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本质及其演化展望(精)
苏南模式的新发展
苏南模式的新发展论文报告一、“苏南模式”的定义和发展历程苏南模式是指指南江苏南部地区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以制造业为主导，服务业为支撑，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产业升级。
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电子、电器、纺织、针织、食品等制造业为主导，以外向型经济为特征，初步形成了江苏南部地区的“小商品工业群”。
第二阶段是90年代到21世纪初，以高新技术、新材料、生命科学等高科技产业为支撑，形成了世界知名的“苏南产业集群”。
第三阶段是21世纪中叶至今，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产业升级，进一步优化了苏南模式的产业结构和发展路径。
二、苏南模式的主要特征和优势苏南模式的主要特征包括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企业创新、服务创新和人才创新等；优势包括工业基础雄厚、产业集聚效应显著、研发实力强劲、市场资源丰富和人才资源优势等。
其中，产业集聚是苏南模式的核心，形成了一个以苏州、无锡、常州、南京、扬州等城市为中心的独特的“楼房型”产业集群，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三、苏南模式的产业结构和发展路径苏南模式的产业结构特点是以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为支撑，以大型汽车、机床、钢铁、化工、纺织、医药等传统制造业为主导，同时涉足了房地产、金融、旅游等多个领域。
其发展路径则是从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从技术跟随向技术创新的转变过程。
四、苏南模式的创新驱动和人才引领苏南模式的成功在于坚持以创新驱动为核心，不断推进技术和产业的升级，提高企业竞争力，并且通过人才引领来推动模式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苏南模式的创新驱动包括产业创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多个方面，既要借鉴国际领先的成果，也要发挥本地的优势，整合优质资源，形成产业联盟和共同研发机制。
五、苏南模式的未来展望苏南模式在未来还将继续保持的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和产业链会更加完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将更加突出。
苏南模式的三大转型路径
苏南模式的三大转型路径苏南模式是指江苏、浙江和上海地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以其独特的产业结构，先进的管理机制和活跃的市场环境而闻名。
苏南模式的成功经验为中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其发展历程也经历了三大转型路径，分别是产业升级转型、创新驱动转型和绿色发展转型。
一、产业升级转型产业升级是苏南模式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
改革开放初期，苏南地区以轻工业和纺织业为主导产业，但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资源约束明显，企业发展面临诸多困难。
为了应对挑战，苏南地区开始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投入，逐渐实现了产业升级的转型。
这一转型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转型理念的转变在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苏南地区明确了“要把十年长劲路儿走成五年的短坎”的发展目标，变革思维和打造创新型产业的理念深入人心。
通过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人才引进，积极引导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产业升级转型。
2. 产业结构的调整苏南地区逐步调整了传统产业结构，加大了对高科技产业的扶持力度，推动了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加强对现代服务业的培育和支持，培育了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企业。
3. 市场导向的改革在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苏南地区大力推动市场化改革，优化了产业布局，提升了产品质量和竞争力。
通过市场竞争的手段，进一步推动了产业内涵和创新水平的提升，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
二、创新驱动转型创新驱动是苏南模式成功的重要支撑之一。
在产业升级的基础上，苏南地区开始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创新型企业的培育，实现了向创新型经济的转型。
这一转型路径主要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创新体系的构建苏南地区通过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和创新园区，加强对科研机构和高校的支持力度，形成了完整的创新生态体系。
在政策引导下，企业加大了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大力推动了科技创新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
苏南与浙南经济模式分析
苏南与浙南经济模式分析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珠江模式”。
一般认为，“苏南模式”是以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为主体、迅速发展为推动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温州模式”是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体、迅速发展为推动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珠江模式”则是以外商投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多方支持（注：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浙江经济发达市县的县、镇两级政府在推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参与较深，与企业存在密切联系，形成了通过直接干预企业微观活动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传统。
