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和新汉学
读梁启超《新史学》
读梁启超《新史学》《新史学》是梁启超先生的一部重要著作，书中提出了许多对中国史学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观点和理论。
本文将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主题，对其主要内容进行概括和分析。
首先，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了“复古与提倡新”的观点。
他认为中国的古代历史学已经停滞不前，需要与西方现代史学相结合，借用西方学术的先进理论和研究方法来推动中国的历史学发展。
梁启超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史学的成果，以现代历史学为基础，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史学。
其次，梁启超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和反思。
他认为传统的史家倾向于重视史实的收集和整理，而忽视了对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和动机的研究。
梁启超主张历史研究应该注重对历史背后的原因和动机的分析，以及历史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的探究。
他提出，研究历史应该关注历史事件的发生背景、内在逻辑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历史事件对未来发展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本身的描述和记录。
此外，梁启超还在《新史学》中提出了“大历史观”的概念。
他认为历史研究应该超越个别事件和时间的限制，而是要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和总结，把握历史的大趋势和规律。
梁启超主张，研究历史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把握历史发展的整体和全局，以及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他主张将历史研究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从而深入理解历史的本质和意义。
总的来说，梁启超的《新史学》是对中国史学传统的一次重要反思和创新。
他提出的“复古与提倡新”的观点，倡导学习西方历史学的成果，以现代历史学为基础，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史学。
他还提出了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进行批判和反思，主张注重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和动机的分析，以及历史背后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的探究。
此外，他还强调了对历史的宏观研究和历史发展的整体把握，提出了“大历史观”的概念。
《新史学》是梁启超思想的一次重要体现，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的新史学
梁启超的“新史学”1、建立的原因❖《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
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
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可见，梁启超对旧史学非常不满，因此就要建立新史学。
那么不满在哪儿呢？2、对旧史学的批判这一部分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因为确实没有接触过对史学的批判。
我们提到历史、史书，就觉得以前的史书很多，记载的东西也很多。
如果问以前的史学有什么弊病吗？就会觉得，弊病？什么弊病？不知道。
那看到梁启超的文章，他对旧史学就进行了特别犀利的批判，所以我觉得特别新鲜，感触也特别大。
❖“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
”❖“四病二弊三恶果”❖“四弊”指：❖“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也只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可见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史学应当是全体国民的历史。
“其大弊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
”史学家记载历史，你只记载这个朝廷的历史，记载这一朝代是怎么建立的的，怎么发展的，怎么灭亡的。
你记载的是这个国家的历史吗？是国民的历史吗？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吗？你不记载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却记载帝王的、朝廷的历史！朝廷和国家一样吗？我看过一个电视剧，里面有个人就说了一句话“我可以为国家而死，可是我绝不甘心为政府而死。
”这两个意思应该差不多吧。
“死节之所以可贵者，在死国，非在死君也。
思考题
思考题：1.人文主义史学的特征与神学史观决裂恢复了人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崇尚古典文化殖民地研究成为时尚具有怀疑与批判态度从地域上看从意大利发展到欧洲西北部2.马基雅维利人文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以理智的态度来考察历史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历史对基督教完全持否定态度从斗争观点来解释历史。
3.法国人文主义史学家极其代表作科曼法国第一位人文主义史学家《历史年鉴-1464至1498年间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在位时期大事记》（《回忆录》）波丹《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历史是不断发展的。
德图《我们时代的历史》4.博学派兴起的学术基础有哪些文艺复兴对人文史学的重新定位，宗教改革是直接原因，哲学怀疑主义思潮的盛行成为思想基础。
史学家注重史料的搜集整理1.理性主义史学有哪些特征？以理性主义为主导思想，提倡历史进步论，史学领域的扩大，历史研究方法的改进。
2.孟德斯鸠“地环境决定论”的主要论点有哪些？气候对一个民族的性格、感情、道德、风俗、宗教及法律等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土壤和居民性格之间，尤其是同民族的政治制度之前也有非常密切的依赖关系。
一个国家的疆域大小也和国家的政治制度有极为密切的依赖关系。
3.伏尔泰的史学贡献把理性主义的精神用于历史研究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把历史理解为人类在各方面活动的记录，并创建了文化史的研究第一次打破独霸西方两千多年以政治军事史为主要内容的史学传统。
有力的批判了神学史观，是史学变成新型资产阶级手中的思想武器。
敢于否定传统的世界史体系，开始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的和比较的研究。
对中国古老文化的关注与仰慕令人瞩目。
理性主义史学派的奠基者。
4.百科全书派以人为基本出发点，高度重视人的理性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认为意见支配世界5.18世纪英国的三大史家极其代表作休谟《英国史》罗伯逊《苏格兰史》《美洲史》《印度古史研究》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6.哥丁根学派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历史学派。
