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日本文学翻译

我国的日本文学翻译中日两国的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以说，日本文学脱胎于中国文学。

中国文化给了日本文学丰富的营养。

而历史进入近代之后，中国的维新志士认识到自己的国家与西方列强的距离，为“师夷长以制夷”，开始大量翻译西方书籍，起初以翻译政治、自然科学为主，后来在梁启超的倡导之下，文学翻译也发展起来。

在这一过程中，日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翻译日本文学，或者通过日语转译西方文学成为一种风潮。

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掀开了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崭新一页。

分为三个时期：一、维新运动——五四之前；二、五四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前；三、新中国成立之后。

一、维新运动——五四之前远在三四百年前，我国就开始翻译日本文学作品，中华书局1983年版的《日本考》一书的“歌谣”部分，刊载了日本短歌39首，为明代李言恭、郑杰编纂。

但这样的翻译活动显然并不具有自觉的意义。

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的翻译则有着极为鲜明的自觉意义。

1898年翻译了东海散士(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该小说发表于1858年，主要表现的是争取祖国独立解放的情绪，强烈反对专制政治。

之后，翻译小说之风大为盛行，评论小说的文章也纷纷问世。

据记载，“当时翻译压倒了创作，影响了创作，翻译与创作的比例为二比一”。

此外，他翻译的《经国美谈》也曾引领潮流一时。

这也是篇政治小说，它叙述了古希腊的爱国历史故事，因为与国内的自由民权运动相配合，所以很受当时青年的欢迎。

要评价梁启超在近代文学史、翻译文学史上的功劳，可引当时吴趼人的话为证：“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

因此，若论日本文学翻译在中国的近代历程，梁启超当为第一人。

东海觉我(徐念慈)在1908年《小说林》第七辑上刊载的《丁未年(1907)小说界发行节目调查表》也值得一提。

文中指出该年出版的日本小说有八种，这也应该算是日本文学翻译活动在近代的源头。

林纾、魏易合译的德富芦花的长篇小说《不如归》颇有影响，被称为“家庭小说”的代表。

小说批判了歧视妇女的封建观念，也触及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因而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短期内曾数次再版。

大量的翻译作品给死气沉沉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

虽然这股风一开始吹进来时便夹杂着强烈的政治气息，但这并不妨碍翻译文学前进的脚步。

它开拓了国人的眼界，也开拓了国人的思维，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打了一场漂亮的“准备战”。

二、五四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前此时期的新文学最大的特色是大量吸收了外来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学的翻译和通过日语转译的欧美文学，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大大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

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期。

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翻译活动的繁荣状况大致体现为三个方面：（一）译作大量出现。

厨川白村、武者小路实笃、秋田雨雀、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菊池宽、小川未明、藏原惟人、小泉八云、林房雄、本间久违、宫岛新三郎共15位作家在20年代至30年代被翻译的作品达五种以上。

这其中又以厨川白村和武者小路实笃为最多。

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日本作家的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

（二）文学理论翻译繁荣。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丰子恺也译过此书)、《出了象牙塔之后》，仲云翻译的厨川白村的《文艺与性欲》、《病的性欲与文学》，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的新村》、《思想革命》，张娴翻译的《与谢野晶子论文集》，谢六逸翻译的松村武雄的《文艺与性爱》等。

这些理论既作为中国的借鉴，也用以指导现实。

（三）众多中国作家参与翻译活动。

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未名社是较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社团。

这些文学社团的代表人物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均积极参与翻译，也熟谙日本文学，为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开辟了坚实的阵地。

除了翻译日本文学，他们还通过日语转译俄国文学、欧美文学作品。

周氏兄弟的翻译：五四运动爆发后，鲁迅译介了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剧作、小说和文艺理论。

厨川白村、鹤见佑辅的理论翻译得最多。

作品则有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芥川龙之介的《鼻子》和《罗生门》，夏目漱石的《挂幅》和《克莱喀先生》，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和《阿未的死》，菊池宽的《三浦右卫门的最后》和《复仇的话》等。

五四时期周作人翻译的日本文学亦包含小说、戏剧、文艺理论等不同形式的文学著作。

在文艺理论方面，他除了翻译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外，重点是翻译“白桦派”的理论。

这其中主要以《思想革命》、《旧日的新村》、《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为代表。

与这种文艺理论指导相适应，周作人大量译介了白桦派作家的作品。

例如：志贺直哉的《到网走去》、《清兵卫与壶卢》，武者小路实笃的《一日里的一休和尚》、《某夫妇》、《婴儿屠杀中的小事件》、《武者小路实笃集》等。

另外他还翻译了江马修的《小小的一个人》，国木田独步的《少年的悲哀》，石川啄木的《两条四痕》。

他与鲁迅合译了《现代日本小说集》(内收国木田独步、夏目漱石、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芥川龙之介等15位作家30篇作品)。

其他作家的翻译：文学理论方面有：罗迪先译《近代文学十讲》(厨川白村)，李达发译《日本文坛之现状》(宫岛新三)，樊仲云译《文艺思潮论》(厨川白村)，徐祖正译《爱与认识的出路——失了恋的人的道路》(仓田百三)。

