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平视角下的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空间评价——以厦门市为例
基于多源数据的厦门市地震灾害风险评估

第43卷第3期2020年7月地震研究JOURNAL OF SEISMOLOGICAL RESEARCH Vol.43,No.3 Jul.,2020地震研究43卷2009;苏桂武,高庆华,2003)。
韦伯字典将“风险”定义为“面临的伤害或损失的可能性”(向喜琼,黄润秋,2000)。
“风险”概念引入防灾减灾后,逐渐延伸到灾害风险分析、风险评估及风险管理与决策3个方面(吴新燕,2006),风险评估是其中的关键一环。
传统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理论多用致灾因子与易损性的乘积表示风险,也有评估模型将暴露度纳入评估(Okada, 2004;Morgan,Henrion,1990;UNDRO,1982)。
Smith(1996)和Crichton(1999)又将风险同灾害发生的概率划等号,提出风险是灾害发生概率和造成后果的乘积。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1987)和联合国UN(2002)认为灾害风险需要考虑抗灾能力,灾害风险等于易损性/抗灾能力(韧性)(徐继维等,2015)。
笔者认为地震风险评估综合性较强,不应只考虑风险一方,承灾体的响应能力也要纳入评估体系中,因此,在参考WCED和UN风险评估理论的基础上,本文的地震灾害风险评估模型为:V=∑W i Q i(1) C=∑W j Q j(2) R=V/C(3)式中:V为承灾体易损性;C为区域响应能力;R 为地震灾害风险度;i和j分别代表承载体易损性和区域响应能力下的各项指标因子;W i和W j分别为承灾体易损性和区域响应能力各指标因子经MAX-MIN法标准化后的得分总和;Q i和Q j分别代表经过德尔菲法确定的各项指标因子的权重值。
1.2指标体系与权重地震灾害风险涉及地质、人口、经济、工程等多个方面,只有将这些因子综合起来,才能够准确反映地震风险。
因此,本文从承载体易损性和区域响应能力2个方面,共12个因子,构建地震灾害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图1)。
一个地区的承载体易损性越大、区域响应能力越弱,则该地区的地震风险度越高。
厦门防灾避难场所----集美区地震应急避难场所调查报告及总结论述

厦门防灾避难场所----集美区应急避难场所调查报告及总结论述厦门市地震应急避难设施分布情况:厦门市地处东南沿海地震带,紧邻台湾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是地震灾害的多发区。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自然灾害避灾点建设的实施意见》(闽政〔2010〕29号)和《福建省地震局关于印发<全省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方案>的函》(闽震函〔2010〕287号)的要求,2014年厦门市应建设42处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思明区13处,湖里区9处,海沧区、集美区、同安区、翔安区各5处。
避难场所建设按照《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及配套设施》(GB21734—2008)国家标准,建设一处Ⅰ类标准的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每个避难场所都配套建设了应急棚宿区、应急医疗救助站、应急供水系统、应急供电系统、应急简易厕所、应急标志等设施。
一旦地震灾害来临,这些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可以临时安置几十万受灾群众,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医疗等保障。
结合具体情况调研,我们主要将调研目标集中在集美区的地震和人防设施和场所。
结合厦门市实际情况和防灾避难建设标准文件,总结评价厦门市集美区的主要防灾避难场所的建设和维护情况,并对其是否达到防灾建设标准和是否能够起到防灾避难,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应对突发灾害做出分析。
集美区人防避难场所统计表[福建省人民防空办公室]2014-09-19字号:序号避难场所所在地区(县、市、区)避难场所名称避难场所地址避难场所管理部门避难场所建设时间1 集美区国建东海岸K1-K3(碧海云天别墅区)集源南路101 物业管理处2005.12.312 集美区杏花苑三期月美路801#-805#物业管理处2006.04.033 集美区宁宝花园宁馨园I8 、I9楼杏林街道文达路物业管理处2006.08.234 集美区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实验楼盛光路681-685 物业管理处2007.03.285 集美区杏林宁宝北区安置房—宝华花园建南二里58号物业管理处2007.08.186 集美区杏林祥发商贸中心1-4楼杏林区杏东路北侧东段物业管理处2007.08.187 集美区古龙明珠印斗路二里8 物业管理处2007.12.248 集美区厦门市第二医院(总部扩建工程)集美区19号路中段(集美)物业管理处2008.01.089 集美区集美大学干部培训中心和教工活动中心集美大学财经学院校区内石鼓路78号物业管理处2008.08.0610 集美区华侨大学公共基础及机电信息学科实验大楼和校区材料与化工学科实验大楼集美大道668号物业管理处2010.07.0511 集美区夏商·大学康城二期杏滨街道锦园村以西物业管理处201012 集美区锦福花园安置房杏林中亚城物业管理处201013 集美区灌口镇上头亭外中公寓灌口街道物业管理处201114 集美区海景明珠集美街道物业管理处201115 集美区万美花园印斗路191号物业管理处201116 集美区顶斌实业有限公司研发结算中心大楼北部新城区海凤路105号201217 集美区同集路集美段旧城改造安置房1~6#楼同集路集美段集美学村旁201218 集美区集美中学高中部北部新城区201219 集美区厦门金銮湾居住小区杏林浦南路劳动力大厦旁201220 集美区福建中烟工业公司技术中心一期滨水路294号201321 集美区集美万达广场银江路137号201322 集美区杏林湾营运中心杏林湾片区201323 集美区嘉庚体育馆乐海路1、3号2013结合地震防灾避难场所和人防避难场所统计表,根据实际使用情况选取了如下厦门集美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应急防灾避难场所进行调查分析。
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厦门市为例

第44卷第6期2024年3月生态学报ACTAECOLOGICASINICAVol.44,No.6Mar.,2024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22YFF1301300)收稿日期:2023⁃04⁃14;㊀㊀网络出版日期:2023⁃12⁃22∗通讯作者Correspondingauthor.E⁃mail:lntang@iue.ac.cnDOI:10.20103/j.stxb.202304140767李倩瑜,唐立娜,邱全毅,李寿跳,徐烨.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以厦门市为例.生态学报,2024,44(6):2284⁃2294.LiQY,TangLN,QiuQY,LiST,XuY.ConstructionofurbanecologicalsecuritypatternbasedonMSPAandMCRModel:acasestudyofXiamen.ActaEcologicaSinica,2024,44(6):2284⁃2294.