乾嘉考据学与“古史辨运动”
乾嘉考据学与“古史辨运动”◎李长银内容提要 清代乾嘉考据学与“古史辨运动”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的学术关联，过往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部分学者持肯定意见，但语焉不详，还有部分学者基本不提，或持否定态度。
根据现有资料来看，以顾颉刚、胡适、钱玄同、钱穆、张西堂、张寿林、罗根泽、杨宽等为代表的“古史辨”学人，正是在接受以惠栋、戴震、范家相、赵翼、汪中、阮元等人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家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建构了“东周以上无史论”“层累说”“孔子与《易》无关”“《说卦》三篇是后出之文”“孔子未曾删《诗》”“《诗经》所录全为乐歌”“《老子》著作年代在孔子之后”“神话演变分化说”等一系列较有学术价值的学说或论点，从而推动了“古史辨运动”在中国近代学坛的兴起与发展。
因此，乾嘉考据学应该被视为“古史辨运动”的重要本土学术资源之一。
而通过这一澄清工作，不仅可以进一步挖掘这场运动的学术来源，还能够彰显乾嘉考据学在近代学术文化转型中所起到的作用。
关键词 乾嘉考据学 古史辨运动 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中图分类号〕Ｋ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１）０６－０１０７－１１ 清代乾嘉考据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主要形态之一。
①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开篇即强调：“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②而将这一“清之考证学”推向高峰的无疑是乾嘉考据学。
大体来讲，以惠栋、戴震等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家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对我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文献典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总结，③从而建立了一个具有特殊学术标识的“乾嘉范式”，并形塑了“清之考证学”。
更值得指出的是，乾嘉考据学还影响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形成。
有研究者提出，由顾颉刚领导的“古史辨运动”与乾嘉考据学之间即存在学术关联。
顾颉刚的弟子刘起荱强调说，自己老师一生的学术“植根于汉学”，并认为其具体承受了清代汉学各派的内容与治学方法。
大历史观渊源
[话说黄仁宇（3）]“大历史观”的十大渊源黄仁宇先生赖以成名的神兵利器，谓之“大历史观”（英文为macro-history）。
虽然黄先生称“这名词该下由我创用”，但考究其学术渊源，其由来却颇多枝节。
黄先生自己也说：“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创意”，从宏观微观之说“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
大历史观本身虽然风光神武，但其在方法、史料和理论等方面的细微痕迹中还是看得出有许多前辈学者的建树或个人经历的提炼。
笔公遍阅黄先生诸书，细览相关评论，结合黄先生自己的认同，试图归纳出大历史观的十大学术渊源如次。
一、宏观经济学“大历史观”之得名，因袭于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
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野，黄先生悟出其间“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于是“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
一方面借鉴了概念，一方面参考了方法。
加之黄先生对历史的认知多从经济（食货）角度入手，可以说受益于宏观经济学良多。
黄仁宇解释说：“这大历史有如宏观经济(macro —economic)。
宏观经济不能统计失业就业的人数，不能分析物价，不能讲解物价指数。
较详细分析仍待微观的工作。
……我只希望治史者不要忘记后面一个大前提，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罢了。
”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黄先生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自由立场使得他并不排斥接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大历史观”中运动的、联系的、周期性的、符合治乱兴衰规律的、依存于经济状况的认识，也在相当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经济决定论等暗合。
其长时间宽视野阶段性的历史认知，同社会发展史的分期分步地划定历史暗合。
其从财税与经济的基点上审视历史的旨趣，则无不匹配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一些文字表述中，黄仁宇也多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
黄仁宇自己也承认受马克思影响，“刻下将历史视作冗长、互相继续而作梯度前进的观察时尤然”。
三、汤因比的大历史在黄仁宇的阅读和交往过程中，一些既定存在并适合他的分析工具对他的大历史观的形成起到了良好的架构作用。
梁启超新史学名词解释
梁启超新史学名词解释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是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其核心在于批判传统史学的弊端，强调历史研究应以“求真”为首要任务，以“致用”为目的。
首先，梁启超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传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而忽略了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他认为，历史研究应涵盖更广泛的主题，包括人民的生活、社会的变迁、文化的传承等方面。
二是传统史学过于追求“致用”，即服务于政治和道德教化，而忽略了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其次，梁启超强调历史研究应以“求真”为首要任务。
他主张通过科学的史料考证和严谨的研究方法，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同时，他也强调历史研究应服务于国家和人民，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和启示。
最后，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引导了史学研究的转型。
同时，他的思想也激励了后来的学者进一步探索史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总的来说，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学理论。
它不仅对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
在当今的史学研究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新史学 名词解释
新史学名词解释
“新史学”有不同层面的含义。
一方面，“新史学”可以指20世纪初开始萌动，旨在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史学新潮流，这是史学领域的一个重大变革。