”（1999年浙江省重点调研课题《市县分步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对策研究》，2000年6月第82页）。
即使是在被认为政府干预最少的温州地区，当地政府部门对本地企业的多种形式的保护也随处可见，如正式的减免税和非正式的减免税（包括对偷漏税的默许），还有，地方政府对本地个体私营企业侵犯知识产权的默许，对低劣产品的市场保护，对非法用工的默许等等，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不可能发展这么快。
在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在苏南，当地政府扶持乡镇企业；在温州，当地政府扶持个体私营经济，这是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有了自己可追求的利益，利用本地区可利用的资源，发展地域经济的方法。
在中国，直到如今，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仍是主导力量，不同的是，在苏南和温州，政府可以借助民间的力量，因为民间拥有市场资源和经营人才，官民合作，于是就有了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而在有些地区，如中国的西部地区，民间缺乏这种资源，当地政府只好唱独角戏，依靠国有企业，在许多场合，效果就不一样。
浙江需要能将大批多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到能够让他们发挥作用的地方去的农民企业家，浙江刚好也有这么多的企业家人才，农民是分散的，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技能也是低水平的，农民企业家的领导才能和经营才能也是原始的，但这不是弱点，恰恰有许多产业许多产品是适合那些分散的中小企业甚至家庭工场中的非熟练工干的，只要低成本，就比大工厂有竞争力，比如生产低档服装，纽扣鞋袜，生活杂品，零散配套产品。
制度变迁角度下的“苏南模式”发展研究
ｌ 度 创 新 的动 因 和条 件 制 ” 济 制度 之所 以 发 生 创 新 ， 因 为在 社 会 中 的 个 人 或 集 团 看 经 是
后 出 台 了一 系 列有 利 于 乡 镇 企 业 发 展 的政 策 和 措施 。
文力在从制度变迁 的角度来解 读” 统苏 南模式 ” ” 苏南 模式 ” 传 向 新 转 变 的过 程 ， 根据 制 度 变 迁 的 一 般 规 律 对 ” 苏 南 模 式 ” 发 展 并 新 的
作 了展 望 。
制度变迁 角度 下的 ¨ 苏南模式 ¨ 展研究 发
刘 青 青 （ 南京 大 学 商 学 院 国际 贸 易 系 ２ ０ ９ ） １ ０ ３
பைடு நூலகம்【 摘 要 】 文 详 细 分 析 了” 统 苏 南模 式 ” 衰 的 制 度 因 素 ， 阐 述 了” 本 传 兴 并
概 括 ， 早 是 由费 孝 通 先 生所 写 的 《 城 镇 再 探 索 》 文 中提 出来 最 小 一 的 ， 苏 南 的 概 念 相 对 狭 小 ， 要 指 江 苏 南 部 的 苏 州 、 锡 、 州 三 其 主 无 常 市 所 辖 的 １ 个 县 （ ） 还 包 括 浙 江 北 部 部 分 地 区 ， 里 的 乡 镇 企 ２ 市 ， 这 业 在 ２ 世 纪 ８ 年 代 初 因 持 续 多 年 的 高 速 发 展 而 闻 名 全 国 ， 就 Ｏ Ｏ 成 了众 口交 赞 的 ” 南 模 式 ” 苏 。其 主 要 特 征 是 利 用 集 体 资 本 办 企 业 ， 乡 镇 政 府 积 极 参 与 办 企 业 ， 许 先 富并 追 求 集 体 富 裕 。 当 时 苏 南 允 的 成 功 ， 了 苏 南 地 区本 身 的资 源 优 势 和 区 位 优 势 之 外 ， 制 度 角 除 从
苏南模式与浙江模式文化比较
苏南模式与浙江模式文化比较浙江模式与苏南模式是中国沿海经济成功发展的两个典范。
浙江模式以民营经济见长，苏南模式则以外资与乡镇企业为特色。
两地的经济发展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源于两地文化的差异。
苏南模式对应的是吴文化，而浙江模式是越文化。
吴文化与越文化两者究竟有何不同，众说纷纭。
在我看来，吴文化与越文化最大的不同，实际上是“平原文化”与“山文化”的区别。
苏南地处长江中下游的冲积平原，浙江除了北部与苏沪接邻部分有大片平地（杭嘉湖平原），全境更多的是江南丘陵，因此浙江最典型的其实是山的文化。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不同地理环境下的人有不同的文化特征。
平原的人视野开阔，山地的人坚韧不拔；平原人个性张扬，山里人忍辱内敛；平原的人欢快温和，山里人果敢坦率。
但是两类不同生活环境的人也有其缺点：山里的社会被山脉隔绝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就如岛国被海洋隔离了一样。
因此，居住在山里的人像岛民一样没有机会与外界联系、接受外界的影响。
所以山里人总是狭隘、害怕新思想和新风俗，这一点不及平原人性情开朗、心胸宽广。
平原人因为物产丰富，小的成本与劳作可以收获很多，因而往往小富即安，不愿离开家乡外出闯荡，这一点又不如山里人富于冒险、创新的精神。
历史上，苏南更靠近中原，一马平川，开发较早，而浙中南（特别是温州一带）很长时间被视为苗蛮化外之地，因此文明兴起比吴地相对要迟。
苏南一带靠近虎踞龙盘的古都南京，中小城市栉次鳞比，这十分有利于文化的传播，以及读书人互相的交流，因此这里历史上出的状元也最多。
另外，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而言，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早，吴地较早形成了市民阶层。
昆曲、评弹产生于市民之中，还有“明四家”、“扬州八怪”这样一些艺术家也只有可能成长于市民文化这样的土壤。
与市民文化发达的吴地不同，古越大地却是一块充满灵性的地方。
尽管也有很浓厚的市民文化（杭嘉湖一带），但浙中南普遍是山地，那些地方历来为文人士子问佛参禅的去处。
“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
应用文-“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本质及其演化展望
“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本质及其演化展望' 1.引论：对我国地方化与市场化的一般性评注我国乃泱泱大国，地广人多，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路径各异。
这决定了经济学者必须避免对我国国情一概而论，任何整体描述或者借助均值进行描述易于流于空洞无义，因此应在经济分析中因区域而论，即采取“地方主义”（Regionalism ）分析范式（Herrmann-Pillath，1995年，前言第30-31页）。
