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快餐的利与弊

关闭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电影、录音、广播以及电视等新的传播媒体的诞生，西方开始了大众文化的革命，把工业化大生产的模式带入到文化领域，使得精神产品也开始大规模生产和消费。

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发生根本变化，中国民众经久不衰的热情开始退潮，消费主义观念也开始渗透到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于是中国主流文化开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

无论是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或是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文化，都或者悄然退出或被挤出了文化舞台的中央。

那些五彩缤纷但却昙花一现的文化“快餐”几乎垄断了中国的文化市场。

流行音乐、卡拉OK替代了古典音乐，迪斯科替代了芭蕾舞，通俗文学替代了严肃文学，千篇一律的肥皂剧替代了风格化的艺术电影。

艺术家们不得不借助于种种商业包装了推销自己。

在一种以宣泄和释放为目的的消费文化铺天盖地的席卷下，那个悲壮而崇高的普罗米修斯形象似乎正从中国文化中悄然淡出。

这一切，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

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在功能上它是一种游戏性的娱乐文化；在生产方式上它是一种由文化工业生产的商品；在文本上它是一种无深度的平面文化；在传播上它是一种无等级的泛市民文化。

因而，我们可以说，大众文化是借助于现代文化工业日臻完美的传播技术和复制手段，为人们提供的是一种消遣性的“原始魔术”。

它通过对观众无意识欲望的调用，为大众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快乐原则的狂欢节。

它们放弃对终极意义、绝对价值、生命本质、历史意识、美学个性的孜孜以求，也不再把文化当作济世救民、普度众生的神赐法宝，不再用艺术来显示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和智力优越，来张扬普罗米修斯的人格力量和悲剧精神。

它们仅仅只是一些无深度但却轻松自如的故事、情节和场景，一种令人兴奋而又晕眩的视听时空，只有现象没有本质，只有偶然没有必然，一切朝生夕亡、转瞬即逝。

这些文本供人消遣而不供人阐释，供人娱乐而不供人判断。

它们华丽丰富，但又一无所有。

文化最终名正言顺地成了一种文化游戏。

于是，当难以数计的老百姓正沉浸在大众文化所编织的白日梦中怡然自得时，文化界却引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论。

有的认为，大众文化是当代社会民主化的硕果，是社会稳定、文化平等、话语霸权解体的势力进步；而另一些观点认为，大众文化是资本对文化、传统、信仰、价值观念的挑战，是物质对人类精神的专制，有的甚至把大众文化看成是人类心灵的鸦片、可卡因。

由此看来，大众文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它与我们的生存发展，与我们社会的健康进步，与我们文明的延续繁衍息息相关。

对于大众文化，我们应该用一分为二的态度来看待。

一方面，大众文化在当今社会中当然不仅仅是文化商人赚取利润的手段，它同时还有着不可替代的合理的社会和文化的功能。

大众文化为处在高节奏、高竞争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创造了一个想象的“现实世界”，人们将希望和热情、光荣与梦想编织进这个栩栩如生的人造的世界之中，而这个对象化的世界，又以其“在场”的逼真性使人们仿佛面对的是一个自在的真实，于是大众文化一遍又一遍地把那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世俗神话，为观者安排了一个虚幻的主体位置，含蓄地、有时甚至是赤裸裸地宣泄着人们心中所潜伏的各种无意识的冲动，从而使他们将幻想当作现实来体验，将主观的“善”当作客观的“真”来理解。

大众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尽管这种五彩缤纷的后面掩藏着的也许是一种金钱的交易。

它不需要我们殚思竭虑，不会让我们痛不欲生，它甚至可以把我们的智力降低到几乎等于零。

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当我们目睹电影、电视剧、武侠小说、言情故事中那些少男少女的青春恋情终于柳暗花明，那些孤胆英雄终于化险为夷、功成名就，那些凡夫俗子竟然也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时，我们情不自禁走进了一个集体的梦幻之中，一个对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了理想化的幻景之中，人们共享着一种文化制造出来的快乐。

所以大众文化为人们所提供的就不仅是一种声画的视听快感，而且也是一种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心理抚慰。

它使饱偿忧患和匮乏的人间心灵从中得到了象征性的满足。

这种满足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紧张和内在焦虑，也强化了个体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安全感，这对于人们的心理压力的释放，社会的有序化都有着明显的作用。

尽管大众文化这种抚慰功能、娱乐功能对于人们的心理结构的平衡和调整，对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发挥着它的文化整合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文化的民主化和平民化进程，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当文化在功能上转化为一种文化娱乐之后，娱乐便片面地代替了文化整体，同时也替代了生存的实体，从而成为生存中的现实欲望的虚假满足。

大众文化把主体滞留在一种表演化的快感中，而遗忘了意义和生存本身。

着正是大众文化所包含的文化危机。

大众文化由于与商业利润唇齿相依，于是它不可避免地要用媚俗的方式来换取大众的青睐以将产品卖给接受者同时又把接受者卖给利润，由于它和既成权利关系的相互依存，因而它对于我们文化发展、社会进步和美学理想的追求，对于保持一种批判的、超越的、具有活力的人类进步意识的努力必然带来一种负面性的影响。

而如果我们对这种影响缺乏认识或无动于衷，那么我们也许将付出历史的代价。

大众文化的“非现实主义”的本质往往会误导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从而解除人们对现实的判断和实践能力。

