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的理学美学
论朱熹的理学美学
06041125 黄文娟
【摘要】：朱熹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之气势，上承先秦、汉唐、两宋学术之血脉，开启了明清古典学术（包括美学）的繁荣与整合之大潮，致使中国古典美学开始真正成熟起来。朱熹的美学既带有理学—美学的色彩，又掺杂了纯美学的营养因子；既以理学家的视域观照着宇宙、人生、自然、社会，以自身的主体心境来同化对象，又以美学家的姿态来体味人生；既有美学思想的阐发，又有审美形态的创造。朱熹的这种独特的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格物致知、以善为美、文道合一。本文将对朱熹美学的这三方面对初步探讨。
【关键词】：朱熹、理学美学、格物致知、以善为美、文道合一
随着物质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明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现代人在理论上认识美，掌握欣赏美和创造美的方法，从而提高创造美的生活、美的世界的能力。因此也就需要我们对美学孜孜不倦地继续进行研究。
我国美学到了宋代，开始走向成熟。宋时，朝廷开始大量文人，文人地位得到提升，教育事业也开始走向繁荣，市民文化开始纷纷兴起，长足发展起来，为这一时期的美学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滋生土壤。于是这一时期的美学凭藉着先秦时期的儒学美学、道家美学、诗经美学、屈原美学以及两汉时期的经学美学、魏晋时期的玄学美学和隋唐禅宗美学的丰富而深厚的基础，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整合、深化与建构——它广泛吸纳了各种学术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本位批判性地汲取了道家和禅宗的美学思想，来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美学资源，从而建构出一种新的辉煌而又具有自身价值追求的美学思想，使中国古典美学开始走向成熟并达到新的高度。
朱熹便是生活在那样一个极富审美激情、审美创造和审美意蕴的繁盛时代且自身又具有旺盛的审美实践能力和极高的审美趣味的审美者。时代的美学氛围和自身的审美素质——外在的和内在的双向动力——造就了朱熹美学思想独特的特性。
明代哲学家庄定山曾指出：[1]
屈原长于骚，董、贾长于策，杨雄、韩愈长于文，穆伯长、李挺之、邵尧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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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宗羲：《明儒学案》P1083；
于数，迁、固、永叔、君实长于史，皆诸儒也；朱子以圣贤之学，有功于性命道德，至凡《四书》、《五经》、《纲目》以及天文、地志、律吕、历数之学，又皆与张敬夫、吕东莱、蔡季通者讲明订正，无一不至，所谓集诸儒之大成者，此也。岂濂溪、二程子之大成哉？
由此我们可见，朱熹的美学思想在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如果我们说宋代美学整合了此前的中国古典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走向成熟的重要转型期，而这一时期以崇尚理性为自我价值观的理学美学则体现着宋代美学的基本精神，是宋代美学的集大成者；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断定：朱熹则是整合、发展并深化了理学美学，成为了理学美学的集大成者。他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之气势[1]，上承先秦、汉唐、两宋学术之血脉，开启了明清古典学术（包括美学）的繁荣与整合之大潮，致使中国古典美学开始真正成熟起来。潘立勇先生认为“朱子理学美学以其特有的哲理性和系统性，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别具一格，以其突出的伦理性显示着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的特点，在当时和后代产生着很大的影响。”[2]
朱熹的美学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和深邃的内涵：它既带有理学—美学的色彩，又掺杂了纯美学的营养因子；既以理学家的视域观照着宇宙、人生、自然、社会，以自身的主体心境来同化对象，又以美学家的姿态来体味人生；既有美学思想的阐发，又有审美形态的创造。朱熹的这种独特的美学思想既是宋代美学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弘扬与提升。
理学的核心就是“心性”问题，这是一个融道德论、价值论、境界论为一体的合一论，以研究人的本质和存在价值为范畴。在理学家们所孜孜以求的各种论调中，最能体现理学美学性质的，莫过于“孔颜乐处”了。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并不属于美学范畴，但它对中国传统美学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孔颜所乐之事，并不是简单地指我们从物质上所获得的快感，而应该是指一种精神上所获得的超越现实和道德的审美境界（美感），也就是冯友兰所说的那种充满生命意识的“仁”，李泽厚所说的“超道德的稳定‘境界’”。“寻孔颜乐处”正好很好地体现了美学的主体，那就是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及其人的生存领域中的人文关怀，以完善的心理结构，使之成为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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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四十八 P1495；
【2】潘立勇：《朱子理学美学》P582；
周敦颐的“希贤”、“希圣”，程颢的“仁体”，程颐的“理”，朱熹的“心与理一”、“气象浑成”，王夫之的“情景妙合无垠”等，无不体现着这种“乐”的基本精神。然而朱熹理学美学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阐释这种“孔颜乐处”，而在于如何实现这种境界之方法论的探讨与研究，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到朱大学者的“格物致知”论。
“格物致知”语出《礼记·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郑玄注：“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於善深，则来善物；其知於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此致或为至。”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则解释为：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它是儒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概念，是一个作为诚意、正心、修身等道德修养方法的命题。
北宋朱熹认为，“致知在格物者，言欲尽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这是朱子对“格物致知”最概括、精确的表述。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对于朱熹的的解释，我们的理解是，格物就是即物穷理，凡事都要弄个明白，探个究竟；致知，即做个真正的明白人，为人行事决不湖涂。
朱熹的“格物致知”论是内外本末工夫的一以贯之，“精粗具到，统体兼尽”，它在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同时，也强调外部事物的考察和知识的学习扩展，它是求真和求善的结合。
