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与虚无中的“绝望抗争”——《围城》存在主义的解读
无围之城r——存在主义视角看《围城》
无围之城r——存在主义视角看《围城》
袁寒英
【期刊名称】《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15)4
【摘要】素有"新儒林外史"美誉的《围城》,在其幽默诙谐的语言表达、辛辣入骨的讽刺艺术的背后,隐藏的是钱钟书对人类这一"无毛两足动物"的更深层的存在主义哲学思考.人的存在感的缺失、自由选择的悖谬、世界的荒诞等存在主义思想无一不在《围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
【总页数】3页(P69-71)
【作者】袁寒英
【作者单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河南商丘 476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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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的主题及内涵的理解
《围城》是中国作家钱钟书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小说通过对大学生裘小龙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变化的描写，展现了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困境和思想困境。
本文将从主题和内涵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主题1. 人的生存状态与自由意志的冲突：《围城》以裘小龙为中心，描绘了他在婚姻、事业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种种困境。
小说中的围城象征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封闭状态，受到外界观念、制度和社会压力的束缚。
裘小龙在婚姻中感到束缚，希望自由选择爱情；在事业上感到迷茫，渴望自由发挥才华；在社会环境中感到压抑，渴望自由表达个性。
小说通过裘小龙的遭遇，探讨了人的生存状态与自由意志之间的冲突。
2. 知识分子的虚无与迷茫：《围城》通过塑造裘小龙等知识分子形象，表达了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的虚无和迷茫。
裘小龙有着优秀的才华和高尚的理想，但他却陷入了一种空虚的状态，无法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
他在婚姻中感到迷茫，对现实的婚姻模式缺乏认同；在事业上感到困顿，无法融入社会的规范；在思想上感到纠结，对传统道德观念产生怀疑。
小说通过描写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和挣扎，呈现了他们在社会现实中的无助与迷茫。
3. 持续的“围城”现象：《围城》不仅展现了裘小龙个体的困境，也反映了当时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处境。
小说中的围城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裘小龙一人，而是普遍存在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来自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重重困扰和束缚，他们被困在封闭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中，无法真正实现自由与个性的追求。
小说通过裘小龙的经历，揭示了知识分子长期以来被围困的现象。
二、内涵1. 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反思：《围城》通过对裘小龙等人物的塑造，探讨了传统价值观念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和局限。
裘小龙在婚姻观念上与传统观念相悖，他对婚姻的期待与传统观念背道而驰；他对事业的追求也与传统社会的规范不符。
小说通过对传统观念的反思，呼吁人们在面临选择时要超越传统束缚，追求真实的幸福和个性的发展。
社会的荒诞与矛盾《围城》的讽刺
社会的荒诞与矛盾《围城》的讽刺《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该作品以幽默讽刺的方式揭示了社会的荒诞与矛盾。
小说通过描绘一系列荒唐可笑的场景和人物，以及让人捧腹大笑的对话，展现了人们在现代社会中面对着荒谬矛盾的境况。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围城》中的讽刺元素，以及这些元素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现象。
首先，在《围城》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荒谬的人物形象。
比如，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充满荒诞特点的人物。
他在教书过程中的轻慢和教育方法的荒唐，使得他和学生们之间的关系沦为了一种滑稽、荒谬的状态。
此外，方鸿渐在人际关系上的迂回和拉拉扯扯，表现出了他对待感情的矛盾与不能坚持的态度，进一步突出了社会的荒诞性。
