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_简爱_中的性别意识形态_陈姝波

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论《简爱》中的性别意识形态陈姝波内容提要:《简爱》是英国维多利亚社会初期描写新型性别意识形态的经典文本,而特里·伊格尔顿在研究该文本内部的意识形态结构时忽视了其中的“性别”因素,导致狭隘的诠释。

本文主要论证《简爱》中女主人公模糊、矛盾的性别意识形态,以及她对父权意识形态既挑战颠覆又妥协迎合的双重态度,并说明这种价值观的模糊性恰好反映了社会转型期资产阶级知识女性正在萌发的“情感结构”。

关键词:夏洛蒂·勃朗特　《简爱》　性别意识形态夏洛蒂·勃朗特的自传性小说《简爱》以英国维多利亚初期的社会为背景,讲述了一位平凡的孤女为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与主流社会规范顽强抗争,最后实现自己理想的故事。

因为涉及女性的叛逆以及性别关系问题,它成为描述当时新型性别意识形态的经典文本。

多少年以来,该小说不断受到关注,而其中的女主人公简爱这个形象也随之不断地在人们心里“复活”着。

作为一个社会转型期的文学典型,她丰富的内心世界,包括矛盾的性格一向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但由于研究立场和视角的局限,他们的研究往往存在片面性。

例如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 ag leto n)在他研究勃朗特姐妹的专著《权力的神话》(Myths of Power)一书中,指出夏洛蒂的作品存在一种固有的、两套模糊并内部分裂的价值观之间的斗争,即女主人公一方面表现出理性、冷静、自我奋斗精神、激进的反抗和叛逆;另一方面则过于虔诚、服从、保守,它们中的任何一对可相互替代或“转换”。

伊氏认为价值观的“模糊性”可以解释主宰夏洛蒂作品的两大阶级(地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既对峙又联盟的关系。

①伊氏虽然准确地揭示出勃朗特作品内部的意识形态特征,但是他在探讨文本意识形态结构、角色及其人物关系时,只将阶级作为关注的焦点,忽视了其他诸如种族、性别等因素。

而我们知道性别在夏洛蒂·勃朗特作品中(特别是《简爱》中)是一个非常重要、地位不亚于“阶级”的因素,无视或忽视性别因素,势必造成诠释的局限。

本文试图在历史的语境中,论证女主人公简爱模糊的性别意识形态,以及对主流父权意识形态模糊的态度,阐明这种意识和行动上的模糊性恰好反映了英国社会转型期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

一英国的维多利亚初期是一个社会动荡、新旧价值观交锋和磨合的时期,夏洛蒂捕捉住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内部的紧张、不安和骚动,并将它们融入了她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

在《简爱》中,她特别以女性的视角,细腻地刻画出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在社会变迁时刻思想和情感的律动。

而特里·伊格尔顿在诠释简爱时,几乎对她作了“去性别”(desex)处理,只单纯把她看作一个追求自我奋斗的新生资产阶级代表,这显然遗漏了作品所蕴含的“性别意识”。

实际上,从社会场景的营造,到人物角色和人物关系的刻画,《简爱》可说是一个展现特定时代人物性别关系和早期女性主义意识的典型文本。

书中的男性形象,无论是里德家的“小主人”约翰·里德、慈善学校校长布洛论《简爱》中的性别意识形态克尔·赫斯特、桑菲尔德庄园的主人罗彻斯特,还是传教士圣约翰,无一不是父权的化身。

小说讲述的就是女主人公简爱如何在这些充满敌意的“社会大厦”里与命运抗争的故事,而这抗争又非一个简单的“叛逆”所能概括。

它既有激进的反抗,又有无意识的迎合。

简爱首先是以叛逆者的形象走进读者的视野的。

在盖兹海德,也许是“孤儿”的身份使简爱从小免于家庭的管束,养成了她追求独立、崇尚自我的天性,可是她偏偏在舅妈家遭遇了由自己的贫穷和性别带来的歧视和虐待。

虽然家里的男主人已去世,但年幼的表兄、家里唯一的男性约翰·里德已登上家长的宝座。

他虽乳臭未干,却早已熟谙父权制法律关于儿子继承家产的规定,耀武扬威地宣称:“家是我的,或者过几年就是我的了”,②无情地排斥简爱这个寄人篱下的“外人”。

幼小的简爱表现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她非但拒绝喊他为“里德主人”,反而骂他是“杀人犯”和“暴君”;在遭到他的毒打时,还敢还手与他对打。

