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妄自菲薄——浅谈中华文明发展史

何必妄自菲薄——浅谈中华文明发展史

最近在回帖里和网友们讨论的时候，经常发现一些论调，说中华文明不如其他古文明：出现的晚，发展也不快，甚至怀疑中华文明起源的独立性！觉得很是不安。

诚然，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上吃老本是可耻的，但是，对自己的历史与祖先妄自菲薄、数典忘祖，就更不是每一个炎黄子孙所应有的作为了。

中华文明是世界公认的四大古文明之一，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论证：1，间接的资料，即尚需进一步研究的考古发现。这里可以随便找出很多：

我国北京山顶洞人约在公元前2.5万年前后就进入了农耕文明，其年代远远超出其它较早农耕文明（如时间约在公元前1－0.7万年的西亚“新月形沃土地带”农耕文明）1.5万年以上；距今1.2—1.1万年前的广西柳州大龙潭和广东英德青塘圩遗址中出土的陶片上已饰有绳纹，而此时人类的另三大文明还基本处于蒙昧阶段；

公元前6680—642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古文化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和石刻文已初具殷墟甲骨文之雏形，比之古埃及、巴比伦的象形文字早出了约4000多年；河南出土了距今约8000年前的骨笛，多为七孔，具备音阶结构；公元前6100——56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中发现窖穴达88个之多，储藏粟的总量约10万余斤之多；

中国玉器业的发展早在8000年前就基本成熟，独树一帜；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已中充分显示了中华先民纺织业的发达，中国丝织物后来成为古代文明史上横贯中西最为耀眼的彩带；江苏金坛三星村石钺的出土说明了6500年前以有了常备军；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奴隶殉葬，反映了制历权（社会政权）的形成和神权的高度集中；湖南澧县古城墙的发掘证实我国6000多年前就有了城墙的建造和城市的出现……

这些考古发现，因为技术水平原因，对年代的考证尚不够精确，一些结论也有待进一步商榷，所以，如果单独提出来，也许不一定能够说明什么问题。但是如此呈集群规模的发现，如果还不能说明问题，那就只能说是有色眼镜的问题了。

其次，是可考证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国有编年史记载的历史近3000年，除了近代几百年，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不论是文化还是科技。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大家知道，一个文明的出现和发展，是需要时间和积累的，虽然夏、商的历史缺乏记载，但是，如果因此就武断地说中国在商以前是落后于世界的，那么就只有两种解释了，要么中国文明是来自地外文明，要么，就是中国人太聪明了，所以后来者居上了。

当然，有些人也可以说，中国文明是其他古文明的分支，就像今天的美国文明继承自英国一样。不过可惜的是，这种说法是在难于找到证

据，中华文明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风俗信仰，包括哲学，医学，艺术等等都很难看出与其他文明有多大关系。

其实，文字与文学本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人类社会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与文明，是从文字诞生而开始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指出，人类由愚蛮向文明的过渡，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才得以实现的。

而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汉字，从甲骨文开始，就已具备“六书”，即象形、指示、会意、假借、形声、转注，可以想象，汉字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语言载体。

钱伟长先生曾说：“天下没有别的国家的文字3000年以后还能看得懂，汉字可以。”汉字的超时空性为中华文明的延续作出了贡献。让我们作一个简单的比较，三四百年前的英文，今人已难读懂；500年前的拉丁文，只剩下字母和药名；而汉字5000年不变，2000年前的文章，今天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还可基本读懂。

汉语也有与多民族语言交汇的历史，但是由于汉语不像英语那样是多民族语言，且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与吸附力。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一种表意文字，是一个有象可征、有意可寻的符号集群；加之汉族人口众多，有高度发展的文化，所以在语言交汇过程中汉语始终具有稳定性。美国语言学家盖利·吉宁斯在《世界语》一书中称，西方语言学家经过长期多次交流看法之后认为：“汉语是

智慧的语言。”

我们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发展史上，在他们有文字之前，一定走过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汉字这一智慧的语言的出现，也绝对不会是短时期的事情。就凭这一点，我们就完全可以傲视所有的古代文明！

中医中药。在西医大行其道的今天，作为唯一一种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而存在的古老民族医学，具有和西方医学完全不同的理论基础：西医讲的是询证医学，任何诊断和治疗，都必须有道理可寻；中医则基本上是暗箱操作——只讲因果对应，绕开因果联系。今天，也许你可以鄙视这种方法，然而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它却能够抛开理论发展的束缚，极大地加快医学发展速度。而这种区别，也正是中华文明独立起源的证据之一！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证据，就是中国文学，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中说，德国大文豪歌德有一次与同时代诗人爱克曼谈到他读到中国的一部作品（法译注为《两姊妹》，朱光潜按：“可能指《风月好逑传》”）：“故事里穿插着无数的典故……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爱克曼问：“这部中国传奇在中国算不算最好的作品呢？”歌德说：“绝对不是。中国人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见该书第111～1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9月版）。

