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大家的_非常道_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副所长叶振鹏研究员

AIZHE NGJIANDU 大家财政大家的“非常道”———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副所长叶振鹏研究员●本刊记者尹情不按常理出牌叶振鹏教授是我国老一辈财政学家，也是我国财政学科奠基人之一。

他在我国首开《中国财政》和《国家预算》课程，并编写了我国第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教材和全国第一本统编《国家预算》教材。

从上世纪50年代研究生毕业后，他就一直活跃在财政教学与研究的第一线。

直到现在，他已在财政教学的讲台上站了59个年头。

在中老年一代财政学者中，仍有不少人对他讲课印象深刻。

与前几次采访不同，叶老爽朗乐观的性格让这次访谈多了一份乐趣，回忆起年轻时的经历，他时不时地发出“哈哈”、“呵呵”的笑声。

叶老的心态很年轻，乐观开朗，待人平和，爱钻研、将毕生精力和心血都用于本领域的研究。

如此大师级的人物，并非深居简出的“老学究”，而是行走在财政研究前沿浪尖的勇者和智者，令我着实敬佩。

叶老的经历从他的一句“我给你讲故事”说起———1933年冬，叶振鹏出生在福建省厦门市集美镇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是上世纪初北大经济系、著名教育学家黄炎培与马寅初的学生，曾受伟大爱国主义者陈嘉庚先生委托创办集美学校（现集美大学的前身）。

他从小就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成长，养成了爱读书的良好习惯。

他的小学在抗日战争的大西南中度过。

中学时，叶振鹏就是班上的活跃分子。

高中时期，不满15岁的他做出了人生中的一次大胆决定：跳级，从高一上直接跳到高三下！他的这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让作为教育家的父亲大怒。

畏于父亲的威严，跳班后他十天不敢回家，躲到舅舅家里不敢见父亲。

直到高中毕业后，他准备去上海考大学，父亲仍然认为他基础差，考不上大学。

“哼，小瞧我！”直到现在再次讲起这件事，他的嘴角仍带有一股不服气的倔劲。

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他专门整理了一套复习集，从高一下册练起。

高中毕业时，他的成绩单上各门功课都及格，大出父亲意料之外。

毕业后，他先后报考了5所大学，连续20天分赴各校参加考试，同时被沪江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前身，1952大家初生牛犊不怕虎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各系分别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学院等相关院校）银行系、大同大学医学院（同样因高校院系调整被合并）、金陵大学（后并入南京大学）化工系、大夏大学（由1924年因学潮从厦门大学脱离出来的部分师生建立）化学系等4所高校录取。

这样的成绩显然让父亲有点始料未及。

虽然得知他同时考上几所大学，但并没有完全改变父亲对他跳班的看法。

父亲连夜加急电报给他哥哥，决定让他就读沪江大学银行系。

然而，这并非对他成绩的认可，而是考虑到他理科基础不好。

选择自己根本不感兴趣的银行系，父亲的这个决定让叶振鹏在大学一开始就充满抵触情绪，大学一年级他基本没好好学习。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大二加入共青团，他才意识到要开始认真学习，学习成绩也随之直线上升。

1952年沪江大学银行系并入上海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

第二年，叶振鹏大学毕业。

原本可以留校任教的他，后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成为班上最小的研究生，时年未满20岁。

年轻时代的张扬个性，不仅体现在高中时期的大胆决定，更在他读研期间展露无疑。

50年代初的人大研究生，除了个别保送的大学生之外，其余都是在职干部，年龄大多在三十开外。

当着众多老干部和大学老师，叶振鹏盯上了学校门口墙上贴的一张大红纸———每年系里公布的研究生优等生名单。

为了获得门门5分的优异成绩，他开始争分夺秒地学习，开会前、排队买饭时，只要有空余时间就背俄文单词、看书，体重瘦到只有98斤。

这种“着了魔”似的学习劲头，终于让他如愿以偿。

在第二年的“光荣榜”上，赫然有“叶振鹏”三个字。

1955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现中央财经大学，当时财政部的中级党校）任教，为市县一级财政干部讲课。

50年代中期，中国财政非常困难，中央特别重视对财政税收方面人才的培养，内部曾经流行过一句话“宁可少一个好的县长，也不能少一个好的税务局长”。

因此，22岁的叶振鹏面对的学生，大多是地市级财政、税务的局级科级干部，其中年龄最大的52岁。

由于在人民大学接受了系统的苏联财政理论知识教育，他讲课十分顺利。

但在下午的辅导课上，面对实务工作者提出的一连串实际问题却是一头雾水。

借助班上的人才资源，他邀请老的财政局长替他为大家解答所提的财政问题，老的税务局长解答税务方面的问题。

他则在一旁边听边记，遇到大家都不懂的问题，他会特别标注出来专门去财政部相关部门请教后再为大家讲解。

一学期下来，他不仅课讲得好，而且赢得了学生们的一致尊重，与学生们关系十分融洽。

苏联财政课程结束时，学生们专门写了一封表扬信送到教务处，信中对他赞扬道“我们到北京来学习，就跟到莫斯科学习一样”。

面对学生们的称赞和教务长的肯定，叶振鹏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陷入对自身教学的反思：学生们都是来自基层的财政骨干，所学的知识希望1993年率团赴菲律宾考察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叶振鹏老师部分作品AIZHE NGJIANDU 大家不甘当教书匠能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而自己所讲的苏联财政很多与中国实际联系并不大，如苏联的周转税在中国根本没有实施，所谓的“卢布监督”学生们也难以理解。

