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落选“七大”中央委员内情
领导科学
选才用人问题 ,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 ,是个头 等重要的问题。正确地选拔和使用人才 ,是实 现科学领导的关键 ,它直接关系到领导效能的 高低 ,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和国家的兴衰。而领 导人的用人之道，更是关系着一个组织的成败 兴衰。毛泽东与蒋介石用人之道的差别决定了 他们最终的命运，也决定了国共两党最终的结 局。
吴海兰的父母得知爱女无缘无故被杀，怒不可 遏，递状纸上告。西安妇女界也表示极大的义 愤，联合上书全国妇女部长宋美龄，要求严惩 凶手。当时，宋美龄正在和蒋介石一起积极鼓 吹新生活运动，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 此事不但有违社会道德，还触犯了国法，于是 向蒋介石告了御状。蒋闻之大发雷霆，命令胡 宗南将张押解南京。
在毛泽东看来，虽然王稼祥犯过错误，但是他 确实为党作出过重大贡献 。因此王稼祥的当 选，对于团结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的同志， 有过意见分歧甚至冲突的同志，犯过错误的同 志，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在中共七大第20次 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代表做了《关于第七届 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
讲话的第二部分就是关于王稼祥中央委员落选的 问题 。毛泽东指出，王稼祥同志“虽然犯过路 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毛泽东的 讲话加深了代表们对王稼祥的了解。大会进行了 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王稼祥以第二高票当选。
蒋介石任人唯亲、唯私的用人 方法，一方面随意性很大，有 时可能提拔一些人才;另一方面 由于没有制度保证，引起他人 的不服，最后造成众叛亲离。
二、毛泽东强调“放手使用”， 蒋介石则喜好“越级指挥”
淮海战役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 奇迹。之所以取得重大胜利，是同毛泽东的从 善如流、“放手使用”和粟裕的战略奇思、斗 胆直陈分不开的。
毛泽东、蒋介石作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 领袖，在用人之道上，有着“五湖四海” 与“黄埔浙江”、“放手使用”与“越 级指挥”、“依法用人”与“帝王之术” 的区别。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最 终的命运。
遵义会议前后的张闻天与王稼祥
遵义会议前后的张闻天与王稼祥作者：郝丽丽来源：《红广角》 2014年第6期（天津）郝丽丽【摘要】张闻天和王稼祥相识于上世纪20年代赴苏留学。
30年代初回国后，二人都曾在中共党内身居要职，并一度成为“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而二人进入中央苏区后，因在实际工作中同博古、李德产生分歧，逐渐受到排挤。
这段“同命相怜”的经历把张闻天和王稼祥紧紧联系在一起，30年代二人一起“跟着真理走”，携手同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王明右倾错误作斗争，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遵义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张闻天和王稼祥相识于上世纪20年代赴苏留学。
回国二人进入中央苏区后，因在实际工作中同博古、李德产生分歧，逐渐受到排挤。
这段“同命相怜”的经历把张闻天和王稼祥紧紧联系在一起，30年代二人一起“跟着真理走”，携手同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王明右倾错误作斗争，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命相怜”张闻天和王稼祥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均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30年代初学成回国后，张闻天于1933年进入中央根据地，其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王稼祥则从1931年4月起，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由于张闻天和王稼祥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影响，一度成为“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但与其他推行错误路线成员不同的是，在王稼祥与张闻天先后进入中央苏区后，二人较早察觉到“左”倾路线的错误，并逐渐从中分化出来。
张闻天和博古的意见分歧首先是在对“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
1933年，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进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条件，主张与任何部队订立共同作战协定。
张闻天反对博古只将其作为宣传策略，而要求有具体行动。
王稼祥政治生命因何走到尽头
王稼祥政治生命因何走到尽头?2018-09-12 08:46来源:非常历史原标题：王稼祥政治生命因何走到尽头?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关键的一票，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此后，王稼祥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
而在1962年，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又一次面临抉择。
被扣上“三和一少”大帽子在1958年“大跃进”时，曾担任首任驻苏联大使的王稼祥就提醒注意苏联公社垮台的前车之鉴。
得知王稼祥对“大跃进”有意见，毛泽东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 ”而王稼祥的忧虑很快变成现实，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回忆，“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
他找我到他家里去深谈，我们二人抱头哭了”。
王稼祥找刘少奇长谈了一次，随即在内部小范围进行了讨论。
取得大家同意后，采取给“恩来、小平、陈毅同志”写信的方式，写成了一个作为《党内通讯》的信件。
同时，王稼祥还起草或审定了一系列文件报送中央。
这些意见概括起来，即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采取和缓的方针，以争取度过或减轻困难。
同时，王稼祥还提出在困难形势下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王稼祥此举引发了复杂的结果。
据王力回忆：“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右四为王稼祥王稼祥受到批判的导火线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
