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联合指导制度的全球扩散：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分析

博士生联合指导制度被认为是全球博士教育改革的主要趋势之一。

从历史比较的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博士生联合指导制度在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和德国、瑞典等欧陆国家的扩散情况进行分析。

对我国而言，实行联合指导制度既符合国际趋势，也是当前深化博士教育改革的需要。

但联合指导制度的进一步推广应重视导师指导职责的制度化、规范化，关注导师联合指导文化的建立，并应广泛开展相关实证研究。

关键词博士生教育；导师指导；联合指导；制度扩散；比较研究导师指导是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影响因素。

在导师指导中，导师的学术能力、指导风格、投入程度等会影响学术指导的质量，但导师指导的相关制度安排显然也会对学术指导质量产生重要影响。

博士生的学术指导制度包含导师的遴选和资格审查、导师的责任与权利、导师的构成等内容。

在导师的构成当中，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博士生应当由单一导师指导，还是应接受两个或两个以上导师的集体指导？多年来一直专注研究博士生教育问题的美国学者内拉德（Ner ad，M）在2010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博士生不只有一位导师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共同的趋势。

但是，这种趋势在何种意义上是全球性的？如果发生了这种全球性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在何种背景下、如何历史地发生和扩散的？迄今学界对上述问题仍缺乏研究。

近年来，国内一些知名高校也在一定范围内积极探索推行联合指导或导师指导委员会制度。

这既符合国际改革趋势，也是当前深化我国博士生教育改革的需要。

因此，对博士生联合指导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其扩散情况进行分析，同样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本研究试图从历史比较的视角，分析博士生联合指导制度如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在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和德国、瑞典等欧陆国家扩散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就联合指导制度在我国的具体实践和未来的进一步推广展开讨论。

一、博士生学术指导制度的理想类型（一）联合指导制度联合指导（Co-supervision）顾名思义，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导师参与指导研究生学位学习全过程的行为。

在有些国家是“指导委员会”（supervisory committee）形式，如美国。

而在澳大利亚，除使用“co-supervision”这个概念外，还会使用“joint supervision”“dual supervision”，后者在英国的使用同样较为普遍。

除此之外，小组指导（team supervision、panel supervision）的概念也被用于类似的指导实践中。

联合指导制度主要包括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以主导师为主的指导委员会制，以美国为代表。

美国至少在20世纪初期已经开始实行集体指导制。

蒋梦麟在191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致谢词中特别提到了George Strayer（主导师）、John Dewey、W. H. Kilpatrick和Paul Monroe等老师的指导。

在美国，学生通过资格考试后，由教授组成的论文指导委员会（dissertation committee、supervisory committee、supervisory team或Ph.D. committee）来管理。

指导委员会一般由3~7人组成，其中至少有一位必须来自相邻学科，指导委员会的主席即博士生的主导师。

指导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①每年至少开一次会，监督博士生学习进展；②主持博士生综合考试和论文开题；③在学生写作博士论文需要帮助时提供必要的指导；④阅读博士论文，并给出修改意见以及是否通过的意见；⑤如果博士论文举行口试答辩，指导委员会需就该论文是否通过进行投票。

当然，在论文指导过程中，主导师负主要的责任。

论文指导委员会不仅是博士论文的指导者，也是博士论文的评审者和直接把关人。

博士论文只要获得指导委员会所有成员的认可即可通过，无需其他同行的评阅。

第二种形式是主导师加副导师的联合指导制度，主要见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和美国的指导委员会制度不同，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主、副导师并不参与博士论文的评阅，博士论文的质量由外部考官负责把关。

（二）单一导师制以德国、日本、中国为代表。

德国在传统上严格实行单一导师制。

导师在博士生培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以至于被称为“博士父亲”（Doktorvater）。

但近年来，德国的一些大学也逐渐引入导师小组制（team supervision）或多导师制（multiple supervision）。

日本高等教育制度深受德国模式的影响，传统上实行单一导师制。

我国长期以来主要实行单一导师制。

导师制度的分类除了导师的人数之外，还可按照学位论文是内部把关还是外部把关来进行分类。

在欧洲，根据欧洲大学协会2011年对欧洲大学的调查（共有112所大学返回问卷），其中107所大学均表示，其博士论文委员会成员由内部成员和校外成员组成。

澳大利亚的博士论文评审也实行外部把关制度，其博士论文至少需要两名校外专家的评审。

以上有关博士生学术指导制度的分类是基于传统实践的一种理想型建构。

（见表1）当然，随着世界各国对博士生指导制度的改革，原有的分类变得不那么清晰了，联合指导制以更加多元的形式逐渐在各国博士教育中实现制度化扩散。

二、博士生联合指导制度的全球扩散（一）英国的传统与改革直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博士生培养还是以单一导师制为主。

