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史视野下的唐宋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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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政治制度的演变与改革

唐宋时期政治制度的演变与改革

唐宋时期政治制度的演变与改革随着中国历史的漫长流转,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这个时期是经济、文化、政治高度发展的时期,其特色之一便是政治制度的演变与改革。

从唐朝的大一统到宋朝的寓治于民,中国的政治制度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与改革。

唐朝政治制度的演变唐朝在政治制度上继承了前代的传统,最大的特点是“大一统”。

在唐朝的政治制度中,中央政府负责全国的行政、立法和审判等事务,而地方行政则分为道、州、县三级。

唐朝的制度中,主要官员职位分为三十种,其中丞相、少傅等高级职位较为重要。

然而,由于长时间的统治,唐朝的政治制度也暴露出了许多弊端。

由于长时间的亲戚关系和权力逐渐集中,唐朝后期朝廷腐败、官僚主义严重,导致国政日益混乱。

这一方面使得士族家族的实力严重削弱,但同时也加剧了藩镇割据。

唐朝末期,宦官发动了“神龙革命”,通过武力推翻了唐室,建立了君主专制的唐朝末代后梁。

这一事件也为后来五代十国的政治混乱埋下了伏笔。

宋朝政治制度的改革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期。

宋朝的政治制度也是根据唐朝的基础上进行了很大的改革与创新。

宋朝承袭了唐朝的官制,但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措施。

宋朝在政治制度上提倡“寓治于民”,即将权力下放到地方,实现中央和地方相对分权。

宋朝在行政区划上,把道省改为路、府、州三级,县改为县、乡两级,实现了更加精细化管理。

宋朝在官制上还进行了许多创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设立了尚书省。

宋朝的尚书省是专门负责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智库建设、议政等重要职务的部门。

宋朝还废止了丞相、少傅等高级职位,设立了宰相、参政等职位。

此外,宋朝还注重选官制度的改进。

宋朝的选官制度是博采众长的,既有科举制度,又有官僚制度,还有蒙学制度。

这三者结合在一起,使得宋朝的选官制度更加科学、公正。

结语总的来说,唐宋时期政治制度的演变与改革可谓令人瞩目。

尽管唐朝政治制度在末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但宋朝政治制度的改革却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准则。

唐代和宋代之间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唐代和宋代之间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唐代和宋代之间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唐代和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的朝代。

虽然他们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峰,但在政治和社会变革方面却有着很多的不同。

本篇论文将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文化变化等多个方面对唐代和宋代进行比较和分析。

首先,唐代和宋代在政治制度上有很大的差异。

唐代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王朝。

唐太宗设立的三省六部制度使得皇帝对国家事务有着绝对的掌控权。

而宋代则采用了更为分权的政治体制,设立了中书省、尚书省和门下省等中央机构,明确了各级官员的职责和权限。

这种制度改革使得宋代政府更为高效和稳定。

其次,唐代和宋代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唐代是一个以士大夫阶层为主导的社会。

士大夫们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取官职和社会地位。

然而,宋代则出现了以商人和地主阶级为主导的社会。

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虽然仍然存在,但对社会地位的影响相对较小。

商人和地主阶级在宋代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经济发展也是唐代和宋代的重要差异之一。

唐代是一个繁荣的经济时期,对外贸易、农业和手工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唐代的繁荣不仅给国家带来了丰厚的财富,也为人民带来了相对富裕的生活。

然而,宋代的经济发展更加注重内部市场的发展。

宋代实行了多种经济政策,如直接征税和国有企业等,同时对农业和手工业进行了推动和改革。

这些政策和措施对宋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在文化变化方面,唐代和宋代也有着较大的差异。

唐代是一个文艺复兴的时期,著名的文人如杜牧、杜甫和白居易等在唐朝的文化繁荣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唐代的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都达到了一个顶峰。

而宋代则更加注重实用主义的思潮和文化。

宋诗的特点是婉约和典雅,反映了宋代社会经济状况和人民心态的变化。

综上所述,唐代和宋代之间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表现出了许多的不同和差异。

唐代是一个高度集权、以士大夫阶层为主导的政治体制,而宋代则更为分权,以商人和地主阶级为主导。

唐代的社会结构以士大夫为主,宋代以商人和地主阶级为主。

历史论文题唐宋之变

历史论文题唐宋之变

历史论文题唐宋之变唐宋之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变革。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它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然而,唐朝后期的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导致了唐朝的覆灭,随之而来的是五代十国的动荡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宋朝的建立则标志着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宋之变从政治上来看,是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变革。

