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国社会法治化进程

摘要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其一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各个领域内形成依法治国的核心理念。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举措。在中国法治迈向崭新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社会与法治的既有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今和未来中国社会与法治的战略任务或方向，我们将迎接挑战，努力早日建设成为法治国家。

关键词法治；依法行政；中国法治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二十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由此进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也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中国法治建设的制约因素

1.历史因素

在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法律文化，但作为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孺家礼法思想孕育的是人治理念，它与现代的法治理念是对立的。儒家的礼法思想蕴涵的是人治理念，它无法为现代法治提供一个信仰的平台，而法治社会也明确反对儒家礼法思想对现实世界所做的等级分明的制度性安排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状态下严重制约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作及交换的思想，社会缺乏竞争意识。而我们又没有经过提倡人权、平等、自由的资产阶级革命，直接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中国社会严重缺乏商品社会所具有的民主政治传统。

2.社会因素

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由于特殊的文化传统，人情伦理极其发达，重关系、讲人情的传统和习俗几乎渗透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是为什么“以情压法”、“以情代法”、“以情乱法”等现象在当代中国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在今天崇尚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的同时，人情与法治并非绝对相左，但情之于法，需要一定的尺度和界限。我国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法治文化建设中必须要处理好这种重情轻法的文化传统，引导人们重新进行法律价值目标的选择，逐步培育人们的法治精神和对法治的信仰。

3.经济因素

法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受制于物质生活的条件和经济活动的发展程度。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受计划经济影响，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东西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解决问题更多地依赖于政策，法律在经济生活中应有的调整、规范作用被忽视，社会群众对法律缺少应有的关注和信任，客观上阻碍了法治文化的发展。

二、法治中国化的毕本变革内容

1.变革政治法律体制

第一，根据我党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原则理念，对于执政党与立法机关、司法

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

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一、单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1个最符合题意） 1、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行政机关不得设立任何形式的“小金库”；严格执行( )制度，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必须全部上缴财政，严禁以各种形式返还。 A．收支两条线 B．罚缴分离 C．执法上审裁分离 D．决策上审裁分离 2、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原则是违法归责，下列对违法的含义不正确的理解是：（） A．违法指的是行为违法 B．违法指的是行为结果违法 C．违法指的是违反法律，是一个客观标准 D．行政违法既包括积极的作为，也包括消极的不作为 3、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面不属于提高制度建设质量方面内容的是（） A．．加大政府管理成效的力度 B．按照条件成熟．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原则，科学合理制定政府立法工作计划。 C．．改进政府立法工作方法，扩大政府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 D．积极探索对政府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 4、《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法律．法规．规章得到全面．正确实施，法制统一，政令畅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切实保护，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制裁，（）秩序得到有效维护。 A．经济社会 B．政治社会 C．文化社会 D．生态社会 5、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列不属于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的是（）A．依法行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B．必须把维护政府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 C．必须维护宪法权威，确保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 D．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6、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要减少行政执法层次，适当下移执法重心；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 )两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要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A．市．县 B．省．市 C．省．县 D．县．乡 7、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法律议案和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等制度建设，重在提高( )。

中国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此种逆历史潮流的作法，使我国的城市化问题积蓄、矛盾累积。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 Chinese urbanization progress is circuitous. As aggressed by west countries,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was in imbalance. After PRC was found, the government started to make a layout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But unfortunatel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1960s move urban population to the village, which made Chinese urbanization be in dead state. Normally speak, from 1949 to 1978, the urbanization in China was very slow. In 30 years from 1950 to 1980, the urban population rate in the whole world raise from 28.4% to 41.3%, the r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aise from 16.2% to 30.5, but Chinese rate was only raise from 11.2% to 19.4%. 1979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众所周知，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At this period, Chinese urbanization present these features. Firstly, the government was the main body in urbanization, and the urbanization area was limited by the planned economy. Secondly, the urbanization was lack of competence to absorb nonagricultural work force, and the market was not in commodity economy. All above made a bad result. The city and the village were likely separated. For example, the government put government-planning assignment into practice in city, while it control rural population and limited it. This hold back the freely mobility of population.

