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和史学的关系
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
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经史之学和文史之学是人们对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探索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学科分支。
两者相辅相成，在历史建设与文化传承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经史之学是指通过对历史事件和历史文化的研究，形成具有一定体系和特点的学科。
经学即儒家经典的研究与传承，是中国古代社会传统价值观的核心。
史学即对历史事件和历史文化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经史之学注重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推崇古人的思想智慧，并通过研究经典文献和其他历史资料，形成对历史的总结和解释。
经史之学是研究历史的基础，是对过去经验和智慧的汲取，对未来深思熟虑的重要条件。
经学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继承古人的思想智慧，以及对人性、道德和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
史学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以及引导我们未来的走向。
经史之学通过对历史事件和文化的研究可以激发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历史，从而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指导。
文史之学是指对历史文化的继承和研究，强调对历史文化的解读和传承。
文学即对文化作品的研究和创作，是人们对情感和思想的表达和交流方式。
史学则是通过对历史事件和历史文化的研究，了解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以及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环境的解读。
文史之学将文化和历史结合起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历史文化的内涵和特点。
文史之学是对历史文化的诠释和传承，对于文化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的作用。
文学的研究和创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传承文化的内涵和精神，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解读和艺术创作，表达对历史文化的敬意和传承。
史学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历史文化的脉络和规律，以及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环境的解读。
文史之学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传承和发展历史文化的力量，促进人文关怀和文化创新。
经史之学和文史之学是人们对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探索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两个学科分支。
经史之学强调对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经验的研究和应用，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历史的脉络和规律。
中国史学史 经学与史学的关系
中国史学史1、经学与史学的关系（1）从学科上说，经学与史学经历了先秦时期的同源相兼、相互难辨，汉代开始分化，隋唐正式分离，宋明清各自发展成熟的过程。
从思想上说，经学与史学始终相互影响。
先秦时期“六经”亦经亦史，一方面孔子创立儒学，整理六经，后世据此为经典，训释传记，逐渐形成经学，另一方面，“六经”作为上古三代时期的“先王正典”，本身就是重要的史料，其中的《尚书》《春秋》实为先秦史籍之源。
汉代人史经不分，据《汉书·艺文志》可知，史籍依附于经书“六艺略·春秋家”下，出现“史附于经”的现象；但实际上，西汉时把儒家典籍奉为经，经学已正式产生，史学也随着《史记》《汉书》等巨著的出现暂露头角。
司马迁提出“成一家之言”，实际开始了经史分离的过程。
魏晋时期，曹魏时荀勖《中经簿》分书为甲乙丙丁四部，经在甲部，史在丙部，……隋唐，《隋书·经籍志》分书为经史子集四部，史部又分十三目，史学从经学的分离在目录学上反映出来，又出现了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都是史学发展中居于创造性的成就，从学科上说，史学从经学中分离出来。
但是经学的思想或原则却作为知道思想渗透到史学当中。
宋代，经、史学并行发展，经学兴盛且义理化，史学也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
从史学对理学发展的来讲，史学思想中的历史观本身就是时代哲学的重要组成，直接影响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经学对于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史学思想的指导上。
清朝，经学和史学都很发达，却紧密结合。