中国决定派出以茅盾为团长，王力、康永和为主要成员的代表团参加。
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商定好的“低调”方针发言，较多地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
茅盾团长的讲话稿由王稼祥主持，提出了一系列缓和的政策和方案。
正因为是世界裁军大会，讲话稿中和平、裁军的字眼和内容用得多一些。
代表团出发前，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完全同意王稼祥提出的方针和方案。
党史人物--王稼祥
党史人物－－王稼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中，党内有一位颇具独立见解的杰出领导人——王稼祥。
战争年代中，他带着危及生命的重伤长期坚持工作；和平时期，他又为党的国际交往联络提出了真知灼见。
王稼祥，1906年生于安徽泾县厚岸村，在家乡读小学后又入教会中学。
1925年，他赴沪入上海大学附中，在那里加入共青团。
同年10月，王稼祥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
1928年，他由团转党（当时团员转党，团龄也算作党龄）。
在苏联期间，他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
因没有参加过党内的实际工作，他曾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不过，他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
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随后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
1931年4月，王稼祥赴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同年11月，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交部长）。
1933年4月，他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
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
翌年1月，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同年秋，他腹部通着管子、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他提出要毛泽东担任党和红军的领导。
后来，毛泽东多次称赞这“关键的一票”。
遵义会议后，王稼祥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
过雪山草地时，他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下来。
到达陕北后，他因伤情恶化被中央派人秘密送往上海治疗。
1937年夏，他转赴莫斯科治伤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翌年8月，他回到延安，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
1944年，他因伤口恶化病倒而无法工作，1946年再度被送到苏联治疗。
1947年，王稼祥回东北解放区，任东北局城工部长。
1949年，他担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1951年回国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6年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稼祥为何在七大选举中落选中央委员
王稼祥为何在七大选举中落选中央委员王稼祥在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过程中,党内一些领导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其中,王稼祥的变化最令人不解。
王稼祥给予毛泽东许多帮助,在关键时刻,王对毛的支持比任弼时显得重要,而且也胜过周恩来。
但在党的七大上,周恩来和任弼时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而王稼祥仅是名列第二的中央候补委员,这还是毛泽东经过一番说服工作的结果。
此事如此令人不解,其原因何在呢?毛泽东核心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具有历史意义的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取得了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王稼祥对此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遵义会议后，他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正式委员，并被确定为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他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这个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进行长征，被认为是当时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对维护和巩固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延安，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
周恩来常驻重庆南方局，朱德经常来往于八路军前方指挥作战和延安军委总部，王稼祥常驻延安，协助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同时又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
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在七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但为增强中央工作效能起见，除每周一次政治局会议外，以住在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陈绍禹、陈云、何凯丰7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
”一年半后，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
这样，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也就不存在了。
不过，王稼祥仍然担负了重要职位。
实际上，这时王稼祥伤病复发，已到了不能再“带病工作”的地步了，根据中央决定因病休息3个月。
一贯谦虚谨慎，不讲自己功劳、只讲自己过失的王稼祥，在1968年写的《我的履历》中说：“从1938年我回延安担任军委和总政工作，一直到1943年因病脱离工作这一段时间，是我一生中犯错误比较少的一段时间。
三位高开低走的中共元老
三位高开低走的中共元老作者：暂无来源：《领导文萃》 2014年第10期史历王稼祥：七大意外落选是分水岭王稼祥早在1925年就加入共青团，并去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是党内留苏派的代表人物。
