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甲《六经图》说略

合集下载

尾如流星首渴乌 -- 漫谈渴乌的工作原理

尾如流星首渴乌 -- 漫谈渴乌的工作原理

尾如流星首渴乌 -- 漫谈渴乌的工作原理作者:麻庭光中国的历史,主要是农业社会的发展历史,其实也是提水技术发展的历史。

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取水工具是渴乌,甚至出现在现在的小学课本中,可是由于历史的久远,文献的缺乏,实物的不存,导致对渴乌的认识也是相当模糊的,可以说是语焉不详。

历代的文人不断提及渴乌的使用,可是他们提到的渴乌是最早的渴乌吗?这里用物理学原理来重新认识渴乌的工作原理,发现我们的祖先还是蛮有智慧的,只是文献的记载有缺失,后人多误解,导致了目前对渴乌的种种迷思。

最早的渴乌结构简单,利用重力差工作,没有运动部件,却包含物理学三大原理(帕斯卡定律、虹吸原理和回燃现象,分别属于静力学、动力学和热力学),值得深入分析。

渴乌的工作原理渴乌是什么?最简单的解释是古代吸水用的曲筒,就是应用虹吸原理制造的虹吸管,在中国古代又称作“过山龙”。

渴乌的最早出处是《后汉书·宦者传·张让》:“(毕岚)又作翻车渴乌,施於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

”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在唐初为《后汉书》的这段文字作注解时认为:“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

”也就是说,渴乌是一个弯曲的筒状物。

其形状类似饮水的乌鸦。

它的工作原理是“以气引水上也”,即利用大气压力的原理来引水。

翻车是从低程向高程送水,而渴乌是从高程向低程送水,需要有大气压的帮助。

以竹子为材料的大管径的渴乌,在唐代已经投入使用。

现存的最早记载竹制渴乌的制作和使用方法的文献是唐代中期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杜佑的《通典》。

其原文是:“渴乌,隔山取水。

以大竹筒雌雄相接。

勿令漏泄。

以麻漆封裹。

推过山外。

就水置筒。

入水五尺。

即于筒尾取松桦乾草当筒放火。

火气潜通水所。

即应而上。

”北宋康定年间(1040)曾公亮在所著的《武经总要前集》对这种取水方法也有类似的记述。

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渴乌的工作原理,包括:帕斯卡定律、虹吸原理和回燃现象,这里分别细述。

古人的计时器——西汉铜漏

古人的计时器——西汉铜漏

古人的计时器—西汉铜漏文 图/苏海通漏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计时器,叫法甚多,以刻漏、漏刻、漏壶之称为最。

史载漏为黄帝所发明,《隋书·天文志》云:“昔黄帝创观漏水,制器取则,以分昼夜。

”又梁代《漏刻经》谓:“漏刻之作,盖肇于轩辕之日,宣乎夏商之代。

”铜漏即铜制刻漏,目前所见铜漏实物年代最早的在西汉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考古出土的汉代刻漏已有10件,年代皆为西汉。

铜漏的考古发现1958年,陕西兴平东门约1公里外修建砖厂时发现一座西汉空心砖墓,墓中出土一件铜漏壶。

该铜漏器身为圆筒形,素面,下有三足,近底部有漏斗状流管。

盖口和提梁中央有正相对的长方形小孔各一,孔长1.75厘米,宽0.6厘米,提梁高6厘米。

在壶内出水口处有一紧贴在壶壁呈不规则圆、直径约4厘米的云母片,疑为控制漏水的装置残片。

196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发掘队对满城汉墓进行发掘,出土的随葬品中有一件铜漏,呈圆筒形,下有三足,流管残断但仍可观察到其漏斗状特征,盖口和提梁各有一正相对的方形小孔。

墓主中山靖王刘胜是汉景帝之子,武帝的庶兄。

1976年,在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沙丘内偶然发现一件西汉铜漏。

该器自铭“铜漏”,器身有三处铭文,器内底铸阳文“千章”,器表阴刻铭文“千章铜漏一,重卅二斤,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四月造”,提梁的第二层梁阴刻“中阳铜漏”。

