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应宽进严出的参考资料5

高等教育应宽进严出的参考资5料．高等教育应宽进严出的参考资料6所谓“宽进严出”，就是降低现在的入学门槛，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大学读书，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允许再选择。

其相对应的模式是“严进宽出”，就是我们现在采用的模式，进大学的人经过严格挑选，读大学的人当然在量上是比较少的，几乎100％可以毕业。

比较这两种模式应该说有国际上的背景，欧洲大陆，德国也好，英国也好，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实行“严进宽出”，当时高等教育规模比较小，德国入学率一般认为在18％－20％之间，比我国要高一点。

美国和日本则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把门打开，只要有高中毕业文凭，你就可以进入大学，至于进入什么样的大学当然还是有区别，但是大学的门是一直打开的。

这两种模式在国际上比是有各自优点的，但是，80年代以后英国人也开始向美国人学习，也开从这个比较中可以认识到中国始开放高等教育。

．的高等教育目前是一种精英教育阶段，是经过严格挑选培养少数人。

7％的人能够进大学，在当时计划经济体系下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应该注意到，92年以后，我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原来那种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人才培养模式遇到了挑战，这时候筛选模式上要有一个重大的转变，这是外因。

从内因上说，一个人高中毕业后，经过严格挑选，100个人里面有4－5个人能上大学，九十多个人就不可以上大学，他们就不是可造之材？不是这么回事的！实际上是因为高等教育规模小，只能这么多人上大学，而这九十几个人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可造之材，换一个角度讲，你可以讲他们不是可造之材，但不能说他们肯定是不可造之材，有可能是可造之材。

那么怎么办呢？把他们拦在外面，不让他们发展，还是允许他们进来，让他们在大学4年期间或更长一段时间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在于他们四年当中的学习水平。

这里有一个怎样看待人的发展的问题。

现在是政府认为什么样的人可以上大学就让他们上大学，完全忽视了人本身发展的政府的意志非常强烈，规律。

我们这里要强调尊重教育规律，我当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尊重教育规律而不是尊重行政规律的话，应该允许人在他们各自的发展阶段上得到充分的发展。

所以“宽进严出”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尊重了人的发展，因为有些人发展快，有些人发展幔；有些人在这段时间发展，有些人在另一段时间发展。

我们现在在某个时间上卡住，说这些人可以发展，另一些人不可以发展，使得发展晚的人失去了以后发展的机会，忽视了人的发展的差异性、个性化、特殊性，这个时间点也很难找到。

所以我们讲“宽进严出”实际上是尊重了人的发展，更加尊重了教育规律，从这点上我们可以分析“宽进严出”与“严进宽出”究竟是谁尊重规律。

很多反对者认为“宽进严出”以后，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了，比如20％的人可以上大学了，多出来的人由谁来付费？这其实是一个操作性、技术性的事情，而不是必要性的。

我们要提出来，如要严格的推行“学分制”，如果没有“学分制”作为保证，“宽进严出”也就会流于形式。

反对就是“宽进”以后能否“严者还提到一个观点，出”，认为受我国传统文化的限制，很难“严”起来，“宽进”就等于“宽出”。

中国人太注重面子观念。

我认为：中国文化传统是要尊重的，但决定的因素不是传统，否则我们还要不要改革呢？这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决定的，不是尊重不尊重文化传统决定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就是挑战传统，就是要改掉传统的东西。

尊重传统是什么呢？尊重传统就不要改革。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争论在当时是非常有意义的。

“宽进”了，接下去是一个质量会不会下降的问题。

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讨论“宽进严出”的办学模式，尽管当时有很多人反对，但大部分专家认为这篇论文是有创见的。

今天回过头来看，“宽进严出”模式比那时要明晰多了，高等教育在一个大的发展以后，实际上已经在开始认可这样一个模式，我感到很欣慰。

当然，“宽进严出”要真正做好、做实、做得有成效，还需要一个过程，首先是要做，但还要看到问题，做的过程中要不断克服来自各方面的困难。

从传统之路走过来后，现在要换一条路走，很不容易，人是喜欢走老路的。

．我跟唐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原来有过争论。

与唐教授共事后，从他那里得到很强印象的问题就是教育市场化问题，也就是“宽进严出”与教育市场大发展的关系，是一种互相渗透，互为基础的关系。

这个时候我正在主持上海市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学生课业负担调查的课题，我是第一个很有“同情心”的发起人。

我在这次调查中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九年义务制的小学和中学，这次调查中我非常重视教育的人本化，或干脆说人本主义的教育思想。

与唐教授接触后，在他那里了解到教育市场化问题，当时我们之间有非常大的分歧，当然，当时我的思考对象主要是中小学基础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另当别论。

我认为教育怎么能够市场化呢？我认为教育应该是人本的、独立的，他认为教育应该市场化，是带有选择的竞争。

但是，随着我接下来研究招生问题时，突然发现应该从两个范畴来谈这个问题，那就是，从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两个范畴来看，我认为在非义而在义务教育阶段务教育阶段教育应该市场化，我仍然坚持独立的、人本主义的观点。

我的转折点在哪里呢？当我发现一个学生和其家长要争取上大学时，他愿意把个人的家庭积蓄花在教育上，而不是花在家用电器上或房产上，这个事情已经不是在纸面上所看到的问卷的选项，而确确实实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意志的判断。

