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布局调整的福利经济学分析_吴福象

中国产业布局调整的福利经济学分析吴福象　蔡　悦摘　要：当前中国产业空间布局存在着东部产业过度集聚、中西部工业结构趋于瓦解的困境。

基于差异化劳动力区际流动视角，构建二次子效用拟线性偏好效用函数，从个体福利和区域福利两个维度对造成中国产业空间布局不平衡的原因进行模型推演和数值模拟，研究发现：在长期状态下产业空间布局对差异化劳动力的组合比例具有一定的阈值限制，中国产业空间布局的困境源自市场最优的集聚与社会最优的集聚发生了偏离，源自东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之间二传手功能的缺失。

破解中国产业布局的困境，迫切需要由单一的转移支付转向兼顾产业平衡的福利补偿手段。

关键词：产业布局　差异化劳动力　福利补偿作者吴福象，南京大学商学院产业经济系教授（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蔡悦，南京大学商学院产业经济系研究生（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

一、引 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无论是国内市场导向的产业，还是国际市场导向的产业，均主要密集地分布在东部沿海一带。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国东部沿海的产业发展主要是借助于中西部大量的移民潮来实现的。

然而，中西部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涌入东部沿海地区，一方面使得中西部地区出现了我国现阶段特有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农村的现象；另一方面导致东部沿海地区在繁荣的背后，长期聚集着大量过剩的劳动技能相对较低的外来务工人员。

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一方面与中国特定的地形、地貌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东部沿海地区的都市“欢宴效应”（ｃｏｎｖｉｖｉａｌ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６９·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７１１７３１０１）、教育部社科基金（１０ＹＪＡ７９０１９８）、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ＮＣＥＴ－１０－０４８４）、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１１ＪＪＤ７９００４４）的阶段性成果。

衷心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的强大吸引有关。

①目前，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人口和产业的过度集聚，不仅承载着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压力，也不利于中国应对西太平洋周边形势的变化。

大量优质的资源和要素集聚在现代产业部门高度集中的东部核心区，传统的产业部门只能被动地向外围迁移，导致大型企业的总部在核心区扎堆，外围仅剩下制造业工厂，形成了总部经济与工厂经济在空间上的分离局面。

由于企业的营业收入和税收核算主要发生在总部核心区，使得总部区域相对于工厂区域，在财政和税收方面出现严重的不公平。

因此，产业空间布局的不平衡必然会引起区际福利的不公平。

②这种总部与工厂空间分离的体系结构之所以能够持续，一是享受了我国长期鼓励引进外资和加工贸易的外资优惠政策，二是具有持续获取中西部地区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优势。

目前，东部地区产业过度集聚、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结构趋于瓦解的产业分布不平衡现象还在持续，个体福利和区域福利仍在分化。

学界也很关注此类问题，并提出了包括产业转移在内的众多政策主张，但仍停滞在对现象的认知和定性分析阶段，政府对此问题的解决方案主要是转移支付。

为了缓解产业布局过度集中的困境，东部沿海地区一些省份在经历了耕地锐减、环境污染、能源困局、成本攀升等“成长中的烦恼”和各方面的“制约之痛”后，希望通过“腾笼换鸟”，即通过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双转移”方式，将一些传统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

然而，这种转移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讲，大多只是被动式的接受。

在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的移民潮大趋势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之前，中国产业空间布局的困境仍将持续，人才与产业在空间上的不匹配、不协调现象也将持续。

从实施效果来看，中央政府“输血方式”的转移支付，不仅在强度上难以满足中西部地区对转移支付需求的巨大缺口，也是不可持续的。

“腾笼换鸟”式的产业转移方式，仅仅是从发达地区产业布局出发，没有考虑到欠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和意愿，对产业联系和福利增进缺乏全局观。

从福利经济学角度来讲，产业布局的不平衡，主要是源自于市场最优的集聚与社会最优的集聚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偏离。

所谓市场最优的集聚，是指在市场自由运行状态下，产业空间布局在长期稳定下的均衡结果；而社会最优的集聚，则是指社会福利最大化所对应的产业空间分布状态。

那么，产业空间布局不平衡及其引起的区际福利不公平，空间上应当如何协调呢？核心区产业的过度集聚是否会带来新的·７９·中国产业布局调整的福利经济学分析①②所谓“欢宴效应”，是指人口越多，社会交互作用的潜能越大。

２００９年世界发展报告提到，中国东南沿海不仅是大量人口迁徙的集聚地，也是中国贫困化率较高的集中区域。

（参见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９：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９，ｐｐ．２２４－２４５）这里依据的是社会福利函数论的功利主义原则，理想状态是社会福利总和最大化，核心范畴是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

公平的全局最优前提是福利在区域间进行合理的分配，经济效率是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充分条件。

