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报业为什么出不了名记者

当代中国报业为什么出不了名记者

今天，中国的报业被一片浮华和喧嚣所笼罩，各地的报纸在集团化、产业化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品种在扩大，发行量在飙升，资产在增长，势力在膨胀。但是，当我们面对似乎在新闻改革大潮中变化可谓“翻天覆地”的报纸问道，“今天的中国有名记者吗？”得出的结论难免会揭露出中国报业“茁壮成长”的表象下隐藏的孱弱与内伤。

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今人言，大学之大，非大厦之大，乃大师之大。那么，报业的成功可以用什么来做注脚呢，是越盖越气派的大楼？是越来越惊人的广告收入？是越来越庞大的集团规模？最基本、最关键的东西可能还是在于办一张够份量的报纸，有一批名记者、名作品吧！

今天的中国有名记者吗？这个问题的答案要回到另一个问题上，就是界定名记者的标准是什么。许多的文章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记者自身的角度出发界定名记者，往往是政治思想素质过硬，具备极强的专业主义精神，作品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等等。但是如果把“名记者”这一概念放回到最简单的意义层面去感知，那么名记者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和认可。“名”的最基本的要求莫过于此。真正的名记者是像法拉奇、李普曼那样的记者，他们不仅在本国范围内受到极大的欢迎和追捧，而且，影响力超出了国界，为世界其他国家的读者所熟悉和喜爱。可见，“名记者”是一个“自下而上”由读者给予的肯定和荣誉，而不是“自上而下”由权威授予的头衔和光环。用这种第一标准来衡量，近年中国新闻奖的获奖者中恐怕没有几人有资格承担“名记者”的称谓。

回顾新闻史，中国的报业并不是一向都出不了名记者；在报业初创、国家危难的时候，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时候，在浩劫过去、重整报业的时候，我们从来都没有缺少过名记者。尤其是黄远生、范长江、邹韬奋、张季鸾、邵飘萍等不仅留下的一批传世名作，而且终其一生服务于新闻事业。有人曾经撰文讨论过中国的名记者群现象，指出中国新闻史上出现的四次大规模的名记者群：第一次是维新变法期间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第二次是从同盟会成立到辛亥革命爆发期间的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第三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营报纸周围的张季鸾、范长江等人，第四次是忠于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一代代名记者，如穆青、金凤等人。【1】

但是，似乎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名记者的成长就出现的“青黄不接”的局面。报业发达了，读者群扩大了，氛围宽松了，舞台广阔了，名记者却难以寻觅了。也许，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有人会提到艾丰、提到郭龄春，甚至提到电视业的水均益、白岩松、吴小莉等人。但是，这些人中有的仅仅是新闻圈内的名记者，不为普通读者所知；有的与其说是名记者，不如说的“明星记者”，因为

他们身上有太多商业包装和明星化的痕迹。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现实，在报业如此发达的今天，记者队伍里却缺失了真正的领军人物。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找寻答案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社会、文化、制度、道德等等各个方面似乎都可以挖掘出一两点原因。有的学者不免言词激烈、心情急切，他们认为，我们的记者和编辑如果只能按照中央规定的宣传口径说话，而不能发表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独特见解，就不能成为名记者和名政论家，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新闻采访，报道人物，表扬先进，而不能对国内外重大事件发言。日子久了，他们的眼光只能局限于狭小范围内，而不去关心国家大事，不去研究国内外大局，因为这与他们无关。

以上的看法有部分的合理性，很多时候这样的想法成了讨论“名记者”问题的惯性思路。但是今天的情况似乎和上世纪90年代中期报业变革之前的有所不同，政治和制度上的原因已经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全貌，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展开全新的思考。近十年的时间，中国的报业完成了一次“变脸”，伴随着“都市报”、“走向市场”、“集团化”、“产业化”、“民生新闻”、“新闻娱乐化”等一系列关键词的出现，与报业的快速发展相伴生的诸多问题浮出水面，凡此种种，既是问题也隐含着答案，现象和原因交织成纷繁复杂的网，我们从中发现了一些东西，可以为“中国今天为什么没有名记者”提供一些尝试性的回答。

1．主流大报读者流失，重大题材报道“曲高和寡”。

成为名记者当然要有名作名篇，新闻报道成名有几个必要条件：第一，事件本身有重大影响力，第二，在全国性的主流报纸上刊载，第三，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

