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民族政策失误的原因解析

苏联民族政策失误的原因解析沙皇长期推行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殖民政策，在非俄罗斯民族心灵深处植下了仇恨的种子。

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消解非俄罗斯民族对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之恨，维护苏联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高盼远瞩，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观出发，制定和实施苏联的民族平等政策，并赋予各民族加盟共和国以自决权，倡导俄罗斯民族要以对自己的不平等来补偿和抵消历史上对少数民族所造成的伤害。

应该说，在民旌平等理论和政策的指导下，苏联政府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是，融三尺之冰，也决非一日之暖。

尽管苏联近70年来一直致力于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并多次宣称“民族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但事实上，苏联政府最终没有融解积淀于非俄罗斯民族心灵深处的“三尺之冰”，没能扼住民族分离主义的“潘多拉魔盒”，没有阻挡住各加盟共和国走向独立的步伐。

透过苏联解体的背后，我们应该看到苏联民族政策中的诸多失误。

一、大俄罗斯主义是苏联民族政策变形的总根源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统治地位的确立，特别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决批判和打击，大俄罗斯主义失去了明日张胆发作的市场，其影响受到了很大的削弱。

但是，作为一种影响整个民族几百年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大俄罗斯主义已深深熔铸于俄罗斯民族的脑髓之中，其根之深，蒂之固，就连列宁事业的直接继承者即斯大林——一个俄罗斯化的异族人——也难以完全摆脱它的纠缠，更不用说普通的俄罗斯党员和群众。

因此，虽然从表面上和理论上来看，大俄罗斯主义受到了铲除和唾弃，但从苏联民族政策的实践层面来看，大俄罗斯主义作为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潜规则，却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以一种巨大的惯性思维力量支配着俄罗斯族的干部和群众，肢解着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理论和政策。

正是大俄罗斯主义的强大隐身功能，使党的领导干部能够堂而皇之地在民族平等原则的指导下，把大俄罗斯主义“贯彻”于民族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无形之中。

由此可见，在苏联的现实生活中，由于相当数量的所谓大俄罗斯主义的“坚决批判者”(如斯大林等)本人就是彻头彻尾的大俄罗斯主义者，他们难以改变业已形成的思维定势并制定和实施毫无大俄罗斯主义倾向的民族政策，这就决定了对大俄罗斯主义的反对和批判只能是“雷声大而雨点小”，大俄罗斯主义并没有远离苏联的民族政策，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

万物相生而又相克，地方民族主义是缘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而产生，它的消亡也取决于大俄罗斯主义之消亡。

苏联时期大俄罗斯主义的不死之势，决定了地方民族主义作为矛盾的另一方面也必然相随相伴。

不仅如此，大俄罗斯主义的名亡实存，特别是苏联的主要党政领导人对大俄罗斯主义的名贬暗褒，更容易激发各种地方民族主义的反弹，导致形形色色的地方民族主义的泛滥。

在大俄罗斯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一矛盾中，大俄罗新主义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然而，由于大俄罗斯主义的长期腐蚀作用，使得许多苏共领导人陷入了这样的判断误区：即一提民族主义就是指地方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等同于民族主义。

在这样的错误理念驱使下，他们在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和打击中，往往放弃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对大俄罗斯主义的批判而把矛头对准所谓的“地方民族主义”。

由此形成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即越把火力集中于所谓的“地方民族主义”，也就越是纵容大俄罗斯主义；越发纵容大俄罗斯主义，也就越是不断地催生地方民族主义。

几十年来，大俄罗斯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不断地进行着量的积累，积累的最终结果，就是苏共亡党、苏联亡国、联盟解体。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影响下，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某些时候也大行民族扩张兼并之举，而这种沙文主义的扩张兼并对一些少数民族所造成的新的伤害，成为引发民族分离运动的起爆器。

“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

”然而，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置恩格斯的忠告于不顾，在二战前后，与德国签订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议定书，打着保护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旗号，用武力威胁方式强迫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国家加入苏联，用“武力解放”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芬兰的部分地区、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的北部领土等民族地区，并将这些地区划归苏联版图。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这种沙皇式的民族殖民扩张行径不仅没有丝毫忏悔之意，反而反复强调其正确性、合理性。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这些地区并入苏联以来，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接连不断，民族分离和独立意识十分强烈。

1989年8月23日，200多万名波罗的海沿岸的三国居民举行示威游行，他们“手拉手”所组成的600公里长的人链，把苏联领导人的扩张兼并所种下的恶果推向了极致。

对此，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其新作《大国的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一书中明确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我国在民族土壤上发生的种种事件，带有地区性，但它们却成了几年后造成雪崩式毁灭性发展过程的推动力。