无效率，应当促进集聚，还是限制过度集聚？哪些区域能从集聚中获益，哪些区域在集聚中受损，获益者是否能够并且应当如何对受损者进行补偿？市场的自由运行能否形成最优的集聚规模？这些问题如果不能给出理论上的解答，不仅会影响产业空间布局的重大决策，还会影响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本文基于差异化劳动力区际流动视角，对中国产业空间布局调整问题进行研究。

本文研究还源于对以下现实问题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东部许多给外资代工的企业，虽然通过加工贸易方式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制造业分工体系，但却是以区域间的不平衡为代价的。

一方面，跨国公司获得的利润大多流回到了母国，甚至给外资代工的本土企业的利润，也通过变相的渠道流到了海外。

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之间，没有很好的充当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转换器，没有履行好产业向中西部有序转移的二传手功能，却成了大量虹吸中西部廉价资源和要素，再将财富和人才持续向海外输送的传送带。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梳理相关理论文献基础上，提出本文研究的切入点；第三部分，构建理论模型对差异化劳动力在产业布局中的比例约束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引入贸易成本、规模经济效应以及差异化程度，并基于个体和区域二维视野，对我国产业空间布局的困境进行分析；第五部分，基于市场最优与社会最优相偏离的视角，对单一转移支付转向产业干预和产业平衡的原理和机制进行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有关产业空间布局不平衡和地区产业转移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见。

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卢中原关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环境变化和调整思路的分析，《中部六省发展战略与发展政策》课题组关于中部六省区经济发展问题的考察，范剑勇关于市场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趋势的分析，蔡昉等关于中国产业升级的大国雁阵模型的分析等。

①卢中原认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西部产业结构的综合素质普遍较低，与东部的差距继续拉大。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资本和人才等流动性强的要素迅速流向回报率较高的地区，产业布局以市场效率为导向发生了重大重组，客观上加速了西部自成体系的工业结构的逐步瓦解。

《中部六省发展战·８９·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年第２期①卢中原：《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环境变化和调整思路》，《经济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中部六省发展战略与发展政策》课题组：《对中部六省区经济发展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４期；范剑勇：《市场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趋势———兼谈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６期；蔡昉、王德文、曲玥：《中国产业升级的大国雁阵模型分析》，《经济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９期。

略与发展政策》课题组主张各区域应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寻求全国生产力最佳布局和全面发展的目标。

范剑勇发现，改革以来中国绝大部分行业已经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

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总体上仍较低，并且滞后于对外的一体化水平，使得东部沿海地区过度集中的制造业无法向中部地区转移，导致地区差距不断扩大。

蔡昉等从产业安全角度出发，认为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的冲击与各地区、产业乃至企业本身存在的结构问题有关。

摆脱危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重新塑造地区发展模式。

通过产业在东中西部三类地区的重新布局，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回归其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同时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的延续。

除此以外，潘文卿和李子奈以及吴福象和朱蕾等的研究也有一定的代表性，①这些研究均基于投入产业视角。

他们发现，我国东部地区对中西部的溢出效应不及后者对前者显著，中部地区没有发挥区域经济的纽带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区域协调作用的发挥。

因此，要实现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产业协调和区际福利补偿，必须加快产业转移，并扩大区域间公共知识溢出效率。

上述研究不仅关注了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西部地区自成体系的工业结构存在逐步瓦解的风险问题，而且强调鉴于制造业过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无法向中部地区转移，导致地区差距不断扩大，进而呼吁要从全国生产力最佳布局和全面发展的目标出发，促进中西部地区回归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的延续。

以往研究或从地区产业维度，或从劳动力维度，分析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关联问题。

如果能同时从产业和劳动力两个维度出发，对地区间产业空间布局不平衡所引起的地区和劳动者的福利状况进行量化分析，对于完善区域经济学分析方法可能更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从一定程度上讲，将福利经济学分析方法引入对区域问题的研究，可能是尝试创新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重要实践问题。

本文研究突破了单一视角的局限，从个体福利和区域福利两个维度的比较出发，从原理和机理上揭示我国产业空间布局调整的客观条件和可能的路径，不仅体现在对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也体现了研究视角上的创新。

本文所指的差异化的劳动力主要分为两类，包括技能型劳动力和非技能型劳动力。

本文所用的图灵解析方法，简单地说，是指通过数值模拟，将仿真结果用空间可视化的直观方法进行图解说明。

另外，本文福利经济学分析的逻辑起点是福利经济定理。

建模的框架是空间经济学的线性模型的分析框架，分析思路是通过个体和·９９·中国产业布局调整的福利经济学分析①潘文卿、李子奈：《中国沿海与内陆间经济影响的反馈与溢出效应》，《经济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５期；吴福象、朱蕾：《中国三大地带间的产业关联及其溢出和反馈效应———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技术的实证研究》，《南开经济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区域维度的福利矩阵，试图在区际收入再分配问题上，找到产业空间布局在社会最优与市场最优之间的平衡点，以突出福利分析的公平和效率两个关键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