在唐朝后期,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导致了唐朝的覆灭。

而五代十国时期,各个地方的割据势力相互争夺,导致了政治的分裂。

而宋朝的建立则标志着中国政治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宋朝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加强中央集权、实行科举制度等,这些改革使得宋朝政治更加稳定、强大。

在经济上,唐宋之变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经济发展较为繁荣的时期,它是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然而,唐朝后期的政治动荡导致了经济的衰退。

而宋朝在经济上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推行市易法、发展海外贸易等,这些措施使得宋朝的经济得到了发展。

在文化上,唐宋之变也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

唐朝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辉煌时期,它在文学、美术、建筑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然而,唐朝后期的政治动荡使得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而宋朝在文化上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例如推行新制诗、发展宋词等,这些改革使得宋朝的文化更加繁荣。

总的来说,唐宋之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变革。

唐朝的覆灭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宋朝的建立则标志着中国政治和文化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宋之变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变革,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在政治上,唐朝由于后期政局动荡,导致了统治的瓦解,最终崩溃;而宋朝在政治上加强了中央集权,推行了一系列改革,重建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唐宋变革论名词解释

唐宋变革论名词解释

唐宋变革论名词解释唐宋变革是指中国历史上从唐朝到宋朝这一时期的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

唐宋变革开创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标志着农业经济向商业经济过渡、社会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文化思想向新风尚转变的重要历史节点。

唐宋变革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变革和发展:一、政治制度变革: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隋朝的统一战争和唐太宗的迁都洛阳都奠定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

然而,唐朝中后期由于战乱和官僚专权,国家逐渐走向衰败。

而宋朝则通过一系列的变革和制度创新,建立了相对于唐朝更为稳定和健全的政治制度。

宋朝实行科举制度,使社会上升的机会变得更加公平,扩大了知识分子的参政权,提高了政府的管理效率,推动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二、农业经济向商业经济的过渡:唐朝是中国封建制度下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开封作为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和商业活动。

宋朝则进一步推动了商业经济的发展,专业分工和市场经济在宋代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推广和发展。

宋代的城市商业繁荣,盐业、丝绸业、瓷器业等行业都得到了较大发展,财政收入和国家财富大幅增加。

三、社会制度的转型:唐朝还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封建制度的内在矛盾暴露出来。

宋朝则有意识地推动了封建制度向官僚封建制度的转型,将地方地主和官僚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相对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封建制度。

宋朝还重视商人阶层的地位和作用,封建社会开始发展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

四、文化艺术的创新与繁荣:在唐宋变革时期,中国文化和艺术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创新。

唐代的诗歌、绘画和文学作品达到了顶峰,唐代的文官和文化名人如鱼之多。

宋代则继承了唐代的文化传统,在写实绘画、骈文创作、词牌音乐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总的来说,唐宋变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其中涉及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艺术的变革与创新。

唐朝为宋朝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而宋朝则以创新的精神和制度创新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唐宋变法与政治制度改革

唐宋变法与政治制度改革

唐宋变法与政治制度改革引言:唐宋变法与政治制度改革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的时期,它们对于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本文将通过对唐宋变法的回顾和分析,探讨其对政治制度改革的影响。

1. 唐朝变法:重用文臣与韩愈的新法唐朝变法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这个时期,李世民重视文臣,改变了以武将为主导的统治方式,大量提拔文人。

他还实行了一系列的新法,如贞观之治、永徽之制等,瞄准国家治理中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

这些改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社会秩序和国家统治,提升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韩愈的新法,他提出了许多关于政治、军事、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建议,并为实施这些新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代变法虽然有其不足之处,但其对于后来的政治制度改革有着积极的影响。

2. 宋朝变法:以法治国与王安石变法宋朝时期,由于国家发展迅猛,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需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

王安石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变法者,他的变法被称为“王安石变法”,以法治国成为变法的核心理念。

王安石变法主要包括推行新法、实施青苗法、编修《新唐书》等。

这些改革旨在解决土地问题、调节财政收入、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等。

虽然王安石变法遭到了一些保守派的反对,但其对于政治制度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仍起到了积极作用。

3. 唐宋变法的意义与启示唐宋两个时期的变法对于后来的政治制度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启示。