朱熹认为，“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1]“理”是朱熹对“道”的另一种称谓。“物”是一种形而下的东西，而“理”则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二者虽有形之上下之别，但实质上是圆融一体的。“理与物自是离不得”的观点出自《大学》：“不说穷理，却言格物，盖言理则无可捉摸，物有时而离，言物理自在，自是离不得。”朱熹认为“大学所以说格物，却不说穷理，盖说穷理则似悬空无捉摸处，只说格物，则只是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寻那形而上之道，便见得这个元不相离。”[2]朱熹就是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来确定自己认识与修养的基本方式，从而为美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朱熹所谓“格物致知”，目的在于在于穷尽事物之理，在于“明明德”，在于“入于圣贤之域”，在于“明善”，在于“正心诚意”，最终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它既在求真，也在求善。于事事物物上求理的“格物”之功，不仅获得了对于外部事物的知识，也是对于自身道德体认的践履。“夫格物可以致知，犹食而所以为饱也。”朱熹正是从通过“格物”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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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学或问》卷一，转引自范寿康《朱子及其哲学》；
【2】《朱子语类》；
“致知”的体道感性学这一角度进入了中国美学史的气脉之中。
事实上，美学的基本性质可以用简洁朴实的八个字来概括：“美不自美，因人而彰”。[1] 也就是说，美只能以人的存在而存在。美学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在于对人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学就是一门独特的人生之学。中国的古典美学正是建立在“以人为中心，基于对人的生存意义、人格价值和人生境界的探寻和追求”的人生境界理论之上的，只不过它从道德境界走向了现实的审美境界，并将其确立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于是“善”（道德意识）与“美”（审美意识）的高度一致就逐渐成了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而朱熹的理学美学正好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堪称典范。
朱熹把“美”这个范畴融入到伦理道德精神的“善”中，以善为美，堪称是一绝。对于“美”，朱熹曾作过这样的界定：“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2]在朱熹看来，“美”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审美对象的外在表现形式，这是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得到的，一是指人类精神心态的一种内心状态，这是得靠我们去仔细揣摩、体味的。朱熹认为只有以善这种伦理道德内容来时时充实自身，美才能谓之美。朱子说：“以乐论之，其声音节奏与功德相称，可谓美矣，善则是那美之实。”[3]也就是说，善既是美，但又不是真正的美。单纯的声音节奏等外在的感性形式，只有在与“功德”取得了一定的和谐之时，我们才可称之为美。“美”的呈现根本在于善，离开了“善”，即使这种“美”的形式依然存在也不能算是真正的美。这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概念不容许在美的领域里的外在存在独立地服从外在存在所特有的规律，而是要由它自己确定它所赖以显现的组织和形状。”而要把一切美的东西结合为一体，使其成为真正的美的力量就在于“善”。
“力行其善，至于充满而积实，则美在其中而无待于外矣”[4]这便是朱熹对《孟子》“充实之谓美”的诠释。朱熹认为，善与美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美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是在感性认识中得到完满实现的内在之善。人们只要把善性充满和积实于完满的形体之中，就会使得自身因为具有了高尚的精神品和道德情操而变得熠熠生辉。真正以善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美虽是寓于形体之中，但它无需依赖于任何外在的表露，也可通过外发，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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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柳宗元：《邕州柳中臣作马退山茅亭记》《柳宗元散文全集》 P86；
【2】《八佾》、《论语集注》卷二；
【3】《朱子语类》；
【4】《尽心章句下》、《孟子集注》卷十四；
运用到我们的事业以及德业之中。“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则德业至盛而不可加矣。”[1]只有融合入精神美、感性美，才能真正达到一种以善为美的境界。因为“美”就是从“善”里面流出来的外在形式。
朱熹美学理论的另一要旨就是“文道合一”。这里所谓的“道”，就是指与当下的自然、社会之道相符合的，由善所具有的伦理道德内容。美是善的表现形式，而文又恰好道的外在形式。既然善的内容与美的形式是相融合的，那么也就要求道的内容与文的形式相统一了。
文与道的关系，早在战国时期《荀子》中已初露端倪，在《文心雕龙》中，也曾明确提出了“文以明道”的观点，宋代的欧阳修强调“文与道俱”，周敦颐明确提出“文以载道”。
然而到了朱熹，却有了新的界定。朱熹以分析的观点批判了唐代古文学家韩、柳以及宋初古文革新运动的欧阳修等人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等观点及其不足之处，又对道学家周敦颐的“文以载道”和程颐的“作文害道”的思维模式作了一定的修正与阐发，综罗各家得失利弊，开了“文道合一”的理论先河。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说：“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其后作文者皆是如此。”[2]
朱熹认为，道与文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本与末的关系，形而上的本体——道是文这种现象的决定者，文这种现象只能是道的体现。通俗点讲，也就是在说道文之分，无非就是饭菜之分。“道”是饭，是本；“文”是末，是下饭的菜。把本末观迁移到道文观上来，正是以“理”至上的理学观在文学——美学观上的逻辑延伸和体现。
如果我们强制性地把文与道割裂开来，就会出现道外有文，文外有道的状况，使得文不成文，道不是道，正如朱熹自己所说的那样：
“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则是道自道，文与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文乎？盖道无视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3]
其实，这也就是在说，我们在作文的时候，一定要切记把“道”这一大范畴贯穿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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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心章句下》、《孟子集注》卷十四；
【2】《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3】《与汪尚书》，见《朱文公文集》；
它们二者的地位是平等的。我们并不能很果断地说二者之间谁凌驾于谁，或者说谁又得依附与谁。为文，必然得贯道于其中。
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中同时提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1]朱熹总是时时刻刻地强调文道要融合、相即、一贯。道与文，其实就像是一棵参天大树的根本与枝叶，尽管它们存在着区别，但是实质上却是融为一体的。如果只有根而没有叶，我们就不能称其为树，久而久之，根本也会慢慢腐烂；反之，如果只有枝叶而缺少了根本，那么时间一长，没有了可以依附的母体的枝叶也会逐渐变得枯槁起来。文与道，恰似根与叶，两者必须相继而生，否则便会两失无存。
《周子全书》卷十中认为，如果文中不掺杂入“道”，就会显得有些空洞、枯燥，“此犹车不载物，而徒美其饰也。”[2]朱熹对此作了自己的注释：
“文所以载道，犹车所以载物。故为车者，必饰其轮缘；为文者，必善其词说，皆欲人之爱而用之，然我饰之而人不用，则犹为虚饰，而无益于实。况不载物之车，不载道之文，虽美其饰，亦何为哉！”[3]
