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宋代儒学社会化的新途径

浅析宋代儒学社会化的新途径摘要：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之一，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儒学本来是中国上古社会众多思想流派中的一种，为部分士人研习恪守，与基层社会的社会文化有较大差距。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才开始了其影响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历程。

宋代之前，中国社会的儒家化虽然已经有相当成就，影响所及大多仍限于上层社会。

两宋时期，儒学受时代推动，借助科举制度的完善、蒙学教育的发展、族规家训的推动全面走向民间，融入民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响之广泛进一步扩大。

关键字：宋代儒学社会化途径儒家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其根本原因固然是由于这一文化赖以建立和存在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以及血缘宗法制度根深蒂固，并且从未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但也颇得益于它所拥有的紧随时代的自我完善和新的传播机制。

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极盛时期，儒学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借助新的传播载体，获得更大影响。

科举制度的完善及其对儒学传播的影响科举制度产生于隋代，形成于唐代，宋代既继承了隋唐科举制度的基本内容，又有了自己的发展和创造，使科举的各项规则、程序日趋完备。

（一）科举为“孤寒”开路，广求人才赵宋王朝建立之后，为了彻底改变唐末五代藩镇肆虐的局面，落实以文治国的政策，宋初诸帝都十分重视知识和器重读书人。

宋太祖不仅明确表示“宰相需用读书人”，而且还任用大批儒臣“分治大藩”[1]。

宋太宗十分了解人才的重要性，他说：“国家选才，最为切务，人君深居九重，何由遍识，必须采访”。

[2]又说：“朕孜孜访问，止要求人”[2]。

这说明他是十分器重人才的。

为了网罗人才，宋代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大科举录取名额，并对科举中试者“赐宴”，“赐绿袍靴笏”，赴任时“赐装钱”[3]等等。

宋代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对文官给予优厚的待遇，文官官俸高，接受的赏赐也重。

不仅如此，还可以荫及家人，差科全免，成为社会上享有特权的“官户”阶层。

在皇帝的大力提倡下，不仅官吏武臣在政务之余抓紧时间读书，如赵普其人，“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

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取取书，读之竟日”[4]。

而一般士子也埋头读书，走读书—科举—做官的道路，从而使宋初社会上读书蔚然成风。

宋代科举摆脱了前代“科举重门第”的局限，大大增加取士的名额，为读书人提供了一条可能通向官僚阶层的渠道。

而且“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5]，考试主要视成绩定高下，因此大批平民出身的考生步入了官场，“不重门第”是宋代科举的一个显著特点，吸引了更多的平民读书考试。

宋代不仅官僚队伍全由科举出身的儒生士人把持，行政举措无不渗透着儒家思想的原则，从国家行政的方方面面影响着整个社会，大量不能进入仕途的士人，在科举失败后可能从事各类职业，他们所持有的儒家观念，也随着他们一起走向民间。

（二）科举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科举制在宋代基本成熟，并且经过不断的改革，考试的內容逐渐向儒家传统经典靠拢。

宋神宗時，考虑到科举的种种弊端，开始著手進行改革。

王安石主张“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明经人数增進士额。

”在经过充分的讨论之后，“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詩》、《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

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后改《论语》、《孟子》义各三道。

”[6]这就改变了隋唐，尤其是唐朝，注重测试诗赋的做法，而将重心转移到儒家的经义上。

元明時期，科举制度已发展至鼎盛。

经过儒生的不懈努力，《四书》代替以往《五经》、《九经》成為科举考试的主要內容，儒学亦由此进入全面传播的時期。

蒙学：儒学社会化的重要途径蒙学，一般是指儿童阶段的教育与学习，也称蒙养之学或蒙童之学。

我国古代的教育家将儿童从学认字开始到15岁进入大学之前这一阶段，看作蒙养阶段。

从汉代开始，由于教育制度为儒家所定，官方教育的內容自然也是儒家学说，因此其后流传的蒙学读物基本由儒生们创作，宋代之后更是如此。

宋代蒙学读物在培养儿童认知和言语能力、培养儿童的基本行为习惯的同时，也往往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灌输基本的伦理道德与生活常识，而此时大部分的蒙学读物都是出自理学家之手，因此在与当时科举制度的发展历程相适应的同时，著作者们开始将自己的学术主张和价值观念灌输在其所编写的蒙学读物中。

以宋代最基本也是使用最广泛的识字读物《三字经》为例，由此窥探蒙学教育在传播儒学中的重要性。

《三字经》相传为宋末学者王应麟所作，他曾任礼部尚书。

《三字经》开篇讲“人之初，性本善。

”[7]简短的六个字已经将儒家学说的基础性善论勾勒了出来，紧接着“性相近，习相远”[7]则进一步提醒受教育者人与人本性上是一样的，之所以不同是受外在环境的影响。

简洁通俗的四句话，已将教育的基调定在了儒家的价值追求上。

接着又讲了教育的方法和孟母教子的故事：“教之道，贵以专。

昔孟母，择邻处。

子不学，断机杼。

”[7]而后又分析了家长和教师在教育儿童方面的职责：“养不教，父之过，教不言，师之惰。

子部学，非所宜。

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7]《三字经》非常强调伦理道德和等级秩序的灌输，“三纲者，君臣义。