分析建国后的中国法制

分析建国后的中国法制袁泽蕾1409853G-LL20-0041 民商法通过文本的阅读，特别是《旧工作人员的改造问题》与《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两文，可以看出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中国的法律，法制环境也必然随之改变，这改变当中，中国并没有很好地扬弃旧的资源。旧的法学工作者直接被视为硬地无法改造的对象而被丢弃在一边。新的法学工作者一方面教条主义盛行，另一方面工作上受到党与非党身份的直接影响。在这种法制环境下，宪法逐渐不被重视，党慢慢凌驾国家之上，于是出现《宪法视角下的毛泽东与刘少奇》一文中，毛主席打倒刘主席一事。一、片面抛弃旧的法学新国家诞生后，旧的法学遭到全面抛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旧的法律遭到抛弃（如批判六法），改学苏联的法律；另一方面是旧的法学工作者遭到抛弃，认为无法改造而被派到非司法机关处工作。当然，前面说的抛弃学旧法的人，也并不是所有学习过旧法的都抛弃了。这里的抛弃也是有选择的抛弃——抛弃学习旧法且非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一部分。而因为拥有党员身份而被留下来的这部分旧法人员虽然解放后还能在司法部门工作，但一旦其所在的司法部门遇到什么毛病时，责任便由这部分人承担。当时社会主要观念是旧的国家与新的国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所以法律也有本质上的差别，因此要抛弃旧的法律，甚至是抛弃旧的法学工作者。诚然，国家制度发生了改变，旧时的法律必然不能直接采用，但在中国环境下存在运行了那么久的法律里必然不可能没有一处值得学习的法律原理与法律精神的。即使是学习“苏联老大哥”，但耶没必要连法律都要生搬硬套苏联那一套，毕竟两国的实际情况也存在许多差异。更重要的是，旧法律一律抛弃，不取些精粹也罢了，连学习旧法的人都也一律抛弃了。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运动的，那么就不会有一尘不变的人。而当时社会主流却认为旧的法学工作人员是顽固得无法改造的，所以司法的前线都是学新

中国城市化发展及其特点

这是对人类社会进程的一个巨大促进。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而且也决定着世界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现在，我国经历了十一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时期政府从国家层面上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直接或间接地都对我国城市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或根本性的影响。正是在这些国家政策的引导和宏观调控下，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才取得了今天较为显著的成就，总体来看，我国城市化道路先后经历了单一化、多样化和协调化的发展历程，城市化道路的数度调整有力地推动着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三、我国的城市化的基本特征 3.1 城市化的连续性和不稳定性我国城市化道路蜿蜒曲折,经历了一个连续而又不稳定的发展阶段。这段曲折历程又可分为四个时期:①1949—1957年城市化短暂健康发展时期;②1958—1965年城市化剧烈波动时期;③1966—1978年城市缓慢发展和城市化徘徊停滞时期;④1978年至今,城市化进入持续稳定的加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由1949年的

关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思考

关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思考孔德余并不认同所谓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已经基本饱和，未来将转向改善性需求的观点。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还不到50%，也就是说，中国与美国大致面积相等的国土面积，还养育着相当于美国20倍左右的农民，说明中国农民的人均可利用耕地面积可能达不到美国农民的1/20，那么中国要真正成为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还很漫长。未来持续漫长的城市化，就是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那么，未来城市化的路径到底是让现在的大城市无限扩大，还是发展中小城市？如果说让大城市无限扩大，依据中国的人口总量和人口密度，未来上3000万、5000万甚至更多人口的城市在中国会有很多。而就现状来看，大城市最大的优势是商业设施、商务设施、就业条件、政府服务、教育、医疗的优势集中；但超大的、在全世界没有先例的城市规模，也会面临全世界的城市都未出现过的严峻问题，比如交通问题、空气质量问题等。一个超级大的城市，仅仅一个超级大的交通压力完全可以让整个城市瘫痪，而交通压力的出现，同时就导致一个大城的整体效率大大降低。如果继续放纵各种优势向大城市集中，让人口也继续向大城市集中，很显然，终究有一天那些超级大城市的问题将无法解决，到那时，再来发展中小城市恐怕将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也可以说，中国的城