朱熹认为，道与文、善与美的融合，是一种最完善最完美的价值观。他强调要在道德、思想标准（道）的前提下，实现道德、思想内容与文艺形式的融合，即在善本美末、道体文用的不杂下，要求善与美、道与文相合一。只有既善又美，既文又贯之以道的事物，才能使“人爱之而用之”。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朱熹是通过“格物致知”、“以善为美”、“文道合一”这三大观点来不断地演绎、充实着自己的理学美学观的。他的美学是从更理性、更深刻、更核心的一个层次来把握审美与人生价值的，也就是把道德和超道德的审美真正地融合在一起，从而达到一种更为崇高的道德境界。他不愧是宋代美学思潮中的典范。
我们不妨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宋代没有朱熹出现的话，或者更夸张点说，假如中国的美学史上没有孕育过这号风云人物，那么今天的中国美学呈现给我们的会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比现在辉煌还是逊色呢？笔者愚见，也许中国的美学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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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2】《文辞》第二十八，《周子全书》卷十；
【3】《朱熹评传》 P272；
使它会有如今这么辉煌，那么至少也会滞后几年甚至几十年、几百年吧？朱熹的美学思想既整合了前辈理学美学的成果，是一种明显的集大成者；同时又开启或者说是引发了明清美学的内在激荡和稳定，这同样也是一种集大成者。这些都给现在的中国美学奠定了极其重要的文化、思想甚至道德基础。所以我们不得不对朱熹的理学美学致以崇高的敬意。
【参考文献】
【1】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 2008年版；
【2】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四十八中华书局 1986年版；
【3】潘立勇：《朱子理学美学》；
【4】《大学或问》卷一，转引自范寿康《朱子及其哲学》中华书局1983年版；
【5】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 1986年版；
【6】柳宗元：《邕州柳中臣作马退山茅亭记》见《柳宗元散文全集》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6年版；
【7】孔丘：《八佾》见《论语集注》卷二浙江书局 1892年版；
【8】朱熹：《尽心章句下》见《孟子集注》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9】《与汪尚书》，见《朱文公文集》；
【10】《文辞》第二十八，《周子全书》卷十；
【11】张立文：《朱熹评传》长春出版社 2008年版；
【12】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
朱熹的理学教育思想及实践
朱熹的理学教育思想及实践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朱熹(1130一1200年)，字元晦，后改为仲晦，号晦庵。祖籍婺源(现江西婺源县)，出生在福建南剑(今南平)尤溪县。他18岁中举人，19岁登进士，从此走上仕途。曾先后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知江西南康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知漳州、知潭州等地方官。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已65岁，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宁宗皇帝迸讲《大学》。但仅40天即被罢免，从此结束了坎坷不平的仕途生涯。 朱熹一生主要是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他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学说，成为南宋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时，他又是一位大教育家，毕生讲学活动不断。他曾长期在福建崇安武夷山“寒泉精舍”、“武夷精舍”授徒讲学。绍熙二年(1191年)，他由崇安迁居建阳考亭，建“竹林精舍”，聚徒讲学。绍熙五年(1194年)，由于学生人数增多，他扩建精舍，并改名为“沧洲精舍”，表示“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的志向。即使在为官从政期间，他每到一地，也不忘设学育才，并亲自讲学。他在任同安县主簿时，从选择俊秀之民为学生，访求名士为教师，亲自讲授圣贤修己治人之道这三个方面整顿县学，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知南康军时，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直接参与书院的组织管理，派人四处搜寻、购置图书典籍，亲临讲学，而且还亲自拟订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南宋以后书院和各地方官学共同遵守的学规。在知漳州时，仍“时诣学校训诱诸生”。知潭州时，除热心提倡州、县学外，他又主持修复岳麓书院，亲自规制擘画，扩建校舍，增加学田，还利用晚上从政之暇，亲临书院，教诲诸生。 朱熹一生还编撰了多种教材。例如，他与吕祖谦在淳熙二年(1175年)合作编成的《近思录》一书，精选了周敦颐、张载、二程的语录622条，分成14卷，是学习理学的重要入门书。又如，他于淳熙十四年编成的《小学》一书，辑录了"古圣先贤"的言行，共6卷，分内、外两篇。内篇四:《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二:《嘉言》、《善行》，是中国封建时代颇有影响的蒙学教材。当然影响最深广、最重要的是《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其中《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于淳熙四年编成，《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早已撰成，直至淳熙十六年才改定。朱熹知漳州时，于绍熙元年(1190年)首次刊刻。《四书》之名，从此确立。《四书集注》刊印之后，不久就风行天下。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规定科举考试以《四书集注》取士，从此，《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和各级学校必读的教科书，其地位甚至高于《五经》，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教育长达数百年之久。 朱熹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培养的学生多达几千人。其中有名可查者即有378人。他的著述浩瀚，除《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四书集注》等20多种专著外，有《朱文公文集》、《续集》、《别集》，三种共计121卷，《朱子语类》140卷。主要教育著作有《大学章句序》、《白鹿洞书院揭示》、《学校贡举私议》、《读书之要》、《童蒙须知》等。 二、理学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关于教育的作用和目的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①又说:“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体则不过仁、义、礼、智之理而已。”②这里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性即理”，“性”的具体内含是“仁、义、礼、智”，那么为何还会有各种不同的人性呢?在这个问题上，朱熹接受了张载、程颐的观点，把人性分成“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所谓“天命之性”(又称“天地之性”、 ①《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 ②《朱子四书或问》卷十四。
理学代表人物及作品
朱熹 理学思想 武夷书院 理学又称道学，是以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 在宋朝，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3]，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 理气论 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