父子亲，夫妇顺”“父子恩，夫妇从。

兄则友，弟则恭。

长幼序，友与朋。

君则敬，臣则忠。

此十义，人所同。

”[7]将儒家传统的三纲五常观念用明快简练、朗朗上口的语言清晰地传达了出来。

最后它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上致君，下泽民。

扬名声，显父母。

光于前，裕于后。

”[7]从这些具体内容可以看出，蒙学读物不但语言简洁，而且传达的内容也足以涵盖儒家核心观念和价值体系。

其他的各类启蒙读物，如朱熹的《童蒙须知》、吕本中的《童蒙训》、真德秀的《家塾常仪》等等也都传递着儒学新思潮的观念和伦理原则。

因此，蒙学成为儒学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族规家礼：将儒学全面推向民间自门阀士族退出社会生活领域后，家庭、家族关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普遍存在的庄园式的强宗豪右组织解体，在宋代三世同堂的家庭成为家庭的普遍存在形式。

宋代统治者提倡家族式的同居，一些儒士往往制定一些家礼、族规将上层士人有关的儒家思想与规则改造成民众活动的习惯以及宗族共同生活和交往的规则。

还有一部分儒士是出于延续自己宗族的目的编写家训，使家族成员循规蹈矩，严格遵守，这些都成为儒学社会化的重要表现。

宋儒认为，唐末五代是个“纲常之道绝”的时代，随着儒学复兴思潮的高涨，重建失坠已久的儒家伦理道德价值体系成为士大夫阶层长久追求的目标。

“三纲五常”之教的重要性在宋代被普遍强调，宋代儒士纷纷私修礼书，以重建士庶生活的礼仪制度，其中以北宋司马光的《书仪》和南宋朱熹的《家礼》最为代表。

《书仪》包括书札式和礼仪，其中以后者为主。

在家仪中规定：“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宫固门，内外不共并，不共浴室，不共厕。

男治外事，女治内事。

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

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外出必掩其面，男子夜行以烛”[8]反映了传统礼教对士大夫家庭或家庭内部尊卑秩序在居室方面的要求。

礼仪方面规定了严格的家礼：子事父母、妇事舅姑，须早起问候。

容貌必恭，执事必谨。

言语应对必下气怡声，……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8]等等，反映了家庭内部严格的礼仪规范。

《书仪》还对家族的婚冠丧祭制定了繁缛的礼节，对长幼之礼作了明确繁缛规定，维护家长的权威。

朱熹对司马光的《书仪》非常赞赏，但因其节文复杂难以通行于百姓之家，所以朱熹在司马光《书仪》的基础上，总结此前诸儒的礼仪议论编写成《家礼》一书。

如果说以上的诸儒仅仅停留在说教上，袁采的《袁氏示范》则提供了如何把三纲五常落实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指导，这部全面反映宋代儒家社会伦理道德思想的典范之作，是作者在淳熙五年（1178年）至十年乐清县（今属浙江）令任上长期体察“民情”的结晶。

全书分三卷，分述睦亲、处己、治家。

《睦亲》篇讲述如何处理与父母、子女、兄弟和宗族的关系。

袁采分析了父子兄弟不和的根源，认为人的性情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于己，兄必欲弟之性合于己”[9]都是办不到的。

他进而正对家庭中可能出现的各类不和，提出了如何化解的办法。

《处己》篇讲述了如何待人处世和个人道德修养问题。

“人之智识有高下之分，富贵乃命分偶然”，批评那些“不能一概礼待乡曲”[9]嫌贫爱富的习气。

与人相交当“常念其长”处己接物不能“常怀慢心、伪心、妒心、疑心”[9]，“忠信笃敬先存在己，然后望其在人者”[9]。

《治家》篇谈到如何对待妻妾、奴婢、佃客，和如何处理田产、债务问题。

《袁氏世范》没有传统的理论说教，而是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法或处理的态度，将儒学的“三纲五常”具体实践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结语儒学原本是中国上古社会众多思想流派中的一种，为部分士人研习恪守，与基层社会的文化有较大的差距。

儒学真正向社会各个阶层扩展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起，历经魏晋南北朝、唐宋，一直到元明清，始终占据中国价值观念的主导，并且影响范围不断扩展，这中间经历了佛教、道教思想的不断冲击，但都会因势利导。

在与佛教、道教斗争的过程中，一方面出入佛老，对儒家旧有学说进行新的阐释，发展至全新的理学阶段；另一方面则向佛老学习，广收门徒，大力发展教育，传播儒家学说。

尤其是在宋代，理学家们通过对所控制的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将科举考试的内容逐渐收缩到儒家学说的核心上来。

与之相配合，注重蒙学教育的教材和读物的编写，通过儿童时期特有的认知特点，将儒家价值观念传播提前至儿童时期。

更难得的是，宋代注重族规家训的编纂，士大夫为了使家庭、家族得到长久地延续，运用儒家三纲五常规范族人、家人的社会和家庭生活习惯，将儒学的原则和制度渗透到民众的生活中，促进了儒学的世俗化和社会化。

通过对儒学在宋代社会化途径的考察，足以给人们这样的启示：一种学说的社会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这其中不仅要求其自身内容根据社会发展不断完善以符合社会发展需要，更要及时抓住时机，寻找新的传播载体，才有可能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扩大社会影响。

参考文献：[1]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7.[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79.[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M]. 北京：中华书局，1979.[4]脱脱等.宋史·卷二五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7.[5]陈傅良.止斋先生集·卷三五.[M].上海：上海书店，1989.[6]脱脱等.宋史·卷一五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7.[7]王应麟.三字经[M].长沙：岳麓书社，2002.[8]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5.[9]袁采.袁氏世范[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