此铜漏被称为千章铜漏,壶身为圆筒形,重8.25千克。

底有三蹄形足,近壶底处斜下出约25°的流管。

盖上有双层梁,自盖顶至第一层梁距6.5厘米,自第一层梁至第二层梁距6.1厘米。

壶盖和两层梁的中央有上下相对应的三个长方形孔。

1977年,山东巨野红土山西汉墓地出土一件青铜筒形器,无足无盖,腹中部饰有2个对称的铜环。

距器底5厘米处有漏斗状流,长5.8厘米。

出土时器内满是泥土,并有朽木痕迹。

根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发掘者认为墓主可能为汉武帝之子昌邑哀王刘髆,即海昏侯刘贺之父。

杨甲《六经图》之礼图考论

杨甲《六经图》之礼图考论

杨甲《六经图》之礼图考论乔辉【摘要】宋人杨甲撰《六经图》六卷,此后历朝多所增删补缀,碑本书本流传至今,以四库本为要.其《周礼文物大全图》、《礼记制度示掌图》二种与杨复《仪礼图》并为宋代三礼别图代表作.然此《周礼》、《礼记》二礼图少人问津,迄无考论.笔者以宋版《六经图》为底本,结合传世、出土等文献,考索此二图,以为此二图部分内容与文献所言有相符之处,亦有抵牾之处,藉相关文献以补正其说.【期刊名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00)003【总页数】4页(P162-165)【关键词】杨甲;《六经图》;周礼图;礼记图【作者】乔辉【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5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023宋人杨甲,史书无传,仅《宋史·艺文志一》载“杨甲《六经图》六卷”。

[1](P5071)有关其生平,见于《两宋名贤小集》、《四库全书总目》、《遂宁县志》等。

然其字、里籍,文献所载有异。

宋·陈思编《两宋名贤小集》卷三百七十四《棣华馆小集》:“杨甲,字鼎卿,重庆昌州人,大观时游京师,颇有声望。

尝仕于蜀,旋以事去官,寓居灵泉山中,有《棣华馆小集》一卷。

”[2](P1206)《四库全书总目·五经总义类》“六经图”云“宋杨甲撰,毛邦翰补。

甲字鼎卿,昌州人(今重庆永川市)。

乾道二年进士,《成都文类》载其数诗而不详其仕履”。

(清乾隆五十二年)《遂宁县志》云:“杨甲字嗣清,遂宁人(今四川省遂宁市),乾道二年(1166)进士,其弟杨辅字嗣勋,遂宁人,与甲同科进士,《宋史》有传。

”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亦言“杨甲字嗣清,四川遂宁人。

乾道二年对策,言恢复之志不坚者二事,上览对不悦,置第五,赐文林郎,清议推之,有声西州……隐居灵泉山,著有《棣华小稿》。

”《宋史》卷三百九十七《杨辅传》言杨辅字嗣勋,遂宁人,则其兄杨甲亦为遂宁人无疑,其字当为嗣清。

《两宋名贤小集》、《四库全书总目》所言“杨甲,字鼎清,昌州人”有失。

中国古代易图学中的图形信息设计

中国古代易图学中的图形信息设计

一、易图学与图形信息设计思想美国著名的信息设计、用户体验专家内森•谢卓夫(Nathan Shedroff)在文章《交互信息设计:设计的统一理论》(Information Interaction Design:A Unified Field Theory of Design)中指明所有的设计都可以分为信息设计、交互设计和知觉设计三个部分。

信息设计针对的是设计生产者所要表达的信息,交互设计针对的是产品对设计消费者的响应(以往理论中的功能设计可以纳入其中),知觉设计则是从审美、知觉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设计。

在这个框架内理解信息设计,可以得知,虽然信息设计是一个新的概念,其所指的内容却由来已久了:从古代皇室对特定信息的专权、官员按等级着装到现代城市的交通标识系统无不存在信息设计。

本文要讨论的易图学是中国古代图形信息设计成果的集中表现。

《周易》一书中的《易经》部分本来是周代的卜筮之书,目的是为占卜之用,本身包含的哲学内涵虽广博却隐于文本之后,并无有意识的进行系统的表述。

不过《易经》作为中国古代第一本经典,是先秦诸子百家共同的理论基础,加上在后世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和道家均把《周易》作为第一典籍,两千多年来历代学者从各种角度对《周易》进行解释和扩充,把《周易》的思想哲学化、体系化,形成了体系庞大的易学,中国古代思想中一切哲学思想都深深的存在着易学的烙印。