回国后由于其特殊身份，他担任的职务一路走高，从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跃升至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后进入中央政治局。
在长征中，他在遵义会议上把宝贵的一票投给了毛泽东，之后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新三人团”，实际上掌握了军权。
之后他因病去苏联治疗。
1938年再次回国，从共产国际那里带回了季米特洛夫“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的口信，这一口信被认为是共产国际承认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导的最重要指示。
王稼祥从这时起更是受到重用，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不过由于他身体长期不适，并没有从事具体工作。
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中，由于被指责为“王明”路线的代表人，加上自身书生气浓、群众关系不好，原本被中央提名为中央委员的王稼祥意外地落选，只是被选为候补委员，这对于王稼祥的政治生涯是个重大打击，从此王稼祥彻底淡出中共核心领导层。
建国后他只担任了驻苏联大使、外联部部长等职务。
陈昌浩：一场疾病改变一生长征胜利结束后，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似乎销声匿迹，退出了政治舞台，他曾领导过我军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人物，如徐向前、李先念、徐海东、许世友、陈锡联、刘华清等，此人便是陈昌浩。
陈昌浩也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但与王稼祥相比，陈在国内工作时间长，实际工作能力较强。
陈昌浩1930年入党，之后与张国焘、徐向前一起为鄂豫皖根据地的建立作出巨大贡献，在此期间他一直担任红四方面军政委。
长征中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后，他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
此后陈昌浩与徐向前共同指挥西路军西进，却遭全军覆灭，徐向前与陈昌浩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
二人在突围时曾经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由于高烧不退，陈昌浩便住下来养病，徐向前则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最终回到延安。
1956年，王稼祥不想当中央书记处书记，毛主席却说：你早就该当了
1956年，王稼祥不想当中央书记处书记，毛主席却说：你早就该当了1931年1月，王稼祥在出席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向中央提出要到根据地去工作。
中央同意了他的这一请求，这年3月，经过层层护送，王稼祥一行人来到了江西宁都县的青塘。
王稼祥当时中央苏区正在筹划如何粉碎敌人即将开始的第二次“围剿”，王稼祥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青塘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
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议间隙，王稼祥忍不住走过去对毛泽东说：“泽东同志，我刚从白区来，很多情况不了解，对打仗更是外行，听了你们的发言，深受启发。
会后我再向你专门请教，可以吗？”毛泽东欣然同意：“自己同志，莫客气，我也正想向你请教呢！”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果然把王稼祥请到了自己的住处，和他促膝交谈起来。
当时王稼祥刚回国不久，对国内的很多情况都还不熟悉，两人尽管很多见解都不一致，但却都能坦诚相待地各抒己见。
谈到最后，毛泽东兴奋地起身，提起笔如行云流水般写下两行字，并对王稼祥说：“来，请你欣赏一副对联。
”毛泽东王稼祥凑过去一看，纸上写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王稼祥看后连声称赞：“好，好得很！概括得简单明了，言简意赅。
你的书法也很有功力，自成一体，令人佩服！”毛泽东也笑着说：“见笑了，比不得你们留过学吃过洋面包的学问家。
不过，我这副对联可是哪个洋学堂也学不到的哟！”王稼祥忙说：“对！对！你一直在与敌人斗争的第一线，阅历深而广，经验极丰富，我得好好向你学习！”1931年10月下旬，王稼祥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随即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毛泽东和王稼祥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
毛泽东（右二）和王稼祥（右一）但此后随着“左”倾路线领导人逐渐掌握中央大权，毛泽东开始不断受到排挤。
王稼祥.doc
王稼祥王稼祥(1906—1974年)，原名王嘉祥，安徽泾县人。
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在苏联期间，他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2月，他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负责编辑党报。
同年6月，他因批评李立三的错误被撤掉中央宣传部干事，调任党报驻香港记者，12月又调回上海工作。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他任中共中央学报委员会秘书长兼《红旗》《实话报》总编辑。
不久，王稼祥又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11月，他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2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派他与刘伯坚、左权一起指导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的工作。
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王稼祥被增补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之一。
1935年6月，第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他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他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1937年6月，他赴苏联治病，同年11月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
1938年8月，他从苏联回国。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王稼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兼任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协助毛泽东处理了大量有关党、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重大事务，成为毛泽东在延安的主要助手。
