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1

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摘要：董仲舒儒是汉代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用“天人三策”的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以“天人感应”作为理论依据，这样使儒学融合了阴阳、五行及道家思想，从而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使得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

他的思想也对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也肯定了他在西汉思想史上的意义。

关键词：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罢黜百家，董仲舒董仲舒是历史上有名的思想家，他的儒学思想和独尊儒术的建议，对儒学的历史性转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从古至今，人们对董仲舒的评价不一，到底他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我们不能从单方面来评价，要用辩证的方法。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功与过。

一、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针对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

在众多对策中，董仲舒的的对策很受汉武帝的欣赏，这就是汉学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在对策中说“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

秦继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禁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而国破亡矣”。

又说“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董仲舒建议武帝要实行“更化”，就是肯定“有为”．否定“无为”，同时也就是改变主导思想路线，改变治国主张。

在最后一次“对策”中明确建议实行“大一统”的政策。

董仲舒的这些建议都被汉武帝采纳了，班固评述此问题时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

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这可以说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是接受董伸舒的“对策”而实行的。

董仲舒的这个建议影响了中国自西汉中期以后思想发展的大方向、大格局。

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就形成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思想。

在这两千多年里，儒学理论虽说有多次变化，但总的儒学精神一直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得到延续，应该说董仲舒的思想起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同时，中国文化在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也发生了变化，并形成了新的格局。

董仲舒就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吸收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思想来发展儒家，成为后来的容纳百家汉儒。

使儒学从先秦孔孟的一元性的“纯儒”向多元性的“汉儒”发展，莫定了的儒学“独尊”的地位，同时也实现了儒家提倡的“学而优则仕”的局面。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举任贤才、广纳儒生。

在汉朝初立时，陆贾就经常提出：治天下还需读书人，其中就包含了儒生。

但是刘邦并没有采纳。

发展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改革任选吏制的措施。

其一，用贤能、量才授官。

其二，考绩黜徙。

是用“考绩”、“汁事”来对百官实行进退或升降。

对于考试办法，上至高官下至士人都得合其爵椽，并其奉秩。

由此看出，董仲舒提出的措施一方面克服“侄子制”以及“累日以取贵”的弊端，一方面纠正了单纯的军阀政府，任用贤者，有着重大的意义。

董仲舒为后世之儒开辟了仕途，而封建统治者也用此授予官禄，收罗人才以巩固其业。

第二，实行教化、兴太学。

董仲舒不仅重视全国的教育而且还重视封建官吏的教育，并用德育教化全民，时王道思想在教育领域得到实现，这相对于秦朝用法术刑法治理社会，无意识教育上的改革。

改革后博士所授课程是五经或六艺，亦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论语》。

这也是在汉武帝时设的“五经”博士，独尊儒术的表现。

这样一来儒学经典就作为最高的准则在全国盛行，从而形成了知识分子通过好好读书来获得功名利禄的途径，同时，这样的教育改革使中国传统儒学得到了继承、发扬和传播，儒学思想也弥漫着整个社会。

董仲舒这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就开了中国封建社会以儒术为“正统”的先河。

二、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包括君权神授，这是针对加强君权的需要提出来的。

董仲舒认为，“天人感应”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它的主要作用表现在人类社会的治乱与天道运行之间的关系上。

具体来说，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状况会影响到天道；反过来，天也会通过灾异或祥瑞来体现人间社会治理情况的评判。

天地之间除了正常的现象之外，有时还会出现一些异常的现象。

小的异常称之为“灾”，大的异常称之为“异”。

董仲舒认为，这些“灾”和“异”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它们是天对人间的警告。

董仲舒的本意，是借助天对人间帝王起限制，威慑与警示的作用。

推而广之，天不仅会降下灾异现象来遣告人间统治的过失，同样会降下祥瑞之兆来预示有德者的兴起。

所谓“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

(《同类相动》)天对人间统治的干预是全方位的。

因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乃是一个人作用于天，天作用于人的循环系统。

董仲舒意识上的“天”，类似于本体论意义上的老子的“道”，具有多义性的特点。

其神学色彩，主要表现为对天的人格化处理。

在他看来，天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最高主宰，但天的意志和愿望都是善良而美好的，是为人类谋幸福的。

从表面上看是荒诞不经的宗教呓语，然而如果揭开它的宗教帷幕，我们就会发现董仲舒的真正用意不在于神事而在于人事。

董仲舒的谴告说为后来的臣下进谏参政，提供了一个双全的工具。

实际上，他所谓的“天意”，其实就是以天的名义表述的“民意”。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自然没有达到无神论的高度，而是自然神论。