易图学是易学的一个分支,这一分支推崇用图形的方式表现易学思想。

目前保留下来的易图多是宋代以后创造的,宋、元、明三代是易图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到了清代,由于对明末浮燥的学风的痛恨和清廷的高压,整个易学界向训诂和考据的方向发展,对于探讨哲学问题的易图学失去了兴趣,易图学走向衰落。

在易图学中包含了现今图形信息设计的图表设计领域的大部分内容,有些表现方式(如《水火匡廓图》中的成分比例加逻辑关系的表现法)甚至比现今常用的图表设计方法有更强的表达能力。

易学中最早的图形当属与爻相关的图形了,在通行本的易经中使用“—”和“--”两种符号表示阳阴两种爻。

儒、道之隐逸观研究——以种放为例

儒、道之隐逸观研究——以种放为例

儒、道之隐逸观研究——以种放为例栗艳【摘要】摘要:种放为宋代著名隐士,隐居终南山三十年,系道教著名道士陈抟的学生,种放具备道家式隐逸的条件。

种放在宋真宗朝出仕,宋真宗于种放有知遇之恩,种放亦具备儒家济世的条件。

种放徘徊于儒道之间,其间五次出仕,五次归隐,其一生深刻体现了儒、道两家隐逸观的矛盾。

通过分析种放出仕与归隐的选择,论述影响其思想的儒、道之隐逸观不同。

【期刊名称】科学·经济·社会【年(卷),期】2015(033)001【总页数】5【关键词】关键字:种放;儒家;道家;隐逸;陈抟一、隐逸概述隐逸研究是关于个人与社会、政府之间关系的研究,隐士是选择有原则地从政治介入或社会参与中退出的人。