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 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4]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 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 理是事物的规律。[5] 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 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 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 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 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6] 动静观 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
中国美学 专题
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和合之美 “和合”思想, 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基本理念和思维方式。它以 “天人合一”为核心, 广泛地表现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许多方面,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和合”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一大特色，和合 文化，亦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之一和主要组成部分。“和合”文化中和谐化辩证法的普遍运用，使得中国诗性智慧特别注意以对应性、相融性、辩证性、和谐性来理解和处理一系列审美范畴的构架和展开。“和合”文化构建了 中国美学的主导精神——对“和”美的追求、对和谐的追求形成了中国美学的 和谐基调。 一、“和”、“合”与“和合” 《说文解字》解“和”为“和, 相应也” , 意指不同事物之间相互配合, 和谐一致。而解“合”为“合, 合口也 , 即口的上下唇和上下齿的闭合, 引申为相合、吻合之意。由于”和“与“合”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融会结合之意, 在这个意义上两者是同义词。在中国哲学中,“合”与“和”往往交互使用。到了春秋时期,“和”、“合”两字开始连用, 成为一个整体概念《墨子》有:“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 离散不能相和合。”和合思想在思想家那里, 又成为一种社会学理论, 成为一种调控各种社会关系的一种方法论原则, 根据 这个原则, 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和各种关系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 整体, 只有各种要素和各种关系协调、和合, 有序组合, 社会有机体才能有效 运行。和合思想与尚中观念又紧密相联。“中”与“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十分重要的范畴,“中”是“和”的本体, 而“和”是“中”的呈现。《中庸》里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事物发展达到中和状态, 即是《易传》所设想的“保合太和”的理想境界。 儒家贵“和”尚“中”，认为“德莫大于和”。《中庸》有云“致中和，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论语·学而》有云“礼之用,和为贵”。“和谐”思想发展到政治领域，就有儒家本源之一——《周礼》的“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的政治准则。儒家主张，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洞明“和实生物”之道；个人修身养性，要讲究“心平气和”之工；与人交往，要恪守“和而不
宋：理学家 朱熹简介
宋：理学家朱熹简介 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江南东路徐州府萧县，南宋时朱氏家族移居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朱熹，字元晦。宋朝理学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宋朝建炎四年（1130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于尤溪县城水南郑义斋馆舍（今南溪书院），乳名沈郞。朱熹出生时右眼角长有七颗黑痣，排列如北斗。宋朝绍兴五年（1135年），五岁时，朱熹始入小学，能读懂《孝经》，在书额题字自勉：“若
不如此，便不成人。”六岁时，朱熹与群儿游玩，以指画八卦于郑氏馆舍前沙洲上。向父亲问日、问天。绍兴七年（1137年），朱松应召入都，赴都之前，他把妻子祝氏和朱熹送到建州浦城寓居。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于建瓯，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好友刘子羽（朱熹义父），又写信请五夫的刘子翚（屏山）、刘勉之（白水）、胡宪（籍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刘子羽视朱熹如己出，在其舍傍筑室安置朱熹一家，名曰紫阳楼。绍兴十七年（1147年），朱熹18岁，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刘勉之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许配给朱熹。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夏，朱熹赴同安途中，受学于延平李侗。秋七月，朱熹至同安。以其“敦礼义、厚风俗、劾吏奸、恤民隐”的治县之法管理县事，排解同安、晋江两县械斗，整顿县学、倡建“教思堂”，在文庙大成殿倡建“经史阁”，主张减免经总制钱。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满罢归。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已意识到“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打算重新踏上求师之路，决心拜李侗为师，因得承袭二程“洛学”的正统，奠定了朱熹以后学说的基础。题写的“鸢飞鱼跃”四字匾额。朱熹归自同
朱熹及其思想简介
朱熹 简介 朱熹（1130—1202），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诗人、教育家、文学家。汉族，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诗作有《观书有感》《春日》《泛舟》等著名诗作。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哲学思想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②理是事物的规律。 ③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中国艺术中的美学思想
第九讲中国艺术中的美学思想 一、中国艺术中的形神问题 正像中国造型艺术中“不似似之”的原则：“太似则呆滞，不似为欺人，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既不具象，又不抽象，徘徊于有无之间，斟酌于形神之际。”中国艺术追求超越于形似之外的神韵的秘密。 二、中国艺术中的动静关系 中国艺术或在静穆中求飞动，或在飞动中求顿挫，或从常态中超然逸出，纵肆狂舞；或于断处缺处，追求一脉生命的清流。总之，静处就是动处，动处即起静思，动静变化，含道飞舞，以达到最畅然的生命呈现。舞之精神贯穿中国艺术。中国哲学强调以静制动，在宁静中表现活泼泼的生命精神（舞使其动了），阴阳相摩相荡，一推一挽，即是舞了。中国艺术中极为明显的重视线条的倾向（即使在非造型艺术中，重视线条的精神仍然不可忽视），舞的精神是其最好的象征（舞是形，是姿容，中国人认为，舞的精神在线条，抽象的线条，而不是块面）。 三、中国艺术中的含蓄问题 曲胜过直，忍胜过躁，力从内在的冲荡来，胜过外在的强力，美从迷离中寻来，胜过通透的美感。中国艺术的世界宛如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赏艺人沿着这条小路悠然前行，在那深深的处所，有一无上妙殿。 四、中国艺术中以小见大的思想 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国,一勺水亦有曲处,一片石亦有深处。中国文化有见微知著的智慧，中国艺术有以小见大的特殊创造方式。心灵的活动是在有限中表现出无限。一切艺术的表现与其说是对对象的表现，倒不如说提供一个引子，一个开始，让人联想起无限的江山来。小的世界可以延展，大的世界却容易黔驴技穷。 五、中国艺术中大巧若拙的思想 中国艺术家于散木中求全，怪石中求春，在丑陋中发现美意，在迷离中玩味清幽。他们认为，以巧追巧，并不能巧；拙中见巧，方是大巧。 六、中国艺术中荒寒冷寂的境界
