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的原因探析
聊聊皖南事变（18）：中央对皖南事变做出决议：由于项、袁领导错误导致
聊聊皖南事变（18）：中央对皖南事变做出决议：由于项、袁领导错误导致发生在皖南的悲剧结束了，但它的影响还在继续。
194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
在决定中，中央明确指出“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并回顾他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的演说，是“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
对他在统一战线上的理解，定性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措辞严厉地指责他“所领导的政治工作，也是失去党的独立性，引导新四军去适合国民党要求的。
”并且“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今始证明依然未改。
”对于皖南事变的失败，也在决定中指出是“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导致的，是“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甚至提出“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具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
”并且也对项英“压制干部积极性的家长制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决定最后要求“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并“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
但为了避免给国民党以口实，也要求“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
中共中央对于历史问题的定性向来持极为谨慎的态度，有些问题要拖上数年、十数年才会形成决议，特别重大、特别复杂的问题甚至干脆不作决议。
而对皖南事变，却是在叶挺、项英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就直接做出了决定，将整个事变定性为项、袁的错误导致的，并在没有任何佐证的情况下，竟然提到了对“内奸阴谋”的怀疑，这是极为罕见的情况。
但也由此可见中央领导集体对项英以往作法的极度不满，和对造成今日之后果的极端愤慨。
在做出了对事件的决议之后，中共中央还面临着事件引发的更为棘手的问题：与国民党的合作是否还能继续。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激烈的，尤其是蒋介石声称已于12、13日向顾祝同下达了解围的命令，并且表示他还可以再下一令给顾祝同，但实际上皖南的国民党并未停止作战和对突围者的围剿。
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
1940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皖南新四军部队转移到长江以北地区，以局部的让步来争取中间派的同情，缓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势，使自己站在有利的位置，迎接国民党顽固派发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中共中央在给项英等人的指示中，只是从原则上和大的方向上对皖南新四军的北移作了规定，至于新四军是从繁昌、铜陵间渡江到无为地区，或先移苏南，再移苏北，都没有指定具体的北移路线，为的是给皖南新四军的领导人以自主权和临机处置权，以便他们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和敌情变化决定部队的行止。
新四军具体领导体制上的缺陷始终不能消弥项、叶矛盾。叶挺是新四军军长，理应负责新四军的军事工作，项英是副军长，协助军长工作。但军长叶挺不是共产党员，副军长项英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主席。按组织和秘密原则，党的会议叶不能参加，党的指示和文件叶无权阅读；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叶挺应在副军长项英的指示下工作，上级指示也由项英口头传达。由于叶是非党员，不能参加党的会议和军分会会议，因此在研究新四军工作中有种种不方便，也不能及时参加军中事务的处理。
为什么皖南新四军迟迟不肯执行北渡计划？为什么在不得已东进北渡时又向南出发？而且还带着新四军的全部家当，背负沉重的负担。从《皖南事变》书中对项英人物的细致描写塑造中，了解了项英的思想深处存在的极阴秘的个人想法，正如任何伟大人物者有自己的思想上和性格上的弱点一样，项英本人也不例外，只所以他迟迟不执行北渡计划，又只所以他南进茂林，是有他自己的整套完整思想的，正是这套思想害了皖南的新四军，最终也害了他自己。一个人的功过得失、言行及性格的发展，总离不开主观客观原因和历史的现实原因。项英不是神仙，也不是木头，而是一个具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是个既有优点，又有错误的人。皖南新四军迟迟不执行北渡计划，而不得以执行时却又向南进发，实为项英的个人情绪支配了皖南新四军的行动，照此分析，他的南进并不是绕道东进，而是图谋执行他南进国民党敌后山中打游击的战略计划，正是项英追求自己目的的这种行动导致了皖南新四军的惨败。
聊聊皖南事变（14）：皖南事变是如何产生的？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聊聊皖南事变（14）：皖南事变是如何产生的？责任该由谁来承担？从1941年1月7日皖南新四军在移动途中遭遇阻截起，到14日叶挺谈判被扣，项英下落不明，皖南事变战斗部分全部结束，历时7天。
这是一场不应该上演的悲剧，对“失败者”共产党而言，是一场极大的挫败，更是损失了包括叶挺、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高级军政干部，以及任光等知名艺术家和进步人士，还有东南局和教导总队等优秀人才；而对“胜利者”国民党来说，其实是一场损人不利己的作战行动，除了使本就脆弱的抗日统一战线分裂之外，几乎一无所得；就算是这场大三角斗争中的第三方日本，也并未得到实质性的好处。
胜者未胜，败者未败。
但这场悲剧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是历史进程中的偶然现象？还是从国共合作开始就注定的历史必然？是项英与中央战略分歧的产物？还是叶项矛盾的必然结果？评价历史，最忌讳抛开时代背景去纠缠是是非非，这会陷入因果律的圈子里去脱不出来。