个人选择隐逸不仅仅是个体行为,由此会引发来自政府和社会方面的种种回应。

中国拥有历史悠久的隐逸文化传统,历代正史均设《隐逸传》、《高士传》或《逸民传》,历代王朝都曾制定过招纳隐士入职的政策,说明国家与社会重视这个群体。

古代用以指称隐士的词很多,如隐者,幽人,逸民,岩穴之士,山人,高士,处士,处人等。

《易蛊》曰: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

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

”《旧唐书·隐逸》称“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

”隐士与普通人的区别不在于他们身在山林还是身在闹市,而在于他们德行高尚,具备治理国家的学问与才能,而选择不与政权合作。

早期中国学者多从社会责任与政治关怀的角度出发,认为隐逸是消极的,自欺的,和虚伪的,是导致社会政治加速倒退的消极因素。

鲁迅先生的《隐士》认为真的隐士是不会出现在史家的视野中,出现的只有假隐士。

[1]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亦对隐逸持有敌意。

部分学者认为隐士是反抗专制制度,争取自由的斗士。

以上研究多站在儒家用世和社会功用的立场,本文侧重从哲学的角度研究隐逸。

中国古代隐士就其哲学思想而论,主要可分为儒家之隐与道家之隐。

《文物》杂志2006年第8期--琮璧名实臆测_王仁湘

《文物》杂志2006年第8期--琮璧名实臆测_王仁湘

古代琮璧向来是玉器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对象,关注的核心是它们的形制和用途。

不过关于琮璧的名称,却没有见到太多议论。

笔者对这两种玉器的名称和用途进行猜测,并对过去人们不太注意的琮璧的另类用途略抒己见,希望能引起相关学者的兴趣。

一琮、璧与宗、辟琮璧的名称让人颇费思量。

依《说文》的解释,这两个字的部首,是表玉质,“宗”与“辟”则都是表音。

这两个音,我觉得其实应是实名,并不是单纯的注音,它们各有来历。

先说辟。

《诗经》中有辟王,如《大雅·朴》:“济济辟王,左右趣之。

济济辟王,左右奉璋。

”《周颂·载见》:“载见辟王,曰求厥章。

”这里的“辟王”就是周天子。

孔颖达《毛诗注疏》解读“荡荡上帝,下民之辟”,说上帝是托言君王,辟就是君,是天子。

《尚书》中也有“辟”,也指的是天子。

如《尚书·尧典》:“嗣王戒哉,祗尔厥辟。

”《书传》云:“辟,君也”。

《尚书·洪范》:“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尚书全解》引王肃语曰:“辟,君也”。

古人注《书》解《诗》,均以“辟”为君,为周王,为天子。

《尔雅》上也说,皇,王后;辟,君也。

此外,《汉书·五行志》曰:“辟遏有德”,应劭注云,辟为“天子也”。

汉晋称皇帝的诏书为“辟书”,称天子征召为“辟命”。

如《后汉书·贾逵传》:“隐居教授不应辟命”。

这样的说法,显然并不是汉代时的创造。

贾谊《新书·审微》中提到这样一个故事:卫侯要觐见周天子,周行人问他的名号,回答曰“卫侯辟疆”。

周行人听了不高兴,对卫侯说:“启疆、辟疆为天子之号,诸侯是用不得的。

”卫侯不得已更改了自己的名字,如此天子才接受了他的朝见。

可见“辟”字的用法还是有明显的限制的。

《礼记·王制》云:天子之学曰辟雍。

《韩诗外传》说,辟雍“圆如璧,壅之水。

”班固《白虎通》:“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圆法天;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

辟雍之义,本取像于璧,《论衡》干脆写作“璧雍”。

梅花易数卦例故事

梅花易数卦例故事

邵康节《梅花易数》卦例邵康节《梅花易数》卦例一、傍晚有人借斧有一年冬天,下着大雪。

傍晚时昏,邵康节正与他的儿子在家里烤火。

突然听到院子外面有人叩门,先敲一声,停了一下再敲五声,并且说是来借东西的。

当时,邵康节正在教儿子研习《易经》,为了使儿子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使《易经》学以致用,叫儿子暂不开门,先用所学的《梅花易数》推断一下,这个邻居将借什么东西?他儿子按敲门声起卦,得到天风姤卦,4爻动变巽卦,他儿子分析卦意说:"这是一个器具,木长金短的,一定是借锄头了。

"邵康节看了一下卦象,果断地说:"你错了,他一定是借斧子的。

"并且叫他把斧子拿到院子外门口去,果然,邻居借的是斧子。

为什么邵康节断分如此神奇?他的《易经》八卦思维是这样的:根据《天风姤》卦的卦象,上乾为金,下巽为木,变卦又为巽为.必定为金木之物,且金短木长。

按象数易理,锄头、斧子都类象。

但邵康节治易义理细致入微,加入时空分析:傍晚下雪天是砍柴起炉烤火之时,必非下田锄地之时候,再分析变卦、动爻。

变卦是巽也是为木,说明这个金短木长的器具是为克木之用的东西。

因而果断判定为邻居借斧劈柴之用。

邵康节微观断事可谓精矣!二、观梅预测少女折花跌伤股骨在辰年十二月十七日申时,邵康节与朋友在观赏梅花的时候,突然看见二只麻雀在一树枝上争斗,两鸟相继坠地。

根据事物的动态,邵康节用《易经》进行占测。

按照当时二鸟坠地的时间轴的断面,起成八卦:即辰年为5,再加上月、日数(5十12十17)除以6余数为4,为上卦;再加入申时为9,即(5十12十17十9)除以8余数为3为下卦;(5十12十17十9)除以6余数为1为动爻,得到《泽火革》变《泽山咸》卦。