朱熹理学养生文化及其现代意义
·274· 2015年9月文史教育教育 教育与文化 朱熹理学养生文化及其现代意义 王琦 西安工业大学，陕西西安 710000 摘要：“理学文化养生”这个命题包含着两层基本涵义:一是标志着理学文化本身存在着养生的思想资源；二是标志着理学文化可以转换为养生方法，生发养生功能。朱熹理学文化养生的思想原则与方法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积极意义，认真发掘其优秀成分，可以为现代文化建设与养生活动提供借鉴。 关键词：朱熹理学；养生文化；养生方法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624(2015)12-0274-01 1 研究现状 朱熹在理学上的创获与影响为后世所称颂。在当今，有关他的学术思想依然是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之一。不过，倘若回顾以往的宋明理学研究历程，即可发现，学者专家关于朱熹学术思想的论述大多集中在经学文化方面，至于他的养生思想与养生实践的研究则寥寥无几。有鉴于此，本文拟在这方面略作考察。 2 朱熹理学文化养生的基本精神 “理学文化养生”这个命题包含着两层基本涵义:一是标志着理学文化本身存在着养生的思想资源；二是标志着理学文化可以转换为养生方法，生发养生功能。概括起来，基本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主静。此乃源自老庄道家思想。《老子》曾云:“致虚极，守静笃”、“归根曰静”、“清净为天下静”；而庄子则进一步提出“心斋”、“坐忘”等静坐方法，道家的“主静”说遂为儒生们所雅好。他在注释《周易》时说:“安静以养微阳也。”在朱熹看来，静可使人气理平和，从而达到涵养阳气的目的。其二，居敬。朱熹将“居敬”作为“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在朱熹心目中，“敬”的真精神是“畏”与“收敛”。他说:“敬为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身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凭地放纵，便是敬。”敬无疑对身心健康具有正面的暗示作用，因为敬意味着自然和乐，这正是身心健康的必要条件。”其三，顺道。朱熹的养生论是与其理气观、性命论及生死观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朱熹认为，理气结合从而产生了生命。他说:“天以阴阳可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这意思是说，人的生命由两部分所组成:一是由理构成的非形体部分；二是由气构成的形体部分。“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气聚则成形，气散则身无；反之，有理则生，无理则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因此，若理气分离，则命亡人死。 3 朱熹理学文化养生的基本方法 第一，格物致知，谐和养生环境。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其“理气论”、“人性论”具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理”既是“生物之本”，又是“天命之性”。格物致知的过程实际上既是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也是对自我存在状态的感受过程。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角度看，这也是一个文化养生的过程。因为文化养生不仅要利用各种可能的精神资源来完善自我，而且要处理好人与养生环境的关系。在这里，养生环境包括自身精神环境、社会人际环境、自然环境。第二，即物穷理，激发养生功能。之所以把“致知格物”当作“入德”处，是因为“致知格物”从伦理学的角度讲乃是要明了道德的自然根据。按照“天人合一”的思路，道德本之于天。所以，把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的伦理关系推究到底，这实际上就是促使自己的精神境界与天道相合，从根本上看，这与顺道养生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因此，“即物穷理”也是以德养生的过程。第三，超凡入圣，升华养生境界。这是朱熹理学文化养生的终极目标。研读古典哲学的人们不会忘记，“超凡入圣”是儒家一贯重视的修身方法与人生理想目标。在儒家的教导中，“超凡入圣”肇端于人生志向的确立。孔子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朱熹注曰:“三军之勇在人，匹夫立志在己，故帅可夺而志不可得，则亦不足谓之志之。”这说明“志”对于人们立身养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朱熹一直强调“学者大要立志”、“所谓志者，不道将这些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接去学尧舜。”朱熹所谓“学尧舜”也就是以尧舜为人生理想典型，自觉行动，成圣成贤。 4 朱熹理学文化养生的现代意义 第一，朱熹理学文化养生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首先在于它对精神健康的看重。传统儒学强调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既是儒家政治伦理的思想纲要，也是身心健康的一种精神原则。朱熹在继承传统儒学的过程中一方面延续了儒家养生学的原则和方法，另一方面则吸纳佛道身心健康的思想精华与养生技术，他把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与文化养生精神统合起来，这种综合性的文化体系可以帮助当今人们走出那种过分重视肉体健康却忽略自身精神健康的误区。第二，朱熹理学文化养生可以启发人们树立崇高的人生目标，形成积极的心理暗示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境界。由于立志明道，朱熹一生尽到了一个儒者的本分。他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所以能在坎坷仕途上超然面对现实。即使在“伪学党禁”阴霆密布的时期，他也没有丧失信心。他曾经颇为坦荡地说，“死生祸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烦过虑”。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和精神追求的人格力量是巨大的，足以支撑他在逆境中自我调整、保持相对平稳的心态。由于时代不同，当今的人们尽管不能按照朱熹的模式来确立人生的理想信念，但他那种对于信念执着追求的精神与积极的人生态度却是值得借鉴的。第三，朱熹理学文化养生可以帮助人们在喧闹中调节情绪，怡情悦志，延年益寿。朱熹以“主静”和“居敬”的原则指导自己的生活，这是一种实效明显的养生方法。作为一介儒生，朱熹颇能体会怡情悦志在延年益寿中的作用。由“静”而“慧”，由“慧”而“生”，这就是传统儒家延年益寿的妙用。“静”中持“敬”，以“敬”领“静”，这就是“静敬双持”。朱熹理学这种“静敬双持”的法度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依然不会过时，行持得法，则心气平和，思路清晰，活力持久。第四，朱熹理学文化养生可以帮助人们不断增加知识，在求知过程中提升生活品位。作为一个读书人，朱熹最为擅长的应该说就是“读”与“写”。这初看起来似乎与养生关系不大，其实养生的真谛就在其中。查找朱熹文集，我们可以看到为数不少的诗歌作品。可见，朱熹不仅读诗，而且写诗。作为一种文化表现方式，“读写”发生在不同人身上将会有不同的功能。古人有所谓“善书者寿”的说法，这说明“书写”也可以成为养生的手段，并且在书写实践过程中获益，从而丰富文化生活，有益身心健康。 参考文献 [1]昭麟居士.为有源头活水来——理学家朱熹参禅记[J].佛教文化，2011(4)：108-109. [2]王依群.教育心理学大师——朱熹[J].我们爱科学，2012 (13)：88-89. 作者信息：王琦，西安工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