市化绝不应该把超级大城市作为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小城市，最大的优势就是交通优势和空气质量的优势；但是，同时也要看到，现阶段大城市的优势，却恰恰成了中小城市的劣势，因此，中小城市目前因为政府服务水平、商业商务配套、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落后于大城市，而失去竞争力。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出现大城市的人口聚集能力持续增强，中小城市的聚集能力还在不断减弱的态势。如果中小城市从抓政府服务的提升开始入手，并将商业、商务功能，医疗、教育水平都提升到与大城市的水平基本一致，再根据城市发展规模匹配相适应的产业规模来解决好就业问题，中国中小城市还会继续像现在一样不能与大城市竞争？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方向还会是大城市？中国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法回避对中小城市的依赖，尽早解决好中小城市发展中的服务水平，提升商业、商务、教育、医疗等功能，促进中小城市的就业能力，才是出路。同时也可以预见，未来中国中小城市的发展，也会成为商业、医疗、教育、以及与城市规模和满足就业相匹配的产业经济将具有巨大的成长潜力。 2015年9月11日

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2000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22%，比197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而1949—1978年的29年里，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但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本文试图对这22年的城市化做出恰当的评估，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并依此提出建议。一、1979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一) 城市化水平。众所周知，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1] 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2] 另据麦迪森计算，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 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 上述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独特现象，是与改革开放前大陆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由此导致的计划经济体制分不开的。本文即准备从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及其对劳动力供求关系和转移的影响，来探讨这个时期城市化缓慢的主要原因。 1949－1878年全国城镇人口变化情况[4] 年份|总人口(万人)|城镇总人口(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 1949|54167| 5765|10．6 1950|55196| 6169|11．2 1951|56300| 6632|11．8 1952|57482| 7163|12．5 1953|58796| 7826|13．3 1954|60266| 8249|13．7 1955|61465| 8285|13．5 1956|62828| 9185|14．6 1957|64653| 9949|15．4 1958|65994|10721|16．2 1959|67207|12371|18．4