因为凡是能被载入历史的事件，没有一件是孤立存在的。
288比如说，很多人把皖南事变视为国民党对黄桥事变的报复，但这个说法如果成立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说，黄桥事变是共产党对韩德勤消灭陈文团和独立三团的报复；而反对者则还可以说，韩德勤消灭陈文团是因为他不听调遣，消灭独立三团是他跨防区活动；但我们还可以说，独立三团之所以进入韩德勤的防区是因为国民党给新四军划定的防区太过狭窄，无法生存；然后反对者再说，之所以……在这个追溯是非的磨盘中，我们可以一直追到国共两党成立，然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原来皖南事变全怪共产党成立。
历史不是这样来评价的。
皖南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国共两党在本质上就不可能合作无间。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的继续，而不是偶发性、突发性事件。
因为国共两党的政治理念是相互抵触的，不可能相互融合或包容。
所以，两党的最终结局必然是你死我活。
在此期间，两党可以因外来势力相互妥协，暂时休战，但却不可能尽释前嫌。
在国民党强大的时候，消灭共产党，就只是机会问题。
皖南事变的原因是什么 皖南事变为何跟这两人有关
皖南事变的原因是什么皖南事变为何跟这两人有关
本文导读：
首先，先来看一下叶挺将军。
叶挺将军是我们新四军的重要领导人，更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战场上打起仗来那可是一点也不手软，并且指挥起来十分有经验，是正儿八经接受过训练的。
再来看一下项英，则是我们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更是抗日的著名将领，他在游击战中多次立下汗马功劳，十分值得我们尊敬，可惜逝世的早，没能熬到新中国的建立。
按理说，这样两位十分强的将领，应该联起手来更加强大，让我军走的更快更好才对，然而事实恰好相反，新四军在这二人的手上，发展的并没有那么好。
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二人在意识形态上差异太大。
叶挺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早期加入的是国民党，由于受过正统的训练，因此叶挺将军平时都十分注重自己的衣着打扮，不仅穿的十分整洁，而且常常带着白手套和指挥棒。
而项英则平时没那么多讲究，穿的衣服上不少补丁，而且平时吃的也都是野菜。
除此之外，便是在对于新四军未来走向和规划上的问题，二者之间意见不合。
叶挺的想法则是和毛主席相同，想要赶紧撤离江南一带，以防蒋介石背后下手，但项英却不这样认
为，他始终觉得蒋介石胆子没打么大，怎么着也不可能公开和共产党打起来。
就这样，二者意见不合，撤离的事情拖了很长事件，最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的9000多人最后只剩下了2000多人，其中还有不少伤患者，此时，一切都迟了。
皖南事变名词解释
皖南事变名词解释皖南事变是指1924年，国民党在安徽省皖南地区发动的一次反抗国民政府的武装斗争。
这次斗争可以追溯到1923年5月国民党在安庆的会议上筹划的“筹备抗共行动”，即“为了抗击中央，组建大抗共军”。
1924年7月，安徽省国民党领头的游击队发起了一轮重大的进攻，它的目的是要摧毁省里的共产党基地和抗击安徽省政府的政治和军事势力。
8月10日，游击队在安徽省以及皖南地区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击，其中包括安庆、安康、黄山、滁州、界首等市，几乎占领了安徽省的全部地区。
随后，游击队又攻占了江苏省的五个县，占据了安徽省的一部分，形成了一个临时的游击军政权。
虽然国民党当时在这次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但之后却后悔莫及，因为这次斗争给北洋政府带来了严重的政治打击和国际压力。
在实际上，北洋政府无论是从内部还是从外部，都是经受着巨大的震动。
首先，国民党占领安徽省引发了武装斗争，这使得安徽省一瞬间变得毫无秩序可言，国民党当局更加急切地要求恢复秩序，并宣布对安徽省实行战争治安编制，并解散安徽的自治党。
苏联也因为国民党军队和国家元首抗议而采取决定，宣布取消对中国的贷款和技术援助。
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撤回军队，以及它拒绝接受北洋政府的提议，因此有了它以后的皖南会谈。
皖南会谈是指1924年底，北洋政府、国民党、中共三方在安徽省安庆召开的一次谈判会议，会谈期间，三方就国民党国民政府在安徽省抗共武装斗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谈判。
会谈的最终结果是，国民党同意撤回军队，北洋政府同意撤销自己的战争治安编制，三方都同意不立即解散安徽的自治党。
不过，皖南会谈仍然对国民党军队和安徽省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导致安徽省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在短时期内出现了巨大的政治动荡。
皖南事变的发生，不仅给国民党和中国国民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政治打击，也给北洋政府带来了强大的内政动乱和国际压力。
事变的发生也改变了未来国民党和中共在政治上的对抗面貌，开启了国民党对抗共产党的历史性斗争。
皖南事变发生原因新探
陈毅 : 论皖南事变及新四军的态度 , 江淮日报 1941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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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 2011 年第 2 期