除了方鸿渐之外，书中还有许多荒谬的人物形象，比如方鸿渐的父亲、齐步走等人，他们的言行举止都令人啼笑皆非。
通过这些荒谬人物的塑造，钱钟书在小说中暗示了社会中人们追逐虚荣、崇拜权力和追逐名利的荒谬与可笑。
其次，《围城》中的对话也是讽刺的重要手段。
钱钟书巧妙地利用了对话来揭示社会的矛盾和虚伪。
书中的对话往往充满了讽刺与嘲笑，通过夹带着讽刺的对话，钱钟书一针见血地嘲弄了社会上的一些现象。
比如，书中描写了方鸿渐与其他人的对话，他们虚伪地谈论人情世故，却更加追求个人利益；他们口是心非，言辞中充满了讽刺与虚伪。
这些对话在荒谬中显得更为突出，通过对话的讽刺，钱钟书揭示出了社会中人们追逐名利的荒谬和虚伪。
最后，《围城》中的情节也展示出社会的荒谬与矛盾。
小说中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情节，例如方鸿渐在花沟洗衣服，以及他在扔掉一个硬币上下了好几次电梯等，这些情节揭示了社会中人们的困惑和疲惫。
书中展现的官僚主义、婚姻问题、知识分子的追求等情节，都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讽刺。
通过对社会现象的夸张描绘，钱钟书告诉我们，社会只有摆脱这种荒谬和矛盾，才能实现真正的进步。
总之，钱钟书的《围城》以幽默讽刺的手法，揭示了社会的荒诞与矛盾。
通过塑造荒谬的人物形象、讽刺的对话以及令人啼笑皆非的情节，作者成功地将社会现象展现出来。
存在主义思想对《围城》的影响与渗透
第33卷第9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V ol.33 No.9 2012年9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ep.2012存在主义思想对《围城》的影响与渗透郑明娥（怀化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0）摘 要：《围城》对存在的荒诞性的刻画与思考，带有鲜明的存在主义色彩。
存在主义哲学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形成一股热潮，这对作家钱钟书的观念和创作思想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无可避免地使《围城》打上了存在主义的印痕。
关键词：《围城》；存在主义；影响；渗透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2）09-0044-04一《围城》的生命力与作家对存在主义的接受2008年底，在第9届深圳读书月“阅读中国三十年”系列活动中，公众通过各种途径从30年来的30余万本出版物中最终选出了30本对中国人心灵影响最大的文史类读 物，钱钟书的《围城》榜上有名。
可见《围城》带给人们心灵的震撼和人生的启迪，经受了历史的考验、时代的洗礼而历久弥新。
《围城》的这种跨时代的生命力，得益于作家对人、对“存在”的自觉关注和深刻揭示；进一步考察，它又与钱钟书曾自觉接受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密切相关。
尤其可贵的是，作家将自己对存在主义的深刻理解，在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思考及其创作实践中，完成了一种举重若轻的创造性转化，这更是《围城》具有跨时代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近代以来，伴随工业文明的发展和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的精神出现空前的“危机”，如人生目的消解、理想淡化、奋斗精神衰退等，人们在生活中感到越来越孤独、失落、绝望。
存在主义哲学正是这一世界性的现代文明危机下的产物。
20世纪30年代末法国兴起存在主义文学，其思想基础便是存在主义哲学。
存在主义文学乃至整个现代派文学思潮，大都是以表现个人内心的孤独感、失落感和危机感为主导话语的。
钱钟书1935年去英法留学至1946年写成《围城》，其间正是存在主义思潮在西方兴起、发展，并在中国广为传播的重要时期。
笑中藏泪,人生如戏——《围城》悲剧意蕴探析
长篇小说《围城》是钱钟书先生的代表作,它创作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以主人公方鸿渐的爱情、事业、婚姻、家庭人生四部曲贯穿始终，描写了抗战时期上层知识分子的畸形人生。
它作为钱钟书先生对“特定的社会人生和历史文化反思的艺术结晶”[2]，蕴涵丰厚，发人深思。
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
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1]从这段自白中,我们可以看出《围城》实际上是作者对他所生活的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及特定时代下特定人物的细致观察描写。
在《围城》中，讽刺性的人物群象、近于闹剧的情节、诙谐戏谑的议论类比和幽默调侃的语言使得作品充溢着强烈的喜剧色彩，然而读罢掩卷我们感到的却是无法释怀的悲哀。
《围城》即是一部用喜剧手法表现的有深刻蕴含的悲剧，它的悲剧意蕴表现为人物的命运悲剧、人性异化的社会悲剧、生命的终极意义上的哲学悲剧三个不同的层面，而这样对文化的深刻反省和对人生的深邃开掘正是《围城》的价值所在。
一、命运悲剧关于悲剧，恩格斯说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不可能实现。
”[2]鲁迅先生也曾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2]作为作品的主人公，方鸿渐贯穿小说情节的始终，他的失败赋予了整部小说浓厚的悲剧氛围。