首先,它们强调了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为后来的改革铺平了道路。

其次,唐宋变法强调了以法治国的理念,使政府能够更加公正、有效地行使权力,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此外,唐宋变法还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控制力,使得国家能够更加统一和强大。

然而,唐宋变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局限性,如社会改革的不彻底、统治者权力的过度集中等。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反思,以便更好地推进政治制度改革。

结论:唐宋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制度改革时期。

它们通过重视文臣、推行新法、强调法治等措施,为后来的政治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

唐宋交替时期政治制度变革研究

唐宋交替时期政治制度变革研究

唐宋交替时期政治制度变革研究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之一,而宋朝则是唐朝的继任者,两朝之间的交替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本文将研究唐宋交替时期政治制度的变革,并探讨这种变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首先,唐朝的政治制度以中央集权为核心,重视皇权的发扬。

太宗贞观等年间,皇帝积极推行王朝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察举制度,打破了世族势力。

然而,随着唐朝的衰弱和农民起义的频繁发生,政府开始采取外放政策,将一些地方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

这一政策虽然缓解了中央集权过于集中的问题,但也导致了地方割据的产生。

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的又一次变革,相较于唐朝,宋朝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

首先是政治制度的变革,宋朝采取了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官员,以实现选拔人才的目的。

这一制度的实施有效地降低了世族势力对政权的影响,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同时,宋朝还加强了监察制度,通过设立御史台等机构来监察官员的行为,确保政府的廉洁和公正。

其次,唐宋交替时期政治制度变革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科举制度的实行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早实行普遍教育制度的国家之一,促进了国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其次,在地方管理方面,宋朝加强了县级政府的建设和管理,推行了均田制和免役法,通过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了生产力。

这一政策使得中国走上了儒家文化的道路,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然而,唐宋交替时期政治制度变革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由于宋朝加强了中央集权,地方的独立性受到了限制,这给地方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同时,科举制度使得文官居于社会地位的顶峰,导致了社会的精英化,阻碍了社会的流动和发展。

此外,尽管科举制度使人才有机会选拔,但同时也存在弊端,比如富贾豪强通过贿赂和权力干预能够获得高官厚禄。

这种情况使得整个制度出现了糜烂现象,对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构成了挑战。

综上所述,唐宋交替时期政治制度的变革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政治制度史视野下的唐宋变革

政治制度史视野下的唐宋变革

史才、诗笔、议论”,成为日后学者审视唐人笔记小说的名句。

宋人笔记中有大量关于唐五代的记述,但由于有一个时间差,笔记数量在宋代又有一个飞跃,于是,研究唐史的学者因为没有系统的汇集和索引,无法广泛利用,研究宋史学者,也没有系统的参照物,两相不便。

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笔记小说逐渐分途,其发展趋势,纪实性、专题型、百科型笔记逐渐兴盛,应该说除了与社会政治文化变迁密切相关外,城市的发展,城市商品经济的活跃,官僚士大夫的生存状态、心理因素,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这些变化蕴涵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刻变化,也给纪实性笔记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有关唐宋城市研究的重要著述,如宋人宋敏求著《长安志》,清人徐松著《唐两京城坊考》,阎文儒、阎万钧著《〈两京城坊考〉补》,邓之诚校注《东京梦华录》,杨宽著《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日本学者妹尾达彦唐两京系列研究,周宝珠著《宋代东京研究》都搜集了大量笔记小说材料,其中蕴涵着极其丰富的城市社会历史信息。

前辈学者对笔记小说的深入研究,丰富了城市社会史的研究。

唐宋时期社会总体变化、不同社会群体心态变化、城市面貌变化等研究,需要历史研究学者综合发掘。

我们今天研究唐宋城市社会,笔记小说的作用不仅仅是拾遗补缺功能,而且是堪与诗文、碑刻呈鼎足之势的重要史料来源。

五、唐宋城市经济社会的关注点唐宋城市社会经济的研究,还大有发掘的余地。

我认为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还可以对以下几方面多加关注。

1.城市消费领域市场化的深度问题:城市消费领域对市场倚赖程度的逐渐加深。

2.城市商品结构的变化问题:物质性商品范围的扩大和精神文化性商品的新兴。

3.城居官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包括政府财政收入和个人收入)问题:官民个人收入的货币化趋势的发展。

4.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问题:温饱型支出比例下降,精神文化需求支出上升的趋势。

