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疾病历史地理研究综述张雷（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昆明，650091）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灾害、疾病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有许多不足，本文从几个方面对此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梳理，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关键词：灾害疾病研究综述一、以往灾害、疾病史的研究的阶段性发展关于灾害及救灾的问题自古一直受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上世纪20—40年代，他就开始起步了。

当时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各种自然灾害的肆虐横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激化。

自然矛盾的刺激，使社会矛盾白炽化，二者交织在一起，让人难辨是天灾还是人祸。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学者前辈从不同视角对灾害问题发表过各种见解和看法，涉及到许多方面，现在硕果累累的荒政史研究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随着更多的有识之士涉足于这方面的研究，相关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

1937年“七七事变”和抗日战争的开始，使得这种研究被迫中断。

此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相关研究成果寥寥无几。

二十世纪50—70年代，是灾害与荒政问题研究的停滞阶段。

在1949年后的学术研究中，因为史学研究的侧重点问题和政治环境的影响，此问题一直没有受到重视，从而陷入了停滞，仅在六十年代饥荒时期有极少的几位学者对其进行了关注。

“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79年，灾害史研究成果上一片空白。

二十世纪80年代至今，灾害及荒政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日渐好转，人类对自身生存状况的更多关注，对减灾抗灾问题的日趋重视，尤其是1991和1998年两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的发生，学界对荒政史又重新给予了关注，并使其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此研究的范围日渐扩大、视角逐步拓宽、方法更加多样化、成果也层出不穷，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但是长期以来，疾病医疗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史学界所忽视，198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尽管从社会史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疫病的研究开始在海峡两岸逐步兴起，但仍处于草创阶段。

关于疾病历史地理研究更是不足，所以疾病史地研究的潜力更大，需要我们历史地理工作者去发掘。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疾病史研究成果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灾害、疾病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在以下方面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就：1、对灾害、疾病史问题进行总体把握即对灾害、疾病问题宏观概括，总结其总体特征，历史角度审视其发展演变的轨迹。

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通过大量的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从人口、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等角度，进行研究探讨，认为不同的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社会对灾害的反应不同，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思路。

卜风贤、惠富平：《中国农业灾害历史演变趋势的初析》（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对中国农业灾害进行总体的概括，并总结出了在中国农业灾害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两条趋势性的规律：一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灾害的发生有增加的趋势，农业生产的发展非但没有使农业灾害的发生减少或降低，反而日渐增多并加剧；其二是中国农业灾害的高发区与中国的主要经济区基本一致，经济发达地区灾害发生的频度往往较高。

我们可把前者称之为农业灾害时间分布的趋势性规律，后者称之为农业灾害地域分布的趋势性规律。

卜风贤：《中国古代的灾荒理念》（《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提出对发生在中国古代的灾害和饥荒进行综合研究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并从现代灾荒理念下理解，从古代灾荒概念的变化、灾害类型划分和灾害等级评价等几个方面勾勒出中国认识灾害、减灾防灾的基本思想体系。

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以编年形式，分别省区，综合、系统地记述了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80年间自然灾害的状况，不但再现了水、旱、风、雹、火、蝗、震、疫等各种自然灾害，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受灾范围和程度、灾区群众的生活情况，还有清政府的救荒措施和弊端，是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的拓荒之作。

李文海、程附图、刘仰东、夏明方编：《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精选了近代史上灾情十分严重、影响极为巨大的十次重大自然灾害，分析了灾荒频发的原因、灾荒和政治的关系、灾荒和社会的关系，并力图通过对灾荒发生发展的成因、过程、后果以及各种灾害的频率及相互间的联系等方面的分析，探索我国近代灾荒的规律。

在其书后附《中国近代灾荒年表》，给我们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此外，邱国珍：《三千年天灾》、袁林：《西北灾荒史》以总体概括或区域式的研究形式，概述了我国历代灾荒的情况。

张水良：《中国灾荒史》反映了1927-1937年民国时期灾荒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是一部自然灾害与城市社会生活史的概述性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胡明思、骆承政主编：《中国历史大洪水》、马宗晋、郑功成主编：《中国灾害研究丛书》两书，虽从自然科学角度立论，也应该成为灾害特别是灾荒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前者在选编的91场洪水中，近代洪水占了32场。

该书通过对雨情、水情和灾情的综合分析，用文字和图表形式，阐明洪水的形成条件、洪水的规模和量级以及成灾的程度，是一部资料性著作。

后者将丛书分为12种，即《灾害学导论》、《灾害经济学》、《灾害管理学》、《灾害保障学》、《灾害历史学》、《灾害统计学》、《灾害社会学》、《灾害医学》、《中国的大气海洋洪涝灾害》、《中国的地震地质灾害》、《中国的矿山灾害》、《中国的交通灾害》等，填补了我国灾害问题研究的空白。

林富士2004年的《中国疾病史研究刍议》提出在历史学的领域里，疾病史研究应该占据应有的地位。

尤其是根据既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疾病史的研究途径，由于偏重点和切人的角度不同，大致可以分成四种。