《围城》长卷般的展现出成批活灵活现的知识分子阶层人物画像，而方鸿渐就是这“新儒林”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他出生于乡绅之家，自小浸淫封建传统文化，又出过洋，留过学，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教育，算得上是一个中西结合的高级知识分子。
可是这样一个穿行于文明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他的性格却是又矛盾又怯懦。
他既不满于父母的包办婚姻, 又无力去抗衡;虽有在欧洲留学四年的经历，却是一事无成；他购买了假的博士文凭，却羞于显摆利用;他生活放浪, 又执着于自己的爱情追求:他既不愿意同流合污, 又被生活迫着随波逐流; 他不愿盗名欺世, 却又不得不弄虚作假; 既想与别人竞争, 又无纵横捭阖的才干和气魄。
围城现实社会的讽刺与反思
围城现实社会的讽刺与反思围城，是一部研究人性、社会与现实的经典小说，由钱钟书所著。
这部小说以其细腻入微的描写和独到的观点，将现实社会深度讽刺和反思，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和探讨。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围城》中所反映的现实社会问题，并引发对现实社会的深层思考。
首先，《围城》通过对人性的揭示，讽刺了人们追求名利的盲目与虚无。
小说中的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聪明而有才华的年轻人，他本可以有所作为，然而却陷入了围城里的平庸生活。
方鸿渐周围的人们都渴望进入这座围城，追求名利和社会地位，却最终发现这个城市只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围城的真实含义也变得模糊不清。
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身陷围城，他们努力奋斗，却不知为何挣扎，只是为了维持表面上的锦绣生活。
这种讽刺恰如当代社会的写照，人们追逐着物质的诱惑，忽视了内心真实的需求。
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是否也沉迷于围城的幻象，是否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
其次，小说中的爱情观念被讽刺，进一步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婚姻问题。
小说中的夏琳和程心如是两位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婚姻观念展现了现实社会中的固有模式。
夏琳以物质为导向，求婚姻的稳定和社会地位，而程心如则追求真爱和内心的满足。
小说中的这种讽刺，对于当今社会来说尤为重要。
现实社会中，婚姻问题日益复杂，金钱和权力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导致很多人为了追求物质而婚姻不幸福。
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婚姻是为了什么？金钱和地位真的能够带来幸福吗？我们是否也应该像小说中的方鸿渐一样，摆脱围城的束缚，追求真爱与内心的平衡。
此外，小说中对知识分子的讽刺也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小说中的方鸿渐和他的一群朋友在围城中扮演了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角色，他们遵从着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期望，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理性和判断来做决策。
小说中的这种讽刺，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
在现实社会中，知识分子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和期望，他们必须追求学术成就、职位和地位，而放弃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和人格独立。
2001_围城_的深层意蕴与存在主义_陈晓霞
收稿日期:2001 5 21作者简介:陈晓霞(1969 10 )女,河南新郑人,文学学士。
围城 的深层意蕴与存在主义陈晓霞(宜宾学院 四川宜宾 644007)摘要:指出 围城 有两层意蕴:表层意蕴是深层意蕴的具象展现,深层意蕴是表层意蕴的升华;剖析了西方存在主义的理论主张在 围城 中的具体体现;钱钟书将该理论中国化,使之成为 围城 深层意蕴设置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围城;深层意蕴;存在主义; 中国化 的存在主义中图分类号:I207 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51-1630/Z(2001)01-52-(04)钱钟书先生的小说 围城 自1947年问世以来,可谓是一鸣惊人,蜚声中外,不断地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
由此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也是见仁见智、其说不一。
纵观小说始终,不难发现它存在着两个意蕴 表层意蕴和深层意蕴。