免被假借扩大宣传 。 从此以后再也不见对新四军的任何嘉奖。 国民党之所以停止内战, 承认国共第二次合作 , 固然是由于日军大举侵华、 寇亟祸深 , 民众抗日 呼声日隆之形势所迫 ,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 用蒋介石本人后来的懊丧话说 , 是 自信太过 。 自信 什么呢? 自信能借国共合作寻机吞并共产党。蒋介石曾公开向中共领导人表示 : 我的责任是将共 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 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 此目的如达不到 , 我死了心也不安, 抗战胜 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孰料经过两年多抗战 , 中共领导的敌后武装不仅没有被消灭或削弱, 反而 越发壮大了, 八路军、 新四 军由成立时的 5 万余人发 展到 50 万之众 , 这是蒋介石做 梦也没有想 到的。 武汉失守以后, 在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论调影响下 , 国民党阵营内部的妥协投降逆流逐步 抬头。在得到偏安西南的喘息机会后, 蒋介石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共及其敌后抗日根据地 , 正如 他 1939 年 1 月 6 日日记所述 : 目前急患不在敌寇 , 第一在共党之到处发展 , 其次则在沦陷区游击 队之纷乱。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和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所谓处理异党活动办法的反共秘 密文件, 从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 在华北磨擦被八路军粉碎之后, 转而将磨擦重心由华北转移 到华中。 华中新四军尽管发展迅速 , 但是饷弹两缺 , 且分散于大江南北、 淮河之滨, 处于日伪军和国民党 军队分割包围之中。为此 , 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经过深思熟虑 , 几次向延安建议派八路军主 力越陇海路南下 , 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 , 合力开辟苏北敌后 , 以打开华中局面, 达成中共六届六中全 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1940 年 3 月 21 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八路军增援华中的指示。 绝非巧合, 就在延安下令八路军增援华中的次日, 3 月 22 日, 在蒋介石、 何应钦主持下, 军令部制订 了 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 , 该方案在第一部分 方 针 中明确 : 国军以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异党之目的, 以李品仙、 韩德勤各集 团之一部 , 进出于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 以李仙洲军( 附骑兵一师) 与韩德勤部之一部 , 进 出于淮河以北地区, 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 , 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 与十八集团军南北连系。预期于 6 月中旬以前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势力 。从该方案的 第二部分 部署概要 中可看出 , 国民党为达此目的, 拟出动的正规部队计有 : 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 仙部 ( 至少一个师) 、 鲁苏战区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及苏鲁皖边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 第九十二军李 仙洲部( 另附第一战区骑二军骑一师何柱国部 ) 以及各进剿地区内之地方游击团队。 军令部拟定的这一方案, 企图在 3 个月内 剿灭 陇海路以南、 长江以北的新四军 , 如剿灭不成 , 最低限度也要将其压迫于长江以南 , 然后再作 有效之处置 。该方案一旦实施 , 势必挑起国共之间 在华中地区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为便于保密、 掩人耳目, 何应钦在方案原稿上将 异党 、 异军 、 新四军 一律改为 伪组织 、 伪军 。蒋介石对方案也作了多处亲笔批示。在 方针 部分 , 蒋批 示: 此用正式作战、 用大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应以政治工作为主 , 再配属正规军特种训练多数 之小部队 , 须纪律最严明 , 政治知识最充实之官兵编组之, 如此进剿, 方能有效也。在 部署概要 部 分, 蒋氏认为: 此项恐不能实施, 在淮海以北地区 , 如用正规军与之斗争 , 不能奏效, 或反吃亏。 在
浅析皖南事变发生的原因
（二 ）国民党容 不得 新四 军在敌 后发展 壮 大是皖 南 事 变发 生的最直接原 因
这 个事变是蒋 介石 蓄谋 已久 的为削弱共 产党 的势力 而发动 的。１９３７年 国共 西安谈判时 ，国民党就没有 放弃 过 控制 、改编 、削 弱南方 红军游击 队的 阴谋 。并采取 了
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皖南事变真相辨析
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皖南事变真相辨析核心提示：皖南事变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客观上讲，是国民党自抗战以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个主要原因是毫无疑义的，绝不是因为曹甸战役，共产党“得陇望蜀”，错误在先引发的。
而是由于中共对形势判断上过于乐观，皖南新四军军事行动部署不周、指挥不力等原因造成的。
点击查看：《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皖南事变真相始末》本文摘自《文史参考》杂志2011年第8期，XXX：王洪光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原题：《皖南事变真相辨析》近期认真拜读贵刊2011年1月第1期载《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皖南事变真相始末》（下简称为《同》文）一文，感受颇深，获益良多。
但对其中有些史料及评述有不同看法。
该文对基本史料和最新史料掌握不透彻，论证方法不够客观、辩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符合史实，没有把一个接近真实的“皖南事变始末”呈献给读者。
应该说，皖南事变的基本史实是清楚的，不像《同》文所说“70年前皖南那片山区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直到今天，依旧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现就皖南事变中部分史实，综合新四军研究中部分最新成果一并解析如下，也欢迎有不同见解的辨析皖南事变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客观上讲，是国民党自抗战以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个主要原因是毫无疑义的，绝不是因为曹甸战役，共产党“得陇望蜀”，错误在先引发的。