5.城市商业经营结构与经营内容、经营方式的变化:城市商品市场的发展与特性,不断促进经营结构、经营内容和经营方式的变化。

政治制度史视野下的唐宋变革

政治制度史视野下的唐宋变革
是, 研究 唐史 的学 者 因为 没有 系统 的 汇集和 索 引 , 无
唐 宋 城市 社会 经济 的研 究 , 大 有发掘 的余 地 。 还
我认 为在 以往研 究 的基础 上 还可 以对 以下 几方 面 多
加关 注 。
1 城 市消 费 领域 市场 化 的深 度 问题 : 市 消 费 . 城
2 城 市商 品 结构 的变 化 问题 : 质性 商 品 范 围 . 物 的扩 大和 精神 文化 性商 品 的新兴 。
3 城 居 官 民收 入 结 构 的 变 化 ( 括 政 府 财 政 收 . 包
入 和个人 收 入 ) 问题 : 民个 人 收入 的货 币化趋 势 的 官
发展 。
化变 迁 密切 相关 外 , 城市 的发 展 , 市 商 品经济 的 活 城
步开拓 的空间 。
政 治制度史视野 下的唐宋变革
刘 后 滨
( 国人 民 大 学 历 史 学 院 副 院 长 , 京 大 学 中 国 古 代 史 研 究 中心 兼 职 研 究 员 , 京 1 0 7 ) 中 北 北 08 2
唐宋 之际 的 中国社会 发 生 了多方 面 的深层 次 的 变 革 , 种 变革 始于 隋 和唐前 期 , 这 基本 完成 于北 宋前 期, 而安 史 之乱 以后 的 唐 中期则 具 有转 折 意 义 。从 政治 制 度 的 发 展 演 变来 看 也 是 如 此 , 6世 纪 以前 和 1 0世 纪 以 后 的政 治 体 制 和 官 僚 形 态存 在 着重 大 的 区别 。南 北朝 以前 , 族集 团对 政治 具有 强 大影 响 , 贵 官吏 的任命 基 本 以 门第 为 标 准 , 方 佐 官 由长 官 辟 地 举, 中央 与地方 在具 体 政务 运 作 的 层 面 上 并 未 完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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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才、诗笔、议论”,成为日后学者审视唐人笔记小说的名句。

宋人笔记中有大量关于唐五代的记述,但由于有一个时间差,笔记数量在宋代又有一个飞跃,于是,研究唐史的学者因为没有系统的汇集和索引,无法广泛利用,研究宋史学者,也没有系统的参照物,两相不便。

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笔记小说逐渐分途,其发展趋势,纪实性、专题型、百科型笔记逐渐兴盛,应该说除了与社会政治文化变迁密切相关外,城市的发展,城市商品经济的活跃,官僚士大夫的生存状态、心理因素,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这些变化蕴涵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刻变化,也给纪实性笔记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有关唐宋城市研究的重要著述,如宋人宋敏求著《长安志》,清人徐松著《唐两京城坊考》,阎文儒、阎万钧著《〈两京城坊考〉补》,邓之诚校注《东京梦华录》,杨宽著《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日本学者妹尾达彦唐两京系列研究,周宝珠著《宋代东京研究》都搜集了大量笔记小说材料,其中蕴涵着极其丰富的城市社会历史信息。

前辈学者对笔记小说的深入研究,丰富了城市社会史的研究。

唐宋时期社会总体变化、不同社会群体心态变化、城市面貌变化等研究,需要历史研究学者综合发掘。

我们今天研究唐宋城市社会,笔记小说的作用不仅仅是拾遗补缺功能,而且是堪与诗文、碑刻呈鼎足之势的重要史料来源。

五、唐宋城市经济社会的关注点唐宋城市社会经济的研究,还大有发掘的余地。

我认为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还可以对以下几方面多加关注。

1.城市消费领域市场化的深度问题:城市消费领域对市场倚赖程度的逐渐加深。

2.城市商品结构的变化问题:物质性商品范围的扩大和精神文化性商品的新兴。

3.城居官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包括政府财政收入和个人收入)问题:官民个人收入的货币化趋势的发展。

4.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问题:温饱型支出比例下降,精神文化需求支出上升的趋势。

5.城市商业经营结构与经营内容、经营方式的变化:城市商品市场的发展与特性,不断促进经营结构、经营内容和经营方式的变化。

6.城市商人结构的变化:唐宋商人群体具有复杂性、多面性的特点,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群体。

7.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近年对生态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以往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比较薄弱。

