风趣和幽默的语言特色也随之不复存在了。
第二,关照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视野。
“期待视野”,这是从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那儿借用的术语。
它是指“作品在读者心中要求引起的美感需要,无论是全新的还是传统的”。
按照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布律奈尔的说法,“期待视野”是真正的“过滤器或筛选机”。
从这个意义上看,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伴随着“误读”就是必然的,不可回避的。
今年3月15日，温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中外记者会上的翻译张璐，正是凭借着中西合璧的智慧，引起了人们对她的普遍赞扬。
其间温总理引用了《离骚》诗句：“亦余心之善兮，虽九死岂犹未悔”。
张璐译文为：For the ideal that I hold near to my heart,I'd not regret a thousand times to die.直译为：我遵从我内心的想法，即使要死千万次我也决不会后悔。
张璐正是把中国汉语中的“九死”翻译成“thousand times”（上千次），考虑到了西方文化中的“期待视野”，这样的翻译很地道，也很容易被外国记者所理解。
文学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向本族语读者介绍外国文学或向外国读者介绍本民族的文学。
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根本不知道译文读者是谁,因此,他只能对潜在的读者的“期待视野”进行预测,目的是要让译文与读者的“期待视野”融合。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译者必须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审美情趣,甚至政治环境,决定翻译的战略战术,有时不得不对原文进行“歪曲的重构”,造成偏离原作的“误读”。
当然，有些有意误读是译者运用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去衡量异质文化造成的，这必然会造成文化传播的偏差。
20世纪30年代,《简·爱》被译入我国，1935年12月伍光建从英文文本节译的《孤女飘零记》就是其中一种译本。
当时对外国文学的引进不仅仅以研究外国文学为目的,主要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评价作品并不被译者重视。
伍光建译本有一个极短的序言,针对作品的评价只有一句:“此书于描写女子爱情之中,同时并写其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气概,为女子之最高人格。
”这是20世纪30年代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有代表性的评价,它关注的是女子爱情及人格两个非常现实的方面,为以后关于《简·爱》的批评定下了基调。
以后近70年内，在各版本《简·爱》的译者序里不难发现,每个译者序里几十年不变的评价是关于对宗教虚伪性的批判，妇女要求独立的诠释。
直到2004年,《简·爱》中的精彩片断“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被选入上海市中学语文课本的“爱情如歌”单元,其中体现的不仅是爱情,更多是人的自尊、自重的人格力量,成为对学生的一种人生观的教育。
美籍华人叶维廉教授在《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一文中指出“文化模子的歧异以及由此而起的文化的模子的歧异”是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要面对的事情，文化在不同的文化模子中穿梭产生变异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导致文化产生变异原因之中以文化过滤以及因它引起的文化误读最为突出。
所谓文化模子，即以某种价值为原则为根据形成的历史生活传统。
这又让我想起了由梁家辉和蒋雯丽主演的电影《刮痧》，其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别人种了九千年的桃子，他不跟主人打一声招呼摘来便吃，当人家制止时，他不但不听劝阻，而且还大打出手毁了人家的桃园。
别人辛辛苦苦炼好的丹丸，他拿来就吃，还把主人打得头破血流，临走还毁了人家的制造车间，像这样一个野蛮顽劣的猴子，竟被许大同（梁家辉饰）在电子游戏中描绘成英雄……”。
控方雇佣的美国律师在法庭上这样描述《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用以证明移民美国的许大同有暴力倾向。
孩子身上刮痧后出的痧，也成了指控许大同实施暴力的有力证据。
在美国这种“文化模子”下，中国人心目中机智、敢于反抗天庭、追求自由的孙悟空，到了美国变成了“不守法”的公民形象；中国传统的疾病治疗方法——刮痧，无论怎样向美国人解释都难以是他们相信，它可以有效排毒、舒筋通络、调整阴阳，“出痧”是刮痧后的正常反映。
至此，许大同真的是百口莫辩，只得放弃孩子的领养权了。
显然，在文化交流中，消除“文化模子”的歧异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应怎样尽量减少“文化模子”造成的误读呢？在《跨文化之桥》一书中乐黛云教授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中说明了文化交流和文化过滤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