（2）经学对史学的意义：保存了古代原始文献，反应历史的方面较多，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古史，但都是有限度的（3）史学对经学的意义：提供史料，提供对古文献的解释，提供整理古代文献的方法（4）经史关系密切的原因：根本原因是封建统治阶级力图在史书中贯彻儒家经典的思想，为封建统治服务；另外，经学与史学有着重视传统、注重考史、经世致用的相通之处2、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史学发展的关系。
经学与史学的互涉：经史关系之反思——以《春秋》经传“召陵之会”的考辨为例
在 中国传统学术上 ， 史学和经学虽然是两 门不 同 的学问 ， 但两者的关 系非常密切。 就史学而言 ， 其较注 重“ 事” ， 经学更注重 “ 道” （ 或“ 理” ） 。 明代王守仁说： “ 以
第２ ９ 卷 第２ 期
Ｖ０ １ ． ２ ９ Ｎｏ ． ２
廊 坊 师 范 学 院 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Ｊ ｏ ｕ ｒ ｎ ｌ ａ ｏ ｆ Ｌ ａ ｎ ｇ ｆ ａ ｎ ｇ Ｔ ｅ ａ ｃ ｈ ｅ ｒ ｓ Ｃ ｏ ｌ ｌ ｅ ｇ ｅ （ Ｓ ｏ ｃ ｉ ａ ｌ Ｓ ｃ ｉ ｅ ｎ ｃ ｅ ｓ Ｅ ｄ ｉ ｔ ｉ ｏ ｎ ）
但是不多 。 其 中并无微 言大义。 如果非要说《 春秋》 中 有 书法 ， 那也是 太史的责任 ， 是 当时的一种普 遍舆论 使然 。 实 际上 ， 即使认 为 《 春秋 》 为 单纯 的史 书 ，
其 里面也有 “ 史义 ” 的存在 ， 这 种“ 义” 表 现为史 官记 事 的方 法 、原 则及 隐藏 在 文 字背 后 的深 层 价值 观
但 实际上 ， 两者还是有 区别 的 。就经学 而言 ， 其 以儒家 经典 为准绳 ， 以求 经学 之真 ； 就史 学而言 ， 其 以史实为准绳 ， 以求史学 之真。 既然两者所遵循 的准 绳不同， 两者所求 之真相 异 ， 那么 ， 经史 如何能 够 同
一
念。 这种 “ 义” ， 我们可 以称之 为“ 史 义” 。
于其 中。 关于此处孔子所取之“ 义” ， 如果认为《 春秋》
是经 ， 此处之“ 义” 当然应指“ 经义” 。 到 了现代 ， 学者 们对 《 春秋 》 的性 质提 出 了新 的 看法 ， 认 为其 是鲁 国 旧史 ， 作 者 是鲁 国史官 ， 孔 子用
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笔记和课后习题详解(第11章 中国古代史学)【圣才出品】
第11章中国古代史学11.1复习笔记一、中国古代史学是中国文化的宝藏中华民族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的民族，出现了众多的历史学家，丰富的历史典籍，完备的修史制度，优良的史学传统。
1．发展历程（1）史学的源头文字出现前，先民对历史的记忆、认识和传播，依靠口耳相传，辅以结绳刻木，这种远古的传说是史学的源头。
（2）先秦时期先秦时期，出现了文字，使历史记载成为可能。
①卜辞和金文是中国历史上目前所知最早的历史记载。
a．卜辞殷、周奴隶主贵族占卜的记录，因刻于龟甲、兽骨之上，故称甲骨文。
b．金文铸在铜器上的铭辞，因此也称为铭文、钟鼎文。
c．特点卜辞和金文的记载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历史记载的基本因素，被看做是历史记载的萌芽。
负责记载的史官是最早的历史学家。
②《尚书》较早且具有官书性质的历史记载，记载殷、周王朝的大事。
③《诗经》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
其中《大雅》里的一些诗篇，反映周族和周王朝某些发展阶段的传说和历史，可以视为史诗。
④诸侯国国史西周末年，周王室和各诸侯国都有了国史。
a．春秋末年，孔子以鲁国国史为基础，编撰《春秋》。
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史；孔子开创私人讲学和私人撰史之风，开拓了中国史学的道路，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大史学家。
b．战国时代，私人历史撰述有很大发展，最有代表性的是《左传》《国语》《战国策》。
（3）秦汉时期是中国史学的成长时期，本阶段史学的特点是规模宏富的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的出现。
①《史记》创造了中国史学上纪传体表现形式，以其规模宏大的通史概括了3000年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思想、文化、社会风貌及各阶层人物群像，奠定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
②《汉书》班固因《史记》而撰《汉书》，断代为史，开创皇朝史撰述的先河。
此外，荀悦的《汉记》是创编年体断代先例，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是中国目录学的开端。
（4）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得到初步发展，私家修史之风盛行，史书极其繁富，门类广泛，史学真正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蔚为大观。
史学独立的历史进程教学课件
２、纪传编年二体优劣之争
• 断代纪传体的确立。 ➢ 班固的《汉书》，因《史记》纪传体，而改通史为断代史。
断代纪传体则符合家天下、一朝一姓的特点。
➢ • 编年体的成熟完善。 ➢ 荀悦《汉纪》发展《春秋》和《左传》的体例而建立了断
代的规模具备的编年体。 用连类列举法，克服编年之不 足。
• 二体优劣之争。 ➢ 编年优：干宝著书，盛誉左丘明，深抑司马迁。他说：
➢ 白寿彝《刘知几》：“他是唐代的大 史学家、大著作家”，“封建社会前期史 学的殿军”。（《中国史学史论集》
➢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史通》 “是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它的问世， “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 阶段，是史学思想发展和史学理论建设的 新转折。”（309页）
