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民主理论述评_基于公民身份的政治

学科流派参与式民主理论述评:基于公民身份的政治万　健　琳提　要|参与式民主理论以对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及其公民身份异化状况的批判为基础,试图通过复兴民主及公民身份中的参与维度,重塑积极的公民身份,建立一套以参与和对话为核心的民主机制。

它批判地吸收了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多元主义等多种理论资源,使自身更加适应于当代社会的现实和发展趋势,推动了民主理论的繁荣和公民身份理论研究的兴起。

关键词|参与式民主　公民身份　自由主义中图分类号|D082作者信息|女,1979年生,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政治系讲师,430074。

20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兴起的参与式民主理论以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缺陷及其实践后果的深刻反思为基础,试图建立一种以对话和参与为核心的新的民主机制,在学术界和政治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参与式民主理论认为,在以自由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西方国家,代议制民主成为不证自明的基本制度框架,然而代议制虽然能够服务于效率与权利,却破坏了参与和公民身份,并在实践中引发了公共生活的衰落以及公民的缺失等一系列后果;因此,只有通过复兴民主及公民身份中的参与维度,重塑积极的富于公共精神的公民,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套有助于公民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和讨论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主机制,才能实现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自由平等。

一、自由主义民主的困境与公民身份的异化卢梭在《论艺术和科学》中写道:“我们有大批的物理学家、几何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诗人、音乐家、画家,但是,在我们中间至今还没有一个公民。

”在今天的有关参与式民主的著作中,同样回响着这样的悲叹。

这些著作的作者们大都为当代社会中公共生活的衰落、“公民唯私综合症”的泛滥、政治冷漠等社会现实而忧心忡忡,痛感“真正的”或“正确的”公民身份的衰落或缺失,并试图找到治愈这种社会病症的良方。

他们认为,在以自由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西方国家,“最低限度的参与”已成为共识,民主日益简化为投票和选举活动,而代议制则成为“缺席委托”的精英政治,公民逐渐淡出政治的舞台;与之相对应,公民身份日益蜕变为以权921学科流派利为中心的单纯的法律资格,失去了美德和参与的维度。

因此,唯有扩大并实现公民参与,才能弥补当代民主理论和公民身份理论的缺失,走出困境。

佩特曼教授在《参与和民主理论》中一开始就指出,“参与思想不仅在民主理论中地位低微,而且近来民主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强调大众广泛参与的政治所具有的内在危险”。

①的确,在以熊彼特为代表的当代主流民主理论中,民主指的是在全国层次上的一种政治方法或一套制度安排。

这种方法中的核心就是领导者在定期的、自由的选举活动中通过竞争获得人民的选票,而参与的惟一功能就是起到保护的作用———保护个人免受当选领导者的独裁决定的影响,保护公民个人的私人利益。

因此,广泛的公民参与在现代民主理论和实践中是遭到排斥的。

按照这些理论家的观点,当代民主政治体系稳定运行的主要特征是少数精英积极投入政治生活和多数民众政治意识淡漠和非参与。

佩特曼认为,这种精英主义的民主理论实际上并不是充分的民主,而仅仅描述了现实政治制度的运作逻辑。

同时,这种民主的个人主义立场无法解决社会中的不平等,无法建立个体与国家或共同体之间的有机联系。

在佩特曼的启发下,巴伯对自由主义民主进行了更加犀利和深刻的批判。

他用弱势民主来指称自由主义民主,认为自由主义民主更强调自由,在自由问题上是强势的,而在民主问题上是弱势的,其民主的价值是谨慎的,也是暂时的、相对的和有条件的。

巴伯进一步指出,弱势民主实际上不信任民主,因此主张通过代议制的、间接民主的形式,排斥民众的直接参与,它的现实形式就是代议制民主。

在巴伯看来,代议制民主存在许多缺陷。

其一,代议制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公民的投票仅仅是选择精英来代替公民行使公共事务的责任,这种行使公民的权利本身就变成了放弃公民自己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因而在巴伯看来,投票行为是民主精神最弱的而不是最强的表达方式。

其二,代议制民主的多数主义是民主的最大毁灭因素。

“划分多数派与少数派是代议制民主不可避免的特征,也是其实际机能的例证”。

②在巴伯看来,多数规则腐蚀了而不是促进了政治判断,多数完全可能不假思索就压制少数的权利,多数主义是代议制民主失败的证据,它意味着人类没有能力创造出一种能够克服私人利益的互惠互利的政治。

其三,代议制民主难以避免“寡头统治铁律”的出现。

巴伯借助米歇尔斯的寡头政治铁律论说明,代议制民主往往会导致反民主的寡头统治,代议制民主遵循着抛物线的轨迹,一开始非常民主,但最终结果是寡头统治。

代议制民主的组织原则及其技术实践,要求代议制中的委托代表要让位于专业化官僚和组织机构,其名义上是权力来自人民,但最终结果是将寡头精英置于人民之上。

协商民主理论作为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进一步推进了对于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

在他们看来,民主政治“堕落”为一种简单的选举政治,然而“通过民主模式所产生的投票结果就只具有最弱意义上的合法性。

它提供了确定输赢的机制,但却没有提供旨在发展共识、塑造公共舆论甚或形成值得尊重的妥协机制”。

③这种自由民主制度损害了民主最重要的原则,无益于改善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使弱势群体长期处于不利地位,无益于改善社会和经济领域中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因而缺乏实质的合法性,并有可能蜕变为一种隐蔽的技术官僚的威权主义统治。

