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的热点问题及研究进展

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的热点问题及研究进展2011/6/30 9:22:56 不详佚名【字体：大中小】我要评论(0)农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

由于其固有的弱质性，在面向市场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农业面临着多种机遇和挑战。

1、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内容是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提高而逐步发展的。

我国最初提出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后来发展为“四化”，即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

显然，当时认识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生产力或科学技术的概念。

1979年后又提出用科学化、集约化和社会化代替原来的“四化”；90年代以来发展为用现代科技（主要是生物技术）、现代装备和现代管理来概括农业现代化，认为可持续农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农业，并区别于以前的“石油农业”（卢良恕，1998a；胡福明等，1996；顾焕章等，1998；高旺盛，1997；钱志林等，1998；蒋伏心，1995；Zilberman等, 1997）。

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基础上，卢良恕（1998b）结合中国国情提出，现代农业应该是以增加大量外部投入为特征，用现代工业装备、物质投入和科学管理武装起来的高度集约化经营的发达产业；是以资源综合利用和节约为特点的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高效产业；是以提高农民收入和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为目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并重的社会化产业；是通过劳动积累向资本积累到技术积累为过程的知识密集型产业。

发展现代农业要更新十大观念，即农业增长方式由传统粗放型向现代集约型转变；农业经济结构由传统的种植业向种养加综合经营转变；食物生产由传统的粮食观念向优化食物结构、广辟食物资源的现代食物观念转变；种植业生产结构由传统的粮经二元结构向粮饲经三元结构转变；农业资源开发利用由传统的仅靠耕地向整个国土资源转变；农产品加工由传统的简单加工向现代食品制造业转变；农业产业发展由传统的分散经营向现代贸工农一体化转变；农业投入方式由单一注重物质投入的资源型向物质投入和智力投入并重的知识型转变；资源配置方式由部门分割、行业垄断的封闭低效型向国家宏观调控、市场资源配置资源的开放高效型转变；农村经济结构由工农分离、城乡脱节的二元结构向工农协调、城乡结合的一体化经济转变。

在探讨农业跨世纪发展战略与途径时，顾焕章（1997）强调要处理好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十大关系，即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有机农业与无机农业、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物质投入与科技投入、生产手段现代化与制度现代化、农业产业化与农民组织化、土地规模经营与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村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总结自己经验与借鉴国外经验的关系。

国内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按照《中国21世纪议程》建立现代集约持续农业体系（万宝瑞，1998；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1998；卢良恕，1995；高旺盛，1998）。

强调以发展为前提，积极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综合管理，加强食物安全和预警系统；调整农业结构，优化资源和生产要素组合，提高农业投入和农业综合生产力；促进农村综合协调发展，消除农村贫困；可持续利用农业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2、农业科技革命与农业科技进步贡献国际上以“绿色革命”为界限，将农业科技发展划分为3个时期，即前绿色革命时期（本世纪60年代以前）、绿色革命时期（60-70年代）和后绿色革命时期（80年代以来），每个时期都伴随着相应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Fischer, 1996）。

由于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积累，加上资源秉赋程度和市场需求的变化，9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科技革命既带有国际潮流、也具有中国特色。

在技术创新上主要表现为分子生物技术的兴起，精确农业技术、持续农业技术、机械化技术、优质农产品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以土地集约和资金集约为特征的发展趋势；在制度创新上主要表现为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研究方法系统的改变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艾云航，1998；黄季昆等，1998）。

对科技进步的定量分析与评价始于50年代。

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R.M.Solow、E.F.Denison和K.J.Arrow等主要通过生产函数理论对科技进步的经济效益进行计算，提出了增长速度方程，创造了著名的余值法和CES生产函数。

目前，对科技进步的评价方法主要有生产函数法和指标体系法两种。

其中生产函数法根据余值原理创立的增长速度方程，采用科技进步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两项指标能比较全面地评科技进步的成果，应用比较广泛（周惠珍，1997；顾焕章等，1994）。

定量分析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简称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是评价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反映农业科技水平和潜力的重要内容，也是地区间和国际间比较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制的“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采用增长速度模型，充分考虑了中国农业的特点，并具有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已由农业部确定为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的统一方法（朱希刚，1997）。

农业科技进步既包括技术进化和技术革命，也包括制度创新和资源合理配置，即广义的科技进步。

农业总产值的增长来源于两个方面：一部分来自于生产投入（物质费用、农业劳动力和耕地）的增加，一部分来自于科技进步引起的产投比提高。

因科技进步产生的总产值增长率，即科技进步率。

因此，农业科技进步率是农业产值增长率中扣除新增投入量产生的总产值增长率之后的余值。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即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中农业科技进步率所占份额。