“真实性”作为一种文化理想是大众文化所不屑一顾的，它所关心的是文化对于大众的刺激性、吸引性和迎合性。

大众文化尽管十分逼真地复制现实表象，但正是这种表象的复制，抽调了现实，使现实非真实化了。

我们看见的只有关于世界的影象，而没有了世界本身。

所以，大众文化一边将种种复杂的现实矛盾简化为一个个二元对立的戏剧性冲突，将生存的丰富性简化为一个个喜怒哀乐的情节化的故事，将多元的权利关系简化为一次次爱情的游戏，将无情的历史真实简化为赏罚分明的道德寓言，从而导致了现实世界的“缺席”和对这“缺席”的无意识。

人们当然会担心：当人们习惯了用一种方式去看世界的时候，他是否还有一种正确的判断去处理和解决实际的现实困境的可能。

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往往以性、暴力和权利的交换作为调动人们消费欲望的诱饵。

当人们如饥似渴地吞食这些诱饵的同时，他们也吞食了一种对于世界的歪曲。

于是人们往往可能夸大性在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夸大在现实中面对暴力威胁的可能性和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必要性，也夸大对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变化和因果联系的依赖。

这种夸大所带来的后果，很可能使人们在突然遭遇现实的挑战时作出错误的或者至少是不恰当的反应。

当文化离开了现实主义精神以后，人们借助于文化来认识、把握、改造现实的努力当然可能误入歧途。

大众文化就象一种被批量生产的为大众分享的“集体梦幻”，大众文化的梦幻特征往往导致人们产生一种逃避现实的心理倾向，从而强化大众的心理惰性和社会的保守倾向。

大众文化用一种虚构的“现实”，调和人们心理内部“超我”、“本我”，“道德原则”和“快乐原则”之间的矛盾，解决社会现实中真善美与假丑恶之间的对立，融合时间进程与空间距离的分离，为大众提供一种实现本能欲望和社会认同的白日梦。

它把日常生活叙述得象天堂一样，摆脱和逃避日常生活就象私奔和出走一样。

这种快乐宿命论的逻辑自然会助长人们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意识。

大众可能会越来越习惯于将自己封闭在这个安全的梦境中，逃避对于现实的介。

因而，大众文化往往有意无意地有效地取消人们对于世界和自身的现实处境的实际感受，同时也使人们将对于改造世界的实践热情遗弃在那些灾变的影象奇观和天道有常的幻想之中。

文本中那些欢声雷动的场面是公众廉价的避难所，它是一种逃避。

而且不只是逃避现实，也四逃避对于现实的思想。

因此，大众文化提供的虽然是一种欢乐，但那是一种逃避的欢乐，是一种“商女犹唱后庭花”的对于历史的弃权。

大众文化复制性对于审美理想的消解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大众文化受到最激烈的批评往往来自于它与工业化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千篇一律的“复制性”。

的确，电影、电视、广播等电子传媒的出现，意味着不仅是对物质的复制，也是对于精神的复制，它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

大众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复制的文化，它不仅是可以复制在胶片、磁带、激光唱盘上的批量生产的商品，而且它的类型、风格、模式，甚至语言也是复制出来的。

它日复一日地为人们提供着各种大同小异的流行文化，如同满街的快餐，廉价而畅销。

个性、创造性、批判热情、现实精神都消失殆尽。

人们的艺术感觉，审美能力日益粗糙、退化，情感世界也会越来越枯竭，失去对生活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热爱，失去对人生的独特体验，也失去创造世界的鲜活的情感动力。

人在生存中越来越失去自我控制和自我塑造的能力，而成为文化媒介的奴隶，成为一个“他人引导”的社会中一个脸谱化的“人们”。

因而，我们不得不担心，在一个丧失了首创性和怀疑精神的社会中，我们的生存、发展，靠什么来得到保障。

此外，大众文化娱乐本位的动机有可能对健康人格的建立产生负面性的影响。

人的需要是一个立体的复杂的系统。

它一般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基本的“低级”的需要，包括人的生存、繁衍、以及与创伤恐惧相联系的归属需要，而食、色和拥有权利是其中最主要的动机。

二是成材需要，也被看作高级需要，它包括人的尊重、爱、理解、认知、美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这两种需要相互依赖，低级需要是高级需要的基础，高级需要是低级需要的升华。

而大众文化往往通过对暴力、性关系和场面的展示，刺激人的生命本能，满足人们的基本视觉需求和心理需求。

而这种满足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它在导致心理宣泄的同时，也消除着人热情和创造性，甚至使人玩物丧志、人格萎缩。

因此这种满足的愉快可能是短暂、贫乏的。

相反，人的高级需要的满足往往是积极、主动、富于创造性的，它可以扩展人对世界的感受、理解和把握，增强人们的生活信念和热情，唤起人们的爱心、同情心和对于未来的希望，陶冶和净化人的心灵和人格，推动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

因而这种满足所带来的愉快是丰富、恒久和生产性的。

如果说，低级需要的满足趋向于造就一种消费型享乐型的人格，那么高级需要的满足则趋向于造就一种建设性的成长型人格。

正是在这一点上，大众文化娱乐本位的立场潜伏着一种人格建设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