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胡鞍钢博士在最近的一次杭州中把我国的情况归纳为“一个国家，四个世界”——所谓四个世界，乃指浦东之类为第一世界，浙江之类为第二世界，农村地区为第三世界，边远山区为第四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把部分行政和经济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这才有了地方的相对独立行为主体地位，有了地方的相对独立行为主体地位，才也为地方之间的横向竞争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纵向竞争之加剧埋下了伏笔。
通过权力的地方化（localization），一部分原有国有企业的管理权和控制权转入了地方政府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国企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regional property rights of local governments ）（何梦笔，2000年，第1页）。
另外一个方面，80年代乡镇企业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异军突起。
乡镇企业为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本文的语境中，乡镇企业是指广义的乡镇企业概念，即“除了包括乡（镇）、村集体经济建立的企业外，还包括农民联户办和户办企业，以及各层次的联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农村股份制（含股份合作制）企业”（唐忠等，2000年，第3页）；乡镇集体企业是指内含集体股份、其份额大到乡镇村足以控股或者对其经营活动（包括利润分配）行使各种干预的企业[2].但是，乡镇集体企业虽则属于民营企业范畴，其产权制度是一种集体产权制度，实际上可以与地方政府的国企产权制度相比拟。
我国东部地区几种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比较及启示
人类农业生产的历史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包括古代农业和近代农业）及现代农业的发展阶段。
现在发达国家早已进入了现代农业发展阶段，我国的农业发展从总体上看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中。
但是目前在我国沿海地区形成了多种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我国其他地区积极发展现代农业也很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一、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发展现代农业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提高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加快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解决“三农”问题的客观需要。
同时，发展现代农业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护消费者健康、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保护生态环境都有重要意义。
现代农业则是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的概念，按照舒尔茨教授的界定，传统农业就是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其特征是技术状况长期内保持不变。
现代农业是从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农业，是逐步走向商品化、市场化的农业，其主要特征是市场化程度日趋成熟，工业装备普遍采用，先进的科技广泛应用，产业体系日臻完善，生态环境受到重视，经营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劳动者技能从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
发达国家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由于不同的自然资源和外部环境条件，大体上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有三种主要模式，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源丰富型现代农业，以日本为代表的资源短缺型现代农业，以荷兰为代表的资源适中型现代农业。
而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发展的模式和路径应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和资源约束型国家，人地矛盾突出，水土等农业自然资源短缺，现代农业技术相对落后，农业生产经营者素质不高，“三农”问题异常突出。
特殊的国情决定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着独特的约束条件，不能照搬其他国家农业现代化道路。
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约束条件以及由此导向的农业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于：中国农业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中国具有多重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差别和地区间差异较大；农业科学技术相对落后，农业经营方式相当粗放；农民文化技术素质较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艰巨；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农业经营理念比较落后。
苏南模式的三大转型路径
苏南模式的三大转型路径苏南模式是指中国江苏省南部地区一种特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以其独特的产业结构、城乡发展、产业转型等特点著称。
苏南模式的成功经验值得深入探讨，其中三大转型路径是其成功的关键。
这三大转型路径是指产业升级与转型、城乡融合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
一、产业升级与转型在苏南模式中，产业升级与转型是首要的转型路径。
长期以来，苏南地区以轻工业为主，先后发展了棉纺织、丝织、泰斗、诗氏等传统产业。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传统产业面临着市场竞争压力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必须进行产业升级和转型。
