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114条释义

合同法114条释义

篇一：《合同法》第114条、《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如何理解

上周五到中院学习时，曾有人提出违约金过高应如何调整，现就《合同法》第114条、《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如何理解的问题，笔者不揣浅薄，谈一下自己的管窥之见。

1999年10月施行的《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司法实践中，对“过高”、“过低”的标准，各地法院乃至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掌握尺度都不尽一致。经过十年审判实践的探索和调研，最高法院于XX年4月出台了《合同法解释二》，该解释第29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据此，有观点认为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人民法院降低后的违约金不得超过实际损失的倍。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表述的“适当减少”所对应的参照系是当事人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或根据约定的办法计算出来的违约金，只不过对“过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而已。《合同法解释二》第29

条第2款针对此问题，对何为“过高”作了一个明确的解释，即把当事人所受损失的倍作为一个红线，低于此红线，不属于“过高”；高于此红线，则属于“过高”。当事人请求降低，可以“适当减少”。这里的“适当减少”是相比原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而言的，并没有说必须减少到当事人所受损失的倍以下。换言之，当事人所受损失的倍仅作为“过高”、“过低”的标准，而不能作为调整后的违约金的上限。理由是：针对违约金过低如何调整，《合同法解释二》第28条规定：“当事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增加违约金的，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实际损失额为限。增加违约金以后，当事人又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此条明确规定了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实际损失额为限。如果约定的违约金过高，降低后的违约金也要以实际损失额的倍为上限，为何《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不作出明示的规定？对法律条文解释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文义解释，而通过该方法，得不出“降低后的违约金要以实际损失额的倍为上限”的结论。XX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6条规定：“在当前企业经营状况普遍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对于违约金数额过分高于违约造成损失的，应当根据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坚持以补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的违约金性质，

合理调整裁量幅度，切实防止以意思自治为由而完全放任当事人约定过高的违约金。”尽管该意见有“防止以意思自治为由而完全放任当事人约定过高的违约金”的表

述，但从中也解读不出有“降低后的违约金要以实际损失额的倍为上限”的意思。再者，从当时该意见下发背景的看，XX年，因全球金融危机蔓延所引发的矛盾和纠纷在司法领域已经出现明显反映，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当然要紧紧围绕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要求。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法官要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极大、超大幅度的降低违约金，不能因企业违约而将其一棍子打死。现如今，全球性金融危机逐渐消退，我国经济逐渐稳步增长，该意见制定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已略有变化，法官可以对违约金减少的幅度略作调整。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用公权力介入的方法，动辄否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条款，极大、甚至超大幅度的降低违约金标准，会对合同自由、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过度冲击，有违合同法鼓励交易的立法精神。因此，对违约金降低幅度的不应受实际损失倍界限的影响，只能是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第1款规定，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谨防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篇二：论我国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的规定

合同变更制度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初论——兼论我国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的规定

[摘要]在我国民法理论中，合同变更特指当事人不变，合同内容中的非要素发生变更，合同仍保持同一性的一种现象。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比较，我国的合同变更制度有自己的特色，但也存在缺陷。为此，提出了立法建议。同时，我国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请求权的基础不是合同变更制度。

「关键词」合同变更；合同更改；立法例；情势变更；建议；请求权

一、合同变更的基本理论问题分析

我国民法理论认为，合同变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合同变更，包括合同内容的变更与合同主体的变更。合同内容的变更，是指当事人不变，合同的内容予以改变的现象。合同主体的变更，是指合同关系保持同一性，仅改换债权人或债务人的现象。合同主体的变更，不论是变更债权人，还是债务人，都发生合同权利义务的移转，分为合同权利的转让、合同义务的转让、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对此种变更，理论上将其作为合同转让的研究对象。由此看来，狭义的合同变更仅指合同内容的变更。根据合同内容的变更是否影响合同的同一性，又将合同内容的变更区分为债的要素的变更（有的学者直接称为合同标的变更）[1]和非要素的变更。债的要素的变更，是指给付发生重要部分的变更，由此

导致合同失去同一性。一般认为，债的要素变更指的是合同标的变更。非要素的变更，指的是未使合同失去同一性，包括，但不限于是标的物的数量的增减、履行地点的改变，履行期限的顺延等。传统民法理论将债的要素的变更作为合同更改的范畴。因为，合同标的是当事人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合同的标的决定合同的性质，决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如果标的变更，那么，合同的性质就发生改变，当事人间的债权债务性质也发生变化，合同关系就失去同一性，而由此种合同变更为彼种合同。总结一下，可以将合同变更界定为：当事人不变，合同内容中的非要素发生变更，合同仍保持同一性的一种现象。

大陆法系的民法理论，关于合同变更，与我国民法理论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其理论上没有合同变更这个概念。相似的概念是合同的更改。合同的更改，是指以消灭旧债，另创新债以代替旧债的行为。其源自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上，合同的更改包括债权人的更改（即债权让与）、债务人的更改（债务承担）、合同标的更改（变更给付）、合同性质的更改（如变更租赁为买卖），以及期限和条件的更改。近代立法上关于合同的更改，大抵仿罗马法。所谓相似指的内容的相似，即合同更改大体相当于广义的合同变更，而与我国民法理论上的合同变更不同。合同的更改，发生旧合同消灭和新合同产生的效果；而根据合同变更，合同关系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