勿庸置疑，文学和绘画等其他艺术形式一样，都必须经历漫长的发展史，才能达到一定的成就。遍观古今，没有一个文明程度低，文明史较短的民族，能有大量辉煌的艺术作品。

造成今天一些人对中华文明史妄自菲薄的原因，除了文献记载的缺失和西方学者的偏见和贬低之外，后人的主观臆断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比如辛亥革命胜利后，为了“恢复中华”，提出了“黄帝纪元表”，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后来以此推算的年表，又被《辞海》等广泛采用，所以影响很广，差不多就是所谓中华文明只有五千年说法的起源。而事实上，这一说法，是非常不可靠的。

其根据之一，是宋代的邵雍《皇极经世》一书所称尧年为甲辰年，再经卢景贵考定这一年相当于公元前2357年。而邵雍并非史学家，而是一位精通“象数之学”的哲学家，《皇极经世》又是一部“术数”书，这样严肃的文明史纪年问题，决不是一本“术数”书就能解释的，而且卢景贵的考定又缺少可靠的数据，即便是以《史记》中的黄帝纪年的推算也极不准确，辛亥革命时以此为根据提出中华民国纪年的可信度可想而知了。

自从西方人取得海上霸权，他们用炮舰在全球各地推行殖民主义，西方学者对于许多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关心，但这种关心又往往带有一种白种人的优越感和种族主义偏见，如对古代文明史的所谓研究就有极重的种族色彩。他们把世界四大古文明按着时间

长短进行了排序，把古埃及文明排在了第一位，其文明史长达6000余年；第二位是古巴比伦文明5000余年；第三位是古印度文明5000年；最后是中华文明4000余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那些英国的学者在否定中华文明、鼓吹“西来说”的同时，却把中国的“二十四节气”的划分传到了欧洲，传到了英国。此前的欧洲只知道冬至和夏至两个节气。无论是古埃及、希腊、巴比伦、或印度，这些古老文明的发祥地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创造。二十四节气传到欧洲后，引起了一片赞叹，英国著名气象学家萧纳伯曾以英国气象局局长的身份在1928年的国际气象台台长会议上，倡议欧美各国采用中国的二十四节气。

英国率先在农业气候和生产统计中采用了萧纳伯的建议。而在中国，我们先祖早在10000年前就懂得了观察天象和气候，并和农业生产结合，创造了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夏、秋、冬等八个重要节气，后经伏羲、黄帝时代的进一步完善，已在农业社会中得以广泛的应用了。可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研究和掌握天文、地理、物候知识的最早的民族。

综观世界文明数千年发展史，曾驰骋世界史上光彩夺目的几大古代文明，如古罗马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等，它们文明的链条不是中断就是散失，留给历史的多是昔日的辉煌。唯有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作为世界古文明中唯一一朵常开不败的奇芭，是有其自身原因的。

首先，根据统计，中华文明的滋生空间，是世界上其他古文明滋生空间总和的十多倍。滋生期的空间大小决定了体格大小，体格大小又决定了生命力的强弱；空间之大，建构了中华文明的精神规模。中华文明的话语基础，是“五湖四海”、“九州万里”。这种精神规模往往失之于空泛，却也给中华文明带来了自信、责任和山河永固的象征，确实是增加了它延续后世的力度。

在中华文明遭受到危难的时候，或者由于气候和战乱的因素面临衰落的时候，空间之大，使它获得了一次次异地迁徙和转移重心的机会。“山重山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复杂而辽阔的回旋余地使它避免了很多危机。中华文明发祥以来不仅抵制住了“蛮族”的武暴进攻，而且屡屡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化野蛮为动力，纳百川而成东海，从而增强了民族的机体，避免了同古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同样的命运。

其次，中华文明极少受到宗教的窒息。无论是中华本土的道教还是外来影响深远的佛教，其主体作用主要是为中华文明的民间文化增光添彩。在中国，因为宗教信仰造成的社会动荡、矛盾甚至战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似欧洲，基督教束缚麻醉达千年；更不似印度，宗教的不良作用从古至今。

再有就是中华民族巨大的同化力和吸引力。众所周知，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难被同化的民族，流散到欧美的犹太人，至今保留着自己的风

俗传统。唯一的例外，就是流入中国的一支。同样的还有古代中亚擅长商业的粟特族，对于张骞笔下那些“虽富巨万，而衣食粗鄙，父子相争利”的粟特人来说，中国这个高度文明的礼仪之邦，是多么的具有吸引力！

还有就是中国文字和文化的传承性，这个，前面讲了很多了。

也应该看到，中华文明也具有一定的缺陷。比如，重视技术而忽视科学。中国的科技和发明创造，多是实用性非常强的，而纯粹的理论研究却很少。一定程度上讲，这也是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之一！

对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历史地位进行正确的定论，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动力。清醒认识到“西方中心论”这种思想观和理论观支配下所形成的，长期以来对我中华文明的藐视和轻描淡写，深刻反省我们自己对伟大文明的漫不经心或还冷嘲热讽甚至是彻底的虚无的错误观念，树立正确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对我们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