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厦门市为例李倩瑜1,2,3,唐立娜1,∗,邱全毅1,李寿跳1,2,3,徐㊀烨1,21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城市环境与健康重点实验室,厦门㊀361021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㊀1000493福建农林大学,福州㊀350002摘要: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加剧了生态系统的退化㊂如何扭转生态系统的退化,同时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成为当前的一个研究热点㊂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可平衡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对于保障区域生态安全㊁提升生态系统功能具有重大意义㊂以厦门市为例,基于 生态源地识别 阻力面构建 生态廊道提取 的基本框架构建陆域生态安全格局㊂结合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和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识别生态源地,该方法兼顾了生态结构和功能,使得所识别的生态源地更具全面性㊂选取土地利用类型㊁高程和坡度构建生态综合阻力面,并用人类居住合成指数修正生态综合阻力面,以减少主观赋值的影响,识别各土地利用类型内部的差异,使生态阻力面的构建更加合理㊂在此基础上通过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提取生态廊道,利用重力模型量化潜在生态廊道的相对重要性,并根据重力模型结果划分重要性等级㊂研究结果表明,厦门市的生态安全格局由14个生态源地㊁21条生态廊道㊁15个生态节点及若干个踏脚石所组成㊂生态源地主要集中在研究区的西部和北部,以林地和草地为主,面积合计为558.64km2㊂生态廊道长约159.40km,其中,关键生态廊道9条,一般生态廊道12条㊂生态廊道呈现出东西方向联系较为密切,南北方向联系不足的特点㊂根据对区域生态安全的贡献度,将生态安全格局划分为3个管控区进行分级管控㊂将研究结果与厦门市当前的实施计划进行对比分析,虽然结果有所差别,但总体上相对一致,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两者所采用的研究数据及方法不同㊂因此,研究认为将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和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㊁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和重力模型结合,可为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提供科学依据㊂关键词:生态安全格局;生态源地;生态阻力面;生态廊道ConstructionofurbanecologicalsecuritypatternbasedonMSPAandMCRModel:acasestudyofXiamenLIQianyu1,2,3,TANGLina1,∗,QIUQuanyi1,LIShoutiao1,2,3,XUYe1,21KeyLaboratoryofUrbanEnvironmentandHealth,InstituteofUrbanEnvironment,ChineseAcademyofSciences,Xiamen361021,China2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049,China3FujianAgricultureandForestryUniversity,Fuzhou350002,ChinaAbstract:Therapiddevelopmentofurbanizationaggravatesthedegradationofecosystem.Howtoreversethedegradationofecosystemandmeettheincreasingdemandforecosystemserviceshasbecomeahotresearchtopic.Tosomeextent,theconstructionofecologicalsecuritypatterncanbalancetherelationshipbetweenurbandevelopmentandeco⁃environmentalprotection,whichisofgreatsignificanceforensuringregionalecologicalsecurityandpromotingecosystemfunction.Inthisstudy,weusedXiamenasanexample,andtheframeworkof ecologicalsourceidentification⁃constructionofecologicalresistancesurface⁃extractionofecologicalcorridors wasadoptedtoconstructtheecologicalsecuritypatternoflandarea.Theassessmentoftheecosystemservicesimportanceandmorphologicalspatialpatternanalysiswerecombinedtoidentifytheecologicalsource.Thismethodtookbothecologicalstructuresandfunctionsintoaccount,makingtheidentifiedecologicalsourcemorecomprehensive.Theecologicalcomprehensiveresistancesurfacewasconstructedbylandusetype,elevationandslope,andcorrectedbyhumansettlementindextoreducetheinfluenceofsubjectiveassignments,identifythedifferenceswithineachlandusetype,andmaketheconstructionofecologicalresistancesurfacemorereasonable.Onthisbasis,theminimumcumulativeresistancemodelwasusedtoextractecologicalcorridors,andthegravitymodelwasusedtoquantifytherelativeimportanceofpotentialecologicalcorridors,andthentoclassifytheimportanceofecologicalcorridors.TheresultsshowedthattheecologicalsafetypatternofXiamencityconsistedof14ecologicalsources,21ecologicalcorridors,15ecologicalnodes,andseveralsteppingstones.Thedistributionofecologicalsourcesmainlyconcentratedinthewestandnorthofthestudyarea,dominatedbywoodlandandgrassland,andthetotalareawas558.64km2.Thelengthoftheecologicalcorridorwereabout159.40km,ofwhich9werekeyecologicalcorridorsand12weregeneralecologicalcorridors,whichhadthecharacteristicsofcloseconnectionbetweeneastandwestandinsufficientconnectioninnorth⁃southdirection.Accordingtothecontributiontotheregionalecologicalsecurity,theecologicalsecuritypatternwasdividedintothreecontrolzonesforhierarchicalcontrol.ComparingthefindingswiththecurrentimplementationplanofXiamen,althoughtheresultsweredifferent,theywererelativelyconsistentoverall,andthemainreasonforthedifferencewasthedifferentresearchdataandmethodsusedinthetwostudies.Therefore,thisstudyconcludedthatthecombinationofecosystemserviceimportanceassessmentwithmorphologicalspatialpatternanalysis,minimumcumulativeresistancemodel,andgravitymodelcouldprovideascientificbasisfortheconstructionofecologicalsecuritypattern.KeyWords:ecologicalsecuritypattern;ecologicalsources;ecologicalresistancesurface;ecologicalcorridor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高强度的人类活动以及不合理的土地利用使得生态系统日益遭受损坏,生态系统退化越来越呈现出大面积㊁成片蔓延的特点[1],既造成了生态系统质量下降㊁水土流失等一系列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威胁了生态安全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2]㊂生态安全格局是以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作为研究区域,针对区域内的生态环境问题,通过识别并保护潜在的生态关键要素,实现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控制和持续改善[3],被视为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4 5]㊂当前,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已成为研究热点㊂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方法具有多元化,最为常见的是由俞孔坚提出的 生态源地识别 阻力面构建 廊道提取 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方式㊂然而,在生态源地识别和阻力面构建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㊂具体表现为:(1)现有研究在生态源地的选取中侧重考虑生境斑块的内在功能属性,对斑块在景观中的空间结构较少关注,忽视了其与周围环境之间的联系[6],个别研究则直接将自然保护区等特定的生态功能区视为生态源地,该方法带有一定的政策性和主观性,缺乏定量分析㊂(2)构建生态阻力面选取的阻力因子大多带有较强的主观性,且同一土地利用类型无差别的赋值方式疏忽了其内部自然属性的差异,也无法体现同一土地利用类型下人类活动有差别的干扰[4]㊂生态源地提取㊁生态阻力面构建作为生态廊道构建的两个重要前提,影响了生态廊道的数量和走向,进而影响了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㊂因此,本研究拟针对上述两个问题,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态源地识别和生态阻力面构建,从而使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更具有合理性㊂厦门市作为经济特区,历经多年高强度的开发建设,围海造地与城市新区发展㊁旧区改造并行,建成区由岛内向岛外逐渐蔓延扩张,导致大量耕地㊁林地㊁湿地㊁滩涂等生态空间转变为城市用地㊂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和城市化发展影响叠加,部分区域生态功能退化,生态安全受到威胁㊂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厦门市已开展了生态修复项目㊂本研究拟优化和完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方法,为厦门市的生态修复工作提供科学依据㊂5822㊀6期㊀㊀㊀李倩瑜㊀等: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㊀6822㊀生㊀态㊀学㊀报㊀㊀㊀44卷㊀1㊀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1.1㊀研究区概况㊀㊀厦门市(24.23ʎ 24.25ʎN㊁117.53ʎ 118.26ʎE)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由思明㊁湖里㊁集美㊁海沧㊁同安和翔安6个行政区组成,陆地总面积1700.61km2(图1)㊂北邻泉州,南接漳州,东临台湾海峡,是闽南 金三角 的中心, 一带一路 的海陆交通枢纽㊂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21ħ左右,年均降雨量为1200mm左右,常年气候温暖,雨热同期,雨量充沛㊂地势西北高㊁东南低,以滨海平原㊁山地和丘陵为主㊂图1㊀厦门市区位图Fig.1㊀LocationoftheXiamen1.2㊀数据来源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包括植被净初级生产力㊁数字高程模型㊁月平均气温㊁月平均降水量㊁土壤质地㊁土地利用数据㊁夜间灯光数据以及归一化植被指数,数据来源详见表1㊂为减小数据误差,保障空间参考的一致性,将坐标统一为GCS_WGS_1984,并将栅格数据重采样为30m的分辨率㊂表1㊀数据来源Table1㊀Datasource数据类型Datatypes数据来源DataaccuracyDatasources数据精度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2001 2020年500m数字高程模型DEM地理空间数据云30m月平均气温Monthlymeantemperature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2001 2020年1km月平均降水Monthlymeanprecipitation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2001 2020年1km土壤质地Soiltexture世界土壤数据库(HWSD)的中国土壤数据集(v1.1)1km土地利用LanduseGlobeLand3030m夜间灯光Nightlight科罗拉多矿业大学https://eogdata.mines.edu/products/vnl/2020年500m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地理空间数据云2020年30m㊀㊀NPP: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etprimaryproductivity;DEM: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elevationmodel;NDVI: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differencevegetationindex2㊀研究方法2.1㊀生态源地识别作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第一环节,生态源地能否准确识别至关重要,直接影响了生态廊道构建和生态修复空间识别的结果[7]㊂本研究拟从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两个方面识别生态源地,提高生态源地识别的准确性㊂2.1.1㊀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所获得的效益,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8]㊂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反映了生态环境的状况,根据研究区特点,选择水源涵养㊁水土保持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这3个生态系统服务作为厦门市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的评价指标,并根据‘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2015)提供的NPP定量指标法进行评价㊂为避免主观赋值导致研究结果有所偏倚,默认3种服务同等重要,即权重一致[9]㊂运用分位数法(Quantiles)进行分级再等权叠加,得到研究区域的生态系统综合服务能力指数,并将其划分为5个等级㊂2.1.2㊀MSPA分析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orphologicalSpatialPatternAnalysis,MSPA)是2007年由Vogt等提出的一种基于数学形态学原理对二值化的栅格图像进行分类的方法[10 