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的发展历程

浙商简介浙商一般指浙江籍的商人，实业家的集合，是一个较为新近的称法（1999年，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下属的《经济生活报》（《今日早报》前身）开出了一个名为“浙商名流系列访谈”的专栏，这是具有当代内涵的“浙商”概念的首次提出）从古至今，浙江商人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的重要推动力量。

如今在私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浙江模式”，“浙江经验”，“浙江现象”已经被写入多地教科书，越来越多的媒体对浙江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给予报道，越来越多的人对浙江的发展给予关注。

浙商特点：“舍得”、“和气”、“共赢”、“低调”、“敢闯”。

浙商简史浙江的商业文明历史源远流长，工商业活动自古就有深厚的民间基础。

在农业经济占据绝对优势，商人居“四民”末位的传统社会，较之于大多数兄弟省市，浙江的商业和商人的作用和社会地位依旧突出。

浙江工商业活动的历史传承和脉络完整清晰。

隋朝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使得杭州成为江南物资的集散中心。

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江浙一带成为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商品经济较为发达，也产生了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

五代吴越国王钱镠的励精图治使得浙江在两宋后富甲东南。

宋元时期，浙江凭借发达的桑蚕丝织业和优良的海港资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出发点和腹地。

清朝末年及民国初年，浙江商人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中坚之一，为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浙江商人活跃于国内外商界，目前为中国国内除台商之外最活跃的商帮，为各地的发展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注入了活力。

浙商思想的起源发展以及其影响早在六七千年前，浙江先民就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河姆渡文化”。

至春秋时期，浙江又孕育了古越文化，被封为“中华商圣”的范蠡就出现在这一时期，他从国富民强的角度强调了农商并重的主张。

到了南宋时期，中原文化大规模南迁，浙江一度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到了明清时期，浙江更是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辈出，且这些人多为当时引领全国学术的翘楚。

浙江特殊的环境孕育了其重商的文化，浙东学派主张“工商皆本”、“义利兼容”、“国家不可病商以滋弱”，这些通商惠工、经世致用以及士农工商平等的思想观念，在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的社会环境下，促进了浙东地区民间自主工商业活动的孕育和成长，成为浙商文化的源头活水。

浙江较为著名的区域性商人团体宁波商帮宁波商帮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它以上海为活动基地，在京、津、汉有很大影响力，且波及全国及世界各地。

宁波商帮活跃于工商界，尤其在航运、金融领域颇有影响。

宁波商帮对清末大上海的崛起和二战后香港的繁荣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也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如第一家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第一家中资轮船航运公司，第一家中资机器厂等等，都是宁波商人所创办。

宁波商帮不仅历史悠久、经济实力雄厚，而且是唯一一个实现了集团性或整体性近现代化转型的传统商帮。

龙游商帮龙游商帮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主要指历史上今浙江境内金华、丽水、衢州地区商人的集合，因其中以龙游商人人数最多，且经营手段最为高明，活动范围最广，资本最为雄厚，故得名“龙游商帮”，其商人主要经营珠宝业、造纸业、屯垦业、印书业、贩书业，在全国各地和海外均有开展商业活动。

明万历年间，龙游商帮与晋商、徽商及江右商人在商场上角逐，称雄一时，故有“遍地龙游”之谚。

龙游商帮崛起于南宋时期，鼎盛于明朝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后，衰弱于清光绪以后。

南浔商帮南浔商帮是继徽商、晋商之后，在近代中国涌现的，具有强烈地域特征的商人群体。

与潮州帮、宁波帮在同时涌现，对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影响深远。

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及较早开埠，使以南浔丝商为代表的湖州商界接触到西方近代思潮，并加入到了推翻清政府统治的革命运动之中。

湖州籍的人士在国民党的前期创党过程，以及后来在党、政、军、财各个部门都占据举足轻重的作用。

湖州籍人士曾一度占据国民党中常委1/3的席位，控制了当时的全国政权。

南浔商帮以辑里湖丝起家，形成了以“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金狗”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团体。

积累财富之后他们大量投资盐业、钱庄、典当业和地产，在他们创办的近代化企业中，更是涉及金融、交通、电力、机械以及其他轻功业，这对当时浙江乃至全国的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浔商帮崛起于鸦片战争之后，鼎盛于19世纪末，衰弱于20世纪20年代后。

温州商人温州早有经商传统，改革开放之后，温州商人更活跃于国内外商界。

温州商人有遍布全国及海外的各级商会以及建有“温州街”、“温州商城”等。

温州商人以精明、吃苦耐劳、敢闯敢干、得风气之先著名，即使是在条件较为艰苦的非洲，也能够找到温州商人的身影。

温州的产品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如著名的温州打火机。

现有“温州模式”一说（见经济学家董辅礽的研究）。

义乌商人义乌以制造、经营小商品闻名于世，其小商品行销全球。

现义乌小商品市场是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认的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交易中心。