而是由于中共对形势判断上过于乐观，皖南新四军军事行动部署不周、指挥不力等原因造成的。
蒋介石早有消灭新四军的方略国民党自始至终处心积虑要消灭心头之患新四军。
早在1940年5月，国民党制定了三路进攻新四军的计划：以顾祝同、冷欣部进攻我皖南、苏南部队，以韩德勤部进攻我苏北部队和皖东第5支队，以李品仙部进攻我第4支队。
6月，当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向溧（水）武（进）路以北开进时，冷欣以重兵尾追我北进，并派兵楔入我茅山根据地。
我军被迫自卫，取得了西塔山战斗胜利，巩固了苏南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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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RTHERN F ORU M№61996(Su m№140)
皖南事变的原因探析
吴凤琴 张冬华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主力共9000余人由皖南北移,途经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顽固派预谋部置的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除2000多人突出重围外,约7000名新四军将士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导致皖南这场历史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文就这一问题谈一下自己粗浅的看法。
首先,皖南事变的发生是蒋介石蓄谋已久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必然结果。
1935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以后,留在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在南方8省保存了革命的战略支点,蒋介石认为这些革命武装的存在、发展、壮大构成了对其统治的严重威协,所以曾千方百计进行清剿。
1937年二三月间,国共两党西安谈判时,我党曾提出在改编陕北主力红军的同时,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共同抗日。
国民党在“北方合作,南方不合作”的口号下,一面提出要红军游击队无条件集中,由国民党派一批人来担任军职等无理要求,一面继续调兵遣将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
“七七”事变爆发后,急剧变化的国内形势和各方面的巨大压力,迫使国民党不得不考虑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
蒋介石为了达到控制、收编红军游击队的目的,1937年九十月间,单方下令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将南方各边区的红军游击队统交叶挺军长编遣调用。
但事与愿违,1937年底,叶挺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并表示“今后一定要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①使蒋介石的阴谋破产。
1938年1月,新四军正式组建工作展开后,各支队迅速挺进华中抗日前线,随后在大江南北的敌后地区展开,从敌伪手中收复失地。
到1940年底,新四军解放了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国土和人民,建立了皖中、皖东、皖东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皖南等根据地,军队由组建时的1万余人发展到10万余人。
这对于坚持华中抗战,进一步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使蒋介石感到极度恐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限共”的同时,加紧了“军事限共”活动,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并在华北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3月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又将反共磨擦的重点由华北移向华中,把矛盾指向新四军。
他们在对皖东、苏北新四军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失败后,决意进行报复,消灭皖南新四军。
正值此时,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45
北方论丛 1996年第6期(总第140期)
订军事同盟条约,日本急于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攫取东南亚,加紧诱降蒋介石。
而英美为了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南进,也极力拉蒋,采取了赞助中国抗战的政策。
这时的苏联为了避免东西两面受敌,也以大量贷款、支援物资、派军事顾问等方式积极援华,1940年10月16日,斯大林还亲自致电蒋介石。
所有这些无疑抬高了蒋的身价,造成了有利于蒋介石的国际环境,使蒋介石更坚定了发动皖南事变,再次掀起反共高潮的决心。
第二,中共中央对形势分析的失误和项英的不主动,导致皖南新四军错过了北移的时机,使蒋介石围歼皖南新四军的阴谋能够得逞。
1940年10月苏北战争结束后,蒋介石要报复,便着手布置皖南事变。
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在蒋介石指使下,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并宣布限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②。
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大在局,11月9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和项英的名义向何应钦、白崇禧发出《佳电》,作为对何、白《皓电》的答复。
