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晋郭璞注谈注释体例与词汇双音化的关系

从东晋郭璞注谈注释体例与词汇双音化的关系

在专书或专类词汇研究中，词汇所反映时代语言的“典型性”特征总是我们着力研究的，不过，不同语料中词语所具备的“特殊性”特征，同样是词汇研究应当注意的问题。在具体分析专类文献语料的词汇时，值得就语料的特质、体例与词汇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研究。本文即以东晋郭璞的注释为研究对象，探讨语料性质与词汇研究的关系。

一、以双释单——双音化对注释体例的影响

不少学者都将注释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文章体裁，例如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提出义疏体的注释应当算作一种独立的文体。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认为：“王、何注经，其文体亦与汉人迥异。……厥后郭象注《庄子》，张湛注《列子》，李轨注《法言》，范宁注《谷梁》，其文体并出于此，而汉人笺注文体无复存矣。”严格来说，我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对文体的理解是不同的，如《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中有这样一句话：“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又作《大家赞》焉。”这里将“注”与“赋、颂、铭、诔”等相提并论。可见，当时认为注释属于文体的一种。就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说，“魏晋南北朝人在使用‘文体’和‘体’这一概念时，含义丰富，往往随文置义，变化多端，或综合而言”，但一般指“体裁、篇体、风格”三方面。

无论注释是否具有“文体”之名，从语言研究的角度来看，随着注释学的不断发展，注释题材自身已经自发形成了一套语言体系，并能够及时吸纳时代的语言特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李士彪指出：在魏晋南北朝骈文文学盛行的影响下，许多体裁几乎到了“无文不骈”的地步，“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历来用散文写作的注释文体也受到骈文的冲击”，以李轨的《法言注》与刘昞《人物志注》为代表，“这类注释著作讲究骈俪、驱使语典、斟酌声韵，显然是把当时做文的一套方法带到注文中了”。

又如：汉语词汇由单音词向双音词发展的特性，也自然地体现在注释语料中。从注释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以双音词对释单音词是注释体例的一种，但实质上，汉语词汇双音化直接为这一体例的形成提供了基础。郭注词语在构形上的最大特点，是双音词数量丰富。据笔者统计，郭注双音词共有2465个。这些双音词往往对应被注文中的单音词。周祖谟、周因梦先生很早就已指出郭注词语的这一特征。向熹论及中古汉语复音词大量产生的特点时，以郭璞对《尔雅·释诂》的五个注解为例，认为：“中古产生的新词绝大多数是双音词。……不少单音词，中古往往有双音词可以代替。这一点，我们从魏晋以后学者对上古书籍所作的注疏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骆晓平指出：“对比《尔雅》和郭注，前者的单音词在后者中多发展为双音词。”这些论述说明郭注词汇在构形上的最大特色——大量双音词的产生已经得到学者们充分的注意。

以双音词释单音词的体例在毛亨、郑玄、高诱等人的注释中，早见其法，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