表层意蕴直接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展现和揭露;深层意蕴是表层意蕴的升华,其中存在主义理论起着至关重要的基础和纽带的作用。
一围城 早就有 新儒林外史 的美誉。
首先应当肯定这个评价是合乎实际的,该作品也当之无愧。
凡读过 围城 的人,有谁会忘记其美妙绝伦、痛快淋漓的讽刺艺术呢?那些散见于字里行间的一针见血、力透纸背的句句讽刺之语实在是太犀利了,的确是作者在 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傲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 。
1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一隅和一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心态和生活。
这些人主要是由欧美留学归国的高级学子,在社会上一般都小有名气:或学者、或诗人、或名媛淑女、或大学教授,但又不属于进步知识分子之列,都游离于时代战争之外,茫然而卑琐地为争取自身的生存空间苦斗着。
作者用冷嘲热讽的笔调,入木三分地写出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故作高深渊博中的浅陋;貌似风雅中的粗鄙;道貌岸然中的下流和深入骨髓中的自私,从而及其生动地向人们展现了一幅中国病态社会中病态知识分子群的巨型画卷,讽刺和鞭挞了种种病态的人生。
探析《围城》的主题意旨及创作心理
探析《围城》的主题意旨及创作心理一、关于婚恋的主题意旨《围城》主题源自“婚恋的《围城》”涵义，这一点作者直接破题，通过褚慎明之口道出的爱情“鸟笼”说，随后又通过苏纹纨提出爱情“城堡”说。
杨绛为同名电视剧题写的主题词“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不仅将婚姻城堡说延伸至人生万事，又使该电视剧透着浓浓的书卷气和哲学思考韵味。
但这种延伸仍是以先认可了婚姻“围城”说为前提。
《围城》初版以男女主人公背对背形象作图书封面，无疑也表明了作者本人的这种认可。
然而，读遍《围城》，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恋爱本体都违背了婚姻城堡说。
方鸿渐想进入唐晓芙的城堡而不得，同样，赵辛楣、苏纹纨乃至陆子潇、范小姐、刘小姐，无一例外均未能如愿进入自己倾心的爱情城堡。
方鸿渐想逃出的是他误入的城堡，汪太太身陷的也是本来就没发生过爱情的婚姻城堡。
这里既看不到司马长风所言的地地道道的爱情演绎，也体会不到李健吾提出的“男女间爱情之神的围困和逃脱”，看到的只是爱情未遂。
“理想的多情，多归虚妄”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哲学命题，但是，既然未曾得到蓬莱，何言“又值蓬莱浅”？主题“错位”就这么发生了。
如此一部经典，如此一个文学巨匠，何以出现如此“硬伤”？为探究这一错位的现象，我们不得不研究作者“悲剧之悲剧”的文学创作心理。
早在《围城》之前，钱氏就在《谈艺录》里就王国维的红楼梦爱情悲剧观作过透彻的解析。
王国维根据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认为宝黛爱情符合其悲剧理论第三类“盲目屈从造成的悲剧”，“不过通常之情，通常之境遇，无蛇蝎一般的人物，也无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所以，他认为红楼梦的主旨在于揭示苦痛源于自造，悲剧的产生是由于剧中人物志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认为这种悲剧足以展示人生最大之不幸。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推崇红楼梦为悲剧最高境界，即悲剧之悲剧。
然而钱钟书并不认同这种理论，认为其“于其理未彻”，言到：“苟尽其道而彻其理，则当知木石姻缘，侥悻成就，喜将变忧，佳耦始者或以怨耦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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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作家曾经说过，“一部作品暂时的畅销和轰动并不能说明什么，关键是看它五十年后，还是不是拥有众多的读者。
”《围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话语，自问世以来，便在读者和评论界引起了巨大而持久的反响，而有关这部小说的评论，更是见仁见智，其说不一。
然后，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围城》真正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以俏拔尖新的比喻、超凡脱俗的思想、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风范，唤起了读者全新的审美感受。
《围城》其标题本身的命名便颇具哲学意蕴，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对此有过一段精辟的诠释：“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1]读完小说，我们惊奇地发觉，小说的主体其实就是“围城”。
如果把小说的主题简单概括下不外乎就是：人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围城”组成，当你好不容易冲出这一座“围城”之时，却又总在无意间落入另一座“围城”，周而复始，永无止境。