为了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苏南地区积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苏南地区的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在此过程中，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科研资金支持等，以吸引更多的高端产业和企业入驻苏南地区。
苏南地区还积极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加强国际合作，推动本地企业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提升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通过这些努力，苏南地区的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和升级，产业发展水平得到了提升，为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城乡融合发展苏南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是其成功的第二大转型路径。
在过去，苏南地区的发展主要聚焦于城市，而农村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
为了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苏南地区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苏南地区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修建了一批现代化的农村基础设施，包括农村公路、电力供应、饮水工程等，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苏南地区积极推动产业向农村转移，发展了一系列农村产业，如休闲农业、农村旅游、特色农产品加工等。
这些举措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城乡经济的互补和共同发展。
苏南地区还推动了城乡要素的流动和交流，促进了城乡居民的互动和融合。
通过这些举措，苏南地区的城乡发展不再是单向的城市向农村输血，而是实现了城乡共同富裕和经济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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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本质及其演化展望
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这才有了地方的相对独立行为主体地位，有了地方的相对独立行为主体地位，才也为地方之间的横向竞争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纵向竞争之加剧埋下了伏笔。
通过权力的地方化（localization），一部分原有国有企业的管理权和控制权转入了地方政府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国企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regional property rights of local governments ）（何梦笔，2000年，第1页）。
另外一个方面，80年代乡镇企业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异军突起。
乡镇企业为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本文的语境中，乡镇企业是指广义的乡镇企业概念，即“除了包括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的企业外，还包括农民联户办和户办企业，以及各层次的联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农村股份制（含股份合作制）企业”（唐忠等，2000年，第3页）；乡镇集体企业是指内含集体股份、其份额大到乡镇村足以控股或者对其经营活动（包括利润分配）行使各种干预的企业[2].但是，乡镇集体企业虽则属于民营企业范畴，其产权制度是一种集体产权制度，实际上可以与地方政府的国企产权制度相比拟。
在本文中，我们把乡镇集体企业的集体产权制度称作为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安排”。
与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国企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一样，乡镇村作为乡镇集体企业集体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都是企业产权的“地方化”形态。
我国的“抓大放小”战略实际上是把我国的中小国有企业通过各种形式的改制推向市场，实行“民营化”（包括私有化）、“市场化”（指任何政府控制成分或程度的减少），其目的在于提高效率。
我国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也是沿着通往市场化的同样逻辑理路进行，实现同样的目的。
本文主要考察我国的诸种经济发展模式，着重关注“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
以这些模式为切入点，本文将从侧面（而非正面）证实两个判断。
判断之一为：经济领域的“地方化”现象要被“市场化”所取代。
判断之二是：随着我国引入竞争机制，地方之间的竞争加剧，各种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加剧，而治理结构较差的企业一般来说成本（包括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如支农成本）较高，治理结构较好的企业的经营成本较低。
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为治理结构的竞争，即制度竞争。
在竞争压力下，治理制度差的企业淘汰出局或者亏损的可能性更大。
我国企业大量改制的动力也源于此。
从上述判断出发，作者在本文中正面提出并初步论述五个方面的命
题：（1）"浙江模式"的本质是"自组织经济模式"；（2）"浙江模式"具有可扩展性；（3）"苏南模式"具有过渡性；（4）晚清文化传统中的近代化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诸模式有着整合作用（陈建军）；（5）"浙江模式"很可能是"哈耶克扩展秩序（extended order）模式"或者"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 ）模式".