欧内斯特•拉德（Ernest Rudd）1966年对2300多名研究生学位获得者的调查显示，91%的学生接受单一导师指导。

不过，当时学界已经有人主张采用联合指导制度，以提高学术指导质量。

从20世纪80年代起，英国科研资助机构，如英国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ESRC）、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HEFCE），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如QAA 等陆续发布博士生培养调查报告，对联合指导制度在英国的扩散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9年，英国全国学术奖励委员会（Council for National Academic Awards）提出大学之外的高等教育部门应采用“指导小组制”。

1996年，HEFCE发布的著名的哈里斯报告在对英国研究生教育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提出，研究生应由科研活跃的研究人员进行指导，并进一步鼓励导师指导小组制。

2000年，英国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对受其资助的博士研究生导师的调查显示，83%接受调查的博士生导师表示其所在高校及研究机构已出台联合指导制度性文件，并且对联合指导持支持态度。

2009年，ESRC发布《博士生训练与发展指南》（ESRC Postgraduat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Guidelines）鼓励双导师制或导师小组制，尤其是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博士生。

该指南提出导师可以是跨系或跨部门的，而新导师或经验不丰富的导师应该与经验丰富的导师一起指导。

2011年，QAA明确提出，每位研究生都应该通过导师团队获得指导。

从院校层面来看，目前联合指导制度在英国已经基本实现制度化。

大学普遍实行双导师制，主导师被称为“first supervisor”或“principle supervisor”，副导师称为“second supervisor”“subsidiary supervisor”或“mentor”。

主导师全权负责对博士生的指导，副导师辅助主导师对博士生进行具体指导。

包括提供选课意见、对博士论文进行修改。

如牛津大学要求所有新任导师都要由一位“mentor”指导或者采取联合指导的形式。

但是具体操作上各学科存在差异。

如医学科学部导师手册要求新任导师必须要有指导经验的导师进行联合指导，且新任导师在第一个学生取得学位前不允许招收第二名学生。

社会科学部的单一导师指导和联合导师均占一定比例，但在跨学科领域则以联合指导制度为主。

如英国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在其最新学术规范中规定，“每位学术博士在录取时需要被分配一位主导师（第一导师），学生注册或者注册一个月之内需确定导师组（或至少另一位导师）。

博士生和导师需要在博士生注册后的三个月之内签署一份导生协议。

主导师需要有定期（至少每月一次）且记录在案的指导会面”。

（二）澳大利亚的传统及其改革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澳大利亚博士生培养模式深受英国的影响，博士生在一名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独立研究。

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澳大利亚博士生教育培养模式深受英国的影响，博士生在一名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独立研究，也几乎无需上课。

但由于缺乏严密的规划，很多导师对学生的指导并不得力，学生的毕业率比较低。

20世纪80年代初，联合指导制度正式引入澳大利亚。

1984年，斯特兰克斯（Stranks，D.R.）在其关于澳大利亚博士教育发展的论文中指出，单一导师指导模式（sole supervisor model）、科研经费资助状况以及学生的就业期待影响着博士生教育质量，因而提出更多地使用指导委员会提供更多元化的指导，促进博士生的学术社会化。

同年，摩西（Moses，I）指出，指导委员会或联合指导可以为博士候选人提供补充专业知识的来源，尽量减少对单一导师的依赖。

20世纪90年代，联合指导制在澳大利亚得到进一步推广。

1994年，澳大利亚就业、教育与培训部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生指导工作的调查显示，当时几乎所有博士生均由三位以上导师组成的指导小组进行指导，其中一位或者两位为导师“supervisors”，另外一位称为“adviser”，但指导小组的组长必须是“supervisor”。

到21世纪初，联合指导制度在澳大利亚已被广泛采用。

2005年，澳大利亚研究者对全澳5 395名博士生进行问卷调查显示，博士生中有两位导师的比例占58%，有三位或三位以上导师的占22%，单一导师的仅占20%。

2007年，伯克（Bourke，S）对8所澳大利亚大学804篇博士学位论文的分析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尽管联合指导制度在澳大利亚已经被普遍采纳，政府部门仍然希望进一步推广这一制度。

2010年，澳大利亚研究生研究理事会（Australian Council of Graduate Researchers）发布指导纲要，建议博士生应由一位主导师（primary supervisor）和至少一名副导师（co-supervisor）共同指导。

同时，基金资助制度也鼓励联合指导制度，政府部门要求高校提高博士生学位完成率，而联合指导制度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

（三）欧陆体系国家和日本的改革德国的博士生指导主要采取单一导师指导模式，但近年来也逐渐部分地引入联合指导制度。

德国科学理事会甚至提倡实行博士委员会制度，该委员会一方面承担研究指导的功能，另一方面在主导师与学生发生冲突时起到协调作用。

以柏林自由大学为例，该校目前大多数博士生仍然接受单一导师指导，但2006年成立了旨在促进博士生结构化培养的达莱姆研究院（Dahlem Research Sch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