回顾小说的情节，我们不难发现，方鸿渐的人生旅途先后经历了教育、爱情、事业、婚姻（家庭）四个阶段，作品层次清晰而又生动地展现了在“围城”的迷宫之中，这最基本的人生四大段是如何在方鸿渐这个典型的现代人身上逐步破灭以至于彻底崩溃的。
小说前两章以方归国回乡为序，其间穿插了他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情况。
但就是这样一位中西文化造就的“混血儿”，在归国的油轮上竟堕入到了与鲍小姐“肉欲相爱”中，到头来成了对方解除自己性压抑的玩物。
第三、四章则以现代上海为背景，精细入微地描绘了一群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在情场上的种种喜剧性遭遇、焦灼和困境。
方的遭遇尤其典型。
跟唐晓芙的一见钟情，使方鸿渐重新发现了世界的美好，他努力用尽一切办法想获取这份真爱，并自认为此耗尽了所有的感情，但苏文纨的作梗却让方功败垂成。
更难堪的是，“失恋”伴随的是“失业”，为谋生，更为了摆脱情感的困扰，方被迫远走他乡。
第五～七章则把地点从繁华的都市转移到了偏僻的三闾大学，描述了方鸿渐由于难于应付复杂的人事纠葛所导致的事业上的彻底失败。
教育、爱情、事业的一系列受挫使方鸿渐深深的绝望，在这一座座“围城”的冲进冲出中，方早已身心俱残、奄奄一息，他想找个家来避避风雨，但这“最后的防线”却是等待他的另一座“围城”。
现实的家根本不是什么避风港，它时时硝烟四起，让人感到锥心的疼痛、悲凉和无所适从。
方鸿渐最后无奈地慨叹道：“现在想想结婚以前把恋爱看得那样郑重，真是幼稚。
老实说，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
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倒是老式婚姻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得谁。
”[2]至此，方的人生四部曲遂以全部的失败和完全的幻灭而告终。
由此看来，方鸿渐的人生经历，不是快乐的历险而是痛苦的历程，不是成功的收获而是失败的总和，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对最起码的人生价值的彻底幻灭，不是自我力量的焕发，而是自我的迷失直至最终的失落、绝望。
方鸿渐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他像钟摆一样不由自主地在希望与失望的两极之间往返，进出于人生一座又一座的“围城”，他竭力挣扎，却难逃命运的捉弄，恋爱、婚姻、家庭、事业对他而言如水中花，镜中月，最终在“没有了感觉，没有了希望”之后，“只想找个睡觉的地方”。
钱钟书在《序》中说道：“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
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荒诞与虚无中的“绝望抗争”欧阳钦(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广西桂林,541001)[摘 要] 作为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哲学思潮，存在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产物，它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
有“新《儒林外史》”之称并蜚声中外文坛的长篇小说《围城》，则以寓言漫画的方式，表现了现代文明的缺失及其人生的虚无与荒诞。
在此基础上，钱钟书进一步强调了一种不畏终极的虚无与荒诞而进行自我肯定的存在勇气，这与鲁迅所倡导的“绝望的抗争”的人生态度，与冯至所倡导的“正当的死生”“正当的为人”的人生态度，可谓殊途同归。
[关键词] 荒诞;虚无;绝望抗争;《围城》;存在主义[中图分类号] I206.6[文献标识码] A[作者简介] 欧阳钦(1972—),在职研究生毕业,文学学士,讲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围城》存在主义的解读第4卷 第1期2009年1月长春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版）CHAN G CH UN UNIVERSIT Y OF SCIENCE AND T ECH NOLOGY （H igher educ at ion edition ）Vol.4No.1Jan.2009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1]如果我们拿《围城》跟同样是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儒林外史》相比较，就会发现它讽刺的重心并非社会，而是灵魂；所要表现得也不仅仅只是中西文化合流孕育出的蜕变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可着落”，而是立足于“人者，无羽毛两足动物”人类最本质的平面，来表现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孤独、虚无与荒诞。
作者深邃的目光早已超越了对表层意蕴的讽刺和揭露，升华到了一种哲学高度去俯视社会和人生。
由此可见，方鸿渐所代表的，已不再是个人，而是“一类人”。
在他身上，作为特定时代环境与社会心理表征的“围城心态”，也就不仅仅属于书中笔墨所及的方鸿渐等一大群人，也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而是属于人类所共通的“基本根性”。
近代来，伴随着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现代文明给现代人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但与之俱来的却是人的精神的空前危机，人生目的的消解，理想的淡化，奋斗精神的衰退，人们在生活中越来越感到孤独、失落、绝望。