道家道教与朱熹理学的关系
朱熹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 朱熹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他远绍孔孟以来儒家思想，继承和改造了“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以及周载、邵雍的学说，建立起了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在中国思想史上罕有其伦。它规模庞大，论证精密，条理清晰，代表了当时民族思维的最高水平。从宋末开始，朱熹思想影响整个封建社会后期长达数百年之久，直至辛亥革命。13世纪，朱熹学说先后传入朝鲜和日本，一度成为两国的统治思想。稍后，朱熹思想在东南亚地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近代，朱熹学说传入欧美。这样，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内容，朱熹学说已经发展成了世界性的学说。 这一学说的形成与道家道教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朱熹出身在一个衰败了的封建官僚家庭，他的家世是“婺源著姓，以儒名家”(1）。父亲朱松深受二程理学的熏陶。朱熹从小在父亲的教育下学习儒家经典，也涉猎一些其他书籍。他后来回忆说：“熹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2）”。14岁时，遵从父亲遗嘱，拜当地名儒胡宪、刘勉之为师，其中“事籍溪先生为最久”（3）。籍溪即胡宪，古书记载他既“会悟程氏之说”（4），“又好佛老”(5).朱熹受到他们的悉心教诲，“虽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订其是非”(6)。朱熹的泛览群书，出入佛、老几十年，对他以后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他后来虽以集成儒家“道统”自居，专以儒学为本，但仍重视道家道教。朱熹作《周易本义》一书，就继承了陈抟、少用的象数学。陈抟是北宋道士，邵雍与道教亦有渊源(7)。朱熹曾以“空同道士邹祈”署名著《阴符经考异》和《周易参同契考异》。《阴符经》和《参同契》是道教经典。对此书进行考证研究，“非深于道者不能做”。他用道士署名，是因“究心丹诀，非儒者之本务，故托诸瘦词”(8)。 其次，朱熹与道教徒有过密切的交往。朱熹居福建崇安四十余年，道教名山——武夷山近在咫尺，山中道人便成为朱熹最早的密友。从十四岁起，朱熹便与他们频繁往来。除与本地道教徒交往外，朱熹还广泛结交外地道人。他们之中很多不远千里，前往福建拜访朱熹。朱熹为其作赠序者即有徐瑞叔、李尧举、南浦徐师表、清江周道士等人。 在与道教徒密切交往的基础上，朱熹本人也直接参与道教活动。他曾经在家中专门另筑一室，作为供奉天尊和修炼的场所，每天焚香礼拜。在同安做官时，因慕庄子之书“辞指经奇，有可观者”，便取其中语名寓居之所为“畏垒庵”，并为文记之。他曾多次创作步虚词，表达对道教的仰慕之情。对导引之术，他也有所研究，曾与和刘韫诗中论之。而游览道教名胜，与道教徒论道，更为朱熹所喜爱。武夷山、庐山都是他常去的地方。在这些地方都留下了他的题诗、序跋。朱熹还在道气修炼上下过功夫。近代学者缪天绶在《宋元学案选注》中记载：朱熹曾作《调息箴》。明代学者黄佐指出：“朱子之《调息箴》，乃老聃之玄牝也”。（9）历史上有些道教徒、方士正是把“玄牝”理解为老生之术。就是说，朱熹的《调息箴》一书讲的是道教胎生养神的养生之道。 再次，朱熹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还表现在：朱熹理学对道家道教思想的援用。虽然朱熹坚守儒学立场，在公开场合较少谈及老道，并且在讲到道家的时候都是使用批判的口吻。他口口声声反对老子的空虚之“道”，认为老庄以“无”为宗，就是超脱人伦物理，逃避现实，就是违反封建纲常伦理。但是在指斥的同时，也时有褒词，屡有肯定。如他说：“今观老子书，自有许多说话，人如何不爱！”（10）“老氏见得煞高，佛氏安敢望他”“禅学最害道，老庄于义理灭绝之未尽，佛则人伦已坏！”（11）这些言论表达了朱熹对于道教和道家若干思想的认同，正是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朱熹进行了一番以道补儒的工作，从而促进了他理学体系的形成。可以说倘若没有对道家和道教思想的援用，也就没有朱熹对宋代理学的完成。朱熹理学对道教思想的援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浅谈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姓名：何春葵学号：1000705211 班级：10小教2班 (一)诸子时代。先秦最突出的美学思想以孔子创立的儒家伦理为中心。伦理美学思想的核心是“仁”。由于伦理美学思想本身的不足, 因此产生了与之对立或相补充的其他学说, 并构成了以儒家为中心而向外辐射的美学思想网络,儒墨的对立与统一形成了使用美学思想, 充实了社会美的基本内容; 儒道的对立与统一产生了重人性、人情的意境美学思想, 补充了儒家重人的功利价值而忽视人的个性自由的不足; 儒法的对立与统一则形成了重社会规律的创造美学思想, 确立了美的本质的基本含义, 也使巫史文化向“史”而不是宗教的方向发展, 中国先秦的美学思想为后世中国美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汉代。西汉初年, 民心、军心、政治之心与审美之心都体现出思静的时代要求, 黄老之学将道家的清虚无为纳入儒家思想规范, 进入政治领域。汉代的新儒学家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 将“仁”作为经学基本文化的主题, 提倡天地之美乃是人之美。 (三)魏晋。嵇康、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成为这有一时代著名的玄学命题和美学呐喊; 西晋元康( 291 -299) 年间,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激烈玄风狂放过甚, 大批士子口尚虚诞, 身则放荡不羁, 于是便有“崇有”一说。才性之辩是魏晋清淡命题之一, 即魏晋风度。魏晋风度充满了关于生命的悲剧感, 是这一时期很有代表性的文
化。同时, 这一时期, 刘勰5文心雕龙6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古代美学体系正式建构。 (四)隋唐时期。佛学的中国化, 使渐入的印度佛学原本庞巨的思想体系与逻辑体系得以简约, 成为了唐代禅宗的“不立文字”, 对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美学史上的由唐人王昌龄所首倡的“意境”本义, 受到了佛教“意境”说的深刻濡染和影响, 艺术审美上的“意境”, 指由一定文本符号系统所传达、召唤的艺术创造与接受的心灵境界。 (五)宋代。宋明理学大量吸收了道佛思想, 具有了更加灵活多变的特点, 很自然地浸染了道、佛思想中的审美气息,加之理学本身也具有性情逼近的切实需要, 从而打开了通向审美感悟之域的路径, 程颢、程颐的道学思想, 朱熹的道学思想, 陆九渊的心学思想, 王守仁的心学思想, 王夫之的气学思想就是宋明理学的代表。理学在文论诗论中用道统否定文艺和美学, 同时把人生境界奉为最高的美和乐, 以冷色调和女性化为主流, 理学的修养学是人生论、修养论, 又是一种纯粹精神美学, 宋明理学发展完备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完成过程。 (六)清代。王夫之的清代实学的美学思潮, 具有尚物、尚事与尚实的思想与思维是属儒的“实用理性意义”的中国古典美学的终结。 (七)近代。世纪之初王国维、蔡元培等先驱者最早在国外接触到美学并将其引进国内, 同时对中国传统美学保持一种批判的姿态, 批判“文以载道”的传统功利主义美学, 张扬个性主义和浪漫倾向以疗
历史趣谈：南宋理学家朱熹的故事 朱熹的轶事典故有哪些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 南宋理学家朱熹的故事朱熹的轶事典故有哪些 导语：朱熹(1130 9 151200 4 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 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 朱熹十九岁考中进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朱熹的轶事典故有哪些 少有大志 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他的父亲朱松对朱熹的教育十分认真。《宋史》本传说：“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上何物’？”这个传说，说明朱熹自幼就是一个具有强烈求知欲望的人。由于朱松是在二程理学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儒生，他对儿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学做圣贤的目标去实行。据《朱子年谱》中记载， 生活常识分享