义乌商人“鸡毛换糖”的商业行为，被列为浙商标志性事件第一名。

义乌商人以其“一分钱利润”的精神发家，在义乌商人当中信奉这这样一个原则：在自己赚钱的同时，想尽一切办法让合作对象也赚钱。

义乌商人遍布世界各地，人称“蚂蚁商人”。

中东欧洲非洲南美等等全世界都有着义乌商会。

在这片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土地上，义乌人正在创造世界的奇迹。

义乌商人特点“谦虚”“勤奋”“低调”“共赢”。

浙商的历史发展浙商的萌芽和第一个发展高峰（公元前6世纪至6世纪）春秋末期，越国灭吴，成为当时的最后一个霸主。

越国的强大，有一个人功不可没，那就是被后世奉为“中华商圣”的范蠡，他在越国为官期间，制订了“农末俱利”、“货物官市”的基本国策，他也十分重视宏观调控，提出平粜论，既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也保护了商人的利益。

范蠡“弃官从商”的人生价值理念及其“仗义疏财、施善乡梓”的财富态度和价值观影响了浙江人重视实业，以经商致富为荣，并善待财富。

战国时期浙江地区的造船业与航海业已经有了领先时代的水平，同时期越王勾践号召越国上下养蚕发展丝织业。

至秦朝时，浙江已经有了繁荣的丝绸贸易市场。

到了三国时期更是有了与日本的商贸往来，日本的和服就是当时传入的。

浙江兴起海外民间贸易和民间自主贸易（公元6世纪至10世纪）唐702年日本遣唐使横渡东海至明州（现宁波），东海航路开启（这是一条以明州港为主轴的海上丝绸之路干线），此后浙江的贸易活动更加繁荣。

浙江地区的丝织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海外丝绸贸易亦不断增加。

除了官方贸易外，唐朝的民间贸易也十分活跃，尤其是日本仁明朝中止遣唐使后，私人商船的往来就更加频繁。

到了五代十国的吴越国时期，浙江的丝织业超越北方，吴越国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与日本进行友好往来。

都市集镇商业的繁荣和商人群体的出现（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到了两宋时期，朝廷积弱，国都南迁至临安（今杭州），随之而来有大量技艺高超的丝织工人，他们的到来极大促进了浙江丝织业的发展，同时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也加快了丝绸贸易以及浙江市镇贸易的发展。

国土减少，财政面临困难的政府，为了扩大收入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指定广州、明州、杭州为对外贸易港，浙江丝绸开始大量外销世界。

与此同时，受到海外贸易的刺激，部分农村的机织户开始分离出来，城市的丝织业开始兴起。

浙江工商业活动和商帮的崛起（公元14世纪至19世纪）明代，浙江的海外丝绸贸易达到极盛时期，但是由于明代海禁森严，合法贸易几乎绝迹，民间贸易主要依靠走私进行。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各地市镇普遍兴起，明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就出现在中国的江南地区，此时商品流通领域扩大，商人活动十分活跃，商帮逐渐形成。

明清时期中国先后出现了十大著名商帮，其中就有龙游商帮和宁波商帮。

鸦片战争后，杭州、宁波、温州先后开埠，浙江成为近代工商业和商帮的摇篮。

近现代浙商的曲折发展（19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清末民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不少浙江籍官僚、买办和商人相继创办了一批民族产业集团，并以上海为基地，参与了新式银行的投资，这些民营银行的出现表明了中国近代金融资本的正式产生，标志着中国金融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这些大银行和大企业资本集团被统称为浙江财团，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财团。

蒋介石执政时期，浙江财团便是南京政府赖以建立政权和财权的支柱，但是他们在南京政府中所获得的权利却与他们的付出不成正比，从而导致了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并最终被政府各个击破。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土地制度改革完成后，国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打击投机商业，建立计划经济。

因此，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浙江民间的自主工商业活动基本都处于低潮期。

现代浙商(20世纪70年代至今）计划经济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农村社队企业时期，这一计划经济环境中的农村集体工业经济形态为浙商的成长提供了最初的人力资源积累。

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国家推动改革开放政策，非公有制经济开始大力发展，从全国来看，这一时期浙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很有特色和成效的。

据1995年工业普查资料显示，当年浙江全部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8.9%，而个体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7.8%，私营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23.8%。

“个私经济看浙江”，浙江成为全国各地鼓励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竞相效仿的典型。

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行引导融合，在此背景下，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又有新的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由1997年的1775亿元进一步增加到2001年的3466亿元，占全省GDP 的比重有38.3%上升到51.4%浙商的未来现代浙商被台湾商界称之为“大陆之狼”，生存能力让全球感到震撼。

欧洲人美誉浙江人为“东方犹太人”，800万在外浙商每年创造的财富总值和浙江全省年GDP相仿，也就是说，数百万海外浙商等于再造一个浙江！虽然现代浙商已经是当仁不让的华夏第一商帮，但浙商远远没有到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

作为前辈的晋商、徽商横跨大江南北屹立数百年不倒，而浙商登上历史舞台充其量才30年。

当年晋商之所以式微，就是因为不能与时俱进及时转型升级而被历史淘汰。

对浙商来说，特定意义上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

但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危机”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

而浙商的传统优势正在弱化甚至消失，未来能否继续领跑并非毫无悬念。

如果不能果断转型升级巩固和重建竞争优势，浙商很快就可能成为“跟跑者”。

对浙商来说，他们的30年就是西方300年企业发展史的浓缩和集中。

30年前他们多数是农民，在基本生存压力的激励下，他们从体制的边缘和缝隙里开始冒险之旅。

所以在浙商身上，可以同时找到冒险家、资本家、革新家和经营者、经理人等五种企业家的特征。

这是他们的幸运，赶上了一个大时代；也是他们的不幸，这是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