这个潮流的倡导者包括法国学者西米昂、亨利·贝尔、乔治·勒费弗尔，美国学者鲁宾逊、比尔德等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提倡广阔开拓史学研究领域，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分支合作，强调史学家解释，重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即史学功能等。
他们反对那种狭隘的外交政治史，倡导一种“总体历史”观念。
另一方面，“新史学”也可以指20世纪初出现的以“进化论”为指导的中国史学新思潮。
其代表是梁启超、夏曾佑等，标志是梁氏于1901、1902年相继发表的著名论文《中国史绪论》和《新史学》。
梁以“新史氏”自号，呼吁“史界革命”，以鲜明立场批判中国旧史学（传统史学）；通过输入西方近代史学理论，以明确论点倡言“新史学”，旨在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以全新的史学事业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提高民众掌握国家民族命运的责任感。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建议查阅关于“新史学”的资料文献，或者咨询历史学家，以获取更全面准确的信息。
【梁启超新史学简论】新史学梁启超读书笔记
【梁启超新史学简论】新史学梁启超读书笔记梁启超,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者,近代中国著名学者。
年少时系统接受传统教育,国学根底深厚。
17岁(1890年)时追随康有为,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中坚。
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直接接触并大力钻研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初步创建了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体系,提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
代表作是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的《新史学》。
1920年以后,梁启超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其史学理论体系臻于成熟、完善。
新史学理论专著有1922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
梁启超思想敏捷、学识广博、学贯中西、不拘旧说、不守成见,极富开拓进取。
其辛勤劳作,著作等身,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优异成绩,堪称近代中国知识界的领袖。
尤其在史学领域更有建树,开辟了史学领域的新时代。
梁启超的史学理论体系要点略表如下:一抨击旧史学、倡导史界革命1 批判了旧史学的循环史观和复古观“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
苛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
孟子此言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
”梁启超认为,那种“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是对历史发展螺线型进程的误解。
而“世界既进步之后则断无复行退步之理。
即有时为外界别种阻力之所遏,亦不过停顿不进耳,更无复返其初”。
这是对于循环史观一脉相承、出于同理的复古观的批驳。
2 对旧史学的历史功能、目的、范围、治史态度的解构梁启超认为旧史学是以孝道为中心的封建正统史学,起着对民众进行“三纲五常”为主的封建道德说教和为统治阶级“资治通鉴”的作用,为专制帝王、官僚等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目的是把广大民众驯服成奴性十足的“忠顺之臣民”,以保统治者万代基业、江山永固。
梁启超指出,旧史学范围狭窄,仅重视记载政治活动。
“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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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王学典(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关键词] 新史学;新汉学;学术史;社会经济史;古史辨;梁启超;胡适[摘要] 中国现代史学是同时循着两条几乎完全不同的路线一步步产生出来的。
从乾嘉汉学逐步演化而来的化经为史的过程,是其中的路线之一;生发于“西洋史学”、对中国学术传统而言意味着炉灶重起的过程,则是其中的另一条路线。
前者是所谓的“新汉学”,后者是所谓的“新史学”。
“新史学”是指向历史本体的,“新汉学”则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历史记录的。
这两条路径起初各有轨辙,齐头并进,但由于“新汉学”凭借深厚,一段时间内压倒了“新史学”;而“新史学”因为符合社会历史潮流、国际学术潮流,又后来居上,再立潮头。
“新史学”中经“唯物史观派史学”,如今已经开花结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新汉学”最富有象征性的学术遗产,事实上已经归并到当今的“古籍整理”和“史料学”学科中来了。
“新汉学”所主要致力的“文本考据”工作,已变为现代学术构成中的一个部分,治学过程中的一个初始环节;在“文本考据”之外和之后,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学问世界。
[中图分类号]K0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5-0005-21The New History and the New Philology: The T wo Pattern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Their FluctuationsWANG Xue-dian(Institute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250100, Shandong, China)Keywords:the New History; the New Philology; academic history; social economic history; Debates on Ancient History；Liang Qichao; Hu ShiAbstract: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emerged gradually in two almost quite different paths simultaneously. One is the course evolved from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 step by step which transformed the classics into history; the other is the course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ern history which signified a fresh start to the Chinese academic tradition. The former is the so-called “New Philology”, and the latter is the so-called “New History”. The“New History” directs towards the noumenon of history, and the “New Philology” focuses itself o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from the beginning. At first, each of these two paths had its own track and advanced side by