朱熹的主要教育思想(完整资料).doc
朱熹的主要教育思想： (1)、关于教育目的与教育作用：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以造就封建社会的所谓“圣人”。他的教育作用论是从他的理学思想体系出发论述的。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变化气质”，“明明德”，以实现“明天理，灭人欲”的根本任务。 (2)、论“小学”与“大学”的教育内容：朱熹把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看做是统一的教育过程中相互衔接的两个阶段。认为小学阶段的任务是“教事”，大学阶段的任务是“教理”，注意到了从儿童和青少年个性发展的心理规律来考虑教育阶段的划分。 (3)、教育原则与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居敬穷理”、“学思力行”、“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等。 王守仁的主要教育思想： (1)、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王守仁十分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学以去其昏蔽”的思想，认为教育作用是“明其心”。 (2)、关于儿童教育思想：他十分重视儿童教育，从“致良知”的要求出发，认为儿童时期“良知”保存最多，受蒙蔽最少，教育应从儿童时期抓起。教育要注意儿童的年龄特点；儿童教育必须顺应儿童的性情，其教育内容是歌诗、习礼、读书；此外，他强调教育要“随人分限所及”，量力施教。 二者的异同点： (1)、王守仁和朱熹一样，都认为“理”是存在的，都把“理”作为宇宙的本体，把“理”当做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教育的根据，所不同的是，朱熹认为“理在心外”、“性即理”。而王守仁则认为“理在本心”，“心即理”，在内不在外。(2)、朱熹认为，圣人教训具在经书，为学之道必须穷理，穷理必须读书。而王守仁则认为经书是“常道”，即永恒而普遍的道理，然其根源仍在本心，他认为凡是有助于“求其本心”者均可作为教育内容。
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
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 导读：本文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第一题引言——中国美学史的特点和学习方法 一、学习中国美学史有特殊的优点和特殊的困难 我们学习中国美学史，要注意它的特点： 第一，中国历史上，不但在哲学家的著作中有美学思想，而且在历代的著名的诗人、画家、戏剧家……所留下的诗文理论、绘画理论、戏剧理论、音乐理论、书法理论中，也包含有丰富的美学思想，而且往往还是美学思想史中的精华部分。这样，学习中国美学史，材料就特别丰富，牵涉的方面也特别多。 第二，中国各门传统艺术(诗文、绘画、戏剧、音乐、书法、雕塑、建筑)不但都有自己独特的体系，而且各门传统艺术之间，往往互相影响，甚至互相包含(例如诗文、绘画中可以找到园林建筑艺术所给予的美感或园林建筑要求的美，而园林建筑艺术又受诗歌绘画的影响，具有诗情画意)。因此，各门艺术在美感特殊性方面，在审美观方面，往往可以 找到许多相同之处或相通之处。 充分认识以上特点，便可以明白，学习中国美学史，有它的特殊的困难条件，有它的特殊的优越条件，因而也就有特殊的趣味。 二、学习中国美学史在方法上要注意的问题
学习中国美学史，在方法上要掌握魏晋六朝这一中国美学思想大转折的关键。这个时代的诗歌、绘画、书法，例如陶潜、谢灵运、顾恺之、钟繇、王羲之等人的作品，对于唐以后的艺术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开启作用。而这个时代的各种艺术理论，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谢赫《古画品录》里的《绘画六法》，更为后来文学理论和绘画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过去对于美学史的研究，往往就从这个时代开始，而对于先秦和汉代的美学思想几乎很少接触。但是中国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到汉代，这一漫．长的时间内，的确存在过丰富的美学思想，这些美学思想有着不同于六朝以后的特点。我们在《诗经》、《易经》、《乐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淮南子》、《吕氏春秋》，以至《汉赋》中，都可发现这样的资料。特别是近年来考古发掘方面有极伟大的新成就(参看夏鼐：《新中国的考古收获》)。 大量的出土文物器具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古代艺术形象，可以同原有的古代文献资料互相印证，启发或加深我们对原有文献资料的认识。因此在学习中国美学史时，要特别注意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成果。从美学的角度对这些成果加以分析和研究，将会提供许多新的资料并从中得到新的启发，使美学史的研究可以从六朝再往上推，以弥补美学史研究中这一段重要的空白。 第二题先秦工艺美术和古代哲学、 文学中所表现的美学思想 一、把哲学、文学著作和工艺、美术晶联系起来研究
朱熹“气象”审美论
内容摘要：本文旨在探讨朱熹对“气象”范畴的理论贡献。“气象”是继“意境”之后的充分体现宋代美学精神的基本范畴。“气象”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潮和哲学精神为底里的，以追求一种宏阔的形而上的主体精神为目标的，以不同于“意境”而倾向于“境界”意蕴的重要范畴。文章从“气象”的流变、朱熹与“气象”范畴以及“气象”基本品格——“中和”、“浑成”等方面进行阐述，认为朱熹是“气象”理论的重要代表。关键词：朱熹、“气象”、“中和”、“浑成”、宋代美学精神从中国古典审美意识的流变来看，唐代的“意境”理论转向到了宋代的“气象”理论。这一转变显示“唐宋”两代之间巨大的时代精神差异。如果说“意境”理论更多地注重审美客体（包括审美对象、艺术作品等）的构成因素方面的话，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就是其典型；那么“气象”理论则更倾向于审美主体精神所具有的气质、风貌和时代精神特色，这更有哲学意味相当于冯友兰先生所应用的“境界”范畴。我越来越觉得“意境”与“境界”之间有其重大精神差异。如果恰当地描述宋代美学精神的话，我以为更应该以“境界”或“气象”来概括和展示。中国美学史上最能体现人生境界美的是宋代美学。“气象”或“境界”更具形上性、空灵性、“无化”性，更以理性或哲理的方式建构人生之终极关怀，是将儒家之“乐”、道家之“无”和禅宗之“空”加以整合与重建的历史辉煌。“气象”范畴的应用是宋代美学的基本特色之一，也是朱熹美学的重大特色和贡献。一、“气象”之流变“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十分古老而又使用普遍的范畴。就其本义而言，“气”是指自然界中的流行不止的“大气”“空气”，是维持地球上的生命现象的基本前提条件。在中国传统学问中，“气”正如其自身的基本特征一样，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气”在医学、哲学、地学、政治学、文学、美学等被广泛使用。将“气”较早地赋予哲学意味的是道家。如老子就将“气”视为其“道”的一种具体而感性的形态。这是一种体现人与自然之交融一体的自然之“气”。将“气”较早地赋予人类之精神品格的来源于儒家的孟子。孟子认为“气”是人生宇宙间的“至大至刚”之崇高精神力量，也是人能与天地参的重要方面，而这种“气”不之是自然界的空气、大气之义，而是一种只有人所具有的道德精神之“浩气”。因此，孟子特别倡导“养浩然之气”，以大其心、大其人。朱熹解释说：“气只是充乎体之气，元与天地相流通。”[1]“仁义礼智充溢于中，悴然见面盎背，心广体胖，便自有一般浩然气象。”[2]王充有“元气论”。张载更是以“气”立说，认为“气”是生命之源宇宙之本。朱熹也同样将“气”纳入其哲学体系，构筑起了“理气不离不杂”互不相外的理论体系。“气”成为了“理”的具体呈现者或实现者。在此，“气”就具有了十分浓厚的形上性和抽象性。到了魏晋，曹丕又将“气”用之于文学理论，以气论文之“文气说”。而后，“气”逐渐成为了一个中国美学中具有独特意蕴的核心范畴，并由“气”衍生出大量的美学范畴，如“气韵生动”。用于美学中的“气”是指能够体现审美对象的生命意蕴和活力的本质因素。