11]㊂该方法简单高效,可快速地识别景观类型,且不受研究尺度的限制㊂本研究选取受人类干扰较大的耕地㊁建设用地作为背景,选取林地㊁草地㊁灌木地㊁湿地㊁水体等自然生态要素作为前景㊂基于GuidosToolbox软件,采用默认的八领域分析法进行计算,得到厦门市的7类景观类型,即核心区(core)㊁孤岛(islet)㊁边缘区(edge)㊁孔隙(perforation)㊁桥接区(bridge)㊁环道区(loop)以及支线(branch),进而提取生境斑块最大的核心区作为潜在的生态源地[6]㊂2.1.3㊀生态源地提取将生态系统服务中度及以上重要性区域与潜在的生态源地进行叠加分析,提取面积大于1km2的重叠的核心区斑块作为生态源地㊂进而基于Conefor和ConeforInputsforArcGIS10.x插件对其进行景观连通性计算㊂根据输出结果,斑块重要性指数(thedeltavaluesforprobabilityofconnectivity,dPC)的值越大,说明该斑块对维持较高的景观连通性发挥的作用越大㊂2.2㊀生态阻力面构建物种在生态源地之间的迁移和扩散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土地覆被状态和人类活动的阻扰[12]㊂作为生态廊道能否准确识别的关键,构建生态阻力面模拟生态要素流动和传递的难易程度,对于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至关重要㊂本研究选取土地利用类型㊁高程和坡度这3个影响较大且较常使用的自然因子构建生态综合阻力面,参考相关文献进行分级和赋值[13 14](表2)㊂为弱化主观赋值的影响,以人类居住合成指数(HumanSettlementIndex,HSI)表征人类活动对生态要素流动和传递的干扰,对生态综合阻力面进行修正[15 16](公式1 3)㊂NTLnor=NTL-NTLminNTLmax-NTLmin㊀㊀㊀㊀㊀㊀(1)HSI=1-NDVImax()+NTLnor1-NTLnor()+NDVImaxˑNTLnorˑNDVImax(2)式中,NTL㊁NTLmax㊁NTLmin分别为原始的夜间灯光数据及其最大值和最小值;NTLnor为归一化的夜间灯光数据;NDVImax为归一化植被指数的最大值;HSI为人类居住合成指数㊂Ri=HSIiHSIaˑR(3)式中,Ri为基于人类居住合成指数修正的生态阻力系数;HSIi为栅格i的人类居住合成指数;HSIa为栅格i对7822㊀6期㊀㊀㊀李倩瑜㊀等: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㊀应的景观类型a的平均人类居住合成指数;R为栅格i的景观类型的综合生态阻力系数㊂表2㊀生态阻力系数2.3㊀生态廊道提取2.3.1㊀MCR模型生态廊道作为生态要素在生态源地之间流动和传递的重要途径[17],具有维持生态系统运转㊁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功能[18],也是生态修复中最有可能改善和提高连通性的关键区域[19]㊂生态廊道构建的方法包括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inimumCumulativeResistance,MCR)[20 21]㊁蚁群算法[22]㊁电路理论[23 24]㊁小波变换[25]等㊂其中,MCR模型是俞孔坚在Knaapen等提出的模型的基础上改进得到的[5]㊂相较于其他模型,该模型可更好地模拟和量化物种㊁能量和信息在生态源地之间流动的最小成本路径,已被广为采用[26 27]㊂因此,本研究采用MCR模型,基于ArcGIS提取每一个生态源地的中心点为生态源点,以修正后的生态阻力面为成本,通过成本路径工具,模拟每一个生态源点到其他n-1个生态源点的最小成本路径,构建两两之间的潜在生态廊道,共计C2n条㊂计算方法[17]如公式4:MCR=fminði=mj=nDijˑRi()(4)式中,MCR为物种从生态源地扩散到其他生态源地的最小累积阻力值;Dij为物种从生态源地j到景观单元i的空间距离;Ri为景观单元i对应的生态阻力系数,即前文所述的基于人类居住合成指数修正后的生态阻力系数㊂2.3.2㊀重力模型基于重力模型构建生态源地之间的相互作用矩阵,以此量化潜在生态廊道的相对重要性㊂相互作用力越大说明生态源地之间的联系越紧密,生态要素流动和传递越频繁,生态源地之间的生态廊道重要性等级越高,计算方法[28]如公式5:Gij=L2maxlnSi()lnSj()L2ijPiPj(5)式中,Gij为斑块i和斑块j之间的相互作用力;Pi和Pj分别为斑块i和斑块j的阻力值;Si和Sj分别为斑块i和斑块j的面积;Lij为斑块i和斑块j之间潜在生态廊道的累积阻力值;Lmax为研究区所有潜在生态廊道的最大累积阻力值㊂3㊀结果与分析3.1㊀生态源地识别3.1.1㊀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水源涵养㊁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等级大体上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图2)㊂由这三者8822㊀生㊀态㊀学㊀报㊀㊀㊀44卷㊀等权叠加得到的生态系统综合服务重要性等级也呈现出相同的空间分布特征㊂中度及以上重要区主要位于研究区的西部和北部,面积合计为753.25km2,约占研究区总面积的47.71%㊂中部和南部耕地和建成区较为密集,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生态系统综合服务重要性等级较低,主要为不重要区和轻度重要区,面积分别为406.84km2和418.68km2㊂图2㊀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结果空间分布Fig.2㊀Spatialdistributionofimportanceassessmentresultsofecosystemservices3.1.2㊀MSPA分析基于MSPA分析得到7类生态景观的面积和占比(表3)㊂7类生态景观的总面积约为692.60km2㊂核心区的面积最大,约为635.19km2,占生态景观总面积的91.71%㊂边缘区为核心区的外部边界,是核心区与其外部的非生态景观类型之间的过渡区域;孔隙为核心区与其内部存在的非生态景观类型之间的过渡区域㊂两者分别占生态景观总面积的5.82%和1.45%㊂孤岛零星散布在研究区域中,约占生态景观总面积的0.17%㊂支线㊁桥接区和环道区均具有连通作用,数量越少意味着连通性越差,生态要素流动和传递的阻扰越大,越不利于生物多样性[29]㊂其中,支线作为连通核心区与其他生态景观之间的条带状区域,占生态景观总面积的0.65%,说明生态要素在核心区与其他生态景观之间流动和传递受到较大的阻扰,连通性较差;桥接区是连通各核心区之间的条带状区域,约占生态景观总面积的0.15%;环道区为核心区内物种迁徙的捷径,面积最小,仅为0.33km2,占比为0.05%㊂表4㊀景观类型分类统计由图3可知,核心区在西北部连片聚集,整体性较好,而在其他地区则呈零散分布,破碎化较为严重㊂在9822㊀6期㊀㊀㊀李倩瑜㊀等: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㊀研究区西北部的核心区,虽然面积大且连片分布,但其间也具有多个孔隙,孔隙的范围越大,表明非生态景观类型占据的面积越多,或者意味着核心区生态系统退化的范围扩大,从而使生态要素在流动和传递的过程中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㊂孤岛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物种迁徙的踏脚石,既减小生境斑块之间的成本距离,又可间接提高生境斑块之间的连通性[29 30]㊂例如,位于同安区南部的核心区,其右侧间隔分布着多个孤岛,呈弧形状处于该核心区与其他两个较小的核心区之间,可使生态要素在流动和传递的过程中能够短暂栖息㊂图3㊀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的景观类型空间分布Fig.3㊀Spatialdistributionofthelandscapetypesbasedonmorphologicalspatialpatternanalysis3.1.3㊀生态源地提取基于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和MSPA的分析结果,共有14个面积大于1km2的核心区斑块与中度及以上生态系统综合服务重要性区域重叠,面积合计为558.64km2,约占核心区总面积的87.95%㊂表明多数核心区拥有较好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可为生物生存提供较好的栖息条件㊂因此,选取这14个重叠的核心区斑块作为生态源地(图4)㊂生态源地主要位于研究区西部㊁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涵盖国家级和省级森林公园㊁水源保护区等重要区域㊂中部和南部地区以建设用地和耕地为主,人类活动强度较大,生态源地数量较少且较为分散㊂图4㊀生态源地空间分布Fig.4㊀Spatialdistributionofecologicalsources根据景观连通性分析结果(表5)可知,14个生态源地的斑块重要性(dPC)差距较大,仅有3个生态源地0922㊀生㊀态㊀学㊀报㊀㊀㊀44卷㊀的斑块重要性大于1,分别为10号㊁7号和6号生态源地,其余的11个生态源地的斑块重要性均小于1㊂其中,10号生态源地面积最大,约占14个生态源地总面积的82.71%,其斑块重要性也最大,说明该生态源地对于维持较高的景观连通性发挥了重要作用㊂表5㊀景观连通性计算结果3.2㊀生态阻力面构建由土地利用类型㊁高程和坡度这三个自然环境因子所构建的生态综合阻力面(图5),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异质性㊂东南部人类活动密集的区域阻力系数明显高于西北部,但高阻力系数零星分布在西北部㊂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单因子阻力系数为 