据此,邵康节果断得出结论明天晚上,一定有一位姑娘来此折花,有人去追赶她,姑娘,惊慌坠地,跌伤股骨。

果然,第二天晚上,附近的一位姑娘到花园采摘梅花,管理员以为是小偷,就拼命追赶她,结果那姑娘摔倒在地,磕伤了大腿。

六经皮部示意图

六经皮部示意图

六经⽪部⽰意图太阳⽪部“关枢”太阳是三阳之“关”,主⼀⾝之表,统营卫⽽应⽪⽑,是卫外屏障,为诸经之藩篱,所属⽪部称“关枢”。

阳⽓卫外⽽为固,外邪侵犯⼈体,太阳经⾸先受病。

《灵枢·百病始⽣》说:“是故虚邪之中⼈也,始于⽪肤,⽪肤缓则腠理开,开则邪从⽑发⼊……”外邪束表,正⽓向外抗邪,于是出现恶寒发热,故脉应之为浮。

⾜太阳经脉从头⾛⾜,⾏于⼈体的背部,卫⽓郁阻,经络之⽓不畅,则头项强痛;外邪初袭,卫阳被遏,则见恶寒;正⽓抗邪,邪正交争,则出现发热。

这些症状都是太阳病的病理反映,因病位在表,故称为表证。

由于感邪的不同和体质的差异,所以同是太阳病,⼜有恶风、发热、⾃汗出、脉浮缓,以及恶寒、发热、头⾝疼痛、⽆汗⽽喘、脉浮紧等不同证候。

因腠理⽪⽑之关枢失调,邪⽓因⼊,故善治者治⽪⽑,治疗当以解表。

阳明⽪部“害蜚”阳明为阳⽓亢盛,是三阳之“阖”。

多⽓多⾎,⽓⾎旺盛,为五脏六腑之海。

所属⽪部称“害蜚”,蜚即阳⽓飞扬的意思。

外感病过程中,阳明病是阳⽓偏亢,邪热最盛的阶段。

邪热⼊⾥,症见⾝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等,为阳明热证。

邪热亢盛,内传与肠中糟粕相搏,燥热实积结聚肠腑为阳明腑证。

《伤寒论》说:“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

⾥热实证聚合到阳明,阖病的症状表现如柯韵伯所说:“阳明为阖,故阳明必以阖病为主,不⼤便因阖也,不⼩便亦阖也,不能⾷,⾷难⽤饱,初欲⾷,反不能⾷皆阖也。

⾃汗盗汗表开⽽⾥阖也,反⽆汗内外皆阖也”。

治疗当以清下实热,保存津液为主。

少阳⽪部“枢持” 少阳是三阳之“枢”,外邻太阳,内接阳明,介于太阳阳明之间,职司升降和运转,可出可⼊如枢机,所属⽪部称“枢持”。

少阳病⼤多见于太阳转阳明的过渡阶段,其病变属半表半⾥证,病机为枢机不利,表现为“寒热往来,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烦喜呕”等症,治宜和解枢机。

太阴⽪部“关蛰”太阴是三阴之“关”,亦为病邪出⼊门户,寒邪直中,太阴先伤,病从⼝⼊,直侵太阴。

  1.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2.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3.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杨甲《六经图》说略
宋人杨甲首撰《六经图》,是书在经学、地理图学等领域影响深远。

本文结合相关史料、文献典籍对杨氏《六经图》编撰体例进行考索,以为杨书因袭宋代图学之“左书右图”体,又有创新,首创地图学之体例,在图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标签:杨甲;六经图;体例;文獻价值
宋郑樵《通志总序》云“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

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

”,在《通志》二十略中,郑樵首次将《图谱略》列入其中,这也是自汉代刘歆、班固废“图谱”之学后文献目录中首次出现图作,彰显了宋代图学的地位。

六经图文献作为研治“六经”的重要成果,肇端于宋代,宋人杨甲首撰《六经图》,是书因袭了宋代“以图解经”之注疏方式,在此基础上又有创新。

本文拟对杨甲《六经图》编撰体例、价值进行考索,以明其在经学史、图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概说
《诗》、《书》、《礼》、《易》、《春秋》是先秦时期的五部典籍,历代学者对五经皆有研究,然以图解五经者乃宋人杨甲首撰。

杨甲撰《六经图》,以简驭繁,刻之碑版,以图解经,使经义繁复难懂处一目了然,此乃宋人一大创造。

杨甲《六经图》集诸家之长,自为体例撰作是书,在经学史上影响甚大。

有关杨书,史籍多有记载。

《宋史·艺文志一》“经解类”载杨甲《六经图》六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云杨甲《六经图》六卷,朱睦楔《授经图》卷四言杨甲《六经图》六卷,《天禄琳琅书目》卷七言杨甲《六经图》一函六册,《四库全书》本杨甲《六经图》凡十卷,包括《大易象数钩深图》《尚书轨范撮要图》《毛诗正变指南图》《周礼文物大全图》《礼记制度示掌图》《春秋笔削发微图》。