[!--empirenews.page--]“象”是中国人把握世界的一种最为普遍的、具体直觉性的思维方式。这一思想与《周易》有着深刻的联系。《周易·系辞上》在阐述由圣人依据万物之自然之象所创造的人类之“易象”时指出，“易者，象也；象也者，像者也。”这里的“象”具有两方面的涵义：一则表明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智能和创造的符号来模拟自然物象或具象地展现自然物象，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超越，也突出人的生命意识的萌生。二则说明尽管是人类模拟自然物象所创造的“象”，并不具有“在场”之实体性，而只是某中意义上的“虚拟”和“借代”之性质，然而这又并不影响此“象”所具有的真实性与实体性功能之“像”。也就是说，圣人创造的“易象”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老子也有类似之观念，“象”是“有无”之统一体，是“道”一种表现形式。“象”与“形”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不同的精神内涵。形一般是指具有实体的物的外部形态；而象则泛指视而可见的物象，但未必有实体。形较实而象较虚。《周易·系辞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周易正义》孔颖达疏曰：“‘象’谓悬象，日月星辰也。‘形’谓山川草木也。” [3]关于“形”与“象”的区别，王夫之从“文质”关系对此作过阐述。他说：“物生而形形焉，形者质也。形生而象象焉，象者文也。形则必成象矣，象者象其形矣。在天成象而或未
浅析庄子的美学思想
浅析庄子的美学思想 摘要:庄子的美学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以自然之美、虚静之美、自由之美等多重美学思想的内涵,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以及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对庄子美学思想内涵及特性的分析,凸现庄子的美学人生,丰富人们的审美观,使人性更纯洁、人格更完美。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师承老子,以“道”的自然无为的特征作为他人生审美境界的最高理想。他以冷峻和超越的审美目光透视了人生的历程,其追求的人生是自由的人生,也是审美的人生。生命的自由与审美的超越在他那里是和谐统一、不可分割的。其所论所述对中国古典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庄子美学思想的内涵 庄子美学思想的内涵及其丰富,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自然之美 “道”既是庄子哲学的灵魂,也是其美学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属。庄子认为“道”的根本特征就是自然无为,《在宥》篇曰:“无为而尊者,天道也。”《田方子》曰:“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天地日月的自高、自厚、自明是道的自然无为本质的体现。因此以自然为美,他把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视为最高最纯的美。《知北游》中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庄子认为天地本身所具有的美即自然之美才是真正的美。世间一切方圆曲直,皆为自然天成,未经雕凿的自然之美是美的极致,《刻意》曰:“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可见庄子论美,力主自然,追求本真。” 庄子以自然为美,因此他从根本上肯定了美与真的一致性。《渔父》中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泥。”“真”是一种与世俗之伪相对立的自然而然的天生本性,是人与天、物与我达成和谐关系的关键所在。在《应帝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寓言:“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此寓言的真实含义在于“真”是浑沌的精神实质和本源,而儵与忽为浑沌凿七窍的行为破坏了浑沌的本来面目,失去了真也就失去了生命,最终导致了浑沌的死亡。所以庄子在《秋水》篇中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民”,以人灭天的做法会使自然丧失其本性,而毫无美可言。正如庄子在《天应篇》中的所讲述的“丑女效颦”的故事,西施病心蹙眉被视为美,而丑女仿效西施病心蹙眉却被邻里视为丑。以庄子的审美尺度,西施之美本自然,病心蹙眉也出于自然,故美得有理;丑女之丑本为天生,也可以成为审美的对象,如《德充符》篇中的哀骀它一样,但丑女因为“彼知宾美而不知宾之所以美”而忸怩作态、弄巧争美,不但不美,由于掩盖了自然面貌,反增其丑。可见庄子美学思想内涵的核心就是自然之美和本真之美。 (二)虚静之美 “虚静”是庄子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庄子看来,这是作为生命底蕴的气的一种本原状态。每当庄子谈到“至人”、“圣人”、“神人”这些理想人格时,总在突出他们的特征:不待于物,不害于物。“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这是庄子在《齐物论》里讲至人神妙之处时的描述。在这种状态中,一个神全形具的至人,虽涉及到世界万物的变化,对于利害、生死却能超然物外,虚怀若谷。在自然中,虚意味着无,在精神上,便是一种“心斋”。在《人间世》中,叙述了颜回向孔子请教心斋的故事,孔子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里,庄子乃是借孔子之口,将人对世界的反映的最高境界视为以气合气,这种境界便是虚,便是心斋,而它的特征乃在于
浅析朱熹思想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对当代的启示 摘要：朱熹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人们对其思想进行片面地批判，而今天的我们在研究时才发现，其思想的积极作用，不仅表现在我们的反腐倡廉和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上，而且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关键词：朱熹；存天理；灭人欲；实质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其伦理思想的中心内容是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是他的重要思想主张。其思想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后世历代统治者则利用它作为扼杀人性的工具，具有很大的消极作用。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也是过分地强调其消极作用，而对其积极作用谈及甚少，在现在看来这是有失公允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重新作出客观的评价，汲取其思想之精华，将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广大，更加清楚地认识对当代的启示意义。 一、朱熹“天理”、“人欲”的含义及相互关系 在朱熹看来，“天理”是永恒不变、自己生成、统领万物的东西，是万事万物的根本，存在于万物产生之前。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1】“理”是宇宙的本体。同时“天理”还包含有合乎规律的自然法则之义。如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2】而且朱熹认为，“浑然天理便是仁”【3】，天理就是三纲五常，“仁”是浑然天理，那么循天理便是义，“义者，天理之所宜”，“礼者，天理之节文”，【4】所宜、节文都是天理存在的状态。天理不仅表现为仁、义、礼、智四德，而且体现为人伦，“父子、兄弟、妇夫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爱敬，君臣虽亦是天理，然是义合”。【5】父慈、子孝、弟弟、夫妇敬都是天理之自然。同时，天理是心的本然，“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6】心之本然是指心中浑然天理，而无一丝人欲杂念；而且他宣扬伦理纲常是“理”的表现，是先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