两高 或 三高 ,从而使得其综合阻力系数相对于周边地区呈现出较高的趋势㊂经HSI修正后的生态综合阻力面,各土地利用类型内部的阻力系数发生了显著变化㊂高阻力值由西北部转移至中部和南部,且高阻力区域具备一定的规模㊂尤其是湖里区和思明区,因开发建设早城市化水平较高,且受区域面积的限制,人类活动区域高度聚集,对生态要素流动和传递的干扰明显增强㊂图5㊀生态阻力面空间分布Fig.5㊀Spatialdistributionoftheecologicalresistancesurface3.3㊀生态廊道构建通过MCR模型提取研究区潜在的生态廊道㊂剔除重复路径和经过生态源地内部的无效路径,最终得到21条生态廊道,总长度为159.40km㊂其中,生态源地14在地理位置上与其他生态源地存在海域的阻隔,彼此之间未能构筑起生态廊道㊂因本研究的生态阻力系数设置比较大,由此计算得到的各生态源地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也较大(表6)㊂参考相关文献[6],以10为临界值对生态廊道的重要性进行等级划分,大于10的视为关键生态廊道,小于10的则为一般生态廊道,共得到关键生态廊道9条,长度为83.11km,一般生态廊道1922㊀6期㊀㊀㊀李倩瑜㊀等: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㊀12条,长度为76.29km(图6)㊂表6㊀基于重力模型的生态源地相互作用矩阵Table6㊀EcologicalsourcesinteractionmatrixbasedonGravityModel源地Source1234567891011121314166.5019.3143.582.6212.180.843.563.481.161.190.720.60-279.2988.0814.1617.582.274.985.302.841.470.910.77-31365.278.8391.452.1111.6410.462.922.501.471.22-45.063.325.292.053.574.560.850.560.49-541.540.9014.7211.081.511.831.020.82-61.030.731.1736.820.400.280.26-76.0150.251.503.541.701.24-85.291.872.811.381.05-92.060.730.500.45-101.911.130.94-1119.187.34-1231.01-13-图6㊀生态廊道空间分布Fig.6㊀Spatialdistributionofecologicalcorridors结合景观连通性与重力模型分析结果(表5与表6)可知,对景观连通性具有重大贡献的10号和6号生态源地,两者之间距离较远,但相互作用力较大,表明其间的生态廊道是生态要素流动和传递可能性较大的路径,相对重要性较高㊂7号生态源地对景观连通性的贡献程度也较高,与9号生态源地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最大,其次为8号生态源地,与南北方向的生态源地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总体偏弱,表明7号生态源地对景观连通性的贡献主要在于连通东西方向的生态源地,特别是与之距离较远的9号生态源地㊂由此本研究认为,生态源地之间距离越近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的联系更紧密,远距离的生态源地之间也存在频繁的生态要素流动和传递㊂2号㊁3号和4号生态源地面积均较小,斑块重要性(dPC)也较差,特别是4号生态源地,其dPC值几乎为0,但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力较强,表明对景观连通性贡献度不高的生态源地之间生态要素的流动和传递也具有较大的可能性,其生态源地和生态廊道也具有重要的生态保护和修复意义㊂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以往研究根据斑块重要性(dPC)的大小筛选生态源地,可能导致部分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斑块被排除在外,从而影响生态廊道的提取㊂因此,本研究保留斑块重要性较差的生态源地,可使生态安全格局更具有完整性㊂3.4㊀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分区管控基于上述分析可知,研究区共有生态源地14个,面积约占研究区总面积的35.39%,呈现出西北多东南少的分布特征,基本涵盖了多个国家级或省级森林公园㊁水源保护区等㊂其中,西北部连片的生态源地为研究区筑起了天然的生态保护屏障,有利于维护研究区的生态安全㊂研究区的生态廊道共21条,总长为159.40km㊂关键生态廊道和一般生态廊道纵横交错,将各个生态源地串联起来,是研究区生态安全网络至关重要的组成2922㊀生㊀态㊀学㊀报㊀㊀㊀44卷㊀图7㊀生态安全格局分区管控Fig.7㊀Ecologicalsecuritypatternzoningcontrol部分,保障了水源涵养㊁水体保持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功能的发挥㊂叠加MSPA分析结果发现,在不属于生态源地的核心区中,有15个处于生态廊道与生态源地之间㊁生态廊道与生态廊道之间的交汇处,是生态要素流动和传递的重要节点;有23个处于生态廊道的沿线,可与孤岛共同发挥踏脚石的作用㊂基于对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性程度,对生态安全格局进行分区管控(图7)㊂将生态源地划为一级管控区;将关键生态廊道及其沿线的一般核心区和孤岛列为二级管控区,关键生态廊道长度为83.11km,一般核心区面积为11.29km2,孤岛面积为0.16km2;将一般生态廊道及其沿线的一般核心区和孤岛列为三级管控区,一般生态廊道长度为76.29km,一般核心区面积为10.98km2,孤岛面积为0.06km2㊂4㊀讨论本研究基于生态源地识别一阻力面构建一生态廊道构建的基本框架,构建了厦门市的陆域生态安全格局㊂‘厦门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三年行动计划(2020 2022年)“(以下简称‘计划“)中的生态修复项目分布图也是在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基础上进行识别的㊂何子张等对‘计划“所采用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方法和结果进行了介绍[31]㊂通过对比可知本研究与‘计划“所识别的生态源地较为一致,但也存在些许不同:(1)‘计划“所识别的生态源地面积明显大于本研究的识别结果,特别是西北部的生态源地,‘计划“的识别结果范围更广,斑块整体性更好㊂主要原因在于‘计划“所采用的基础数据为 三调 数据,数据更加真实可信㊂此外,‘计划“将耕地纳为生态源地,而本研究则将耕地视为背景未进行分析㊂前景分析的目的在于识别出适宜生物栖息和活动的区域,多数学者在进行前景分析时也大多选择生态功能较好且受人类影响较小的自然景观[32 33],耕地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一般不作考虑㊂(2)‘计划“兼顾了陆域和海域,本研究因数据获取有限,且海域与陆域评价方法不同,因此未考虑海域范围㊂(3)‘计划“将风景名胜区㊁自然保护区㊁生态红线区等直接识别为生态源地,而根据本研究的分析,鼓浪屿不属于生态系统服务中度及以上重要区域,因此未列为生态源地㊂在生态阻力面构建过程中,‘计划“所构建的生态阻力面同一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阻力系数较为均等㊂本研究为进一步识别同一土地利用类型各生态阻力系数的差异,以HSI修正生态阻力面㊂相比单一使用夜间灯光数据进行修正,HSI综合考虑了夜间灯光数据和NDVI数据,可弥补夜间灯光指数过度饱和的缺陷,更能精细地刻画人类活动干扰强度的空间分布特征,修正效果更好[34 