在都市报出现之前，中国的报业由党报一统天下，实际上构成了意识形态的传播垄断，而垄断恰恰是使媒介有效的重要条件之一。当时，人们的话语方式、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受到国家政权、领袖权威、意识形态，还有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等的制约。党报发挥着巨大的政治整合功能，使彼此疏离、涣散的民众一律自觉地按一个统一意志去思想和行动。“当意识形态话语形成整个话语体系的主流时，它拥有对文化传播资源的无偿占有权和分配权，构成自上而下的纵向传播网络，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意识形态话语是一元的和排他的，对大众民间话语和知识精英话语采取拒斥性批评和否定”【2】

在口径统一的媒介影响之下，社会对任何争议、任何价值观、任何政策和任何公共形象缺少相反的意见，主流报纸上的文章往往带着意识形态的痕迹到达了大规模的读者，并且在一致的声音中形成全国上下普遍认同的“欣赏氛围”。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报纸读者，尤其是普通大众对来自媒介本身的各种价值判断有一种强烈的“习得性认同”，获得主流观点认可和赞赏的作品和作者会非常容易地迅速获得大众的认可和赞赏，并且在这种同质性极高的社会中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因此，上面提到的三个必要条件在过去那种情况之下很容易满足，重大的事件当然会被，同时也只会被全国性的主流报纸报道，一经报道必然在全国上下产生重大影响，加之报道本身在写作上的成功，产生一位名记者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大部分读者转向都市类报纸，严肃大报、党报脱离普通读者群。虽然仍然不断有重大新闻事件发生，仍然有扎根于主流大报的一批批文笔出色的作者，仍然可以写出一批批优秀的报道佳作，但是第三个条件随着党报读者群的急剧萎缩很难满足。中国新闻奖仍然年年评，但似乎变成了行业内部的“自娱自乐”。“好新闻”不断见诸于“主流大报”的版面，但获奖的作品与作者从来没有被普通读者关注过。失去了庞大的大众读者群，“名记者”就失去了植根的沃土，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花盆里孤芳自赏的花朵。

2．都市报新闻主题由宏大叙事向日常生活回归，快餐新闻、通俗新闻的运作模式降低了对记者素养的要求。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新闻改革浪潮，中国的传媒逐渐明白了这样一条道理，“大众传媒要赢得受众，就要加强被传播的内容本身和受众现实之间的联系，如关注各种各类的人的命运，关注人的内心的不同感受以及他们的深层心理状态，关注与他们生活相联系的社会大背景的变迁，等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全球性的‘大众通俗新闻’，这在中国是以印刷媒体中的都市报和电波媒体中的城市频道为代表。”【3】

都市报的蓬勃兴起给新闻带来了全新的定义和标准。“新闻叙事转向自我认同和生活方式的叙事，如关于身体、保健、旅游、交友、烹调、娱乐、时装、性、家居装修、园艺、音乐、计算机、汽车、房地产等方面的故事。这或者是属于自己的社会体验意义所带来的快感，以及逃避权力集团的社会规训所带来的快感。涉及民族、种族、阶级或类的成员之命运的宏大叙事退场，显现出话语的零散化、碎片化状态，使得话语的真理性失去统一的原则和立场。”【4】

优秀的新闻作品必须禁得住时间的检验，所以名记者往往偏爱“重大题材”。都市报的报道主题从宏大叙事转向日常生活，虽然对成就一篇好新闻造成一定的阻碍，但还不足以完全扼杀以日常主题写出优秀作品的可能性。可是，都市报的快餐新闻、庸俗新闻的操作手法却从根本上让“名作”销声匿迹。都市报这类大众型传媒与新闻事件的同谋关系是制造景观效果。大众报刊的“热”情绪与精英报刊的“冷”理性形成鲜明对比，在情绪化和追求情感轰动效果的报道中，新闻的客观、公正、思辨、理性被湮没在一片熙熙攘攘的喧哗之中。新闻娱乐化淡化了对新闻报道思辨性，批判性的要求，“软新闻”无法支撑起一个名记者。

3．读者需求成为记者行动的指挥棒，迎合大众趣味成为记者的“致命伤”。

报纸报道题材和报道方式变化的根源在于对读者需求的重视，这种受众本位的观点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其向着极端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就会造成一味