中国法治化进程的阻碍及对策

中国法治化进程的阻碍及对策摘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早在秦初就已经出现法家思想的短暂盛行。然而，当代中国在发展、倡导和进行现代法治方面却明显不足。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开始了法治化的进程，但是进程缓慢。在选择法治的进程中，各种困难严重阻碍着中国法治的发展。但是法治化的进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最终形成法治优于人治的一种状态。因此进一步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完善相关理论、培养全民的崇高的法律意识、加强国家法治整体建设是克服法治化进程中困难的必要选择。关键字：中国法治化阻碍法律意识法治建设一、中国法治化的进程法治是一种悠长的意识形态，其字面含义为法律的规制、法律的统治。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包含两层意思，普遍守法和良法[1]。启蒙学者讲法治都与权利、自由、平等相关，但很少明确指出法治含义[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过两次关于“法治”问题的讨论。第一次是80年代初，那次讨论的主要成果是解决了实行法治的必要性问题。讨论中，对什么是法治，法治与民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但没有很深入。第二次讨论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1996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提出要“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以后，讨论进入了高潮。这次讨论在进一步探讨了实行法治的必要性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法治与民主的关系，以及法治是什么的问题[3]。“法治中国”作为法治在当下中国的政治表达①[4]，正在从一个命题具体化为全面改革的行为逻辑，预示着中国法治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的来临，必将对中国的法治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5]。法治优于人治，法治最终取代人治是社会的必然。从人类社会的政治模式来看，伴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一个由“德治”或“礼治”为主，辅之以“神治”和“人治”的统治，过渡到以“人治”为主，辅之以“神治”和“法治”的统治，进而过渡到现代社会以“法治”为主的统治，在这一转变过程之中，其联结点其实是“人”的统治。在人类的历史上，绝不存在所谓的单纯的“人治”社会或“法治”社会。相反，两者总是密切联系的，共同发挥治理作用[6]。两者的不同可能只是表现的历史时期不同，而当今社会正是需要以“法治”为主，因此法治中国这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我国法治化建设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各种困难阻碍着中国法制化的进程。二、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阻碍（一）传统思想的羁绊以孔子为创始者的儒家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主张“礼治”和“德治”，即“人治”。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 ①针对法治中国的概念演进，学者指出，“法治中国”经历了“从学术命题到政治命题”再到“宪法命题”的变化，参见韩大元：《简论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的关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思考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思考主讲人：李津逵王鲁湘：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一方面人们尽情的享受着城市化所带来的文明与舒适，另一方面人们也感到了城市发展过快所带来的切肤之痛。作为世界人口最大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有学者把中国城市化列为21世纪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两大因素之一。那么中国的城市化将是中国人民的福音呢还是全世界的祸水？确实有学者提出了这么严肃的问题。那么面对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引发的种种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怎样才能使人口数量、结构分布与城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主任研究员李津逵先生。李先生您好！李津逵：您好！王鲁湘：欢迎您作客《世纪大讲堂》！李津逵：谢谢。王鲁湘：我看了一下李先生的简历，突然发现我们两个之间惊人的相似。我们两个人年龄相仿，李先生比我略微大几个月。我们都是从城市里头在那个时候下乡做知青，然后在知青里面过着一种很艰难生活。所以的话我们这一代人又后来由于1977年恢复高考给了我们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们两个同时在那一年参加了那一次决定历史命运决定个人命运的那一次高考，我们都成了大学生，这样的话我们又回到了城市，并且最后在城市里面工作，在城市里面生活，在城市里面安家成了一个城里人。所以对于城市化我们是有双重理解的，因为我们曾经在农村里面干过。那么您的经历使您对城市有一个什么样的向往？李津逵：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代表大会是在东城区的一个招待所里面开，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常常在干活的时候，我要能在那个招待所里当一个服务员该多好？王鲁湘：对。李津逵：就想这个事。王鲁湘：对，当时我们知青所有的梦就是回城，想尽一切办法包括不择手段就是要回城。为什么要回城？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社会里面，城市比农村具有太多太多的优越性了。所以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改变自己的身份变成一个城里人，然后到城里面生活。那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突然以我们预料不到这样一种发展的速度突飞猛进发展起了，那么您也见证了这样一个过程。您觉得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中国的城市化的发展在这30年中间有阶段性的区分吗？比如说什么时候是一个阶段，什么时候是一个阶段。李津逵：我感觉是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大量的这种三来一补的工业在沿海地区落户之后，创造了城市中间巨大的就业岗位，这个时候农村中间大量的青年走向城市，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飞跃。王鲁湘：我们产生了城市化要求的一个推动力。李津逵：对。王鲁湘：社会的一个推动力。李津逵：就是中国的农民几千年来一直是向往城市生活，但是他走不进城市。王鲁湘：走不进。李津逵：比如说明清的时候有那个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因为城市里面没有就业岗位，农村又没有余粮供养城市，农村的这个耕织结构又非常的顽固，这种情况下一直就没有突破。但是当我们中国加入了全球的经济分工之后出现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这一天到来了。王鲁湘：对，这是一个历史机遇。您是学工科的。

中国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国城市化进程即中国农村转化成城市的过程。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的困扰，导致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不均衡。自50 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由于中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以后，中国明显加快。如何依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21 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摘要：中国城市化进程特征措施 1 中国城市化概述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我国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50 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此种逆历史潮流的作法，非但不能真正解决城市人口聚集问题，反而使我国的城市化问题积蓄、矛盾累积。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总之，我国的城市化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2. 城市化的含义及标志含义城市化是指人口和产业活动在空间上集聚、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农村人口转化为非农村人口，人口向城镇集聚，农村地区转化为城镇地区，城镇数量增加的过程。城市化，也有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城市化的过程是随着现代工业的出现，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开始的。一般分为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城市化三大标志（一）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二）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上升（最主要标志）；（三）城市用地规模扩大。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其中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城市兴起和成长的前提，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主导力量，第三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又促进了城市化。 3. 中国城市化 2012年8月17日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报告显示，十六大以来我国人口总量低速平稳增长，人口生育继续稳定在低水平，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改善，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人口婚姻、家庭状况保持稳定。