２、史才三长：才、学、识
➢干宝释“五志”说：“体国经野之言则书 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 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 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盖所谓“审正得 序”，而能够去史不胜史之弊。
➢蒙文通说：“邓、孙之说既亡，沈（约）、 魏（收）之书又略，于后言史例者，唯魏 澹耳。” 魏澹的说法见《隋书》及蒙文通 《中国史学史》。
➢ 《隋书·经籍志》史部既有范晔《后汉书》， 又有《后汉书赞论》4卷。隋朝魏澹著《魏书》， 除12纪、78传外，还“别为史论及例一卷” （《隋书》本传）。
➢ 由于重视史论，在集体编修的史书中，主编 者常常要亲自撰写这一部分内容。如梁武帝“又 造《通史》，躬制赞序”（《梁书》卷三《武帝 纪》）唐初官修五代史，“受诏总加撰定，多所 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征所作， 《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 （ 《旧唐书》卷七一《魏征传》 ）唐修《晋 书》，先后参与者达20多人，只因唐太宗为宣帝 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写了史论，所以 《晋书》就题为“御撰”。
章学诚《文史通义》
章学诚《文史通义》导读：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清朝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
章学诚出身于读书人家庭，其父章镳，是乾隆七年进士。
章镳举进士时，章学诚只4岁。
一般情况下，读书人进士及第后即可为官，而章镳却在家乡以教书为生，整整10年。
因此，章学诚从小在其父的精心教养下，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
章学诚14岁时，其父才到湖北应城任知县，由此他亦随父到应城，并拜柯绍庚为师。
章学诚幼时并不聪明，且身体多病，14岁时《四书》尚未卒业。
至十五六岁时，读书绝呆滞，日不可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
为文则虚字多不当理。
21岁以后，学识见长，纵览群书，尤好史部。
23岁始出游学，赴北京应顺天乡试，没有考中。
第三年又应顺天乡试落选，遂入国子监读书。
乾隆三十年(1765)三上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
但他被同考官沈业富看重，被聘到家中当塾师，开始他的教学生涯。
自从他为沈家塾师，始有机会结识京师名流，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翰林院编修朱筠。
章学诚拜朱筠为师，学习古文，并与邵晋涵、周永年、任大椿、洪亮吉、汪辉祖、黄景仁等学者交游。
乾隆三十三年，他又应顺天乡试落榜。
是年因其父卒，他必须分出精力来养家糊口。
34岁时，朱筠为安徽学政，章学诚与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等人皆从之游。
是年他开始撰写《文史通义》。
章学诚39岁时任国子监典籍。
40岁时才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
然而，他以为与时俗不合，不愿做官，故此依然寄食官宦之家做塾师，一边教学，一边著述。
乾隆四十六年他离开户部尚书梁国治家到河南谋事。
事未谋成，却中途遇盗，行李及平生著作尽失。
由此生活无着，只得暂回直隶肥乡县主讲清漳书院。
后来又移家至永平县(今河北卢龙县)主讲敬胜书院，继续撰写《文史通义》。
自此以后，他或受聘编写县志，或主讲书院，以讲学著述为业。
他先后主讲于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后来经友人推荐入毕沅幕府。
时毕沅以湖广总督暂留任河南巡抚，对章学诚很器重。
宋代理学与史学的关系综述
宋代理学与史学的关系三例一、宋代以理论史的典范之作——《唐鉴》范祖禹之所以能够写出《唐鉴》这样的史学名著，与他的家庭氛围与师友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他的伯祖父范镇（1008~1089）曾参与《新唐书》的编修，并与《资治通鉴》主编司马光关系密切；缘此之故，长期受到范镇“抚育教诲”1的范祖禹对唐史也甚感兴趣并相当熟悉，从而得以被司马光选入《资治通鉴》局，编修《唐纪》部分。
而正是在编修《资治通鉴·唐纪》的基础上，范祖禹又深受当时新兴的理学思想的影响，“折以义理”，著成义理史学的名篇《唐鉴》。
因此，在论述范祖禹《唐鉴》之前，这里先对范镇参修《新唐书》和范祖禹与修《资治通鉴·唐纪》的情况略做叙述。
（一）范镇对《新唐书》、范祖禹对《资治通鉴·唐纪》编修的贡献《新唐书》的修撰，始于庆历五年（1045年）五月，宋仁宗诏命宋祁、王尧臣、张方平、余靖为同刊修官。
同年闰五月，又诏命“大理寺丞、馆阁校勘范镇”与曾公亮、赵师民、何中立、宋敏求、邵泌“并为编修《唐书》官”，《新唐书》书局正式成立。
皇祐元年（1049年），宋祁被任命为“刊修官”，当时编修官有王畴、范镇、吕夏卿、宋次道四人。
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欧阳修也被任命为“刊修官”。
后来，又加刘羲叟、梅圣俞为编修官。
嘉祐五年（1060年），设局编修历时17年的《新唐书》完成。
《新唐书》虽以“刊修官”欧阳修、宋祁署名，但实际上编修官范镇、王畴、吕夏卿、宋次道、刘羲叟、梅圣俞6位做了大量工作和重要贡献。
先是协助宋祁完成列传，继后又协助欧阳修完成志、纪、表。
在编修过程中，“宋祁、范镇到局各及十七年，王畴十五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并各十年以上”。