side. Yet owing to the profound groundwork of the “New Philology”, it overwhelmed the“New History”for a time. Afterwards, because the “New History”matched the social historical trend and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trend, it surpassed the“New Phi lology ”and became the main tide once again. Passing through the “Materialist History”, the“New History”has now born the fruit of the studies of Chinese social economic history. Meanwhile, the most symbolic academic heritage of the “New Philology” has now merged into the “collation of the ancient classics”and“stud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of nowadays. The “textual criticism”which the “New Philology”commits itself to has changed into a part of the modern academic constitution, or an initial link of the research course; besides and after the “textual criticism”, there actually ex ists a larger academic world.自从梁启超提出“新史学”这一概念之后,学术史名家们大都用这一概念来指称此后的所有史学现象、史学运动、史学形态。
笔者认为,在概述或纵论整个中国史学史时,可以用“新史学”来指称“20世纪中国史学”,以与两千年来的所谓旧史学特别是二十四史相区别;但在叙述现代史学本身时,则不宜笼统地再用“新史学”来指称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学,因为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杂、学派众多、方向迥异、多元并立,难以一概而论,必须作进一步的精细分析。
鉴于此点,笔者感到,有必要重新启用“新汉学”这一概念,并且认为只有在“新汉学”概念的映衬下,“新史学”方能显示出它的原始意义。
1同时,“新汉学”概念的启用,也可能会使得在很长时间内被“新史学”概念所掩盖的现代史学的真实进程、真实面貌和真实构成得以部分彰显。
应该说,20世纪的最初十几年,也即通常所说的“清末民初”那一段,可能是晚近学术史上面貌最不清晰、线索最难把握的一个时期———这当然是过渡状态使然,何况这还是整个中国学术史上最深刻的一场过渡。
传统的经解学术圈、颇具影响与实力的遗民学术圈、陡然崛起的新史学阵营和活跃的国粹派等,诸流并进、纷然杂陈,堪称混沌一片;为后人所盛称的梁启超的“新史学”,在当时只是其中一股声势和影响都比较大的思潮而已。
并且仅就这股思潮本身而言,其中待解的谜团也所在多有,譬如,它“为何而兴”比较清楚;但它又“为何而衰”就不大清楚了。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可能是对“新史学”命运的最恰切的描述。
但新史学究竟是像夜空中的一道闪电,稍纵即逝了,还是像暴发的山洪,注入连绵不断的江河之中了?长期以来对它的理解也同样是不得要领。
不得要领的原因,可能部分源于对“新史学”性质的误解,即在“进化论”所导致的惟新是骛的背景下,无论是时人还是后人,都把“新史学”无限制地泛化了。
由于这种泛化,遂又导致更深刻的误解。
譬如,“新史学”本为梁启超所提出,但自1917年胡适回国之后,特别是以“古史辨”为核心的“整理国故”运动兴起之后,胡的史学及其革命也被称作新史学;其后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又被称作新史学;与此同时,郭沫若、陶希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还被称作新史学……于是,史学一路“新”下来,一团乱麻也出现了。
这些所谓的“新史学”,显然无法放入同一个史学范型中去!这里实际上牵扯着两个比较大的问题:一是所有这些标榜“新史学”的史学流派是一脉传承属于同一主体的不同阶段,还是各有源流各随因缘际会独立发展而来?二是既然同为“新史学”,为何又其趣大异,乃至互争长短,彼此不容?笔者认为,如弄不清楚这两个问题,现代史学的发展线索就永远处在模糊状态。
而胡适所代表的史学潮流的属性如何认定,则是其中的关键。
一新史学与新汉学如同学界所看到的,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中心的史学群体,从治学路数、学术渊源、为学旨趣、致知门径诸方面看,实际上与清末民初的“新史学”相去甚远,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内在关联;2与此后出现的社会经济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形同陌路。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的特征大概可以作如下的概括:3从历史观或历史本体论上看,新史学是反王朝体系或打破王朝体系的。
王朝体系的最大弊端,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二十四史“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以为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
[1](p278~280)而真正的历史不应该是“君史”,应该是“民史”,换句话说,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不是帝王将相,而是普通国民。
“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者,“谓之君史”,“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者,“谓之民史”,[2](p47)而中国旧史“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3],因而他们主张应写一部“普通民史”来取代占统治地位的“君史”。
如果说从历史观上看,梁启超等人已完成了一场带有颠覆性的“史学革命”,乃至凿开“写自下而上的历史”的先河的话,那么,从方法论上看,新史学的主张者们则同样充当了“以社会科学治史”的首倡者。
他们当时呼吁:历史学必须跨用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语言学、群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和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的统计学方法等“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者,还必须借鉴伦理学、心理学和逻辑学以及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等“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的成果。
他们甚至已意识到,“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也不能立”,在这“一切科学”中,“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是史学必须“兼及”者,而作为史学之“首重”和“总法”者,则是“政治学、社会学”。
[4](p676~677)以今视昔,应该说当“社会科学化史学”在“二战”之后才成为国际史坛最重要潮流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叹服任公等人当年所具有的超越时空的、为“时下史界庸人”所难以想象的远大学术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