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与前景分析

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与前景分析 [摘要]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正式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但是讨论我国的法治化建设的道路应该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谈起，在经历了曲折之后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文章旨在分析法治建设的历史进行的基础上，对我国法治化进行分析，以期待更好地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关键词]法治；建设；进程一、法治的概述我国的社会建设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然而，这一发展阶段依旧离不开对法治的建设和探讨。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对于法治的讨论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时期，讨论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并针对法治建设的现状进行分析，对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法治前景进行展望还是十分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要讨论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首先要明确法治的内涵。法治本身就是一个多含义的概念，最早关于法治的讨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对于“法治”的内涵做出了解释，认为“已成立的法律获得大家的普遍服从”，这被认为是最早关于法治内涵的界定。大多数人认可的现代法治是形成于十三世纪的英国，是由英国著名的法官柯克在与查理二世国王的争论中提到的，柯克指出了“法律是国王”的论断，被认为是揭示了现代法治的最基本的内涵，即法律至上。其论断影响了人们后来对于法治的探讨，例如，英国著名法学家戴雪从民主权与有限政府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所谓法治的法律上性。可以说，法治的概念是源于西方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其自身的国家形态的因素，所以我们在引入西方法治的概念之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经行了一些中国化的解释。引用王利民教授对于法治的内涵的概括，即包括法律至上，良法之制，人权保障，司法公正和依法行政五个方面。可以说，王利民教授这五方面的概括也同时指出了我国当前法治建设的五个基本方面，在明确了什么是法治之后，笔者就从我国法治建设的历程中来探讨我国法治建设的相关问题。二、我国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分析法治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表现，是政治文明进入民主时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可以说，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这个国家的文明发展的程度。新中国建立之后，法治建设在曲折中逐步发展，下面就具体回顾下我国法治建设的历史。笔者在此将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来进行讨论。（一）法治建设的起步阶段

浅议中国社会法治化进程

浅议中国社会法治化进程摘要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其一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各个领域内形成依法治国的核心理念。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举措。在中国法治迈向崭新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社会与法治的既有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今和未来中国社会与法治的战略任务或方向，我们将迎接挑战，努力早日建设成为法治国家。关键词法治；依法行政；中国法治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二十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由此进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也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中国法治建设的制约因素 1.历史因素在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法律文化，但作为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孺家礼法思想孕育的是人治理念，它与现代的法治理念是对立的。儒家的礼法思想蕴涵的是人治理念，它无法为现代法治提供一个信仰的平台，而法治社会也明确反对儒家礼法思想对现实世界所做的等级分明的制度性安排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状态下严重制约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作及交换的思想，社会缺乏竞争意识。而我们又没有经过提倡人权、平等、自由的资产阶级革命，直接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中国社会严重缺乏商品社会所具有的民主政治传统。 2.社会因素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由于特殊的文化传统，人情伦理极其发达，重关系、讲人情的传统和习俗几乎渗透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是为什么“以情压法”、“以情代法”、“以情乱法”等现象在当代中国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在今天崇尚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的同时，人情与法治并非绝对相左，但情之于法，需要一定的尺度和界限。我国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法治文化建设中必须要处理好这种重情轻法的文化传统，引导人们重新进行法律价值目标的选择，逐步培育人们的法治精神和对法治的信仰。 3.经济因素法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受制于物质生活的条件和经济活动的发展程度。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受计划经济影响，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东西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解决问题更多地依赖于政策，法律在经济生活中应有的调整、规范作用被忽视，社会群众对法律缺少应有的关注和信任，客观上阻碍了法治文化的发展。二、法治中国化的毕本变革内容 1.变革政治法律体制第一，根据我党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原则理念，对于执政党与立法机关、司法

中国城市化发展及其特点

中国城市化发展及其特点摘要：我国城市化道路蜿蜒曲折,经历了一个连续而又不稳定的发展阶段。这段曲折历程又可分为四个时期:①1949—1957年城市化短暂健康发展时期;②1958—1965年城市化剧烈波动时期;③1966—1978年城市缓慢发展和城市化徘徊停滞时期;④1978年至今,城市化进入持续稳定的加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997年的29.62%。关键词：：城市化进程、城乡二元、改革开放、集约型城市化、健康发展、区域城市化城市化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城市化快速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不可逾越的阶段。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步伐前进的，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阶段已进入到高速城市化的起飞线上。如何依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21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此种逆历史潮流的作法，非但不能真正解决城市人口聚集问题，反而使我国的城市化问题积蓄、矛盾累积。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总之，我国的城市化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道路 1978 年到 2008 年的 30 年，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取得重大进展的 30 年，是我国