35]㊂因生态源地和生态阻力面有所差异,从而导致本研究和‘计划“基于MCR模型构建的生态廊道也有所不同,但生态廊道的走向大致相同,且本研究所识别的生态廊道既包含了‘计划“基于MCR模型所构建的潜在生态廊道,也包括部分山脊廊道,说明本研究所构建的生态廊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㊂本研究虽然构建了生态廊道,但因各生态要素对生态廊道的宽度要求不同,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划定标准㊂因此,本研究未对生态廊道的宽度做进一步分析,今后将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究㊂厦门市作为一个滨海城市,海域也占据一定的面积,本研究仅考虑陆域生态安全格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后将统筹考虑陆域和海域,更加全面地构建全域的生态安全格局㊂5㊀结论本研究采用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和MSPA分析识别生态源地,兼顾了生态功能和结构,定量分析的3922㊀6期㊀㊀㊀李倩瑜㊀等: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㊀。
全球视野下的城市防灾减灾规划与实践案例分析

全球视野下的城市防灾减灾规划与实践案例分析城市防灾减灾规划与实践是一个全球议题,各国都在积极采取措施来应对日益严重的灾害风险。
本文将以全球视野为基础,分析几个不同国家的城市防灾减灾规划与实践案例,以及它们的成效和经验教训。
一、日本—东京地震防灾减灾规划日本是全球地震最为频繁的国家之一,特别是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的东京地区。
东京作为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必须制定全面有效的防灾减灾规划。
东京地震防灾减灾规划的核心思想是“减轻破坏、保护生命”,其重点包括建筑物韧性改造、地下铁道的震后功能恢复、公共救灾设施建设等。
东京市政府还制定了详细的疏散计划,包括疏散路线、避难场所的选择和管理等。
实践中,东京市政府通过加强建筑物的防震能力,提高了市民的生命安全保障。
此外,东京还投入大量资金来改善地下铁道系统的抗震能力,以便在地震后尽快恢复运营。
这些举措为东京市的减灾工作带来了显著成效。
二、美国—纽约城市洪水防灾减灾规划纽约是美国的第一大城市,也面临着来自海洋的洪水风险。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纽约遭受了多次严重的飓风和超强风暴的袭击,因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洪水防灾减灾措施。
纽约城市洪水防灾减灾规划的主要特点是“建筑物保护、沿海建设”,重点包括抗风险建筑物的建设、城市排水系统的改善、海岸线的维护和加固等。
此外,纽约城市政府还促进了市民的自我救援能力,开展了广泛的公众教育和培训。
通过这些努力,纽约市成功减少了来自洪水的损失。
例如,在2012年飓风“桑迪”袭击期间,纽约市的抗击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相较于1980年代的类似情况,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大大减少。
三、中国—广州台风防灾减灾规划作为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之一,广州经常受到台风的威胁。
因此,广州市政府致力于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防灾减灾规划,以应对台风带来的灾害风险。
广州台风防灾减灾规划的关键点是“防御、疏散、救援”,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抗台风能力的提升、疏散路径的规划和修建、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系统的建设等。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以厦门市为例

21 00年 3月
第 9卷 第 1 期
河北科技师范学 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H bi om l n es yo c ne& T cnl y Sca S i cs e e N r a U i rt f i c v i S e eh oo ( oil c ne . .1 1 9 No
基于多源数据的厦门市地震灾害风险评估

基于多源数据的厦门市地震灾害风险评估作者:付泽钰翟国方来源:《地震研究》2020年第03期摘要:引入遥感影像图反演建筑易损性方法,基于多源数据,构建城市地震风险精准快速评估指标体系,并以厦门市93个社区单元为例进行了实证评估,计算厦门市不同社区的承载体易损性,同时结合区域响应能力分析厦门市地震灾害风险的空间分布特征。
结果表明,构建的评估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多源数据;厦门0 引言地震突发性强、损伤性大,是对人类社会威胁性最高的自然灾害之一(聂高众等,2002;李宏,2010;李曼等,2015)。
1991年美国率先在加州地区开展了地震风险评估([美]应用技术委员会,1991),随后法国和其它一些国家也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开展了地震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研究工作(汤爱平等,1999;Peek-Asa et al,2000)。
国内学者在研究城市地震风险评估方面,主要关注历史灾情分析(刁守中等,2019;刘静伟等,2014)、生命线系统(金书淼,2014;孙路,2015)、人员伤亡(何萍,俞岗,2019;孙桂臣,2013)等。
李波等(2019)基于层次分析法,对西安和咸阳两座城市地震风险进行了对比分析;何晓红等(2017)运用模糊评价法选取6个要素得出耿马县城的地震模糊风险值;曲国胜(2004)探测了福建4个城市的活断层和场地环境,结合震害预测信息管理与辅助决策系统判断市区内地震灾害风险区等级;袁海红等(2016)以500 m×500 m的格网尺度,对比分析北京市海淀区的昼夜地震风险高值区域。
现有文献中以单个城市尺度展开的地震风险研究较少,多数评估都避开了地震风险的核心评估因子——建筑易损性,现有的研究也多偏向于建筑群的单因子评估(马天恩,2016),这主要是由于现有的建筑相关基础资料少,开展实地调研难度大,而夜间灯光数据可以帮助解决此类问题。
夜间灯光数据通过卫星在夜间检测城镇中的各类光源,排除云雾、光溢、饱和等影响后,能够帮助研究人口(杨洋,梅洁,2019)或灾害(Tuttle,2007;张小咏等,2018)的空间活动特征,在经济发展(王昀,陶建斌,2019)、城市化及城市群研究(刘修岩等,2017;路春燕等,2019)、建设用地提取方面(苏泳娴等,2015;李翔等,2019)有着广泛应用。
城市风暴潮灾害快速评估的模糊决策方法——以厦门市为例

致灾 因子 、孕 灾 环 境 和 承 灾 体 中提 取 出 灾 害 风 险
收稿 日期 :2 1 —0 —21 00 9
基 金 项 目: 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 目( 0 9 5 1 );上海 市科 委重大项 目( 8 z24 0 ) 2 0 00 4 0 d10 8 2 ;上海海洋大 学人文社科项 目( A一
01 2 1—0 8—0 3 3 5)
作 者 简 介 : 肖启华( 9 6一) 17 ,女 ,汉族 ,湖南汉寿人 ,讲师 ,硕士 ,主用从事应用数学研究.Ema :q x o so. d .n — i hi @ h u eu c l a
7 8
灾
害
学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2 6卷
的辨识因子( 指标体系 ) ,依照这些灾害风险要素 , 结合受灾 区实际情 况,可将灾 害划分 为若干个等 级 ( 1 。 表 )
交 通 设 施
1 风 暴 潮灾 害综 合 评 估 体 系
1 1 风 暴 潮灾 害评估 承灾体 指标 体 系 .