第一种可以称之为“医学史”或“医疗文化史”的途径，侧重于探讨人类对于疾病的认知和医疗方法，·以及这种疾病知识和观念的形成及传衍。

第二种可以称之为“历史—地理病理学”的途径，着重于探讨各种疾病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在不同时代、空间、社会、人群(因职业、信仰、性别、年龄、生活条件等因素而构成的人群)中分布的情形。

第三种可以称之为“病因学”的途径，偏重于探讨造成“流行病”的病因。

第四种可以称之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途径，着重于探讨疾病在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演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也是一般史家最擅长、最常用的一种研究途径。

余新忠《疫病社会史研究：现实与史学发展的共同要求》认为史学家长期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提出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其欲探讨的，不应称之为瘟疫史，而应是疫病社会史或疫病医疗社会史。

即，该研究并不只是关注疫病本身，而是希望从疫病以及医疗问题人手，呈现历史上人类的生存境况与社会变迁的轨迹。

曹树基、李玉尚：《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兼论传统时代的“天人合一”观》（《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12月）通过对中国鼠疫流行的历史概述和历史时期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复原，可以给我们提供进一步展开此主题新的讨论思路。

按照现代生态学的观点，“天、地、鼠”统一体的存在可能是“天、地、人”统一体存在的前提之一。

周佳荣：《二十世纪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回顾》（《当代史学》（香港）第4卷第2期）全面地介绍二十世纪出版的中医史研究及相关书籍，作为研究入门的阶梯，除中文著作外，酌量兼及英文、日文论著。

此外还有周琼：《瘴气研究综述》、余新忠：《雍正癸丑苏南大疫: 烂喉痧流行的开始？》以一区域为基准对一种疾病进行概述总结。

2、在一些时期灾害与疾病交相并发，具有群发性与连续性等的特征。

从清末灾害群发期来看：胡明思、骆承政主编：《中国历史大洪水》上、下卷，（中国书店1992年版）指出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大洪水，1867年汉江全流域性大洪水、1870年7月长江上游大洪水、1875年晋西大洪水、1882年6月皖浙大洪水、1885年珠江流域大洪水、1886年8月直隶滦河大洪水、1888年8月奉天大洪水、1892年7月晋北大洪水以及1895年8月山西南部大洪水，四川合川、涪陵、丰都、忠县、万县、奉节、巫山至湖北宜昌等沿江城镇均遭灭顶之灾，宜昌至汉口间平原地区受灾范围约3万平方公里，造成大量人与物的损失。

姚鲁峰：《19世纪是我国特大暴雨洪水发生期》（《灾害学》，1991年9月第3期。

）指出在这一时期旱荒野特别严重，洪涝灾害随之而来往往是严重的干旱，如北京地区19世纪曾有7年年降水总量超过1000mm(1801、1871、1886、1890、1891、1893、1894)，同期又有10年的年降水量不到400mm，其中又有4年出现在本时期。

［美］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230页。

）1876至1879年间发生在黄河流域的特大旱灾即“丁戊奇荒”，竟饿死病死1,300余万人，灾情之惨酷，不仅为有清一代所仅见，在中国几千年的灾害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而当时受灾较轻的晋北地区，十三年之后即1892-1894年终于再罹浩劫，两年之中就有100万人沦为饿殍。

除此之外，夏明方：《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中国人民大学1997年博士论文）还指出在这一时期流行性疾病也频频发生，而且各自都有7次造成万人以上的人口伤亡，死亡总数分别为20.6万人和30万人。

其间1862年吹过广东番禺、清远、广州等沿海地区的飓风、1884-1886年云南昆明和1894年广东的疫灾，都曾使当地10万余人丧于非命，前者最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风暴潮灾害，后两者则是晚清最严重的瘟疫（不包括并发性疫病）（）。

3、探讨防灾、防疫的具体措施。

杨为星、郭政凯：《春秋时代的赈济》(《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从国与国之间的赈济和国内赈济考察了春秋时代的赈济行为，指出当时的赈济是以血统关系、政治关系和地域关系选择对象并确定赈济方式，后两者在中后期占上风。

施赈者目的是为换取受赈者的拥护和服从。

赈济和当时的社会制度一样，都有明显的过度性。

张涛：《中国传统救灾体系刍议》（《中国社科院院报》2006年3月）认为灾害带来的风险损失通常表现为人口的迁移或死亡、贫困程度的加剧、社会的动荡直至危及统治秩序；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历次农民起义的发生无一不是以灾荒为背景的。

鉴于此，历代政府均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灾民实施救助，并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救灾体系。

并提出实施的具体措施，但同时认为既然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灾害救助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们在强调政府责任的同时，也要注重民间的自救与互助及监督制度的推行，确实能够保障制度的实际效果。

从这一角度来认识中国传统的灾害救助体系，才是最有意义的。

张文：《荒政与劝分：民间利益博弈中的政府角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4月）从政府与民间救灾的具体措施入手，认为在劝分一事上，民间利益博弈中的公共资源是指向富民私有财产的，这可以被视为是劝分的思想基础，也是贫民发廪行为合理化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