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二四三载杨甲《六经图》六卷。

《四库全书》所载卷数与《宋史》、《经义考》所言有异。

《四库全书》言十卷乃将《周礼》图分为四卷、《礼记》图分为两卷,其他图皆一卷。

《宋史》、《经义考》等言六卷乃按每经一卷分为六卷。

故杨甲《六经图》六卷本与十卷本实为一本。

二、体例、价值说略
1、体例
宋代经学昌明,《六经图》作为研治六经的重要成果,其编撰体例因袭“左书右图”体,然与宋初聂崇义《三礼图集注》之“集解体”有异,其编撰特点如次:
第一,杨甲《六经图》总的编撰体例为:首列篇目之总纲,次列具体图文内容,每经图说解或图或谱,体例不一,经图最后皆附有经书传授图。

撰图说解者如《尚书轨范撮要图》首列五十八篇数、逸书篇数,之后按照篇目顺序进行撰图,所撰图目大致涉及帝王世次、天文、地理、山川、河流、乐器、礼器、兵器等需要绘图说解之处。

遇有难解之处,则引经据典注释说明,如“四时测中星图”、“玑衡图”;对于经书中常见内容则绘图而已,几无文字说明;经图最后附有“汉儒传授书学图”。

列谱说解者如《春秋笔削发微图》,首列春秋经篇目,按照帝王世次、春秋一百二十四国爵姓、诸国地理图、王族诸氏等顺序配以谱说明,皆无图。

最后说明春秋总例数、春秋三传传授图。

杨甲《六经图》文字部分皆不言引书之名,行文简略,较少考说,直接结论。

第二,具体图的编撰既依古人“左书右图”体而又有所不同:每经图皆按经书内容之目录先后绘图,文字辅以其后,大多数图有文相附,少部分或有图无文,或有文无图。

与之前图作如聂崇义《三礼图集注》、杨复《仪礼图》不同,杨甲《六经图》大多数有图有文,文图相配,少部分有图无文,聂图、杨复图皆有文有图;聂书、杨复书皆以文为主,文字解说较多,图仅为辅助而已;杨甲书则以图为主,以文为辅;杨甲书重在以图解经,文字仅为辅助而已,与之前图作相较实乃侧重点有异。

杨甲《六经图》文字较之前图作,文字乃从属地位,真正做到了“以图解经”,图为主,文字乃从属。

《周礼文物大全图》凡六十五图,其内容包括冕服、宫室、尊彝、鼎俎、玉瑞、旌旗等图,部分图有图无文,以图释经,一目了然;《礼记制度示掌图》凡四十三图,内容涉及明堂、月令、宗庙、养老、投壶、昏礼器、燕礼、室中昭穆等图,文字部分较少,有之仅为简要释说。

《尚书轨范撮要图》之“诸侯玉帛图”、“十二章服图”、“九韶乐器图”、“费誓兵器图”皆有图无文。

《毛诗正变指南图》之“释鸟图”、“释草图”、“释木图”皆有文无图。

2、价值
首先,杨甲《六经图》属历史上首次对除《仪礼》之外的其他六部经书进行撰图立说,填补了经学研究史上一大空白,具有重要的六经样图价值和经学学术意义。

自宋儒聂崇义《三礼图集注》、杨复《仪礼图》以来,学者多关注于礼图方面的撰作,对于《尚书》《周易》《诗经》《春秋》等经书的解读甚少有学者从图的角度去研治,布衣杨甲积多年之功,致力于另外经书的图作,于南宋绍兴中撰成《六经图》,即《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周礼》、《礼记》等图,此图作秉承宋初“以图解经”的训诂方式,首次对六经进行图说,后人读经,藉以图解,一目了然,影响较大。

此后历朝对此书多所增删补缀,版本众多,书名亦有变化,如宋毛邦翰《六经图》、元卢天祥《六经图》、明吴继仕《七经图》、清
江为龙《六经图》、清杨魁植《九经图》等。

宋元以来六经图文献撰作较多,杨氏《六经图》在编撰体例等方面具有样本价值,在经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之价值。