他提出的天人感应不仅仅是为了论证人君神圣性的，而且也是指向超自然的天命论的。

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社会意义来看，虽然他的这一学说有着明显的神学色彩，但是他的实质则是强调人的作用及民本思想。

这也就是说，在天人关系上，表面上讲的是“天命”，即天对人的决定作用，而其重点则是讲的人对自身的决定作用。

可以看出，董仲舒试图用这些理论推行儒家的仁政、德政，把儒家所提倡的王道思想推上了政治舞台，这样“君权神授”在他的“天人感应”下赋予了合理意义，同时这些理论对于限制君权和各层阶级过分剥夺，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生产，安定民心和老百姓的生活等等，都能起一定的作用。

三、“三纲五常”说“三纲五常”是董仲舒提出做人的基本准则。

他提倡孝道，认为统治者应该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为处事的道德标准。

三纲和五常的结合，形成了一体化的严整的道德体系，覆盖了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关系、家庭关系，从文化深层结构方面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和心理状态，从而成为封建道德的总原则。

“三纲五常”思想在这一时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传承，具有极大的文化功能。

文化功能也称文化价值，是指文化对社会、群体或个人等不同层面所产生的影响力，这种影响体现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正、负向功能，“三纲五常”思想也不例外，其文化的正向功能可以维持社会系统的均衡与整合，负向功能则是打破这种均衡与整合。

首先是正向功能：第一，文化整合功能。

文化整合功能是指将不同的文化调和、吸收和融化，从而趋于一体化过程的功能。

它包括价值整合、规范整合和结构整合三种形式。

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覆盖社会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制度、伦理道德规范等层面，使社会结构成为一个严密、协调的功能体系，实现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发挥全面作用。

第二，文化导向功能。

董仲舒将先秦儒家的学理范式实证化了，把思想、观念变成了政治实践行为，完成了由理想化的政治指向到实践化的政治指向的完美转变。

儒学的地位得到空前地提高，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也进一步提升了儒学的文化导向价值。

第三，文化传播功能。

“三纲五常”思想自汉代以后，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采纳利用，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两千多年，对后世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朱熹鼓吹君主权利至高无上，他的学术思想强化了“三纲五常”，成为元明清三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

三纲五常是负文化功能：第一是文化滞后。

“三纲五常”建构起一种政治伦理化思想体系，规范、制约着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对于稳定封建生产关系和社会秩序起到了不可抹煞的积极作用。

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衰败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三纲五常逐渐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反动力量，对中国社会的消极作用就明显表现出来。

物质文化发展速度较快，制度文化建设相对滞后，滞后部分破坏了整个社会体系的均衡。

对整个文化来说，发挥的是反向的、非整合功能。

第二是反文化功能。

它使得系统失衡，“三纲五常”思想维系专制统治，大力鼓吹君权至上，忽视人民的权力与地位。

同时它限制了社会的发展，使中国人民的头脑长期禁锢于神权政治之中，丧失独立的人格。

天道观之下，统治阶级重视神道教化，愚弄老百姓。

轻视自然事物的认知、开发和利用，科学发展经年滞后。

对于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以及我们今天讲的忠、孝、仁、义、礼、智、信，显然不是抽象的，而是有着它们特定的涵义和内容，它们同旧的道德规范是同一概念。

无论是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虽然他们在当时所提出的伦理道德规范，都带着极强烈的时代特征和阶级内容，但是其中并不仅仅反映了地主阶级的阶级性，而是还包含着人类社会中一般做人所应遵循的伦常和道德原则。

它们产生在不同时代，渗透着当时统治阶级的精神意志，带有强烈的阶级性。

所以在继承这些道德原则时，也必须将其中带有的强烈阶级色彩除掉，以继承其精华成份来服务于现代社会。

四、董仲舒的思想对我们的影响董仲舒的一生是治经著述、改造儒学、实践儒学的一生。

他是开一代经学《公羊春秋》的大师，他是封建社会理论大厦的建筑师，广采博纳，实现了对先秦诸子的综合，构建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为封建社会初期的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他将以自然神论为基础的天人感应思想，以君权神授的形式向人们宣布了汉王朝当兴的神圣性；他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使儒学登上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正统，也维护了中央集权皇帝的权威；他以继乱世必须更化的历史观，为汉朝继秦乱之后必须进行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他的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取法于天行仁政、德治为中心内容的王道论，又为发展中的封建王朝指明了方向。

他的这些理论和措施，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顺应了历史前进的趋势，巩固和加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促进了西汉王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和西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巩固与发展，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但是他新儒学体系中包含的神秘主义、形而上学，特别是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维护封建专制和压抑人性方面始终是消极的，尤其是到封建社会后期阻碍了社会的前进，因而对于董仲舒以及他的思想，我们应该站在时代和历史作用的立场上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