由于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结构的城市化特点,城市的变化往往是社会变化的集中反映,而都城的变化又具有更加典型的意义。

在隋唐五代宋这个大的历史转型和变迁时期,城市尤其是都城的变化,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问题,都城研究虽然蔚为大观,但仍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仍有很多需要进一步开拓的空间。

政治制度史视野下的唐宋变革刘后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100872) 唐宋之际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多方面的深层次的变革,这种变革始于隋和唐前期,基本完成于北宋前期,而安史之乱以后的唐中期则具有转折意义。

从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来看也是如此,6世纪以前和10世纪以后的政治体制和官僚形态存在着重大的区别。

南北朝以前,贵族集团对政治具有强大影响,官吏的任命基本以门第为标准,地方佐官由长官辟举,中央与地方在具体政务运作的层面上并未完全联结为一个整体。

而到北宋时期,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都是由官僚而非贵族负责运转,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对帝国政治运作的影响力基本消退,就连此前皇室内部影响皇权运作的宗室、外戚、后宫、亲王甚至皇太子等力量,也基本从政治上淡出。

官吏全部由中央政府按才学标准和官职资历加以任命。

中央与地方在各方面具体政务的运作中走向一体化,皇帝本人也走到了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朝・6・廷(皇帝与宰执为首)—州县—百姓”架构下的国家形态基本成型。

一政治体制上,唐后期在许多方面都与五代宋初更为接近,构成了相对完整的发展阶段。

唐前期的中枢政治体制是三省制,但开元十一年(723年)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之后,中枢体制就发生了重大转变,进入到中书门下体制的阶段,尽管三省机构依然存在,而且在皇帝诏命的起草和审核等方面的运作机制更加完善,并一直延续到后世。

中书门下体制下的三省,还与宰相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情况下,三省长官皆由宰相兼领,尤其是中书、门下两省的名义长官必须由宰相兼领。

但从机构建制上看,宰相与三省发生分离,宰相府署超然于三省之上。

宰相的职衔也从共为宰相的三省长官,发展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的唯一署衔,这种职衔完全是以最高政务裁决机关中书门下为依托的。

尽管中书门下体制下还是集体宰相制度,但宰相裁决政务,实行宰相轮流秉笔决事的制度,并逐渐向首相制度过渡。

穆宗长庆(821—824年)以后,宰相的身份有了新的等级标志,即以馆阁职的加衔作为依据,不再以两省侍郎为宰相分工的依据。

此后展开的两党之争,实际上是一种首相轮流组阁的形式。

在这种背景下,中书、门下两省职权重新归位,以中书舍人和给事中为核心的中书、门下机构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并一直影响到宋朝甚至明清时期。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宰相通过中书门下对行政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强,甚至直接下行过去由尚书六部和寺监处理的事务。

宰相的职权进一步朝着掌管具体政务的方向发展,宰相政务官化。

这是宋代以宰相职权的分化为核心的制度得以建立的前提。

经过安史之乱以后的调整,就朝着宋代那种中书门下、枢密院和三司分掌行政、军政和财政的体制过渡。

唐代中后期的政治体制,不仅在中枢体制上不再是三省制,而是中书门下体制,而且在中央行政运作中也不再是尚书六部体制,而是与北宋制度更接近的使职行政体制。

在行政运作机制上,唐后期的变化趋势已经奠定了北宋初年行政体制的格局。

到贞元、元和时期,不同于尚书六部制的使职行政体制已经基本确立下来。

在中央行政的实际运作中,不仅财政、军事等系统行政事务的运作完全依赖于使职,户部和兵部的职权已经不在国家政务中居于重要地位,而且,其他行政系统如司法系统、选官系统、礼仪事务系统等,都有了完善的使职体系和明确的职权范围。

户部和兵部以外的部司和寺监,虽然保留了部分原有职掌,但也纳入了使职系统,采用了使职的运作机制。

使职系统和使职化的部司寺监一并在中书门下的统领之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使职行政体制。

随着唐代中后期中枢政治体制的变化,国家权力运作方式也发生着变化。

在中国古代帝国体制中,皇权和相权共同构成了国家权力的主体,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变化是以二者关系的变化为主线的。

从魏晋南北朝以尚书省为宰相机构,到隋唐之际三省共同构成宰相权力系统,再到开元以后和北宋时期以中书门下为宰相机构,不仅是宰相机构名号的变化,而且也是君相关系和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重大转变。