因为我在调查中发现，千家万户都要求上大学，凝聚在历史里面的这种价值需求不是我们一两句话可以塑造的，这就迫使我考察什么叫市场。

如果从购买者角度来讲，市场要尊重他们的选择，所以我突然发现市场化的教育或在教育里面推崇市场化的思想是最为人本主义的，这是我思想的一个转变。

这就是我讲的第一重意思，尊重市场化的教育实际上是最为人本主义的一种教育观点。

第二个问题就是“宽进严出”尊重了人的发展中客观存在的阶段性，或者说是学生在学习过程、成熟历程中的一种非常人本主义、人性化的作法。

为什么？简单地回忆一下，例如在人文学科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在建国前后并不一定有非常扎实的基础，现在的话讲就是有科班出身的学习过程，而只是经历了一个马列主义“速成．班”的教育，如今他们当中已经有很多人成了人文学科中的巨匠。

我们从学习角度来讲，这也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

再举一个例子，所谓老三届现象，他们中许多人只读了小学、初中或高中，但在人文学科甚至自然科学中很有收获，这也说明了人类学习过程的潜在可能性。

如果从历史上的这两个例子回过头再来看我们的学生，正好与我的调查结论是一致的，就是：在小学中，用现在的标准来刻划的这些失败者并非是丧失了科班学习或正规学习的可能性；在初中是这样，高中也是如此，用一些老师的话讲，我们很难说初中、高中学业成绩好的人以后在学术上就一定有成就，反之，现在学业不良的人也不是没有成就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问题也是从人发展潜能的可能性的历程来解释这种现象，我们先让他们有发展的机会，他们成功与不成功是其自己的潜能的发挥以及社会对其压力的结果，这个思想与现在国际上提倡的终生教育思想也是完全吻合的。

就是说“宽进严出”在观念上、制度上确实具有终身教育的含义。

这是我的第二重意思。

而“宽进严出”给公民最大的印象是教育不再变得那么威严，那么高不可攀，不再是完全由国家的考试决定的一种行为或者制度，使得大家觉得在学校学习是非常亲切的，只要付出努力就可能成功的。

也就是说使学校教育与计划经济、政府指令脱离开来，变成生活当中的非常亲切的实践，不是被一种权威所控制的，而是一个可以满足主体需求的、可以获得的非常亲切的事物。

这是第三个层次。

第四个层次上，我认为“宽进严出”实际上非常符合儒家文化中东方人爱读书、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心理。

“学而优则仕”这个词现在提起来是一个很别扭、很刺耳的说法，因为，如果从阶级分析的观点看问题的话，就是上智与下愚的关系，阶级对立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的传统的心态或从百姓的眼光来看，“仕”就是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中国人非常崇尚做一个知识分子，换个说法，就是非常重视提高自身的修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基础就是修身。

那么，在这种民族心态下，我认为想读书至少比不想读书要好得现在我们所赋予的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来说，多。

．“宽进严出”概念中的涵义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宽进严出”是最人本主义的、最民主化的教育模式。

J：刚才葛老师讲到“学而优则仕”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理解是有分歧的。

这里的“优”实际上不仅仅指优秀，一种指学业优秀的人可以当官，另一种学有余力的人，其能力很强，这样的人也可以当官。

而只从成为“知识分子”这一角度来理解“仕”的话，我认为不够，因为“仕”指当官，“士”则指知识分子。

G：“学而优则仕”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相联系，科举制--从积极的角度评价它时，它扭转了只有世族才能当官的现实，使广大知识分子也有可能当官。

鲁迅曾经论述过“仕”与“士”的区别与联系，在古文中两个字往往通假，早期的科举文化从政治角度来讲，其可取之处在于使知识分子可以当官，崇尚知识分子。

：科举制度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科举制度就T．是严格考试，现在提出“宽进严出”是否定了严格考试，这样不是矛盾，违反中国传统了吗？我认为并没有违反中国传统，做官要严格考试，读书不要求严格考试，如果把做官与读书合在一起，恰恰是危险的。

读大学不是为了做官，或者说读大学不等于做官，大学毕业后就等于做官是我们以前的东西，做官要严格考试，所以我们要实行国公务员考试，就相对于科举考试，要严格，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官的，但入学要放松。

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并不是矛盾的。

这是“学而优则仕”背后的整个民族的心理，“学而优”后社会地位就好一点了。

J：刚才讲到“宽进严出”与“严进宽出”是一个对立的概念。

以前的情况是进大学很不容易，进大学后出去容易，这就是“严进宽出”，针对这样一种现象提出“宽进严出”这个概念，我认为是一种进步，因为至少保证了大学毕业生的质量，同时又解决了入学中供不应求的社会压力与矛盾。

我在想“宽进严出”也好，“严进宽出”也好，它本身不是知识分子的纸上谈兵，而是跟社会状况密切相关。

．大学里出现了60分万岁，学生进了大学，只要能达到及格分数，就可以毕业出去。

“宽进严出”也好，“严进宽出”也好，是不是还都是原来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不得已的一种应对方式。

教育实际上有一个不断递进的发展，在建国初期中学毕业生就相当少，那时候，初小毕业就具有当干部的文化资历，南下干部里面有很多解放军只要小学文化程度，他就可以担任干部。

如果说“学而优则仕”，一个小学生也许还谈不上“学而优”，所以这个“优”是相对而言的，整个民族文化素质低下的时候，小学文化就算高了。

到今天，大学毕业应该是一个基本的学历要求，因为社会上对学历要求也更高了，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宽进严出”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

到了一定时候，高校办学的规模会越来越大，而且国家对学校办学的口子会越来越放宽，到时候不会存在一个“粥少僧多”的问题，要想接受高等教育不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