通 讯 与 信 息 设 施
图 1 风暴潮灾害评估承灾体指标体系
风 暴潮 灾 害 评 估 既要 分 析 反 映 灾 害 灾 情 的 自 然 特征 ,又 要 分 析 描 述 承 灾 体 状 况 的 灾 害 社 会 特
第2 6卷第 2期
2 1 年 4月 01
灾
害
学
V0_ 6 N . l2 o 2 Ap . 01 r2 1
J OURNAL OF CAT TROP AS HOL OGY
城 市风 暴 潮 灾 害快 速 评估 的模 糊 决 策方 法
— —
以厦 门 市 为例
城市防灾减灾能力的评估与提升的路径与方法

城市防灾减灾能力的评估与提升的路径与方法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区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灾害威胁。
这些灾害不仅会给城市的基础设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破坏,还会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因此,评估城市的防灾减灾能力,并探索有效的提升路径与方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要评估城市的防灾减灾能力,首先需要明确评估的指标体系。
这一体系应当涵盖灾害风险的识别与评估、防灾减灾规划与政策、应急救援体系、基础设施的抗灾能力、公众的防灾意识与应急技能等多个方面。
灾害风险的识别与评估是防灾减灾的基础。
我们需要了解城市可能面临的各类灾害,如地震、洪水、台风、火灾等,并对其发生的可能性、频率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进行科学评估。
这就需要收集大量的历史数据、地理信息、气象资料等,运用先进的风险评估模型和方法,为后续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依据。
防灾减灾规划与政策的合理性和完善性也是评估的重要内容。
城市是否制定了全面、科学的防灾减灾规划,是否有明确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这些都直接影响到防灾减灾工作的成效。
例如,规划中是否合理划分了避难场所,是否制定了针对不同灾害的应急预案,政策是否鼓励企业和居民参与防灾减灾等。
应急救援体系的健全与否是衡量城市防灾减灾能力的关键。
这包括应急指挥机构的效率、救援队伍的专业水平和装备配备、物资储备的充足性等。
一个高效的应急指挥机构能够在灾害发生时迅速做出决策,协调各方力量进行救援;专业的救援队伍和充足的物资储备则能够确保救援工作的顺利进行。
基础设施的抗灾能力同样不容忽视。
城市的道路、桥梁、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在灾害中的稳定性和恢复能力,直接关系到城市的正常运转。
例如,建筑物是否按照抗震标准设计建造,排水系统是否能够应对暴雨洪水的冲击,电力通信设施是否具备备用电源和应急通信手段等。
公众的防灾意识与应急技能是防灾减灾的重要软实力。
城市居民是否了解常见灾害的应对方法,是否能够在灾害发生时迅速采取正确的自救互救措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灾害造成的损失程度。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社会公平视角下的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空间评价——以厦门市为例蒋宇阳,周玉璇,曹若宇,陈颖,江璇,王苑摘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语境下,城市防灾避险功能设施作为综合防灾体系的重要一环,其评价指标体系需要实现从“地域平等”到“社会平等”的转向。
基于对社会公平涵义的国内外归纳和解析,选取处于城市灾害高发区的厦门市作为实践案例,构建了包涵城市总体评价和空间差异性评价双重切入点、空间服务水平和社会公平绩效两大构面的防灾避险功能评价体系,进一步引介经济学领域的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采用区位熵分析方法以定量社会公平绩效,通过防灾避险功能评价体系分析其城市防灾避险设施的空间格局和现实问题。
研究发现,城市防灾避险功能存在空间失配困境,需要保障全体城市居民的平等生存权,针对现实困境提出策略建议,以期为政府的决策思路提供借鉴。
关键词:空间评价,防灾避险,社会公平,厦门市0引言城市作为最复杂的生态系统类型之一,容易受到各种城市灾害的侵袭[1,2]。
城市灾害基于灾害来源的不同可以分为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3,4],给城市造成了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发展中国家对重大和经常性灾害的承受能力较差,近年来我国各类重大灾害频发,城市防灾减灾成为中国乃至国际减灾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5]。
而在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的研究方面,欧美国家更注重城市综合防灾体系及设施的规划与建设[6-8],如提高防灾基础设施、防灾建设工程的建设标准和实施评估要求,以减少各类城市灾害对人员安全的威胁和财产损失;而日本的防灾避险建设聚焦于防灾公园,认为公园绿地的避灾作用十分显著,并着眼于防灾避险规划中城市公园绿地系统的建设[9-10]。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国内对于城市灾害的认识日益加深,防灾避险规划的研究关注度迅速提升。
目前,国内关于防灾避险功能的研究主要从指标体系视角切入,讨论了灾害危险性指标、易损性指标、承载能力指标等[3,11-14],指标体系的构建趋于成熟。
在避灾主体上,学者围绕城市公园、公共绿地、广场绿地、科教机构的防灾能力展开探讨[4,15]。
然而,既有研究的指标体系仍然没有脱离工具理性,缺乏在“以人为本”的社会公平视角下,将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的分配格局和城市居民相结合,对于城市居民是否平等拥有防灾避险要素,尚无客观方法加以研判。
因此本文将以厦门市为例,进一步探讨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的社会公平绩效评价。
1社会公平研究概述社会公平正义是19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的核心议题(J.Rawls, 1971)[16],其内涵在于每个人应当享有平等的基本权利(J.Rawls,2001)[17]。
在现代公平体系中,中国与西方对公平的认识有共识也有差别[18],西方基于自由市场传统下的古典自由主义公平理论,认为个人的自由选择权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而且个人通过共同规则争取财富的自由必然导致社会不平等,也即强调通过法律制定规则来保证程序公平和机会公平,而反对任何结果公平;在中国,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公平包含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要保证公民平等地享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现全民城市安全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构面。
然而现有的研究主要围绕防灾避险设施的“地域平等”的研究,即强调防灾避险设施的分布和覆盖范围应是全面而均质的,消除地域之间的水平差异[19];本文的研究转向“社会平等”,防灾避险设施分布与居住人口分布之间的空间匹配(spatial match)程度,进行实证研究并提出改进策略。