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

有关研究表明，一些发达国家在70年代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就已达到60－80%。

据朱希刚等测算，我国“八五”期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34.3%，其中广东省最高，达73.6%，江苏省为48.2%。

为了加快实施“科教兴农”发展战略，中央提出了“到本世纪末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到50%”的目标；江苏省也提出了“到本世纪末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到55%”的目标。

3、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工贸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简称，是我国继土地经营家庭承包责任制、农产品流通合同定购制之后关于农业经营组织方式的第三次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发展内在动力推动和引致的自发性体制创新。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户为基础，以龙头企业或合作经济组织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系列化服务为手段，通过实现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

从功能和本质上看，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引导分散的农户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是市场农业自我积累、自我调节、自立发展的基本运行机制，是多元参与者主体自愿结成的经济利益体共同利益共同体（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1998；牛若峰等，1996、1997a；许经勇，1996；陈吉元，1997；佟屏亚，1998）。

农业产业化经营绝非中国首创，它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基本组织形式。

5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就开始出现了四类“农业一体化”(Agricultural Integration)组织形式：一是由非农资本直接开办的农业公司；二是工商、金融及农业企业等多种资本以股份形式混合而成的联益公司；三是合同形式的利益综合体；四是农民自我兴办的产销服务组织——合作社。

到60-70年代，基本完成农业产业化。

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基本组织形式与这四类大体相似。

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立足农村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深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政府给农业产业化经营以政策引导（牛若峰等，1997b）。

4、粮食安全与粮食保护问题自从国外有人提出“谁养活中国？”的论题，中国的粮食安全状况成了国内外共同关注的问题（樊胜根等，1997；Brown等，1998；Lin，1992）。

目前国内外理论界和决策部门对粮食安全的衡量尚无统一的标准。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按照可比性原则，根据粮食安全所面临的主要风险，选择粮食总产量波动系数、自给率或贸易依从度、库存水平、人均占有量和低收入人口的粮食供应水平5个特征指标进行评估，认为中国粮食安全水平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在主要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中高于日本、印度和前苏联（中国政府提交“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报告正文；朱泽，1997）。

中长期粮食供求关系预测表明，在农业技术进步没有大的突破、人口控制和耕地保护不力的情况下，中国粮食安全水平必将下降。

客观地评价中国粮食安全状况并及早采取对策，有助于我们把握粮食问题的演进和变化趋势，为未来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条件（王秀清，1999；张新民等，1997；蒋乃华等，1998）。

我国的粮食保护政策体系是伴随着粮食供求形势的变化和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而不断发展的（丁声俊，1998；饲料粮流通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组，1998；柯炳生，1995；郭国荣等，1994）。

经过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和1996年以来三次粮食保护价政策的演进，目前，对我国的粮食保护问题的研究主要归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粮食保护价收购与储备收购的关系。

粮食保护价收购与储备收购要统一起来，在粮食供大于求时，储备制度可以吸纳农民多余粮食，恢复供求平衡，当粮食过剩严重时，中央应增强中央财政实力和调控能力，同时，可降低保护价水平，控制粮食总量，指导种植结构调整；第二、粮食保护价的参照系。

以往的保护价的参照系是定购价，而定购价是低于供求均衡价的低价。

按定购价向农民收购粮食是农业剩余向工业转移的一种途径。

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保护价应该是粮食供过于求时为避免粮食生产大幅波动下滑而划定的一种最低价，同时又能促进粮食供求均衡的实现。

因而，粮食保护价应高于成本价，低于供求均衡价。

第三、粮食保护价政策的执行主体。

目前，由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充当粮食保护价政策的执行主体，尚存在一系列问题，如国家与执行主体之间委托代理关系不完善，大大降低了粮食保护价政策的执行效率；执行主体过于单一，使国家在政策上没有选择的余地；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政企不分问题严重，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因此，有学者主张，粮食保护价政策的执行主体应当多元化，形成代理人市场，通过市场竞争解决目前保护价政策执行当中存在的问题（叶兴庆，1998）。

5、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农业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步伐的加快，中国农业的开放度将进一步增大。

据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等单位的研究：从长远看，加入WTO将推进中国农业国际化进程，使中国能在国际大市场里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

但短期内，由于中国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和品质缺乏竞争力，国外农产品将对中国市场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1997；冯海发，1997；钟甫宁等，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