在这些事件中，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加盟共和国起到了特殊的催化剂和起爆器的作用。

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率先宣布自己拥有国家主权，提出要退出苏联。

而中央在处理这些事件时对策上的平庸无能，却向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表明，任何破坏国家统一的行动，其组织者实际上都不必承担什么后果。

”“这些政治势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掀起了猛烈的风暴。

其最终结果，就是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八九月间签署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命令。

”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的认识不到位，导致民族政策指导思想上的“大跃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发展规律特别是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作过许多论述，明确提出了民族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命现象，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社会主义时期，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民族歧视、民族猜疑和民族不信任心理状态残余的影响还会不同程度地长期存在着，特别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残余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还会继续腐蚀人们的思想，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产生新的隔阂和不信任现象，各民族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再加之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的相互交织，这就决定了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的特点。

尽管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各民族间的共同性因素不断增多。

民族融合的趋势日渐显著，但民族和民族问题还将长期存在，民族间的完全融合只能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事。

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在领导党和政府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的过程中，片面强调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共同性因素增多的一面而忽视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长期性，这就导致民族政策指导思想上的“大跃进”现象。

这种指导思想的“大跃进”直接来源于苏联领导人提出的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盲目冒进理论。

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宣布已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其后的赫鲁晓夫又提出20年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声称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转变。

对社会发展阶段超前定位，无视民族差距存在的普遍事实，盲目地下结论、定政策，人为地促进各民族形成“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

对于苏联政府妄下结论的作法，法国学者唐科斯直言不讳地指出：“苏联领导人断言存在这个‘苏联人民’，然而，这种说法帮不了它的忙。

他们一再重复的这种论调不过是些咒语。

光靠咒语是不能改变社会现状的。

苏联的社会现状是，这些民族正在顽强地表现着自己，任何巫术都不能使它们突然消灭而融合成‘苏联人民’。

”可见，苏联领导人对苏联民族问题的认识违背了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致使苏联的民族政策严重脱离各民族的实际情况。

苏联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苏联是在被视为“各族人民监狱”的沙俄帝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在承继沙俄帝国广袤领土的同时，也领受了沙俄时期复杂的民族矛盾遗产。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其民族成份有120多个，居民的宗教信仰有多种，宗教信仰与民族感情又往往纠缠在一起，大俄罗斯主义思想观念在俄罗斯居民中根深蒂固，地方民族主义也不时露面，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等等。

这些情况表明了苏联民族问题极具复杂性，任何无视这一复杂问题并企图简单化对待民族问题的言行，不仅无益于复杂民族问题的解决，而且还会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

苏联在几十年的民族政策实施过程中，动辄大扣“地方民族主义”帽子，大搞民族移民，推行俄罗斯化政策等等，都是无视民族问题复杂性的典型表现。

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80年代以来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中充分展现出来。

三、民族矛盾的定性不当，引发了民族问题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民族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各民族人民都成为国家的主人。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所造成的各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这就导致一些民族产生不满情绪，进而向党和政府提出相应的利益诉求，以求在统一国家内的民族平等原则框架下，维护和争取本民族的合法权益。

应该说，这样的民族问题并没有危及到国家政权和国家的统一，完全属于非对抗性的民族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教育、政策、法律等多种手段加以调解。

当然，由于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激化，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以及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地利用民族问题，制造民族纠纷，破坏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团结。

诸如此类的民族矛盾无疑上升为对抗性的矛盾、敌我矛盾。

但总体而言，民族矛盾中的对抗性矛盾仅是极少数，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然而，就苏联政府处理民族矛盾的实践来看，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把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民族问题一并视为敌我矛盾、阶级矛盾，然后动用国家的专政工具，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加以解央，由此导致了民族问题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

如在30年代的大消洗中，大量的少数民族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医生、科学家被当作阶级敌人而除掉；在二战时期，因极少数人的投敌叛国行为而惩罚于整个民族，对20多个民族的大批居民进行迁移，其中整个民族遭受迁移之难的就达ll个；把犹太民族的专家、医生视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无情迫害；把维护本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看作是地方民族主义者而大加批判和打击。

苏联领导人对民族矛盾的不当定性所引起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过去饱受沙皇殖民统治之苦的非俄罗斯民族，在高扬民族平等旗帜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少数民族的一些代表又被视为阶级敌人而惨遭迫害，这种“旧恨加新仇”的民族矛盾不断累积，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引起民族矛盾“火山”式的大喷发。