2.我国诸种经济发展模式盘点
一般来说，所谓“温州模式”，就是以发展个私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所谓“苏南模式”，就是以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模式。
浙江的整体发展可以总括为“浙江模式”，它是“温州模式”的更新和扩展模式。
其原因是：“温州模式”在不断变迁之中，逐渐得到规范，脱去了过去“坑蒙拐骗”形象；浙北地区原来学习“苏南模式”，目前又重新皈依改良后的“温州模式”；近年来浙江乡镇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改制已基本完成，又走在了全国的前头。
过去许多人热衷于讨论“浙江之路”尤其是“温州之路”到底姓社姓资的问题。
事实上，这种讨论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早在半个世纪前，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欧肯就抛弃了往往引入误入歧途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两分法，而是对经济现象采取创造性的形态学分析（morphological study ）理路（欧肯，1995年中文版，第5页）。
他把经济现象分为两种理想类型，其一即为交换经济，其二即为统制经济或称集中领导的经济（比较欧肯，同上，第106-122页）。
所谓交换经济，是指“整个社会经济是由两个或多个个别经济组合起来的经济，其中每个个别经济（冯注——指企业和家户）都提出和执行自己的经济计划”（梁小民，1996年，第123页）。
对于欧肯，理想的“交换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理想的经济秩序则是一种竞争秩序。
还有一种“江浙模式”的提法产生较晚，最早是由浙江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者于90年代初提出来，而对之最为具体的分析是由陈建军完成的（陈建军，2000年，第3页）。
陈考察了1978-1993年间江苏和浙江的工业化路径，之所以把江苏和浙江的经济发展归纳为“江浙模式”，理由是两者都有着这样的特点：主要依靠区域内部或国内的资金积累和转移，对外资依赖性较小（从而区别于外资依赖性很大的“珠江模式”或者后来演化而成的“华南模式”），主要依托国内的销售市场，由此带动非国有企业，带动经济发展，全面推动地域经济的市场化和高速增长（陈建军，2000年，第19页）。
两者的大文化背景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华人文化，都有商业文化传统。
陈的观察期较早，故而不能涵盖后来的发展。
“浙江模式”中企业所有权构成和“苏南模式”是不一样的，前者以私人产权为主，后者以集体产权为主。
在浙江，即使过去有许多乡镇集体企业，其中也有许多实属假集体、“红帽子”企业。
改制之后浙江的私人产权特征越发明显，而始于1998年的“一次改制”后的苏南集体产权却以另外的形式（“不可分配给个人的集体股”）存续。
近年来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一种试金石，“浙江模式”的生命力经受住了考验，“苏南模式”遭遇严峻的挑战。
从这一角度看，分头探讨“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要比笼统讨论“江浙模式”妥当，除非我们不区分经济运作中的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
3.对“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本质特征的甄别和认识
本文对“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内涵作一重新梳理，关键目的在于对两种模式的本质区别作一强调。
我认为，既应从产权结构、又应从市场和政府在两地经济发展的作用角度去把握“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本质，从而区别于一般的区分方法。
“浙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自发自生发展模式和自组织（self-organizing）模式（比较冯兴元，2000年），在其中，政府的作用虽则重要，但起着促进性的、辅助性的、倡导性、主持性的作用，而不是经济管理作用。
政府的经济促进作用不同于经济管理作用。
后者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术语[3].政府的经济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要维持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这也是德国奉行的秩序政策；其次，在市场失灵或竞争失灵时可采取与市场一致（market conform）的过程政策，它目的在于最低限度地介入经济过程，这种介入不在于扭曲经济，而在于为市场竞争打通道路，并以此为限。
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也可以通过制度模仿和创新发挥熊彼特意义上的“公共企业家精神”（p
由企业家选定的经理来管理。
此外，对于政府干预和政企不分可能带来的腐败问题，在此可引用英国阿克顿勋爵（Sir Acton ）的一句名言来说明：“权力造成腐败，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
随着我国市场日益规范化而且进入买方市场，经济缝隙的数量、形式和分布都有了变化，同一个经济缝隙中有时拥挤着数量众多的企业，而且必然会挤掉一些绩效较差的企业。
东南亚金融危机更使得我国多数乡镇集体企业的外部环境恶化，暴露了原先掩盖的大量经营和制度问题。
1998年，苏南乡镇集体企业经历了的第一次改制。
苏南的做法是大多是把乡镇集体企业改成集体控股的企业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
股份合作制化以后，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问题仍然存在，政企不分的毛病仍然不能有所改观，由于设置“不可分配给个人的集体股”以及地方政府通过集体股掌握的决策权等等做法，地方产权
制度以另外一种形式制度化和合法化（比较佐佐木信彰，1999年，第152-153页）。
4.浙江和苏南经济格局的继续演化
苏南地区上述第一次改制并不成功，这使得许多县市在考虑进行必要的“二次改制”（新望，2000年，第34页）。
其方向必须是政企分开，打破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确立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自主地位、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