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以工具理性为基础、以投票为中心的代议民主制,容易产生政031①②③〔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美〕巴伯:《强势民主》,彭斌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0页。

〔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下),刘莘译,三联书店,2004年,第522～523页。

学科流派治淡漠症,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容易被非理性和私利主导,难以真正展示公民精神,因此要实现从“以投票为中心”的民主向“以对话为中心"的协商民主的转型。

参与式民主理论批评自由主义的民主造就的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是不关心公共事务、不乐意参与公共事务的群众;是大批的消费者、工作者、信息传播者、享乐者,而不是公民。

他们认为,自由主义的民主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缺少共同体的特征,因而公民身份仅仅被看作是一种法律地位以及法律上对权利的消极保护,其核心在于获得权利和保障权利。

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上,公共领域的存在只是为了保证私人领域的自由,个人的权利优先于公共的善。

根据这种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界定,好公民的判断标准体现在是否纳税、是否为经济作出贡献、是否遵守法律等方面,是典型的消极公民形象。

但是,真正的公民不仅在形式上要求人们应该是某一特定政治国家的成员,而且在实质上还要求该政治国家的成员能够行使公民责任和义务。

所以,真正的公民不只是一种形式身份,还是一种行为能力。

参与式民主理论认为,在公民们普遍自愿放弃政治参与的背景下,自由主义民主已经和平演变为一种技术官僚的威权主义统治。

正是政治生活的官僚化和技术化,导致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合法性危机。

在自由主义民主之中,尽管权力是符合一般法治和受到限制的,法律和政策背后所依据的意志却是薄弱的。

法治的合法性,在原初只能来自于拥有自然权利的全体人民的意志参与。

在自由主义看来,一旦符合自由平等原则的宪法产生了,法治本身就具有了合法性基础;随之制定的法律法规,最重要的就不再是人民的同意,而只是不违反宪法的基本精神。

换句话说,人民对立法的参与是一次性、原初性的,以后立法的具体工作就由技术专家、政客和利益集团代理了,它缺乏阿伦特所强调的那种“持续的同意”(ever 2rene wed consent )。

这样,当公共的法律不是直接来自公民的同意,而与公民的意志无关的时候,这样的法可能也是好的,却是他律的,而非自律的法:由于这种他律的法缺乏公民自觉的政治认同,一旦政治权威发生问题,就有崩溃的危险。

这种代理的民主和消极的公民身份还可能导致另一个更大的恶果———极权主义。

民主依赖于公民的参与,只有在公民积极参与的前提下,政治才能从官僚机构或政治权力的独占物转变为公民共同创造的结果,个体才能有效地保持其做人的资格。

巴伯指出:“当公众把他们的基本管理职责委托给代表的时候,这就开始产生了一个异化的过程,其结果是败坏公共利益和共同立场的观点。

这种异化会逐渐使民主变得无足轻重,会把在社会公共事务中本来应当进行协商的参与转化为一种具有讽刺性的由媒体欺骗操纵的选举。

”①在现实政治中,由于官僚制运作机制日趋复杂、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紧密交织等原因,现代政治已经远远超出普通公民伸手可及的范围,使之产生对政治的无力感和疏离感。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利益取向和“搭便车”心理也内在地降低了个体的政治动因,使他们满足于自己的兴趣和消费欲望,既没有精神也没有时间来关注自己与政治之间的问题,并通过自己的行动对政治积极施加影响。

政治冷漠的蔓延加大了普通公民与精英之间的距离,把政治更加推向精英那里。

那些有着良好教育和经济状况的精英,在普通公民政治冷漠的反向作用下,对政治的影响和操纵变得更加容易。

因此,虽然作为理想模型,自由主义民主与极权主义是截然相反的和对立的,但是自由主义民主亦即弱势民主的失败却会导致极权主义。

总之,参与式民主在当代的复兴,很大程度上是以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原则、代议制民主的缺陷以及官僚制的威权倾向的批判131①〔美〕巴伯,2006年,二十周年纪念版序言,第5～6页。

学科流派为基础的。

在众多批评者凌厉的攻击下,现有的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和公民身份模式显然已经不能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灵感和想象,于是一种能够激发公民的公共精神,以公民参与和对话为核心的民主观———参与式民主被重新发掘并逐渐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力。

二、参与式民主的建构与公民身份的重塑健全和稳定的现代民主不仅依赖于其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而且还依赖于其公民的品性和态度。

在对自由主义民主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参与式民主倡导恢复参与在民主中的核心地位;而参与的主体是公民,因此参与式民主的复兴必然伴随着公民身份的重塑。

巴伯极为精辟地写道:“民主只能在强势民主的状态下才能存在,只能在有能力胜任的和负责任的公民而不是伟大的领导者的状态中才能得以保全。

有效的独裁政治要求伟大的领导者,而有效的民主则要求伟大的公民。

”①实现参与式民主、重塑公民身份的要求使公民身份不仅仅意味着权利,更意味着责任;不仅意味着纳税和选举,更意味着参与和自治(自主);不仅意味着法律上的身份,更意味着参与的行动。

显而易见,参与式民主“通过将民主界定为所有人至少在某些时间内就某些公共事务进行自我管理,试图在不忽视有效政府的前提下复兴公民身份”。

②佩特曼在总结卢梭、密尔以及G.D.H.科尔等历史上的参与民主理论家的观点之后指出:真正的民主应当是所有公民直接充分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的民主,从政策议程的设定到政策的执行,都应该有公民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