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的政治观点及其当代意义

以“天理君权论”为基础，朱熹提出“尊君”的思想。君主是封建统治阶级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尊君”就是要维护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唯有“尊君”才能防止“臣弑君、子弑父”的发生。因此，臣事君要“忠”，“父子、兄弟、夫妇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爱敬，君臣虽亦是天理，然是义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须与此说忠。”（《朱子语类》卷十三）在君臣关系上，“忠”不仅是“尊君”所要求的，更是巩固封建统治的三纲之一，也就是“天理”。
一、朱熹的为政修德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宋代理学家以儒学思想为核心，吸收了道教的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理论和佛教唯心主义思辨哲学，弥补了儒家思想的缺陷，建立了一个较为严密庞杂的客观唯心主义新儒学体系。他们把“理”说成万事万物的本原，实际上他们说讲的“理”也就是儒家所讲的“天”。朱熹的政治思想，继承了孔孟和二程的思想，视通观古今之天理为治世的基本原则。他说：“常窃以为亘古亘今，只是一体。顺之者成，逆止者败。因非古之圣贤所能独然，而后世之所谓英雄豪杰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九》）在朱熹看来，“理”存在于万事万物之内。因此，“君权”也是符合“天理”的，是“天理”之使然。他要求“君主”循天之理，按天理的原则治理国家。“人主之学，当以明理为先。是理既明，则凡所当为而必为，所不当为而必止者，莫非循天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文集》卷十三，《癸未垂拱奏剳二》）“天理”成为治理国家的最终依据。
弘扬朱熹“举贤任能”的人才观，我国现今的人才选拔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政治活动领域，朱熹主张人才当兼取并存。他认为身居宰辅位置的高级官员需择取“真儒”“纯儒”，以确保国家社稷根本大政方针的正确性与连续性，以确保封建王朝始终在三代式的王道政治航道中前进。此外，关于政府部门特殊岗位的人选问题，朱熹主张执行特殊的标准。他主张人才的取舍当体现一个“公”的精神，将领的选拔更须坚持“公议”的原则。朱熹也是极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认为人才建设是一循环有序的长远过程，因此，一个国家当有培养后备人才的长期安排。朱熹的人才思想是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他提出改革科举制度的弊病与造就“圣人”为其培养人才最高目标的观点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社会的流弊，为了解决当时南宋朝廷紧缺人才的境况，为此他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培养人才的方法，在当时可以说是很大积极意义的。目前，我国行政单位和企事业单位实行的各种录用人才的途径和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平正义，但是仍然在细节上存在有待提高的地方。我们的国家干部，也就是朱熹所谓的“治才”，有一部分人没有经受住糖衣炮弹的攻击，在物质利益面前失去了理性原则，工作中徇私舞弊的现象也是有存在。而朱熹的政治人才思想对于我国现今干部的任命选拔都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
朱熹的政治志向是治国平天下，他继承了孔子的“为政以德”的德治观，并与“礼”结合到一起。他在《论语集注》中对“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解释说：“言躬行以率之，则民固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也。”（《为政第二》《论语集注》卷一）所谓“浅深厚薄”是指修德而感化人的时候，由于个人的“资质”、“资禀”不同，因而感化的程度也有深厚、浅薄的区别。“心者必观感而化，然禀有厚薄，感有浅深，又齐之以礼，使之有规矩准绳之可守，则民耻于不善，而有至于善。”从“不善”到“至善”，这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根本目的，就是说要使人们按照封建伦理纲常和道德的要求去做人。朱熹认为尽管“德”为“礼”之本，但两者是相互依赖不可偏废的。有“德”无“礼”，而无以齐一；有“礼”无“德”，而不知向慕。
“尊君”是从臣民的角度相对于君主来说的，是为了保证君主无上的权力，从君主的角度来说，也不能滥用权力，以致损害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朱熹又提出了“修德”的主张。“修德”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君主”自身的修养来说，要完全摒弃一切私意，转为天下之大公，也就是“正君心”。“使人主恭俭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其道，有言孙于志，必求诸非道”（《朱子语类》卷一O八）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二是用人，尽管“正君心”是大根本，但如果没有好的治世之才辅佐，也治理不好国家。“只消用一个好人坐相，自然推排出来。有一好台谏，知他不好人，自然住不得。”（《朱子语类》卷一O八）用贤人来弥补君主一人思虑之不足。同时，朱熹要求君主博采众议，虚心纳谏，不要一人独任其责。他认为，君主“制命”之前，必须与大臣充分商议，然后再付诸实施。
“为政以德”是讲封建统治者用“感化”和“养民为本”的方法，处理封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为政以刑”只能使人民畏惧政刑而不去犯法，但由于其不见“德”，从“不善”变为“至善”，因此，其为“恶”的“不善”的念头并没有去掉，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为政以德”与“为政以刑”的关系上，朱熹认为，先以“德”感化人，再以“礼”去齐一受感化而浅深厚薄不同的人。“礼”齐之不从，则立个法制；如还不从，便以刑罚齐之。为政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德”在先，“刑”以补“德”之不齐，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德”、“礼”、“政”、“刑”之间，“有德礼则刑政在其中者，意则甚善。”（《朱子四书或问》《论语或问》卷二）“刑政”包含在“德礼”之中。从朱熹强调以“德礼”教化来看，他是把“德礼”摆在“刑政”之上的，企图以“德教”去囊括“刑政”。但总的来说，他是以“德”、“刑”监施，软硬并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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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朱熹的“恤民”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朱熹在多年的地方官仕途生涯中，亲眼目睹了灾荒之年，饥民流离失所、饿死路上的惨状。他说：“财利之柄制于聚敛锫克之臣，朝廷不恤诸道之虚实，监司不恤州县之有无；而为州县者，又不复知民间之苦乐。”（123）朱熹认为：“恤民之大者有六，曰重放税租；曰通放米船；曰劝分赈乏；曰截流纲运；曰严禁盗贼；曰纠劾贪儒。”对这六条“恤民”之政，朱熹感叹:“区区念此，至熟悉矣。”(124)表明其对民生疾苦的同情与重视由来已久。