2研究方法2.1时空范围考虑到数据的权威性,笔者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时间节点2010年为时间断面。
本文的研究范围囊括厦门市市域,并以街道/镇和行政区两个层级作为空间分析单元。
厦门市的代表性在于其位于中国九个一级自然致灾因子区之一的沿海区[20],灾害发生频率高、灾损期望值高,防灾避险设施的格局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2.2数据来源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居住人口的分布状况,数据来自2010年六普的常住人口数据,并依街道面积测算常住人口密度。
二是防灾避难设施的空间分布,数据主要参考《厦门市总体规划(2011—2030年)》版的现状设施分布情况。
2.3分析方法本文的分析主要涵盖空间服务评价和社会绩效评价两方面。
空间服务评价上,采用层次分析法,依据空间距离递减规律对不同种类的防灾避险设施赋予不同的分值和权重,并借助ArcGIS的地理处理分析,测度防灾避险设施空间服务水平的差异;社会绩效评价上,援引经济学中的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的分析方法,评价防灾避险设施的总体社会绩效,而空间格局的分配差异则使用区位熵方法进行分析。
3防灾避险功能的空间评价体系3.1防灾避险设施的种类和服务范围本文在既有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基础上,将防灾避险设施分为四类:医院、绿地、学校、体育馆。
居民与防灾避险设施的距离将深度影响设施的功效,设施对居民的吸引力呈现随距离增加而递减的规律,因此需要对防灾避难设施的服务半径进行分级评价。
由于灾害发生时的逃生方式以步行为主,故以步行指数来划定防灾避险功能的服务范围。
根据相关资料可知,人的步行速度约为4.8km/h[21],最佳的逃生距离约为500m[7],划定防灾避险功能的服务范围分级点为10min、15min、20min的距离,分别为500m、900m、1200m、1500m。
本文确定防灾避险功能服务半径的等级划分范围分别是500m以内、500-900m、900m-1200m、1200m-500m,评价分值依次递减,当距离超过1500时,认为已经成为防灾避险设施的服务盲区(表1)。
表1不同服务半径的等级划分评价标准服务半径(m)小于500500—900900—12001200—1500大于1500评价标准1074103.2防灾避险设施的重要性评价防灾避险设施的重要性,因其规模面积、可达性、公共性的差异而导致紧急疏散的功效不同。
因此采用层次分析法,对不同类型的防灾避险设施进行重要性评价(图1),赋予各类设施差异性的权重。
3.3防灾避险设施的评价体系本文对防灾避险设施进行两个方面评价:总体评价和空间格局差异性评价,每方面分为空间服务水平评价和社会公平绩效评价两个维度。
空间服务水平的评价指标为覆盖率、平均得分和扇区面积,社会公平绩效在总体评价方面的评价指标是基尼系数,在空间差异性方面是区位熵(图2)。
通过分析防灾避嫌设施的空间分布与人口分布的匹配度,判断防灾避险设施的分配格局是否符合社会公平的理念。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4防灾避险功能的总体评价对防灾避险设施依据服务半径范围进行空间分析,得到厦门市防灾避险设施服务水平分布图。
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的详细分析,求解防灾避险设施的覆盖面积、盲区面积,以及在空间上的平均得分,对厦门市防灾避险功能的总体情况进行定性评价。
对于防灾避险设施的有效服务面积,既有研究多采用ArcGIS软件中的空间距离可达性分析法,实现的技术路径有缓冲区计算法和网络路径分析法两种。
缓冲区计算法是定位设施点(面)位置,向外圈层扩散的方法。
网络路径分析法可以避免此类误差,但其要求绘制城图1社会公平视角下的防灾避险设施评价方法及体系图2防灾避险设施权重分配市路网的矢量数据,在相关资料不全面的情况下,网络路径分析法难以普遍应用,故本文使用缓冲区分析法计算防灾避险设施的有效服务面积。
评价的计算公式是:其中:为评价得分;为医院设施得分;为绿地设施得分;为学校设施得分;为体育场设施得分。
4.1空间服务评价应用ArcGIS 中的缓冲区分析与叠加分析,绘制厦门市防灾避险设施的空间服务水平图。
首先,依据防灾避险设施的等级划分评价标准,以等级服务范围为缓冲距离,得到防灾避险设施在空间上的服务范围,并赋予评价分值。
下一步,根据防灾避险设施的权重分配,对不同类型设施的缓冲区进行叠加计算,得出各个区域的防灾避险功能评价分值,并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如图所示(图3)。
4.1.1盲区面积厦门市防灾避险设施的服务覆盖率仅为47.87%,盲区比率高达52.13%,防灾避险设施的总体服务覆盖较弱。
覆盖率较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厦门市将规划区扩大为市域范围,市域内有大片的非建设用地几乎无人居住,并没有设置防灾避险设施的必要。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将防灾避险设施分布与常住人口分布相结合进行分析的必要性,单从空间覆盖范围并不能说明其社会服务水平。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图4厦门市防灾避难设施的空间服务水平图3厦门市防灾避险设施评价得分面积统计4.1.2平均得分厦门市防灾避险设施评价的平均得分为1.93分(满分10分),评分值总体较低,这与大面积的盲区拉低了平均值有很大的关系(图4),由各个分值的评价面积统计图来看,防灾避险设施的主要覆盖区域中,得分为5分的区域面积最大,得分为4分和6分的区域其次,这说明厦门市防灾避险设施集聚情况不显著,呈现均质散落的特征。
4.2社会公平绩效评价本文援引经济学领域的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来评价防灾避险设施的社会公平绩效(A. Delbose,G.Currie,2011)[22]。
洛伦兹曲线是由美国统计学家M.O.洛伦兹提出的(Max Otto Lorenz,1907),以“最贫穷的人口开始,计算一直到资源占有最多者的人口百分比占各个人口百分比的点组成的曲线,用以分析国家的财富公平程度,并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比较。
基尼系数是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根据洛伦兹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Albert Otto Hirchman,1943)。
基尼系数的下限值是0,代表者收入分配完全平等;下限值是1,代表着收入分配完全不平等。
4.2.1洛伦兹曲线将厦门市防灾避险设施的空间服务水平与人口密度相耦合,将每个区域的人口数量与其所在区域的防灾避险设施评价值相乘,计算得出这部分人口享有的防灾避险设施资源。
将资源由低到高进行排序,将居民数量以每10%为一个划分区间,计算各区间内的居民享有防灾避险设施资源的比例(表2),依照洛伦兹曲线的分析方法累加,得到可视化的防灾避险设施与人口分配的洛伦兹曲线图(图5)。
表2居民享有防灾避险设施资源比例累积表常住人口防灾避险设施资100202308402150286039705180659084100100图5厦门市防灾避险资源分配的洛伦兹曲线图资料来源:笔者自绘洛伦兹曲线图的分析揭示了防灾避险设施的资源分布与居住人口的分布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失配现象,前50%的人口只拥有28%的防灾避险设施资源,而享有资源最高的20%的居住人口匹配了35%的防灾避险设施资源。
部分居住人口存在严重的防灾避险资源极端失配的现象,享有防灾避险设施最少的前10%人口竟然未分配到任何防灾避险设施,前20%的人口只享有2%的防灾避险设施,前30%的人口仅享有8%的防灾避险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