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哲学思潮——存在主义，正是这一世界性的现代文明危机下的产物。
它把人的存在作为思想基础和出发点，突出个人现实存在的孤独性，自我选择的自由性及世界的荒诞性，从而极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的困境，体现了人类的某些永恒的困惑。
“存在先于本质”论是存在主义的全部理论基础和出发点。
“存在”主要指人的非理性的心理本能，即现实世界在人精神方面的极大危机所引发的现代人的孤独、厌烦、绝望、恐惧等等非理性情绪体验。
在存在主义者看来，这才是人类最本真的生存状态。
而《围城》正是这一状态的形象再现。
深陷“围城”漩涡中的主人公方鸿渐，在婚姻的“围城”中，再爱无心情，逃离没勇气，远走无目的，留居心不甘，现实世界不断给他设置险境，让其身心在企图超越重重障碍的努力中消耗磨损，最终空留“拥挤里的孤独，热闹中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2]的慨叹。
正是这高大的、空洞洞的“围城”，牢牢地围住了方鸿渐等人，使他们变得孤独、绝望、迷茫、焦灼、荒诞不稽。
“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作为存在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二，它强调了世界的无理性，突出人命运的不确定性。
主人公方鸿渐中的“渐”字，用《周易》中关于“渐”卦的诠释，则很好地说明了问题。
“渐”卦下有5个义项：于干；于磐；于陆；于木；于陵。
将其与“鸿”联系在一起解读，我们不难发现，主人公确像一只四处漂泊，无处落脚的孤雁。
他做过银行职员，报馆编辑，大学教授……一个游历欧陆数国、跋涉东南数省的留学生，到头来竟无处立身安命，且不为世所容。
相反，那些虚伪、无耻、贪婪、好色、自私、平庸的李梅亭、曹元郎、韩学愈之流，却一个个踌躇满志，官运亨通。
方鸿渐所说的火铺屋后的那到道破门也许是对荒谬现实的最好象征：“好像是进口，背后藏着深宫大厦，引得人进去了，原来什么也没有，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
‘撇下一切希望罢，你们这些进来的人。
’”[2]存在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三是“自由选择”。
它具体是指，一个真正的人不应该丢掉自己的个性，把“自己”变成“别人”；也不应该违背自己的“自由意志”，服从别人的意志，他应该摆脱一切非理性世界中荒诞外在力量的压迫，进行绝对的自由选择。
人正是在这种自由的、听凭自己良心呼声的自由选择中获得个人价值。
追寻方鸿渐的脚步我们看到，无论他怎样付出了努力，但他的每一步迈出与迈入都以希望开始，以失望和绝望告终，最后竟在茫茫人海中失去了选择的方向。
从他的经历中，我们确实感到了人生如“围城”，婚姻似“鸟笼”般的乏味与虚无，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如刺猬般地彼此伤害和社会如魔窟般的黑暗。
由此可见，《围城》的创作一开始所立的标尺就是世界性的，它超前地与西方现代文学遥相呼应，从现代文明和现代意识的高度来审视人和文化的存在，从而突破了狭隘的民族范围的苑囿，使作品成了人类荒诞存在困境的本体性象征之作，因而具有人类整体感的哲学意味。
钱钟书在与《围城》同期创作的《谈艺录》序言中慨叹道：“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
销愁舒愤，述往思来。
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
”清楚地表达出身陷日军占领的上海“围城”的困苦、艰难、悲愤与无奈。
钱钟书就是带着这样“忧世伤生”的心态来写《围城》的。
难得的是，《围城》虽然揭示了人存在的悲剧性——一种本体论的悲剧，但作者并未在虚无的人生和荒诞的存在面前止步不前。
他虽然同情于方鸿渐对人生之虚无，对存在之荒诞的理解，但在个人如何对待这种根本的虚无和荒诞的存在的处理上，对方鸿渐那种消极怯懦的人生态度却给予了严厉的批判。
钱钟书曾严肃地说过：“人既然活着，就本能地要活得很好，更有意义。
”作者正是通过对方鸿渐那种消极逃避的人生态度的批判，进而启示人们，面对从根本上说是虚无的人生和荒诞存在的处境，孤独的人没有逃避的余地，唯有鼓足自为的存在勇气，挺身反抗这虚无和荒诞，才能确证自己的存在，把自己从无意义深渊中拯救出来。
这与鲁迅所倡导的“绝望的抗争”的人生态度，与冯至所倡导的“正当的死生”“正当的为人”的人生态度，可谓殊途同归。
《围城》，作为20世纪中国小说的杰出存在，它的创作渊源是相当丰厚的，既有民族文化与文学的基因，又深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尤其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文学有着割不断的精神联结甚至达到了某种程度的超越，这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小说才广泛与西方现代小说相接轨的背景下，显得更加独特。
参考文献：[1]钱钟书.围城序[A].围城[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3]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4]吴泰昌.秋天里的钱钟书[A].罗思.写在钱钟书边上[C].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