论朱熹的政治观及其当代价值
朱熹是我国古代史上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和哲学家，也是宋代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所涉及的学术门类相当广泛，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学以及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或有著述。朱熹的学术活动时间较长，与当时的思想界、文化界、政界上层人物交友至广，其门生弟子遍布朝野。他提出了……本文拟就他的政治观作一下粗浅的探讨。
弘扬朱熹“修德”思想，加强人的道德修养，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学发达了，生产力提高了，经济高速发展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本来应该凭借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富裕而越来越充实、高尚，但是有的人却因此而失去了人生方向，把追逐财富、追逐物欲看成是人生的唯一目的，并由此而自私自利、奢华元度、贪污腐败、滥用职权、损害公民益等等。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朱熹的“修德”思想是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体化、通俗化，以化民成俗、修已治人，使孩童、成人、老人、妇女、各种阶级阶层、各色人等在日用言行、起居生活都遵守着一定的道德规范，使社会和谐有序、百姓安居乐业、万物欣欣向荣。思想给了我们启示，就是我们在对财富进行合理追求的同时，更要加强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更要不断加强道德修养，清除身上的恶念与邪欲，恢复善的本性，不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弘扬朱熹“贵德重礼”思想，在政治生活中提倡民主协商。朱熹提倡“贵德重礼”，遵守社会公德，“明职分履道义”，明晓职责履行义务，坚持原则，宽容待人，互相帮助，与人为善的精神。在政治生活中，朱熹主张“公议”，君民共同公议朝政，这可以充分发挥臣民的作用，既可以避免君主专制主义的出现，也有利于纠弊，以实现开明政治。朱熹教人贵德重礼、明职分履道义、心诚处中而做君子，不要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是做小人，也就是“君子不党”、“和而不同”。“不党”就是不拉帮结派，不结党营私，不搞阴谋鬼计。“不党”就不会有不同的利益冲突，不同力量之间也容易沟通。“不党”就会公正无私、公平合理。“和而不同”就是重视和尊重不同意见，不同的意见之间可以通过协商，求同存异，共同发挥作用，形成合力。这种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坚持政治民主制度，提倡民主协商的政治生活却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智力资源，同时也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
在朱熹看来，君王的致治之道，首先应该建立一个良性运转的监司体系以总领地方大员，从而郡县地方官吏自然可以择贤能而用之。一旦他们与民众休戚与共，就可以天下大治。贤能的治才首先是封建朝廷的仪范!它是帝王垂拱而治的前提，其地位是何其重要。朱熹论治才的重要性，更多是从帝王及各级官吏的“治术”角度出发，而一般人看中的“临民”焦点却言之甚少。这并非其偏颇，朱熹的考察点首先是基于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治国安邦政治理念。
三、朱熹的选贤举能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儒家推荐任用贤才，贤属于德，才属于能，举贤才即选用德才兼具的人做官。朱熹在其论著中津津乐道的人才观点，确切地讲也是指理政治国之才。他认为德才兼备的政治人才可以安天下、纯风俗、复纲纪。“妄以为国家所恃以为重，天下所依赖以为安，风俗所以既漓而不可以复淳，纲纪所以既坏而不可以复礼，无一不系乎人焉。”（朱熹．与王龟龄【A】．朱熹集：卷39【M]．郭齐、尹波点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朱熹主张人才当兼取并存。他认为身居宰辅位置的高级官员需择取“真儒”“纯儒”，以确保国家社稷根本大政方针的正确性与连续性，以确保封建王朝始终在三代式的王道政治航道中前进。但在中下级官吏，尤其是属吏中，还是可以择取宗奉其它学派思想的人才补充儒士之不足，并达到兼取而不偏私的政治功效。他们不仅应该怀有三代王道社会式的政治诉求，更应该在日常政治、社会生活中谨守儒士的道德情操。
朱熹对政治人才的界定就是“真儒”，他主张，所选择政治人才不仅要会读书，还当会做人；认为一旦有才者心术不正，甘心从恶，则罪过更多。“邢则有意于为恶，又济之以才，故罪过多。”（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第1 30[z】．北京：中华书局，1986．）基于以上认识，朱熹具体地提出了政治人才当德才兼备的设想：“高阳氏才子八人，这须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将才对德说，则如‘周公之才之类’样，便有是才更要德这个合下说得自不同。”（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第134[z】．北京：中华书局，1986）但是朱熹不得不承认，全才不易觅得，人才总有瑕疵：“最是人才难全，惩其所短则遗其所长，取起所长则杂其所短，此须大段子细着眼力，乃可无悔吝耳。”（朱熹．答吕伯恭[M]．郭齐、尹波点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基于此，朱熹又提出了在使用人才上，当坚持量才使用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