以法治会努力推进工会工作法制化建设的进程-文案

以法治会努力推进工会工作法制化建设的进程以法治会努力推进工会工作法制化建设的进程以法治会努力推进工会工作法制化建设的进程中国一冶工业炉公司工会《劳动法》和《工会法》是我国两部重要的基本法律，《劳动法》规定：“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工会法》规定：“工会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维护职工的合法利益。”这些规定，表明工会突出维护职能是依法办事，是法律赋予了工会的特殊责任。工会应贯彻实施有关法律法规，更好地代表职工群众利益，强化维护意识，突出维护职能，密切与职工群众的关系，增强工会的凝聚力、向心力，充分发挥工会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一、《劳动法》和《工会法》正式颁布实施后，一冶工业炉公司充分认识学习、宣传和贯彻《劳动法》和《工会法》的重要性，成立学习宣传贯彻工作领导小组，制订切实可行的学习宣传贯彻计划，精心部署，周密安排，把它作为工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和紧迫任务，抓紧抓好，力求抓出成效。第一，组织好工会战线人员的学习，使大家深刻认识《劳动法》和《工会法》的重大意义，了解两部法律赋予工会的权利、义务，并在工作中自觉贯彻执行。通过学习，工会战线人员结合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准确把握《劳动法》和《工会法》的精神实质，对两部法律的重要意义、主要内容以及在今后的工作中如何贯彻执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方面有了更深层次的全面理解，自觉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紧密联系工会工作实际，全面推进工会法制化建设。并对照《劳动法》和《工会法》，检查寻找工作上的差距和不足，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努力改进自己的工作。同时明确了工会工作的思路，即：紧紧围绕公司的各项施工生产和经营管理工作目标，在新形势下，加强民主管理工作，突出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工会组织建设，促进公司的两个文明共同进步。

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１9７8－200０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８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２0００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２２%,比１9７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而1949—1９78年的2９年里，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但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本文试图对这22年的城市化做出恰当的评估，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并依此提出建议。一、197９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一) 城市化水平。众所周知,从１949年建国到1９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１980年的3０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８．4%上升到４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１6.2％上升到30.５%,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１9．4%。[１] 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９78年比1９4９年增长了3８．１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９４9年的3０%提高到1978 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９78年的77．１%；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９４９年的３５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３01０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４9年的31．６%上升到１97８年的６4.6％。[2] 另据麦迪森计算，从１9５0年到１97３年，世界GＤ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 增长2.９％，其中中国大陆GＤP年均增长5.１％，人均增长2．９%，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

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据国家建设部《2003年城市建设统计公报》显示，至2003年末，我国设有城市660个，城市人口近3.38亿，城市面积39.9万平方公里，城市化水平为33%左右。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1998年为55%。在工业革命之后，中国的城市化之所以长期处于落后的状况，是因为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时而又不断反复的艰难道路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近代史之前的中国城市化，因为它对中国今天城市化的发展不具有现代化意义上的启示作用，因此本文不予涉及。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100年内，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具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它的发展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平衡。东南部城市化进程较快，而中西部地区则远不如东南沿海，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城市工业化特征差距悬殊。比如东南沿海的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等城市不仅在城市规模上迅速扩张，而且其工业化进程也较迅速。而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城市甚至不处在工业化进程之列。东南沿海城市的建筑、通讯、工厂、商业、交通已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有了相当程度的联系。譬如上海外滩一条街的高楼大厦，青岛的洋楼区。而其他不发达地区城市则不具备这些工业化的明显特征。城市的商业化功能不显著。有一种说法，西方资本主义的每个城市都是以市场为中心的，而中国城市是以官府、衙门为中心的，象北京，紫禁城是它的中心。而市场则散布在四周，比如菜市口、花市、瓷器口都在边上而不在中心。这一阶段的城市中心是属于官府，城市的政治、军事的特征和意义更为显著和重要，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形态上商业化的功能不占主导地位。城市文化畸形发展。由于列强的入侵，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已经受到了西方文化较大的影响。同时，由于长期的封建文化的熏陶，中华民族的一些风俗、传统习惯、戏剧、本土文化也占有一定的空间，这二种不同的文化在同一个城市空间里共存，相互影响但又并行发展着，实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奇特现象。例如：这一阶段的上海已经与传统的中国城市距离很远，西方的文化随处可见，并且占主流地位，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又顽强地在这个城市中生存着。如沪剧、越剧这些地方剧种也拥有大量的观众，这种文化畸形发展的现象令人十分费解，不过，人们认为这个现象与上海日后形成的海派文化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二个阶段这个时期大约是1949年~1980年左右，这30年间，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走得非常艰难，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处在一种“反城市化”的状态。例如：对农村与城市在户口的管理上实行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模式，限制农民向城市的流动，甚至出现过大规模地把城市的人口向农村转移的现象，这些做法在客观上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长期处于停滞、缓慢，有时甚至是倒退的