势单力薄的简爱最后被囚禁在一间冰冷恐怖的红房子里,但依然想着“以逃跑、绝食或发疯”来抗议这不公平的世道。

简爱还敢对抗以恩人自居、却为儿子撑腰的舅妈,揭露她的虚伪和狠毒。

总之,幼小的简爱充满了对人压迫人的等级制社会的强烈不满,并倔强地捍卫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简爱的性别意识和反抗精神集中地体现在她与罗彻斯特的关系中。

罗彻斯特是桑菲尔德庄园的主人,他成熟老练并且家产万贯,而简爱是他雇佣的家庭教师,孤苦无依又涉世初浅。

按照世俗的眼光,这是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情缘,但是他们彼此吸引、相爱。

特别是我们的女主人公不顾世俗的障碍和偏见,将自己对平等的追求溶于爱情的表白中。

罗彻斯特也认同简爱的平等思想,但作为一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他并没有真正把简爱看成独立的个体。

他凭着自己的地位以及财力和阅历上的优势,企图操纵和支配简爱。

特别当简爱答应嫁给他后,罗彻斯特对她百般宠爱,却无意识间摆出了主子的姿态。

他挥金如土,为简爱购置绫罗绸缎,金银珠宝,这使得敏感自尊的简爱觉得自己象个被苏丹王恩宠的奴隶,“一种烦恼和堕落的感觉烧得我双颊发烫。

”而当罗彻斯特暗示要用金链子拴住她时,简爱更是坐立不安。

她反对罗彻斯特称自己为“天使”,也讨厌自己被他“打扮成一个玩偶”。

当自己被戏称为“罗彻斯特夫人”时,简爱更是感到一种“恐慌”;为保持人格的独立,她还声明自己在婚前仍以教书为生,自食其力。

简爱的这些“反应”充分表明她自觉的自我意识。

当罗彻斯特与巴莎的婚姻真相被揭穿后,成婚受挫的简爱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听从罗彻斯特对自己命运的“安排”,做他的情妇,还是自爱自强,做自己的主人?虽万般缠绵,但理智告诉她,如果此时屈从对方的意志,那么自己也迟早会重蹈巴莎或他众多情人的覆辙。

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使简爱选择了后者。

她宁愿在一个穷乡僻壤当一名“自由和正直的乡村女教师”也不愿苟且偷安作别人的附庸。

简爱的选择再次证明,简爱不仅具有较自觉的自我意识,还勇于挑战社会等级制规范,保持和维护自己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

难怪乔伊斯·卡·欧茨(Joyce Carol Oa ts)在为小说第三版所作的“介绍”中指出:在1847年《简爱》出版之前,英国文学中虽不乏叛逆女性的形象,但象简爱那样卑微、平凡、孤苦无依的“弱势”女性如此自觉地对抗强大的父权社会,算是空前的。

③然而,尽管简爱具有比较自觉的自我意识,甚至不乏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 oolf)所说的“女性主义思想的迸发”④对广大女性群体受压迫命运的同情和思考,但是她毕竟是父权文化的产儿,无法逃避主流性别意识对她的影响。

她在一面积极地呼唤平等、争取自主身份的同时,不时地暴露出自己传统守旧的另一面。

首先简爱对男性的审美评判和价值取向体现出传统的依附心理。

我们知道,罗彻斯特吸引简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爱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他的“阳刚”。

在简爱的眼里,罗彻斯特无疑是经典的男子汉“版本”:“粗粗的浓眉”、“方方的额头”、“粗犷的五官”以及“坚定严厉的嘴”“虽不算美,但它们充满了一种兴趣,一种影响,把我完全征服了。