文学作品方面有：夏丐尊译《女难》、《夫妇》(国木田独步)、《棉被》(山田花袋)、《秋》(芥川龙之介)；田汉译《菊池宽剧选》、《海之勇敢者》、《屋上的狂人》(菊池宽)、《桃花源》(武者小路实笃)；张资平译《不幸的男子》(武者小路实笃)、短篇小说集《别宴》(谷崎精二等)、《和解》(志贺直哉)、樊仲云译《桃色女郎》、《剧本》(武者小说实笃)；孙百刚译《出家及其弟子》(仓田百三)、《新村》(武者小路实笃)；张定璜译《死及其前后》(有岛武郎)、《殉情诗抄：海边的恋爱，断章》(佐滕春夫)等。

此外，陈嘏发、徐傅霖、陈箸、方光焘、周白棣、章克标、汤鹤逸、许幸之、徐祖、郑伯奇、刘大杰、谢六逸等均有译作面世。

“左联”时期是指从1930年“左联”成立到1937年的抗战开始。

这一时期翻译文学最显著的特色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高度繁荣。

郭沫若曾经说过：“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

代表作品有：山田房吉《日本无产文学史的概况》(钱芝君译)、佐藤清《文学及社会及时代精神》(张资平译)、西三郎《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发达》(高纷译)等。

还有关于各种流派的艺术表现方式的理论译作。

例如本田喜代治《写实主义与文学》(侍书行译)、兆村喜八《表现主义的艺术》(张资平译)、荻原蒴太郎的《象征》(孙亻良工译)、宁冈良一《日本之个人主义文学及其渊源》(张资平译)等。

文学作品的翻译内容多样，各种流派的作品均得到译介。

其中主要有唯美主义作家永井荷风的《旧恨》(方光焘译)，谷崎润一郎的《恶魔》(查士元译)、《春琴抄》(陆少懿译)，白桦派作家正宗白鸟的《向那里去》(方光焘译)，新现实主义作家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程鼎鑫译)，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的《拿破仑与新癣》(黄源译)，无产阶级文艺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假期》(聂绀驽译)和现实主义作家夏目漱石的《哥儿》(章克标译)等。

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

他于1928年流亡日本后开始译介日本文学。

在这之前，他主要译介的是德国等其它国家的文艺作品，尤其是诗歌。

他于1935年翻译了《日本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丰岛与志雄的《工人之子》，小林多喜二的《替市民》，德永直的《“抹杀”不了的情景》，芥川龙之介的《南京之基督》、《密柑》，志贺直哉的《真鹤》、《正义派》等15位作家的19篇小说。

夏衍是现代文学戏剧界的泰斗之一。

他从事文学活动则是从翻译外国文学开始的。

他于1902年留学日本，1927年因参加日本工人左翼文艺运动而被驱逐回国。

译作高尔基的《母亲》代表着他翻译活动的最高成就。

这一社会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是夏衍使用两种日文译本翻译出来的。

另外，他还翻译了日本作家的不少作品，如厨川白村的《北美印象记》，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芥川龙之介的《败北》，金子洋文的《地狱》，藤森成吉的《牺牲》，石川达三的《未死的兵》。

三、新中国成立之后从1949年到1966年间，据《中国日本学年鉴1949—1990》记载，共44位日本作家的75种文学作品得以翻译，内有小说、小说集、诗歌集、民间故事集、文学普及读物等。

大量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得以翻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个作家：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和宫本百合子。

1967年至1970年间，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可以说是等于零。

197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出版了三岛由纪夫的《忧国》。

作为被定性为反动作家的三岛由纪夫，此时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出现并不作为文学上的研究，而是被定位在军国主义的政治位置上供批判用。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小林多喜二的《沼尾村》、《在外地主》和《蟹工船》。

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翻译可谓是全方位的翻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众多日本名作，如丰子恺译《源氏物语》，周作人、王以铸译《枕草子·徒然草》、申非译《平家物语》、《日本谣曲狂言选》。

另外，还有日本古典诗歌集《万叶集》、《古今和歌集》等。

而以系列的形式系统地翻译日本文学的丛书系列当推1986年出版的《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丛书》的面世。

该丛书由李芒、李德纯、高慧勤主编，于1985年—1988年间由十家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

内有浪漫主义作家森鸥外的《舞姬》；自然主义作家岛崎藤村的《家》，山田花袋的《棉被》，德田秋声和正宗白鸟的合集《战争受害者的悲哀》、《新婚家庭》；现实主义作家夏目漱石的《哥儿·草枕》，石川达三的《爱的终结》，山崎丰子的《女系家族》；唯美主义作家永井荷风的《舞女》，佐藤春夫的《更生记》，舟桥圣一的《意中人的胸饰》等十一部。

另外一套集子《日本文学当代丛书》由刘和民主编，共五卷。

第一卷《夕雾楼》，是水上勉等的中篇小说选；第二卷《冰点》，是三浦绫子等女作家作品选；第三卷《磋跌情》，是石川达三等的长篇小说选；第四卷《砂女》，是安部公房等的中长篇小说选；第五卷《仙惑》，是电影和话剧剧本、诗歌选。

这种以系列形式大规模地译介日本文学的活动在90年代成为主要特点。

90年代日本文学在中国译介的最大特点是：翻译文学作品系列化，热点集中，特别是作家个人的作品集系列出版。

1991年日本文学研究出现了三岛由纪夫热。

1995年作家出版社很快出版了“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

其中包括“丰饶之海”四部曲《春雪》、《奔马》、《晓寺》、《天人五衰》，以及《假面自白·潮骚》、《忧国·仲夏之死——短篇小说集》、《爱的饥渴·午后曳航》、《金阁寺》、《阿波罗之杯——散文随笔集》、《弓月奇谈——近代能乐、歌舞伎舞》、《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共11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