三省制是从尚书省宰相制到中书门下宰相制的过渡形态,中书门下宰相制并非向尚书省宰相制的简单回归,而是纳入了三省制的运作机制,使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权力运作更加一体化。

皇帝在不断强化最高决策权的同时,逐渐走向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宰相逐渐纳入到政务裁决和执行部门的体系之中,宰相与君主的联系更多地作为“参总庶务”的政务官而不是“坐而论道”的咨询者。

随着皇帝走向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国家的主要政务都要经过皇帝的批准和决策,对皇帝裁决政务进行拾遗补阙的工作就显得日渐重要。

这是唐宋间从武则天时期补缺、拾遗之职的设立到北宋台谏合一的体制性前提。

在唐代,谏官和御史台官员是分工明确不同的两套系统,谏官主要针对皇帝进行谏诤,在皇帝与宰相之间进行缓冲协调,御史台官员则是以监督百官为其职掌的。

随着皇帝更多地处理由各级官僚汇报的政务,谏官和御史的职权界限逐渐在淡化,在皇帝加强专制的背景下,北宋时期形成了台谏合一的制度,总称台谏官。

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法令体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唐宋间呈现出从律令格式到敕令格式的转变。

基本线索是律的定型与令的废弃,作为皇帝命令文书的敕和赦文具有了越来越强化的立法意义,皇权的扩张在立法方面也得到体现。

尽管说宋代法律体制是唐律令制的延续,但是隋唐以来的律令制,进入中唐以后发生变化,律令格式停止修订,而主要通过编集格后敕的方式,对律令格式进行修正补充。

・7・二科举、铨选及考课制度的变化,体现了唐宋间官僚形态的演进。

隋唐之际科举制度的建立及其后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不断调整,是宋代那种新型官僚形态形成的前提。

正是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官僚队伍的自我更新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新鲜血液。

与科举制度发展完善的同时,文官铨选制度也不断得到调整。

通过官员选任、考课、迁转等各个环节上制度的完备,以保证进入到官僚队伍的士人能够随着时代变迁和自身地位的变化,不断适应现实的需要,成长为符合治国需要的合格人才。

设立科目、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是科举制度的基本特征,其中考试是核心。

科举制比以往任何选官方式都更强调考试的作用,考试朝着排除其他因素干扰的方向发展。

但是,选官制度中的才学标准,并非在短时间被能够完全贯彻,门第也不会随着王朝的更替自动推出历史舞台。

只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地主经济的发展成熟,全社会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才学选官的原则。

才学取代门第,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这个过程要到宋朝才基本完成,而整个唐代都大体处于这个过渡进程之中,其间还经历了一些反复。

不过,从发展趋势看,唐代的取士和选官制度中,才学日渐受到重视是显而易见的。

选官原则从看重门第到只问才学的转变,带来了隋唐之际由贵族社会向官僚社会的过渡。

政治体制的变化与此相关。

尽管隋唐政权中门荫出身的官僚还占很大比例,但同时还必须具有才学已经成为官员升迁的一条重要原则。

尽管科举制在唐代出现了曲折,甚至如进士科也在唐后期被高官新贵利用,作为其世袭高位的工具,但是,公平原则在实际操作中的破坏,并没有冲毁科举制标示的考试原则,而且考试原则不断深入地贯彻到选官制度的各个环节中,官学生徒参试、门荫及斋郎品子出身,甚至胥吏出职等都要经过考试。

从这方面说,唐宋社会应是大体一致的,而与此前的贵族社会存在着根本的不同。

当然,总体上看,到宋代则才学标准和公平原则落实得更加有效和实际一些。

文官考课制度在唐代的变化趋势,主要是随着长名榜和循资格的设立,年资越来越被重视,年资与课绩共同构成了被查核的两项要素,考课在操作上也日渐程式化。

而在常规考课中程式化倾向发展起来的同时,各级监察机构、中央按察使者在考核中所起的作用也逐渐突出。

考课与监察的紧密结合,最终促成了文官考核尤其是对地方官的考核由考课到考察的演变。

官员选任中越来越看重资历,是唐宋间选官制度的一个明显趋势。

其中地方历练是官员升迁资历中极为重要的方面。

唐代开元年间提出的“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的选官原则,就是在强调地方历练,体现了官僚体制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更新机制。

如果说科举制从源头上为官僚队伍的更新提供了新鲜血液,那么,“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的选官原则便从流通环节上保证了更新机制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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