”在他受伤残疾后,罗彻斯特非但“雄风”不减,反而更显男子汉的“威力”:他“肤色棕褐”,“毛发蓬松”,“已蜕变成了一头狮子”。

对简爱来说,罗彻斯特粗犷的阳刚之美比圣约翰精致的古典式美更具魅力,他的阳刚强胜正好反衬自己的柔弱娇小。

对男子汉外表的迷恋正好说明我们的女主人公内心渴望被呵护的弱者心理。

征服简爱的不仅仅是罗彻斯特外表的阳刚,还有他内在的“强悍”。

我们的女主人公对罗彻斯特的专横、傲慢和粗鲁似乎没有抵触情绪,因为“他对我的深情厚谊抵消了对其他人的严厉”;她甚至爱屋及乌,认为“他的阴郁、粗鲁,和以前道德上的过错”“来源于残酷的命运…他生来就有更好的志向、更高的原则,更纯洁的趣味。

”总之,简爱对“未婚夫”的敬仰和崇拜之情溢于言表:“罗彻斯特对于我不止是整个世界”,“几乎是我进天堂的希望”,“我把他作为我的偶像”。

在他们的恋爱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这位一向衣着朴素的家庭女教师突然欣欣然“为悦己者容”,还深切体会到她“经营”爱情的那份“小心”和“苦心”。

而令人悲哀的是我们没能在“我”的叙述口气中,读到她的一丝委屈或无奈,倒反而“分享”了她对自己“情场高招”的一种抑制不住的得意和骄傲:“我懂得一会儿惹恼他一会儿安慰他的乐趣;这是最使我高兴的,而且我总是有一种可靠的本能来阻止我做得过分;我从来没敢越过激怒的界限。

在最远的边缘我很喜欢试试我的技巧。

”这种从属与迁就男性的潜意识还表现在订婚后简爱产生的“不安全感”上。

本该陶醉在幸福中的“准新娘”一方面担忧自己将来在婚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担心对方是否会对自己怀有长久的热情。

如果说第一种担忧还反映出她清醒的自我意识,值得同情的话,那么第二种“不安全感”则完全源自于她的依附心理。

难怪她只好再使“高招”“折磨”罗彻斯特了,因为她明白,“绵羊般的驯服,斑鸠般的敏感,一方面会更加怂恿他的专制,一方面却还不可能象现在这样迎合他的判断,满足他的理智,甚至适合他的趣味”。

这里,虽然从表面上看,简爱似乎“操纵”着对方的情绪,扮演主动、支配的角色,实际上恰恰说明她在两性关系中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

由于简爱潜意识中对男性的崇拜,她的反抗和叛逆精神在小说的后半部更是大打折扣。

昔日愤世嫉俗,敢爱敢恨的斗争锋芒日渐减弱,显示出迎合妥协的趋势,如她与传教士堂兄的关系。

在作者的笔下,堂兄里弗斯是狂热的基督徒、“一个纯粹的社会正统意识的形象”⑤。

他与罗彻斯特虽志趣不同,但同样是一个独断专横的大男子主义者,企图摧毁简爱的自我。

简爱尽管对他古怪的性格不敢恭维,但在他面前可谓诚惶诚恐,不由自主地处在他的“威力”下:“他渐渐对我有了一种影响,使我失去了心灵的自由;…我陷到一种使人感到冰冷的魔力之下”。

当圣约翰威逼简爱与自己结婚,以实现个人自私的传教目的时,简爱显得优柔寡断、顾虑重重。

在他献身宗教的力量的感化下,她的自我防线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差点成为圣约翰宗教和父权的俘虏。

虽然简爱最后挣脱了他的控制,但此刻的简爱已不再是一个为追求幸福和自我实现而义无反顾的人,她正在变成一个服从者,一个可以被父权和宗教左右的人。

小说在接近尾声时,发生了一系列令读者意想不到的事变:简爱时来运转,不仅找到了亲戚,还意外地继承到一大笔遗产;而罗彻斯特则惨遭厄运:他的疯妻子巴莎烧毁了桑菲尔德并葬身火海,罗彻斯特一夜间不仅家产化为乌有,自己还在火灾中身受重伤,双目失明。

这种巧合从现实主义的叙事原则看是有悖于“可能性”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