而宋祁在这17年中，曾出京为官，离开书局（但仍为刊修官）；欧阳修则是至和元年到局，故自始至终参加《新唐书》修撰的编修官只有范镇一人。
范镇在编修《新唐书》中的具体分工不甚清楚，但他长期在局，勤恳修纂，贡献卓著。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与史学的互动及其特点
作者： 李传印[1,2]
作者机构： [1]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武汉430074;[2]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武汉430074
出版物刊名： 学习与探索
页码： 146-151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8期
主题词： 魏晋南北朝;经史关系;史学史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相对于汉代来说呈现衰微之势,依附于经的史学获得长足发展的机会,逐渐离经自立。
与此同时,文史相别,子史换位,史学完成升格,逐渐形成自身的学科范式,并占据次于经的学术位置。
但是,传统经学及玄学化经学继续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史学的发展,使此期史学仍然充满着经学气息并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
经学与史学相互作用、相互激荡,促进了经学的革新和史学的多途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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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和史学的关系
通过上了一学期老师的课我了解到很多知识，现在就来谈谈“经学和史学”的关系。
把今天的《论语》解读导入到经学的传统中来并不是不可以。
但需要指出，问题首先是要区别一般历史学家对历史文献的解读，和经学对儒家经典的解读，而不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区别。
经学之为经学首先是你得把你解读的东西看作“经”，而不是历史学家眼中的一般历史文献。
前者是有非常明确的价值立场和态度，后者只是一般知识上的了解。
即使是反对儒家的人他当然也可以去解读儒家经典。
但是，并不是说凡是用考据训诂方法解读《论语》和儒家其它经典的都是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也不是只把《论语》和儒家其它经典当作一般历史文献来看待。
古文经学是汉代尊“六经”后考虑到典籍留传中的真伪和汉语流变的原因，一些学者发展考据训诂的方法来帮助人们理解经典意思的学问。
它追求的是理解要符合经典原意和文献真实，了解经典文献的形成及其流变，它强调考证上的依据和疏理。
当然，古文经学的考据训诂方法往往超出了经学，而对一般历史文献的了解都有意义。
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凡是运用考据训诂方法的解读都是古文经学的性质。
今文经学重视义理的阐发和“经”所具有的“为万世立法”及其教化依据的意义。
它非常公开地带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并传播这种价值立场。
“经”之所以为“经”，主要是在这一方面。
如果人类的生活不是需要价值和精神的意义世界，那么，把什么典籍作为“经”就毫无意义了。
也正是因为“经”对历史中的人们具有塑造和信奉其价值精神之意义世界的性质，并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今文经学家对经典的意义阐释总是存在不断开掘其可能的意义空间和价值意义的努力，存在“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双向互动关系，从而使经学史呈现出一个民族心灵和思想世界的历史。
假如有人否认后者，甚至用“真”与“伪”来强调一个经典文本和人物的历史学性质，乃至公然藐视经学作为表达一个民族心灵和思想世界的意义，那么，这样的历史学研究就十分肤浅。
至少它不能看着是经学本身。
经学与史学相互为用，所结出的果实如何呢？在北宋灭亡之前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让现代人难以理解的政治文化情结就是：定都洛阳才标志着正统。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隋炀帝建东都、武则天建东都，从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来看，建都洛阳其实并没有什么必要，甚至还要付出亡国的代价，那么这些君主为何还要建设东都。
这就和洛阳是天下之中，是正统王朝应该建都的理想地点的政治文化传统有关了。
洛阳之所以在古人心目中有如此之高的文化地位，并不是因为其自然条件，而是西周和汉朝统治者为了整合文化而大肆宣传的结果。
我们知道，我国文明的起源恐怕并不如古人所说的那样起源于河洛地区，而是多元的。
处于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处于东南的良渚文化，处于西南的三星堆文化，处于西北的齐家文化，其文明所达到的程度并不比同时期的河洛地带差。
这些差异很大的文化形态的并存，显然不利于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必须经过整合。
秦的历史更说明了比军事统一更为艰巨的是文化的认同。
所以，西周和西汉的统治者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文化的认同。
这样，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河洛受命的地理观念就被制造并宣传，成为全体中国古人的常识。
生命科学学院
11310096
赵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