1943年3月，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委员会委员、宣传委员会副书记。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他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任北平执行小组顾问，后再去苏联治病。
1947年5月回国以后，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
1949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递补为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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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落选“七大”中央委员内情
王稼祥落选“七大”中央委员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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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新闻时间: 2012-04-27 来源: 老人报
在具有历史意义的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取得了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王稼祥对此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遵义会议后，他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委员，并被确定为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他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这个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进行长征，被认为是当时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在七
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以住在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陈绍禹、陈云、何凯丰7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
”
1944年5月21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开始举行。
会议的任务有两项，即准备“七大”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
日常工作。
这次全会持续时间很长，直到1945年4月20
日才结束。
王稼祥因病未能参加这次全会。
在六届七中全会的最后阶段，1945 年3月29日，毛泽
东批示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说：中共“七大”政
治报告修改本，给参加七中全会的每人一本，叫他们收到即看，还要写出意见；并给王稼祥也发了一本。
病中的王稼祥，深知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极为认真负责地进行审阅并提出意见，表明自己的态度。
他除了对“七大”政治报告修改本写了意见给毛泽东，又于1945年4月17日和4月22 日，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表示完全同意“七大”政治报告和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
毛泽东于1945 年5月2日对王稼祥的这两封信作了批示：“此两件请富春同志印发到会代表。
”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共755人，其中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无
表决权）。
王稼祥也是中共“七大”代表，编在晋冀鲁豫代表团，但是他因病未能出席。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七大”主席团在各代表团充分
酝酿讨论的基础上，提出94人的预选名单，并决定中央委
员会由中央委员45名和候补中央委员25名组成。
王稼祥经“七大”主席团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
但是，
在6月9日大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中，他只得了204票，不足半数，落选了。
“七大”代表、时任中央军委编译局局长的曾涌泉，编在
华中代表团，和陈毅同在华中代表团的一个组（陈毅是组长）。
他回忆说，在讨论正式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时，“陈毅同志在谈到遵义会议时，把稼祥同志比作楚汉之争中的韩信，韩信归汉则汉胜，归楚则楚胜，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是第一次选举中央委员时，王稼祥同志仍然落选了。
”杨尚昆在1997年7月16日回忆王稼祥落选“七大”中央委员一事时说：“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这个人性格比较孤僻，不大接近群众，人家认为他架子很大，实际上他是个书生气浓的干部。
”“第二，‘七大’是清算王明路线。
按照情况来讲，他应该是王明路线里的一个重要人物。
”
1945年6月10日，在“七大”第20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代表作了《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
讲话中，毛泽东着重谈了王稼祥落选中央委员一事。
毛泽东向全体代表对王稼祥作了评价，指出王稼祥过去是犯过错误的，但是他是有功劳的，还一件一件地列举了王稼祥的功劳，特别讲到了他在党史上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即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他为中央起草或主持起草了一些重要文件，并一篇一篇地列举了这些文件的名称。
毛泽东说：“上面这些是大家不大知道的，是中央内部的事，我今天在这里必须讲一讲。
”他在讲话中，针对代表们提出的对王稼祥的意见，有针对性地作了解释。
他说：“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起的。
他这次写给我的信，已印发给大家看了，有的同志说写得太
简单，但是他的确是考虑很久才下决心写的。
”
“昨天选举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使代表们加深了对王稼祥的了解。
大会进行了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
6月11日，“七大”公布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结果，选出候补中央委员33人，按得票多少先后为序，王稼祥以名列第二当选。
（摘自《新闻信息报》作者林则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