于是，他向教务长申请着手准备讲《中国财政》，而在当时全国没有一所高校开过《中国财政》课程。

为准备好这门课，叶振鹏查阅了苏联专家鲍德列夫所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编写出我国第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学内部教材。

在编写教材时，他对苏联关于财政的定义产生了质疑，并大胆提出“财政是分配关系”的概念。

这一提法遭到教研室的一致反对，全教研室开会讨论，他逐一反驳“财政是货币关系体系”、“财政是货币基金”等苏联财政观点，并阐释“财政是分配关系”。

然而，他的这一举动并没有带来大家对观点的认同，而是被扣上“苏联专家培养出来的反对苏联观点，人大培养出来反对人大观点”的帽子，同时，还背负“骄傲自满、狂妄自大”的“罪名”。

为了弥补对财政实际工作的无知，他经常来往财政部各部门，时常随同财政部门开展调查和检查。

如1957年财政部监察司开展全国电力系统大检查。

满脸书生气的他和另一名同伴被派至当时全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抚顺发电厂开展检查。

一进工厂，财务处长就说他现在很忙，推过来一堆财务报表和账册。

面对这个“软钉子”，他和同伴并不理会，而是深入一个个车间搞调查，从火车卸煤的煤场，到锅炉的煤耗……花了整整一个星期跑遍了所有车间科室，初步掌握了基本情况。

得知检查组派来的“学生”对工厂情况作了全面摸底，这位财务处长再也不敢小瞧和怠慢，开始认真汇报情况。

对财政学的认真研究，加上几年来参与财政部门开展的大大小小检查和调研活动，利用空余时间查阅整理资料，为叶振鹏编写《中国财政》教材打好了基础，使他成为我国第一位编写中国财政教材和讲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课程的老师。

从读研选择当老师起，叶振鹏就给自己树立了一个信条：当老师，不当教书匠。

这意味着，给学生讲课要有自己的东西，要不断地进行研究，传授自己的新观点。

这一理念，一直贯穿于他近60年的执教生涯。

1962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开始正式招生。

学校找到叶振鹏，希望他开一门新课———《国家预算》。

《国家预算》属于财政学科的主要业务课程之一，需要较充实的实践和业务知识，这对没有接触过财政预算工作的老师具有相当的难度。

而对于叶振鹏来说，没有搞过预算就从头学起。

在时任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丙乾的指导下，他与另一名同志花了一年多时间学习编著了我国第一本《国家预算》教材，并于第二年首开国家预算课程。

由他们编著的这本《国家预算》教材成为我国出版的第一本全国统编财政类教材。

为了讲好这门课程，适应课程的应用性，他还专门到财政部研究国家预算决算数据表格，并编写了一套习题给学生们辅以学习国家预算课程。

习题从收入支出、预算编制、预算分析、年度决算到预决算说明书的编写，不仅内容全面，而且效果也十分显著。

1965年年初，他带队9名学生到江苏省财政厅实习，预算处长将刚收上来还没来得及汇总的地市县财政预算拿给他，问：“你能帮我汇总吗？”没想到他不仅干脆答应，而且只要求将决算审核中的特殊情况和问题进行说明。

这一大胆的言行直到现在说起来，叶振鹏仍觉得当时不该如此张狂。

当然，说出这句话时，他心里并不是没有底。

果然，他带领学生用十天时间，将所有决算全部汇总出来，经过预算科长审核后全部正确。

这让一向认为大学生“只会说，不会做”的干部们大为1985年摄于工作生活了25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大家自信的人不怕反对意见张扬、自信、率直，年轻时候的叶振鹏喜欢与人争论，特别是对待学术问题，丝毫不含糊。

这种性格养成于他研究生期间经常与室友进行观点辩论。

若干年后，褪去年轻气盛的外衣，他的锋芒有所收敛，不再介意别人如何看自己，而是专注于对自己观点的反思。

“我是一个在学术上勇于推陈出新、探索新观点的人。

”时隔多年，他这样评价自己。

这种改变始于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历史背景。

上世纪50年代给学生讲课时，为了让学生热爱财政工作，叶振鹏会说这样一段话：“财政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财政……任何企业的发展和投资都离不开财政，所有一切经济活动都与财政有关。

”这是基于计划经济下财政统包大揽的历史背景。

从宏观上，他提出了两大观点：财政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总枢纽，银行是货币流通的总枢纽。

多年后的今天，仍有人引用他的这一观点。

一个月前的博士生面试中，有学生再次引用这一观点，他当场说：“我要更正一下，这个观点是我在计划经济背景下提出的。

1993年我提出公共财政和国有资产财政时就修正了这一观点。

”在改革开放初期，叶振鹏就认识到计划经济中的问题，并撰写文章讨论改革去向。

他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包括价格、投资等经济活动都是按国家计划的安排进行，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缺乏竞争、缺乏激励，效率低下，经济增长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整体上在短缺的条件下运行。

而有计划商品经济实际上只是一种鸟笼经济，要把企业搞活就是要让鸟儿飞，但是又怕鸟飞走了，于是在外面装了一个鸟笼（计划框框），关在笼子里的企业虽然也可以飞却永远飞不高、飞不远。

对于未来中国改革究竟要向何处去，他内心深感迷茫。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让他如梦初醒：要搞市场经济！这一指示给了他非常大的启发。

对于早些年自学过西方经济学的他来说，对市场经济已有基本的了解，认识到由于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财政是国民收入分配总枢纽”的观点已经过时了。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1993年年会的大会发言中，他提出“财政是政府的分配行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在政企分离、政资分开的条件下，国家财政在客观上由两种不同性质的政府分配行为即公共财政和国有资产财政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