《佳电》声明,中共决定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同时也列举了部队北移的种种实际困难,要求国民党中央“宽以限期”,“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③。
可见,中共中央北移的方针是确定无疑的,但由于中央对皖南情况缺乏直接和具体了解,只能从全局出发,所以,对何时北移最为有利,不可能一开始就有十分准确的估计,以致几次指示项英“拖一两个月”④,想以皖南新四军北移作为汤恩伯部队停止东进的交换条件,又批准苏北部队发起曹甸战役,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影响了项英率部北移的决心。
而作为皖南地区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项英,对皖南新四军所处的险恶形势缺乏正确的认识,舍不得放弃南进的错误设想,对北移犹豫不决,在中央下定决心之后,仍迟迟不肯北移。
所有这些,都使皖南新四军丧失了在国民党军队围剿部置就绪前进行北移的有利时机。
第三,项英在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上选择的失当,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事变造成口实。
新四军撤出皖南,北渡长江,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由云岭向东北进入苏南,再通过敌占区北渡长江。
这条路线沿途我军设有兵站,又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另一条是从繁昌、铜陵之间通过日伪封锁线渡口,到达江北无为地区。
这条路线最大的优点是路程近,而且是皖南军部与江北指挥部经常往来的路线。
以上这两条路线虽有日伪和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但皖南新四军如按这两条路线北移遇到危险,可以得到其他就近部队的策应。
可是,由于项英南进思想的作怪,而选择了所谓“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方案,向南绕道茂林、三溪、宁国,到达漂阳再待机北渡。
从军事上看,这条路线山路难行,国民党军队密布,又得不到新四军其他部队的策应和支持,我军很难通过。
而且,由于蒋介石早在12月10日就已下令新四军“只准其由江南就地北渡”⑤。
所以,从政治上讲,向国民党的后方行动,无疑会给顽固派提供挑起反共内战的口实。
项英选择这条路线无异于自投罗网。
第四,项英优柔寡断的错误指挥,致使皖南新四军损失惨重。
在北移的军事行动中,当1月7日部队从高岭向星潭进发受阻后,军部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叶挺等提出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星潭,冲出包围的正确主张,项英不同意,自己又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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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它方案,会议持续了7个小时之久,项英仍犹豫不决,最后在叶挺的一再催促下,项英作出了不攻星潭,部队原路折回,改从高岭方向突围的错误决定。
而1月8日部队到了高岭,碰到敌顽79师部队,项英为避免作战,又提出部队再撤回里潭仓,改从茂林方向突围,部队又走了一次回头路。
项英这种举棋不定的错误指挥,使近万人之大军辗转反复于敌人重围之间,不仅影响了军队的势气,而且也丧失了多次化险为夷的机会。
特别是在最危机的关头,项英竟擅离指挥岗位,一度离队私自出走,致使军心涣散,最终使整个皖南部队陷入绝境,为敌所败。
第五、新四军这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本身固有的封建沉垢和积习、小生产者的狭隘和偏见,也是导致惨败的原因之一。
这一方面表现就是当时的新四军部存在着严重的家长制作风。
项英凭着令人倾慕的革命经历,同时担任着几个显赫的军政职务,具有强烈的封建专制意识,在新四军军部自当拥有绝对的权威,以至于在皖南部队转移的整个行动中,根本不接纳军部其他首长的正确意见,结果给皖南新四军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另一方面,新四军各支队的战士绝大多数是由当地农民组成的,尤其是皖南新四军,虽是军的直属部队,扩充得没有像其他在敌后作战的部队之迅速,但70%以上都是皖南当地人。
这些战士之所以参加队伍,是因为他们要保卫家乡、保卫皖南,要他们离开皖南北移,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朱、彭、叶、项在复《皓电》的《佳电》中就曾指出:“缘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为抵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至难。
”⑥为此,皖南新四军领导和各级干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说服、解释工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北移的时间。
总之,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起反共阴谋事件,它的发生,是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国共矛盾发展演变的结果,同时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
①《新四军组成史略》,《江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第83页。
②⑥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第82、28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③《六大以来》(上)第113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④廖盖隆:《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5》,第74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⑤段雨生等:《叶挺将军传》,第371页,解放军出版社, 1986年版。
(作者单位:吴凤琴,佳木斯师专历史系;张冬华,哈尔滨广播电视大学)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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