其次,杨甲《六经图》首撰古之地理图作,将古之地名绘于图中,按照方位绘图注名,这一体例实乃首创,影响较大。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五经总义类》载:“《六经图》六卷,宋,杨甲撰,毛邦翰补正,载图三百二十二。

”杨甲竭一生之力,钻研经学,将《诗》、《书》、《易》、《周礼》、《仪礼》、《春秋》中有关地理,绘制成图,开地理图学之先河。

据金应春、丘富科所著《中国地图史话年表》称:“1155年(南宋绍兴二十五年)杨甲编著的《六经图》中之《十五国风地理之图》,是目前世界上最早刋印的地图”。

此图作领先于世界三百多年。

如《周易》之“俯察地理图”将四方九州对应于八卦之相应的方位,东南方乾卦对应雍州、南方坎卦对应冀州、西南方艮卦对应兖州、西方震卦对应青州、西北方巽卦对应徐州、北方离卦对应扬州、东北方坤卦对应扬州、东方兑卦对应梁州。

如其言“四方九州鸟兽草木十二支之属,凡丽于地之理者,八卦无不统之”。

又如《尚书轨范撮要图》之“禹贡九州疆界之图”,根据九州之方位进行分域划分,又有河道之图,纵横交错,一目了然,远胜于文字描述方位之晦涩难懂。

又如《毛诗正变指南图》之“十五国风地理图”按照《诗经》所涉十五国之疆域进行分域撰图,国名与所涉地名一一详细绘出,可谓泾渭分明。

再次,杨甲《六经图》多据经文,自为一图,又批判继承,敢于疑古,另立新图。

宋代,“疑经辨伪”之学术风气在杨甲《六經图》中表现较为突出。

杨氏撰经图时对旧说、旧图等有所质疑则另辟蹊径。

如卷五《圭璧璋瓒藻藉制图》之“桓圭”形制与聂崇义图有异,“大璋”言“天子以巡守”,聂图无;《舞师乐师舞制图》之“旄舞”言“旄舞以氂牛毛为之”,聂图无,今人钱玄《三礼辞典》作“旄舞以氂牛尾为之”;《鼓制图》载“建鼓”、“靁鼓”、“灵鼓”、“鼗鼓”、“路鼓”、“鼖鼓”、“鼛鼓”之图与聂图有异,“朄鼓”,《周礼·春官·大师》有文,聂图无;《乐器制图》载“牍”、“雅”,其形制与聂图有异;“籈”则据《尔雅》“所以鼓敔谓之籈”另立新图,聂图无。

卷六《祭器制图》言“豋”与豆同,画饰异耳,杨说与聂说相异,据《尔雅》等载,知豋、豆乃材质有异,二者形制仅相似,非完全同。

《六尊制图》“献尊”乃刻全牛之形,凿背为尊,“象尊”以象骨饰尊,二尊图与聂图异。

最后,宋元以来六经图文献蔚为大观,这一现象为图学中兴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图学价值。

古人尝言“左图右书”,二者不可偏废,然宋之前“图作”大都消亡。

对此,郑樵《通志·图谱略》曾有解说,“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理。

天地出此二物以示圣人,使百代宪章,必本于此,而不可偏废者也。

……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

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

萧何之图自此委地,后之人将慕刘、班之不暇,故图消而书日盛。

……隋家藏书富于古今,然图谱无所系,自此以来荡然无纪。

至今虞夏、商、周、秦、汉上代之书具在,而图无传焉”,可见自汉代刘昕、班固以来,图学呈消亡之势。

然宋代六经图文献的出现改变了“图学”现状,特别是后世学者对杨甲《六经图》的重视,此图被刻于石壁,并颁行全国的府州县,奉为六经图文献之圭臬,这一举措不仅改变了知识阶层对于礼学的认知方式,使文人从“望文臆想”的文字空间进入到“观其形模”的图像世界,而且为图学在北宋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三、结语
杨甲《六经图》对于六经的解读有着独特的经学价值和图学价值,是书沿宋初图作之体例,亦有独创之处;内容上既依经文,又有己见,其图作与聂图内容有异,体现宋人疑经之特色。

相关文档
最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