新中国的法治发展历程(汇编)

精品文档精品文档新中国的法治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62年，弹指一挥间，但缔造了一段辉煌的法治篇章。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提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国民党旧法统的灭亡。国民党旧法统的废除，宣告了国民政府政权的彻底终结，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为了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我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195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宪法》诞生，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也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也历经曲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1982年宪法作出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并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指导下，我国现行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还制定颁布了涉外经济法律法规。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论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意义

论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意义 (一) 加快城市化进程，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利于农民脱贫致富。城镇化实质是化农民为市民，只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镇，最终在非农产业获得稳定的就业，留在农村中的劳动力才能从专业化、大规模的农业经营、生产活动中获得更高的收入，进而在增加收入的基础上扩大农村的消费需求。 (二) 加快城市化进程，对控制人口起着一定的积极意义。意味着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而城镇化是一个人口增长自动得到控制的社会经济过程。城市市民收入虽然高，但是城市生育、抚养、教育子女的成本比农村要高的多。城市中这种抚养子女的高消费成本和生育的高机会成本的约束，使人口增长得到控制。从而对减轻社会就业压力具有明显的意义。 (三) 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是更好地推进工业化的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与世界经济交往中用便宜劳动力创造的产品和服务换取自己因土地资源稀缺而不能充分生产的产品，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速城市化进程，使更多的农村居民转换为城市居民，将极大提高消费货币化程度并改善原有农村消费市场的需求结构，增加对包括耐用消费品在内的工业消费品的需求量，从而为城镇市场中已趋于饱和的消费品开辟出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市场，进而使目前因需求不足而聚集起来的巨大工业生产能量得以释放，并为延缓某些产业部门的衰退期和促进新兴产业部门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此外，加速城市化进程还将引发大规模的交通网络发展和城市基础设施及居民住宅建设，从而极大地促进建筑工业和道路修建工业的发展。 (四) 城市化进程中，为城市与农村的思想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用城市文明引导农村文明，改造农村文明，是促进农村社会进步，提高农民素质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推动了城市文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促进了城市居民对自身以外文化的接受能力，以及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本身的认同与接受。 (五) 推进城市化进程，有利于改变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利于降更多的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增加城市居民的数量和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推动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六) 推进城市化有利于增加内需，从而更好地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消费乃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推动城市化进程将增加增加中国城市居民的数量，并且扩展中国城市区域的范围，进而增加居民收入，使居民购买力增强，拥有更强的购买力。所有这些都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内需，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武力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2000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22%，比197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而1949—1978年的29年里，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但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本文试图对这22年的城市化做出恰当的评估，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并依此提出建议。一、1979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一）城市化水平。众所周知，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1]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2]另据麦迪森计算，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 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 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 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 上述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独特现象，是与改革开放前大陆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由此导致的计划经济体制分不开的。本文即准备从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及其对劳动力供求关系和转移的影响，来探讨这个时期城市化缓慢的主要原因。 1949－1878年全国城镇人口变化情况[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