迎合和屈从于受众的局面。新闻传播活动承担着教育和文化传承的责任，但如今，其传输精英文化的功能却逐渐被生产大众文化的功能所取代。“在当代中国的审美文化中，虽然存在着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三元格局，但人们不难发现，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文化形态，近二十年来发展极为迅猛，它不但在其生产和流通的规模上超过了任何其他文化，而且还在以各种“文化暴力”方式掠夺其他文化资源。这就造成了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甚至主导文化的“殖民化”，在这里主要是指大众文化以各种方式利用来自其他文化资源，并把这些资源最终改造成为适合于大众文化逻辑的共享性的文化。”【5】

虽然大众文化与大众是密不可分的共生体，但是，当报纸打着服务大众的旗号，用哗众取宠的媚俗表演去赚取眼球经济的高额利润时，读者的需求和媒体的欲望就成为贬损读者趣味的同谋，而其中最直接的参与者就是新闻报道第一线的记者。当读者阅读趣味明确地指向日常生活、饮食男女时，记者就提供大量的服务信息和娱乐新闻；当读者的窥视欲望和好奇心理萌发的时候，记者就提供大量的隐私倾诉和桃色事件。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种来自读者，或者更明确的说是媒介消费者的控制力量不仅仅刺激了一批狗仔队记者的肆意妄为，而且，致使很大一部分原先抱有职业理想的记者在整个媒介取向的大趋势下不得不向各种各样的利益屈服。

4．报纸的市场化使记者身份由精英阶层、公共知识分子向文化工业产品供应者转换。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大众传媒在组织形式上有下列特征：严格的意识形态管制、行业相对垄断、纵向式传播、政府和主管部门负责财务补贴。而今天的大众传媒的主导发展倾向，是市场化的旗帜下向广告看齐。虽然，媒介产业化让中国的大众媒体走出了旧体制的束缚，得以焕发新生，但媒介一旦参与到市场之中，就必然无法摆脱各种各样的经济控制，报纸的集团化和商业化正在对新闻报道、舆论监督和公众意见表达方面造成负面影响。

在商业意识形态的诱导之下，报纸有意或无意地向媚俗靠拢。“社会新闻、娱乐新闻和财经事件的侦察分析都成为利润手段，去成就新闻媒介的资本梦。资本扩充后的传媒，当然指望做大做强。以资本为核心，传媒的教化功能转换为商管哲学，并通过发酵大量无用、过剩信息来吞噬大众传媒的社会性和公民性，大众对信息的需求和接近成为媒介权力的赌注。”【6】记者身份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转换，从精英阶层，公共知识分子变身为文化工业产品供应者。尤其是在都市类报纸中，记者从“无冕之王”陨落为“狗仔队”，成为“信息搬运工”甚至“新闻炮制人”，“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的理想与气度在利益至上的大流中不复存在。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在尚未形成气候的时候就被湮没在消费主义的大潮之中。

陈卫星在《传播的观念》中指出，“今天的文化工业代表一个经济领域当中的新兴产业，它的对象是成千上万的消费者，这就要求生产者提供标准化的产品

来满足市场的需求。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使得文化成为产业结构乃至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从上层建筑返回到经济基础。”【7】可见，文化“从上层建筑返回到经济基础”是记者身份转换的根本原因所在，在经济活动中，作为社会公器的报纸的道德权威受到挑战，记者的道德操守和职业理想也随时面临着与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博弈，这种状况客观上造成了记者敬业精神的下滑，相对于经济利益的实在效用和即得好处而言，“成为名记者”就显得虚无和空洞了。毕竟，在商品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大潮中，做到不随波逐流已经不易，要逆流而上就尤其困难。

“现今的中国报业为什么出不了名记者？”这个问题与“现今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文学巨匠”、“为什么出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样让在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中国人困惑不解，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各方的思考与争论中显得扑朔迷离，似乎无法用简单的表述给出明确的结论。但是，我们可以隐约感觉到其中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植根在社会和文化转型的深层次肌理之中，给这个时代下生存的个体和这个时代下产生的许多东西都打上深深的烙印。当然，上文的分析有些倾向于“个人不可控”因素，因为以往已经有很多的讨论涉及到从记者的主观因素上去寻找原因。虽然，从本文的结论看来，现时代的环境和背景客观上不利于名记者的成长，但是，当我们更清楚的看到这些原因和制约力量的时候，恰恰是可以为解决问题体提供思路。因为，看清一个大困难，比看不到任何困难要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